弥勒市“文明乡风故事汇”获奖作品展示丨一类作品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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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推进新时代文明乡风建设，挖掘本土移风易俗、家风传承、好人好事、乡村振兴等领域鲜活素材，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文明理念，培育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文明乡风，凝聚乡村振兴精神合力，推动精神文明建设与乡村发展深度融合，市委宣传部联合各相关单位组织开展“文明乡风故事汇”征集展示活动。经过两月余的征集与筛选，一部分优秀作品从众多投稿中脱颖而出，今天起，弥勒市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对这些优秀作品进行集中展示。

今天展示

一类作品2篇

《父亲的遗言，余林的答卷》

《绝户》

一起来品读

父亲的遗言，余林的答卷

作者：刘玲

在云南弥勒，余林这个名字如雷贯耳。在竹园镇的乡间大地，这位人民调解员更是妇孺皆知。23年调解生涯，3900多件纠纷成功化解，从弥勒好人、红河好人、云南好人到中国好人、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奖牌证书塞满几大箱，他却很少提及。他觉得自己就是个普通人，只不过把一件事干了23年。

在老百姓心里，110太远，派出所太忙，法院有“门槛”，但余林就在身边。手机24小时开着，不穿制服，却是这片乡土上最信得过的能人。

有天中午，一个女人打来“救命”电话：“余主任，快来吧，要出人命了！”余林挂下电话，叫上妻子，开上那辆三轮“战车”就往外冲，一路颠簸如飞。这是土桥村一个寡妇与亡夫兄弟家的宅基地纠纷。余林赶到现场，冲到两拨人中间，高举调解书：“都给我住手！这份协议书是我写的，盖着人民调解委员会的章，有法律效力。不按协议履行，就是胡搅蛮缠！”这样的危急时刻，余林没有退缩。他手无寸铁，却像一堵墙，硬生生挡住了即将爆发的冲突和流血。

面对泼皮无赖王大虎指着鼻子骂：“你要是不这样处理，我喊人收拾你，整死你！”余林镇定自若：“我这身骨头就是法律的秤砣！”

更多时候，余林像一根缝衣针，把破碎的情感一针一针缝回去。白存仙老人养了五个儿子一个女儿，老来却无人肯养。余林走进她栖身的破庙时，老人正睡在破烂的编织袋上，三块石头支一口小锅，几根咸菜、半锅稀粥。看见余林，老人扑通跪下来：“法官，救救我！”那个夜晚，他把六个子女召集到村小组办公室，从晚上八点谈到凌晨两点。先说法：赡养父母是法定义务，拒不赡养可能触犯刑法；再说情：母亲当年怎样一口饭一口饭把你们养大，你们可还记得？协议签完，六个子女走了，余林瘫坐在椅子上，浑身散了架。

几天后，白存仙老人寻上门来，从布袋里掏出几个热乎乎的鸡蛋，非要塞给他。那双手颤巍巍的，像秋天将落的叶。老人后来活到了九十多岁。

山东客商许老板借给竹园糖厂老板梅永刚20万，梅永刚拖了两年半没还。后来许老板得了心脏病，急需做心脏支架手术。多次讨要无果，情急之下，开车堵了糖厂大门。警察来了说是经济纠纷，让他们上法院。余林接手后明白，这不是在调解案子，是在抢救人命。他找到梅永刚，一遍遍做工作。梅永刚开始态度很强硬，余林说：“你看过他的检查报告没有？他再不手术，随时可能死在你的厂门口。”梅永刚终于松了口，可他说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钱。换作其他人，事情可能就僵住了。余林揣着借条跑遍梅家所有亲戚，软磨硬泡：“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良心没了可补不回！”第七天黄昏，他把凑齐的20万递到许老板颤抖的手里。

手术很及时，医生说：“再晚来一个星期，人就没了。”许老板万分感激，回到山东后寄来一盒阿胶，附信一封：身处异乡，临危之际，得贵人相救，没齿难忘......那盒阿胶，余林原封不动又寄了回去。

