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润涛：当滕县成为滕州

　　我从故乡来滕州工作生活已经50年了。1976年12月18日，这个日子是我人生的分水岭，从此，我由一个农民蜕变成为一个吃商品粮、拿工资的公家人。

　　还有两个日子我也记得比较牢：一个是1983年11月5日，山亭区设立，滕县东部山区8个公社被划入山亭区；再一个是1988年3月7日，撤销滕县，设立滕州市。前一个日子于我来说，也像是一道分水岭，从此我的籍贯由“滕县”变成了“山亭区”。有一位网友曾玩笑说：“出门前还都说自己是滕县人，第二天一早醒来，地方没变，身份却变了，成了山亭人。”“一夜之间，挂在墙上的行政地图就要换了。那条新画出来的红线，把几代人眼里的一个地方，分成了两个世界。”“这种改变，就像脚下的土地，被硬生生掰开了一样。”我当时的体会也和这位网友一样。

　　随着县改市，尤其是山亭区的建立，人们的情感悄悄发生了变化。特别是我，在改变隶属关系和籍贯的同时，社交圈里还因之多出了一个新分类——山亭老乡。

　　山亭老乡，水泉老乡，好亲切好温馨的称呼。我第一次接触这个称呼，是因要为一个企业下岗职工进行捐款。被捐助者的情况我清楚，孩子多、家庭负担重，生活陷入困境。有人在老乡中发起倡议，呼吁大家进行捐助。我那天在外地开会，没能参加活动，很多事情是后来听老乡们说的。这件事对我触动不小，乡情慢慢在我心里发酵。有一次，我和同事到市内某省属企业单位办事，席间有人问我是哪里人，我答老家是山亭区水泉乡。他马上起身向我伸出手，激动地说：“咱是老乡，我姓刘，家在朱庄。”我们两人因之拉近了距离，相谈甚欢。

　　随着山区林果业的迅速发展，和滕州山亭城际公交的便捷，家乡人这几年来滕州卖水果的越来越多，一些水果甚至成为家乡的地理标志，譬如，水泉的樱桃，水泉的蜜桃，水泉的冬桃，小城人无不知晓。常言道，是亲三分向。每听到对方是水泉人，我总感到莫名亲切。老伴也和我一样，她在街边买水果，只要对方说是冯卯或者水泉的，从来都不讲价。有一次，我和老伴上街办事，不但买了老乡的樱桃，还帮老乡看了会儿摊子。

　　老乡一词，本是对不知姓名的农村人的称呼，后演变为同地域、同文化背景的人。老乡之称，可以小到一个村、一个乡、一个县，至于大呢？一个省、一个方言区域，乃至同一个国籍。

　　不论户籍上写的是山亭人，还是滕县人、滕州人，我都是同一个我。然而，在生活和工作中，不同时期不仅有所区别，甚至还曾让我对故乡产生了疏离感和陌生感。行政区划改变后，我不会再像之前那样到东部山区乡镇调研采访了，也见不到家乡人来城里办事了。刚开始那两年，总觉得自己被故乡抛弃了，就像断了线的风筝和被割断脐带的婴儿。不过故乡人并没有拿我当“外人”，当他们说到滕州时，口中仍然是滕县这滕县那的，“滕县”俩字就像刻在骨头里融化在血液中。当然，不同时代的故乡人对滕县的感情并不一样，老一辈人对滕县的感情浓厚，而年轻一代就有些淡薄，好像压根儿就没和滕县发生过关联。我懂得老一辈人的乡土情结，山亭与滕县水同源、文同脉，风俗习惯也大同小异。

　　隔着漫长的时光眺望，故乡不时走进我的文字和作品里。进入21世纪以来，我与故乡又热络起来，写下了大量带着乡土气息的文学作品。有两位山亭老乡读了我的文章，知道我和他们一样都有乡土情结，于是便走到了一起，每年至少一次乘车到东部山区一游，成为名副其实的“三人行”。退休后我回老家的次数越来越多，尽管有时只是回去上坟或者送别亲人，但也亲眼看见了山区的巨大变化。

　　近几年我对“家山”一词越来越敏感起来。村里人逝去后多把墓地选在故乡的山上，因为他们认为故乡的山才是家山，而故乡之外的山则是野山。背靠青山面向响水才是自己人生最好的归处，灵魂才能得到安妥。不仅如此，一些早年便迁居小城的故乡人，也会把自己的归处选在小城周边的山上。难道真像人们说的：回不去的才是故乡？还是这“野山”也成了“家山”？抑或“哪里黄土不埋人”？

　　与之相反的是，随着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故乡人也越来越重视教育，为了给孩子选一个好学校，越来越多的故乡人把向往和追求的目光投向了滕州，越来越多的故乡人在滕州城区买了房，把家安在了小城乃至学校周边。周围故乡人不断增多，我对地域的界限渐渐模糊起来，对籍贯的认知和归属感似乎也越来越淡。也有不少滕州人跑去山亭区买房，几十里的路程在当代人眼中根本算不了什么，开车几十分钟便到了。何况眼下已开通了滕州至山亭的公交专线，哪怕是不能开车的老年人在两地间来回也方便了，有空便去赶山亭集的滕州人越来越多。是的，当下的滕州和山亭，地域界线已没那么分明了，真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不过，我认识的一些故乡老人，仍固执地称自己是“滕县”人。而我，每当听人提到滕县仍感到亲切。我为此庆幸和骄傲，因为我拥有两个故乡，一个是滕县，一个是滕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