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电影铁道游击队,吕其明、秦怡,刘知侠等都被批斗了,甚至被打成了文艺黑线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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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年代,它成了毒草。
因为,革命战士怎么能静悄悄睡觉呢?这是消磨革命意志。你没写主席关于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原则,这是站队问题。它不像无产阶级游击队,而是像一帮农民队伍,这是宣传个人英雄主义等等。
而《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这首歌同样遭殃了,说太阳快要落山了是在恶毒攻击伟大领袖。
连带遭殃的,还有其他一系列的文艺作品形式,如评书被毁了,连环画的原稿也毁了部分。
由此,电影、书、评书等一整套文化作品,全部被一套政治附会的逻辑从根上拔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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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因为政治审查标准,就是把任何一个细节,都能拔高到一个微妙的层面去解读。
你怎么能睡觉呢?这是消磨革命意志。
太阳怎么能西边落山呢?这是在攻击领袖。
政委在但没写他的工作,这是在否定党的领导。
在时代背景下,这每一条的逻辑看起来都是“事实”,从而批斗也就有了道理。
什么是证据?这就是证据。在这样一套逻辑下,没有作品是安全的,也没有人是安全的。
郭德纲的这个相声被一批人批为不尊重英雄,仔细想想,与以往的逻辑何其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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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桥段是在拿题材当笑料,是不尊重历史。把红歌改成那样是在消解英雄,你这么做是不是在影射什么?这个逻辑一样,规律也一样,在想当然和种种附会中,把作品拔高到一个不容触碰的层面,然后进行审判。
当年吕其明 秦怡 刘知侠等被批斗抄家查禁了。现在应该不会了,但依然可以让演出叫停,段子删减,演员舆论围剿。这个逻辑没变,只是工具换了,好像也文明了。但由此让边界更模糊了,因为没有明确的规则,只有不断移动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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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不会重来,但会以不同的方式在场。
政治附会与道德绑定的特点,就是跳过作品本身,直接指控作者的意图。
当年,《铁道游击队》的遭遇是这个逻辑的极端表现,太阳快要落山了就是在搞攻击。现在,逻辑虽然不再那么极端了,但光谱依然存在。
所以只要涉及它,就会被解读成某种立场,然后就有了审判的理由。
这种情况下,任何人概莫能外,没有谁能逃得掉。
郭德纲事件虽然还没有官方系统否定,但舆论的烈度足可以逼退创作者了。当一个演员被如此围攻后,其他所有的文艺作品都会选择主动退让。于是不会有人再碰这类题材了,因为无论怎么样,换一个视角看都会有问题。如此,创作空间会被压缩,整个社会就形成了更微妙的关系。
当年《铁道游击队》的逻辑,是把作品变成了政治表态。这种逻辑可以解读作品的任何细节,最终会让社会变成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看起来完整,却再也透不进光了。
这大概就是历史留给我们的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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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不是要我们记住哪些作品被封禁了,而是要我们看清,它们是在什么样的逻辑下被封禁的。而那个逻辑,至今没有完全消失,它只是在等待合适的时机、合适的修辞,重新回到它曾经待过的地方。
这对绝大多数人而言是不幸的,因为你得处处小心。而一旦不慎,你就会掉进去。
而今,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这首歌依然在传唱,虽然不再被解读为攻击了,但那套附会权力的逻辑,真的拿走了吗?郭德纲事件,可能也因此给了历史一个提醒。
而其实,它被批判过,但它还在,这本身就是答案。
这是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的答案,不会被轻易挡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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