在海量的矛盾纠纷中，余林以法律为依据，以事理为尺度，以感情为纽带，避免了流血冲突，讨回了农民工工资，修补了有缝隙的婚姻，重构了和谐的邻里关系。

余林的这套硬功夫，除了在工作中打磨，更得益于父亲的言传身教。父亲是生产队长，小时候余林常常跟着他走村串户。父亲总是带着一把小椅子、一把手推剪，有纠纷就调纠纷，没纠纷就为群众义务理发。父亲常说的一句话是：“人这辈子，总得给这个世上留点美好的东西。”这句话如同一粒种子，在余林幼小的心里生根发芽。

父亲临终留下遗言：“人不能只为自己活，更要为别人活，多帮助群众。人不能只为钱活着，要为国家为社会，该奉献就要奉献，才不算白活。有人需要你，就说明你是个宝。多去为群众做好事、实事，积善、积德、积寿。”

父亲走后，留给子女三间破茅草房和几枚毛主席像章，其中一枚刻有“为人民服务”的胸章被余林奉为传家宝。他每天都戴着，去北京人民大会堂领奖时都戴着。司法部副部长看见那枚胸章，问：“这是什么？”余林说：“这是我父亲留给我的，我每天都戴着。”部长点了点头，心中满是赞许。那枚胸章已经掉漆，边缘磨得发亮，戴上它，仿佛接过了父亲的接力棒，一站一站跑下去，让生命的意义在时间的长河里闪烁光芒。父亲不是什么名人、伟人，没有豪言壮语，却用最朴素的语言、最纯正的家风影响着余林。

好的家风是会生长的。为了工作，余林几乎没有时间管家。妻子从最初的不解，争吵，后来成为他的司机、秘书，开着三轮车陪他跑遍竹园的108个小组，帮他整理档案。小孙女彭玉琪小学时画过一幅画送给他：一个戴黑框眼镜、系红领带的男人，站在环形图像前面。画的左上角画着一个红心，旁边写着一行字：“爷爷是大好人。”右上角画着一面红旗，上面写着：“为人民服务。”画的背面还写着：“愿世间和和美美！”这幅画，余林视为珍宝，贴在调解室的墙上，后来没地方贴了，又压在桌子的玻砖下。每当调解一天，口干舌燥、精疲力尽时，低头看一眼那幅画，仿佛又充满了力量。

在中国乡村最细微的褶皱里，余林是一个不起眼的人，却是老百姓离不开的人。他用一己之力将破碎的关系重新编织成和谐的网络。而那些被解开的恩怨、绳索、心结，最终都化作新农村建设最美丽的彩虹。

余林用实际行动，践行了父亲的遗言，传承了优良家风。他的“中国好人”“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正是对父亲交出的最满意的答卷。

绝 户

作者：杨馥萍

我出生以后，我家成了别人口中的“绝户”。

在那个严格执行计划生育的年代，第一个孩子是女孩，第二个孩子的我承载了太多的期待。身体本就孱弱的母亲几经波折才怀上我，为了能顺利生产，她住进了寨子里少有人问津的医院。时至今日，姐姐还会因为“她生在家里的塑料布上，而我生在医院的暖床上”这件事，心里存着一丝意难平。在重男轻女的小山村，家里没有男孩，出门总免不了旁人的指指点点。酒过三巡，男人们的较量，常常会落在传宗接代这件事上。

一向好胜的父亲，是村子里少有的识字人，他读过初中，写得一手好字，年纪轻轻就成了村里红白喜事必请的记账先生；农活上也从不落于人后，家里的玉米种得最好，肥猪养得最壮。唯独没有儿子这件事，成了他无法掌控的遗憾。不少人劝父亲再超生一个，父亲总是用沉默回应。

生产那次险些要了母亲的命。得知我是个女孩，母亲陷入了深深的自责，把所有的过错都归咎在自己身上。后来母亲跟我说，那阵子她总做噩梦，梦见村里的长舌妇们指着她和父亲哈哈大笑，说她“下不出金蛋”，让老杨家断子绝孙。

“我那时候真的魔怔了！”她摸着我的头发，语气轻得像一阵风，“想着换个男孩回来，你爸就能抬起头了，这个家就完整了。”

