谁在花钱，谁在硬扛：中国消费温差背后的四类群体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三更一勾帘下斜 ，作者：三更一勾帘下斜

谁在花钱，谁在硬扛：中国消费温差背后的四类群体

周末午后的上海安福路，一家定价268元的Brunch门店门前排起二十余人的长队，等位动辄四十分钟以上。一街之隔的连锁服饰店内，试衣间门庭冷落，店员数量甚至超过到店顾客。

同一座城市、同一个时间段，却上演着冷热截然不同的消费图景。

这并非单一商圈的偶然现象。当下国内消费正在显现一道愈发突出的结构性温差：餐饮、文旅、演出体验市场热度高涨，而服装、家电以及多数普通实物商品零售持续承压。映射到宏观统计上，便是服务消费增速显著高于商品零售；落到个体感受层面，一部分人感知到消费回暖，另一部分人却愈发捂紧钱袋，不敢轻易消费。

两种感受皆是现实。核心的疑问在于：不同的体感，究竟对应哪一部分人群？

我们可以用两个核心标尺划分国内消费者——可支配财富的多寡、可自由支配时间的多少，由此勾勒出四类人群，他们正身处完全分化的消费处境之中。

第一类：有钱有闲，体验消费的核心主力

58岁的李阿姨刚刚退休。早年就职国企行政岗位，退休金叠加企业年金，每月实际到手收入甚至高于在职时期。老伴仍在岗工作，子女已成家独立，家庭几乎没有负担。

她加入了六个旅游社群，每周至少安排一次外出活动，周边短途游、康养项目、老年大学课程把日程排得满满当当。不久前报名三千余元的贵州七日旅行团，消费决策十分干脆；家中半柜保健品，大多来自旅途采购。于她而言，辛苦半生，如今正是享受生活的阶段。

李阿姨并非个例。国内正迎来规模空前的婴儿潮退休浪潮，每年新增退休人口超2000万。这一代人完整分享了改革开放的经济红利，不少体制内、国企退休群体拥有稳定的养老金与家庭积蓄，手握充足时间与消费底气，消费高度向旅游、体检康养、社交餐饮等体验类服务倾斜。

究其根源，家具、家电、服饰等实物耐用品，大多早已配置完备。对这部分群体，消费不再是添置物件，而是换取体验、便利与健康。

他们是服务业韧性十分关键的内生支撑，但力量存在边界：其购买力来源于养老金与家庭积蓄，属于二次分配，无法改变初次收入分配的底层格局。即便消费意愿旺盛，该群体总量有限，消费赛道相对集中，难以独自托举整体消费大盘。

第二类：有钱没闲，被生活成本挤压的城市中产

34岁的张伟，互联网大厂资深员工，年薪80万看似可观。但每月房贷2.3万，孩子国际幼儿园支出1.5万，叠加车贷、物业等固定开销，收入被持续消耗。

他已经很久没有完整度过一个周末，工作日晚间九点下班已是常态，休息日仍要随时响应工作消息。为数不多的日常消费，是深夜加班时三四十元的外卖，短暂慰藉高强度的工作压力。许久没有购置新衣，并非无力承担，而是被工作剥夺了消费的时间与精力。

张伟是城市中产的典型缩影。他们拥有不错的收入，却被工作完全挤占个人时间；具备消费能力，消费诉求更多集中在“购买时间”——外卖、家政、打车、短时度假。房贷与子女教育两道刚性支出，大幅压缩了自由消费的空间。

客观来看，这部分群体绝对体量不小，但在劳动人口当中占比并未持续扩张。过去十年，城市中产规模有所增长，但增速滞后于整体经济增长，中产的“底盘厚度”不足。高薪岗位供给有限，绝大多数劳动者并不能迈入这一收入层级。

他们撑起外卖、短途休闲消费市场，自身却负重前行。一旦遭遇降薪、失业冲击，便极易滑向下一个群体。

第三类：没钱有闲，收入收缩下的消费缺位者

28岁的小王，曾经从事房产中介行业。2023年失业之后，先后尝试网约车、外卖骑手，几番辗转，劳动所得勉强覆盖社保开支。如今租住郊区月租800元民房，昼夜作息颠倒，大把空余时间，求职投递大多石沉大海。

“时间多得是，但根本不敢花钱。最怕收到朋友的婚礼请柬，随份子都要靠借贷周转。”

小王的处境，是产业链调整带来的就业外溢的缩影。地产周期下行，开发商、中介、建筑施工、建材装修整条产业链释放千万级别的待就业劳动力。部分大龄劳动者选择返乡，一部分流入制造业，但自动化机器替代持续推进，制造业吸纳就业的能力有限，大量劳动力涌入生活服务业与灵活就业赛道。

