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教员李庆霖致信毛主席反映问题，一生悲喜引关注

1972年12月20日，福建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教员李庆霖给毛主席写了一封长信，从此李庆霖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的名字就被载入共和国的史册。

七十年代的李庆霖

尊敬的毛主席：

首先，我向您老人家问好。

我是个农村小学教员，家住福建省莆田县城厢镇。家庭成分是贫民。我的教员生涯已有二十多个寒暑了。

我有个孩子，叫李良模，是个一九六八年的初中毕业生。一九六九年，他听从您老人家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教导，毅然报名上山下乡。……

在孩子上山下乡后的头十一个月里，他的口粮是由国家供应的（每个月定量三十七斤），生活费是由国家发给的（每个月八块钱），除了医药费和日常生活中下饭需要的菜金是由知青家长掏腰包外，这个生活待遇在当时，对维持个人在山区的最低限度的生活费用，是可以过得去的。

当国家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口粮供应和生活费发给断绝，孩子在山区劳动，和贫下中农一起分粮后，一连串的困难问题便产生了：

首先是分得的口粮年年不够吃，每一个年头里都要有半年或更多一些日子要跑回家吃黑市粮过日子。在最好的年景里，一年早晚两季总共能分到湿杂稻谷两百来斤，外加两三百斤鲜地瓜和十斤左右的小麦，除此之外，就别无他粮了。……

在山区，孩子终年参加农业劳动，不但口粮不够吃，而且从来不见分红，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下饭的菜吃光了，没有钱去再买；衣裤在劳动中磨破了，也没有钱去添制新的；病倒了，连个钱请医生看病都没有。他如日常生活需用的开销，更是没钱支付。从一九六九年起直迄于今，孩子在山区务农以来，他生活中的一切花费都得依靠家里支持；说来见笑，他风里来，雨里去辛劳种地，头发长了，连个理发的钱都挣不到。此外，他从上山下乡的第一天起，直到现在，一直没有房子住宿，一直是借住当地贫下中农的房子。……

毛主席：您老人家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我完全拥护；叫我把孩子送到山区去务农，我没意见。可是，当孩子上山下乡后的口粮问题，生活中的吃油用菜问题，穿衣问题，疾病问题，住房问题，学习问题以及一切日常生活问题，党和国家应当给予一定的照顾，好让孩子在山区得以安心务农。

现在，如上述的许多实际困难问题，有关单位都不去过问，完全置之不理，都要由我这当家长的自行解决，这怎么能行呀？有朝一日，当我见阎王去，孩子失去家庭支持后，那他将要如何活下去？我真耽心！

今年冬，我的又一个孩子又将在初中毕业了，如果过不了明春的升学关，是否再打发他去上山下乡呢？前车可鉴，我真不敢去想它！

在我们这里已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一部分人并不好好劳动，并不认真磨炼自己，并不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却倚仗他们的亲友在社会上的政治势力，拉关系，走后门，都先后优先被招工、招生、招干去了，完成了货真价实的下乡镀金的历史过程。有不少在我们地方上执掌大权的革命干部的子女和亲友，纵使是地富家庭出身，他们赶时髦上山下乡才没几天，就被“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调用出去，说是革命干部的子女优先安排工作，国家早有明文规定。

这么一来，单剩下我这号农村小学教员的子女，在政治舞台上没有靠山，又完全举目无亲，就自然得不到 “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 而加以调用了。唯一的资格是一辈子在农村滚一身泥巴，干一辈子革命而已。

面对我们这里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任人唯亲的现实，我并不怨天，也不尤人，只怪我自己不争气。我认为：我的孩子走上山下乡务农的道路是走对了。我们小城镇的孩子，平常少和农村社会接触，长大了让其到农村去经风雨和见世面，以增长做人的才干，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当孩子在务农实践中碰到的许多个人能力解决不了的实际困难问题，我要求国家能尽快地给予应有的合理解决，让孩子能有一条自食其力的路子可走，我想，该不至于无理取闹和苛刻要求吧。

毛主席：我深知您老人家的工作是够忙的，是没有时间来处理我所说的事。可是，我在呼天不应，叫地不灵的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地冒昧地写信来北京 “告御状” 了，真是不该之至！谨此敬颂
大安！

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
李庆霖 敬上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作为一个知青父亲的李庆霖在信中斗胆向毛主席反映情况，详述了当时知青存在的三大困境：口粮停供后常年不足，靠黑市粮度日；无收入难以购买日用品与医疗用品；招工招生中“走后门”现象严重，干部子女优先回城，普通知青的权益受损，恳请国家能够统筹加以解决。

李庆霖的这封信经王海容转呈给毛主席后，百忙之中的毛主席于1973年4月25日复信给他：“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见《毛泽东年谱》）

4 月27日，周恩来总理立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毛主席批示精神，听取国务院知青办全面汇报，决定由国务院牵头召开全国专项工作会议，拿出一揽子解决方案。

1973 年6月10日，毛主席回信全文以及李庆霖的来信以中发〔1973〕21号文件正式印发全党，要求各级党委认真组织学习，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严格检查，加强领导，总结经验，上报中央。

1973 年 6 月下旬至 7 月下旬，由国务院牵头主办的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北京前门饭店召开，这是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开展后第一次全国性专项整顿大会。

会议由华国锋主持预备会议，林乎加、沙风负责会务与文件统筹；参会人员规格很高，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各派一名省级负责人、一名知青工作主管部门负责人，同时农林部、财政部、计委、公安部、教育部等中央二十多个部委，各大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均派员出席，整体分为华东、华北、东北等多个大组进行分组讨论。

会议最终形成《关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报告》，7 月 24 日定稿，8 月 4 日由中共中央以中发〔1973〕30 号文件转发全国，作为此后数年知青工作的纲领性文件。

本次会议出台了实打实的一系列整改政策：提高下乡知青安置费、统一安排插队知青建房、口粮由集体保障、建立病退困退制度、明令严查干部子女招工招生走后门、严厉打击侵害知青人身权利行为，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长期累积的社会矛盾，完成了毛主席“统筹解决”指示的落地执行。

最后说一说李庆霖的结局。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李庆霖敢于斗胆向毛主席写信反映问题，被树立为“反潮流代表”，获得极高政治礼遇：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上将专门接见他；担任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成员；1975 年当选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从一名乡村小学教师一跃进入高层参政序列。

期间李庆霖也不可避免地卷入当时的政治运动中去，发表过相关文章、参与过地方运动中的激进活动，为后来的遭遇埋下伏笔。

十年浩劫结束之后，对运动中追随错误路线人员进行清理审查，李庆霖被认定在文革期间存在参与派性斗争、煽动闹事、打砸抢等问题。1976 年 11 月被隔离审查，1977 年 11 月正式逮捕。

1979 年莆田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李庆霖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关押在福建武夷山脚下的崇安劳改农场服刑。

服刑期间因认罪悔改、劳动表现较好，先后多次减刑。1988 年减为有期徒刑10年，1990年再度减刑，最终1994年3月提前获释。服刑期间李庆霖身心受损严重，患上严重神经官能症，长期依靠安眠药入睡。许多当年受益于他那封信的老知青，曾辗转几十公里到农场探望他，成为他艰难岁月里为数不多的慰藉。

2004年2月19日，李庆霖在莆田家中病逝，终年 68 岁。当时家庭拮据，无力承担墓地费用，后经地方政府协调划拨免费墓穴，与妻子、母亲合葬。

其子女在墓碑上镌刻了毛泽东当年给李庆霖回信的原文：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作为对他一生最核心历史印记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