于是那个冷得刺骨的清晨，她揣上家里所有的积蓄，用小被子把我裹得严严实实，拖着还在流血的身子，一步一步往几十公里外的二舅家挪。

“一路上你哭个不停，嗓子都哭哑了。我抱着你，走一步哭一步。我心里想啊，这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啊，我怎么就舍得把你送人呢？可脚就是不听使唤，就想着走到了，一切就都好了。”

从天亮走到天黑，二舅家的村子就在眼前了，她却突然迈不动腿了。就那么抱着我坐在村口的石头上，看着炊烟一点点升起来，又一点点暗下去。直到身后传来急促的脚步声，她回头，看见父亲跑得满头大汗，衣服从里到外都湿透了。他没有责骂，只是轻轻抱过我，和母亲在村口坐了很久。

天已经黑透，没法往回走，只能在二舅家借宿。换孩子这件事，是外公外婆早就商量好的，他们觉得这样对两家都好，二舅也满口答应。看到我们来，二舅很高兴，拿出家里最好的油炸肉招待。嗜酒的二舅酒后说了很多话，大意是会给我找个好婆家，让表弟将来好好孝敬父亲母亲。父亲自始至终没有接话。

二舅家六口人挤在外公外婆盖的老房子里，只有两个房间。父亲母亲被安排在楼板上睡，一面草席上铺一块油布，就是床。没有多余的被子，他们盖的是舅舅舅母的被子，而舅舅舅母盖的，是原本用来垫床的褥子。山里的夜格外冷，我和小我十天的表弟通宵轮换着哭闹，仿佛在用各自的方式抗拒这场命运的交换。那是母亲这辈子熬过的最长的夜。

天刚蒙蒙亮，父亲就毅然决然地带着我和母亲回家了。一路上，母亲边哭边劝父亲回去换，后来父亲终于生气了，说：“自己的孩子自己养。以后我们多苦点，不会比别人过得差。日子是靠自己过出来的，不是靠儿女。”

从村口往回走的那条路，父亲走得格外坚定。他像是憋着一股劲，要把那些嚼舌根的人说的话，一个个都踩碎在脚下。

回忆起那段经历，母亲总是轻描淡写，仿佛在讲别人家的故事。现在她还时不时打趣我：“要是那时候你爸同意换了，你早就是孩子妈了，何至于现在三十岁了还嫁不出去”。不过话到最后，她总会补上一句“幸好没换。”

父亲的决定，改变了我的一生。我在他们身边幸福地长大，记忆里没有丝毫因为我是女孩而被责难的片段，一直是被他们捧在手心里呵护着长大的。自幼体弱的我基本没干过农活，做过最多的活计就是看守物件：母亲上街卖桃子帮着看摊子，下地干活就在父亲撑好的伞下看书守着农具，渴了给他们递水。大部分时候，我只是跟在他们身后，安安静静地陪伴。

打小父亲就告诉我和姐姐：“女儿当自强。”我们的任务就是好好读书。在那个鲜少有人送女孩读书的村子里，父母却一直坚持让我和姐姐上学。他说：“只要你们读，爸妈砸锅卖铁也供。”对于父母的行为，村里议论纷纷：“小姑娘读那么多书有啥用，还不是要嫁人。”父母从不理会这些闲言碎语，他们甚至从来没有跟我们灌输过“找个有钱人嫁了”的观念，而“凡事都要靠自己”却成了刻在我们骨子里的信仰。

那时候赚钱很难，山里的人没有太多出路。两个孩子读书的花销，足以让父母日夜惶恐。父亲去采石场打工，恶劣的工作环境加上繁重的体力劳动，让他患上了肺病，治疗落下的后遗症，至今还在折磨着他。母亲一个人在家包揽了所有农活，甚至学会了架牛犁地。她似乎无所不能，但只有家里人能看到，她每天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回家时，眼里藏着的倦意。

