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兰版奥德修斯：宋襄公+秦穆公

首先要承认，这标题起的有点儿轻佻，但好处是它对本文的思路和内容有很好的提示作用。敏锐而偏严肃的读者怕是会瞬间产生这样的感受：

咦？这么想好像有点意思。宋襄公，怀恋并痛失于那个行将消逝的旧世界的战争规则和信条（泓水之战）；而战功赫赫、开疆拓土的秦穆公在晚年亦向自己发动的战争真心忏悔（崤之战）。而且，这二位跟奥德修斯“一样”，都是一国之君么——然而，话真可以这样说吗？毕竟，西方文明跟中华文明是两回事（严谨表述应为希腊迈锡尼文明和中国古典文明），荷马史诗跟《史记》是两回事。这么想就算“有点意思”，但，有意义吗？

我觉得，不妨将这一问题“倒”过来看：如果仅从西方文化语境去评价这版《奥德赛》，意义可能才不是太大。原因有二：

1、读过《奥德赛》的国人毕竟是少数，严格的学术讨论可能会拔高门槛并让大多数人感到隔膜；2、我看过一些原著党对诺兰此番“魔改”的批判，不能说没道理，可我觉得他们多少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某种程度上诺兰也算原著党。为拍《奥德赛》，他至少参考过四个译本——以古典学家艾米莉·威尔逊的译本为核心（此译本目前都没中文版）。所以，若只读过一个中译本乃至节选就非要和诺兰较真的话......

艾米莉·威尔逊：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以翻译荷马史诗和严谨的学术批评闻名

当然，不是说“诺神”就不能批。刚才提到的艾米莉·威尔逊——也就是诺兰最为看重的译本作者，就毫不客气地批评了诺兰的改编思路，认为影片将“荷马史诗中那些关于欺骗、胜利、人的复杂性的一切，替换成了壮观的视觉奇观和自相矛盾的说教。”“把战争的根本责任，错误地集中到了一次战术欺骗。”“做出一副要批判排外与暴力的姿态，但镜头主要聚焦的却是有罪的、饱受创伤的战士视角，而非受害者的视角。”

从文学或学术研究的角度讲，威尔逊的意见可谓一针见血。可关键的问题是：诺兰此番就是要“借荷马酒杯，浇自己块垒”，将一个家喻户晓的神话打造成一部面对当下的存在主义式寓言，他就是想讲人在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何以自处及人类文明将向何处去的宏大命题，“原教旨主义者”不满又能怎么办呢？

所以，既然诺兰要谈“人类的前途”、“文明的消逝”如此宏大跟普世的话题，那何妨将《奥德赛》从西方文学史的范畴中“松绑”，使其变得更普世、更宏大一些：中华文明也是世界文明的一部分，也曾数度遭遇“文明的黄昏”，为什么不能拿来作比？

一、东西相似的时代背景

先来看一个大背景：古希腊诗人赫西俄德将人类世纪划分为：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黑铁时代。这几个时代“一代不如一代”，人类的处境愈发凄惨。特洛伊战争所处的“英雄时代”正值青铜时代向黑铁时代的过渡期。而黑铁时代的标志之一便是：“宾主之道”遭到彻底的唾弃，人们不再相互信任，权力就是真理。

无独有偶，2500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普遍也是这么想的：过去比现在好得多。

道家甚至提出了属于自己的“黄金-白银-青铜-黑铁”退化史观：

“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老子·三十八》

“黄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尧之治天下，使民心亲......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竞......禹之治天下，使民心变......是以天下大骇，儒、墨皆起。”——《庄子·天运》

且先不论道家对“过去”的推崇是否过于理想跟极端，单是这一历史退化论的思路，确是“贯通中西”的。至于常被道家批判的儒家，同样认为当今之世属于末世。

所以孔子哀叹“礼崩乐坏”，面对“八佾舞于庭”才发出“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愤怒呼声——其实一路颠沛流离周游列国、一心“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却最终失望地发现只能“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孔子就是一位“为迟暮文明（礼乐制度）歌唱的吟游诗人”。