灵活就业供给持续膨胀，直接压低劳务报酬：外卖单均收入由早年七八元回落至四五元，网约车一小时实际到手不足三十元。这部分群体并非没有消费欲望，而是收入水平被持续压制，优先保障生存。

他们很难参与服务型消费，仅能拉动低价刚需实物商品，消费能力被压缩至底线。

第四类：没钱没闲，为生存精打细算的广大工薪主体

42岁的刘姐，商场服装导购。整日站立工作，底薪加提成日均到手约200元。日常自带馒头果腹，最大限度压缩吃饭开销。丈夫在工厂倒班，夫妻二人难得碰面，家中孩子正值初中教育阶段，处处需要开支。

“手里略有结余，却不敢随便花销，不知道门店什么时候就会经营不下去。”

以刘姐为代表的普通工薪阶层，构成国内劳动力市场的基本盘。收入有限、岗位稳定性偏弱，每日工作时长普遍超过十小时。消费高度聚焦房租、伙食、子女教育、基础日用品。服饰转向平价渠道，手机更新周期不断拉长。

旅游、康养、高溢价餐饮对他们而言属于奢侈选项。他们和高薪中产隔着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一边是被大宗刚性支出拖累的高收入群体，一边是被生存压力束缚的普通劳动者。

实物消费整体疲软，根源便在此处：不是民众没有换新的意愿，而是收入不足以支撑消费升级。

消费温差的底层逻辑

把四类群体放在一起，消费分化的脉络便清晰可见。

服务消费的景气，来自有钱有闲、有钱没闲两大群体：退休群体释放时间与积蓄，高薪中产用收入换取服务便利，共同撑起餐饮、文旅、家政市场。

实物消费的低迷，则源于没钱有闲、没钱没闲的庞大群体：前者消费能力近乎枯竭，后者每一笔开支都必须权衡利弊。

更关键的现实是，后两类群体的人口规模，远远大于前两类，且这一趋势仍在延续。

过去十年，三重结构性变化深刻重塑就业与收入格局：

产业资本密集化：光伏、芯片、动力电池等高端制造业拉动GDP效果突出，但属于资本重资产行业，吸纳就业的能力偏弱。百亿级的工厂，实际招工规模仅有数千，高薪岗位稀缺，大量岗位为标准化蓝领；

地产链条收缩：地产下行释放千万级产业链劳动力，大量涌入灵活就业，直接压低低端劳务市场的薪资水位；

企业用工逻辑转变：存量竞争环境之下，企业更倾向于控制人力成本。相比资历深厚的老员工，年轻人力成本更低，35岁不再只是年龄标签，成为企业核算中的成本考量。

多重因素共振，带来中间群体的收缩。高收入群体人数不多，但收入增长相对更快；中产底盘不断变薄，部分个体遭遇降薪、失业，甚至退出劳动力市场；底层劳动群体持续扩大，灵活就业、降级再就业成为常态。

当社会主体人群的收入增长受限，实物消费自然难以走强。这属于中长期结构性矛盾，并非短期周期波动，降息、消费券这类需求端刺激工具，很难从根源化解问题。

温差不是简单的贫富差距

不少人会将这一现象简单归为贫富差距，认为是所有经济体的共性问题，但国内的矛盾具备更具象的特征：初次分配当中，收益不断向资本端倾斜。

企业盈利更多流向设备迭代、技术与自动化投入，也就是资本要素，而非新增高质量劳动岗位。劳动报酬占GDP比重阶段性承压。平台模式兴起后，流量竞价、平台抽成形成数字层面的地租效应，持续挤压小微从业者的实际收益。

养老金可以保障退休人群基本生活，却难以驱动大规模消费升级；转移支付能够守住底层生存底线，但不足以支撑文旅、餐饮这类改善型消费。

资本回报跑赢劳动收入，再分配仅能兜底，无法拉动广泛消费。只要这套底层分配结构不变，消费的冷热温差就会长期存在。

回到安福路的景象：排长队的Brunch门店，和门可罗雀的服饰店，二者都是真实中国的切面。

身处优越圈层，满眼是热闹的消费复苏；扎根普通底层，感受到的是消费收缩的寒意。宏观数据给出的是平均数，平均数会掩盖巨大的结构分化。

当我们谈论消费复苏时，更应当追问：究竟是谁在复苏，谁依旧在承压？

这个问题的答案，将决定当下的消费温差，只是短期的周期现象，还是一道时代的长期分水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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