父亲肺病的治疗掏空了家底。看着一穷二白的家和日夜操劳的母亲，父亲心疼不已，他说：“拿命赚钱行不通，穷则思变。”后来父亲走街串巷到处考察，买了不少书研究，最终决定在村里发展特色产业。他摸索着种了村子里第一批山黄瓜，脆甜的口感很受欢迎；又去外地引进桃苗，嫁接改良家里的老品种桃树。经过几年的培育，新品种桃树结出的果子又大又甜，产量也高。后来他又带头种烤烟，每年光烤烟的收入就过万。村子里的人纷纷来请教，他从不吝啬，倾囊相授，山黄瓜、大面桃一度成为我们村远近闻名的特产。

那时候，家里似乎一年四季都在卖东西：桃子、黄瓜、山梨、烤烟、玉米……日子在忙碌中一天天变好。家里盖起了两层水泥浇灌房，父亲骑上了村里第一辆摩托车，用上了当时最时髦的大哥大。

对于家里的改变，父亲总说：“知识改变命运，勤奋创造奇迹。”所以他始终没有放松对我和姐姐读书的要求，哪怕我自己都放弃了。初中时，我一度迷失方向，不想读书，没考上理想的高中，想去打工。他坚持让我重读一年。很多人劝他：“姑娘读到初中差不多了，出去打几年工就该嫁人了。”热心的亲戚甚至已经给我找好了工作。但父亲不同意，执意让我去复读。

结果我还是没有如愿考上好的高中。他就自费送我去读，那高昂的学费，是很多普通家庭一年的收入。渐渐的，我明白了他的苦心，开始发奋学习，后来考上了大学，成了村里第一个女大学生。父亲在村子里摆了酒席，那天他喝得很醉，笑得格外灿烂，他说：“我家姑娘，是要行万里路的人。”

大学毕业后，我考上了公职，成了村里第一个公职人员。姐姐虽然没有读大学，但勤奋努力，日子过得有声有色。父亲因为出色的致富能力和谦和踏实的为人，得到了群众的信任，先后担任村小组长、村党总支书记，在平凡的岗位上一干就是一辈子，多次被评为州市优秀基层干部和优秀共产党员。

二舅当年同意用表弟换我，大抵是盘算着用我出嫁的彩礼钱盖房子，给表哥娶媳妇。可后来的日子，并没有如他所愿。家庭教育的缺失和经济的困顿，使得两个儿子小学没毕业就辍学回了家。表哥去了外地打工，曾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表嫂在孩子出生后就跟别人走了。表哥把孩子带回老家交给舅母，之后就基本没有回过家，像消失了一样。表弟当了上门女婿，后来因为喝酒肇事进了监狱。舅舅舅母带着孙女，日子过得十分艰难。

试想，如果我在这样的家庭长大，恐怕连接受教育的机会都没有，大抵和村里大部分女孩一样，十五六岁就早早结婚生子，一生困于无知和贫穷。

春节前，二舅妈请吃杀猪饭。因为单位有事，我当天上午匆匆去了二舅妈家一趟。院子里热气腾腾，一派祥和的景象。二舅佝偻着身体，面带微笑，顶替着本该是表哥的位置，成了院子里的男主角。

第二天傍晚，二舅妈出现在我家小区门口，把沉甸甸的一袋肉交到我手里。家里的冰箱已经没有足够的空间，平日里小锅小灶，从来没有一次买过这么多肉。等孩子睡熟之后，我把整块肉切割开，学着母亲的做法，分几锅加工成油炸肉。

锅里的油炸肉滋滋作响，香气漫满了整个屋子。我突然想起很多年前，也是这样一碗油炸肉，差点改变了我的一生。那些曾经说我们家是“绝户”的人，大概永远也想不到，我们会把日子过成现在这个样子。

最后一锅起锅的时候，我看了看手机，已是凌晨一点半。

时间过得好快啊，一不小心，我们都被生活打扮成了一个个忙人。虽然也曾想，要在各自的生活里闪闪发光，温暖自己，也照亮别人。夜空中不时传来稀疏的鞭炮声，不知道是晚睡的人，还是早起的人，用这种方式，宣告着春天的讯息。

总编/刘勇

责编/张云龙

值班编辑/孔德云

编排/邱少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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