《孔子》，2010

实情真如诺兰猜测的那样：“文明的黄昏”的观念，在古代便已是常态（详见诺兰与仲树的对谈）。其实我觉得，有关“文明迟暮”的思考，早给道家说尽了。不管老子的“智慧出，有大伪”还是庄子的“无为谋府，无为知主”（不要做谋略的仓库，不要做智慧的拥有者）骂的就是“木马计”一类的阴谋诡计。

有基于此，将特洛伊之战这一西方“末世”拉到中国春秋战国的“末世”语境下融会贯通一番，也不算太离谱。相较“影评”，我更喜欢开拓看问题的视角。

在讲奥德修斯和秦穆公、宋襄公如何“像”之前，先要讲一个概念：宾主之道。

二、东西相似的宾主之道

宙斯法则，又称宾主之道或待客之道（Xenia），是古希腊神话与荷马史诗中神圣不可侵犯的伦理规范。这套由众神之王宙斯亲自背书的传统，规范了人与人之间的良性互动。

宾主之道又分主人的义务与客人的义务两方面：

主人的义务包括：无条件款待来访的陌生人、旅人或乞丐，提供食物、水、沐浴和庇护。在客人吃饱喝足、恢复体面之前，主人不得盘问对方的姓名与来历。

客人的义务包括：保持礼貌、尊重主人，绝不滥用主人的慷慨。如果主人日后回访客人的家，客人理应给予同等的回报。

宾主之道有个大前提，那就是古希腊人的神学观念。希腊人认为敲门的陌生人很可能是神明的化身，拒绝或虐待陌生人将会触怒宙斯并招致灭顶之灾。希腊人会这么想很好理解：在一个前科学时代，面对众多不解且动辄危及人自身的自然现象，“敬神”是很自然而然的事。因为神，就是当时人们所能理解的“现实”。不信神则意味着拒斥“现实”。在中国历史上，也有过类似的时代——殷商便是。

我们发现宾主之道的核心要义是对等和互惠：主人需好好对待客人，客人也要积极回馈主人。或用诺兰的话说：它讲的是一种相互尊重，我按照自己希望被对待的方式来对待你。

然而在电影《奥德赛》中，我们看到这套本来天经地义、人人遵守的道德律令遭到了无情破坏：奥德修斯不仅用“木马”这份有毒的馈赠骗开了城门，手下军队更冲进城中对手无寸铁的老幼妇孺展开杀戮，这“践踏了人与人之间基本的信义”。维系文明的旧规则土崩瓦解，潘多拉魔盒就此开启。自此，不论独眼巨人波吕斐摩斯、莱斯特吕戈涅斯人、女巫喀耳刻还是众多求婚者，再无人信什么宾主之道，也再无人敢向陌生人敞开胸怀，人间彻底沦为一个尔虞我诈、弱肉强食的修罗场。

不过追根溯源的话，破坏宾主之道的始作俑者还不是奥德修斯，而是特洛伊王子帕里斯。他本来是斯巴达国王墨涅拉俄斯的座上宾，却拐走了王后海伦，这才引爆了长达十年的特洛伊战争。当奥德修斯被迫加入阿伽门农的联军时，他所面临的困局是：

旧世界、旧道德已然随着帕里斯的“失礼”开始崩塌，而他基于军事同盟的义务出兵本来是要“纠正”践踏宾主之道的恶行的，孰料却更严重地践踏了宾主之道（电影没讲的是当年追求海伦的人结成了军事同盟，誓言不论海伦嫁给谁，日后其婚姻一旦受侵害将出兵相助——奥德修斯也是求婚+宣誓的人之一）。

所以艾米莉·威尔逊针对诺兰的有一点批评是对的：“诺兰的木马变成文明堕落的象征，但这在逻辑上站不住，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希腊人发动战争？”——文明的崩塌绝非靠一人一事甚至一念就能促成的，它总归是“众人合力”的结果。可以说“木马计”是文明堕落的典型象征，但它绝不是唯一原因。

“宾主之道”并不独属于西方，自先秦以来，中国传统社会也讲究“礼尚往来”的主客之礼，并逐渐发展成一套极为繁琐且程序化的人与人的交往细则乃至国家之间的外交礼节。如大家都很熟悉的“三揖三让”（迎宾礼）、“三辞三受”（进食礼）等，还有孔子那句著名的话：“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中式“宾主之道”同样强调双向义务和对等关系：主敬客、客尊主；主不得慢客、客不得失礼，他日主客身份对调，权责也随之互换。要我说，中式这套主客之礼除了背后没“神”的影子外，真跟西方的“宾主之道”差不多。整套规范被详细记录在儒家经典“三礼”之中（《周礼》《仪礼》和《礼记》）。

在2500年前的中国上流社会，“礼”就如空气一般习以为常，甚至在战场上，人们都需遵守“战争礼”。来看一个著名的在后世眼中“不可思议”的故事，这便是发生在公元前638年的泓水之战：

宋国与楚国战于泓水。宋军已摆好阵势，可楚军还没渡河。宋襄公的哥哥目夷趁机进言：“敌众我寡，趁楚军还没完全渡河，请下令攻击他们。”结果宋襄公说：“不行。”当楚军已全部渡河，但尚未摆好阵势时，目夷又请求攻击。宋襄公还是不同意。直到楚军摆好了阵势，宋军才开始攻击，结果大败，宋襄公大腿受伤，连卫队也被歼灭了。

国人事后都埋怨宋襄公。宋襄公却解释道：“君子不伤害已经受伤的人，不捉拿头发花白的人。古人作战，不在隘口处阻击敌人。我虽然是已亡国的商人的后代，但也不会攻击没有摆好阵势的敌人。”（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宋襄公的话，简直就是奥德修斯“射箭前一定要先拨动弓弦警告”的中国版本。

依今人的眼光——哪怕是春秋末年“兵以诈立”的《孙子兵法》，或战国末年“兵不厌诈”的《韩非子》的“标准”看，宋襄公都是个不识时务、迂腐透顶的老顽固。然而，宋襄公的所作所为，恰是华夏大地上曾经有过的“贵族精神”的真实写照——在他生活的春秋早期，还是有不少人甚至国君本人都愿遵守的。

你以为宋襄公视打仗为过家家呢？错——虽然人们经常“春秋战国”这么连着说，但其实：春秋和战国完全不同。春秋更多是“我行我上”的争霸战，至战国则演变成“你死我活”的灭国战。照《奥德赛》的观念，这肯定属于文明的迭代跟堕落。

三、奥德修斯、宋襄公、秦穆公：旧世界的守望者

春秋早中期的军队以贵族为主体（也就是“士”，不是庶民和奴隶），又以车战为主，人数不多，几百辆战车而已。因此那个时候的“战争”更像一场大规模的绅士间的械斗。贵族们在战争中比拼勇气和实力，搞偷袭、欺诈、乘人之危都是不道德的。正如黄仁宇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中说“春秋时代的车战，是一种贵族式的战争，有时彼此都以竞技的方式看待，布阵有一定的程序，交战也有公认的原则，也就是仍不离开‘礼’的约束”。

因此宋襄公坚持的“不重伤（不让人二次受伤，也就是不攻击伤员），不禽二毛（不俘虏老年人），不鼓不成列（对方没排好队列时不能进攻）”才是那个时代普遍的战争规范。这和《淮南子》记录的“古之伐国，不杀黄口，不获二毛”如出一辙。

由此你便知道：泓水之战的失利，并不是宋襄公有什么问题，而是整个时代出了问题：“在战争中，尤能不失他们重人道、讲礼貌、守信让之素养”（钱穆语）的人越来越少，新时代的作战方式和战争理念朝着更加黑暗、无所不用其极的方向发展。

看完宋襄公的事迹，你再想想曹刿论战：被后世奉为金科玉律的“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在当时根本就是不对的——因为按符合“礼”的军事思想来说，“结日定地，各居一面，鸣鼓而战，不相诈”才是正道。我击鼓了，你不动，非等我三鼓之后才行动，这就是“炸”、这一样违背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义”。依《奥德赛》的主题，曹刿论战就是一次小小的“特洛伊木马”。

往后，这一“木马”还会“发展壮大”到长平之战白起坑杀四十万赵军的毫无底线的地步。

《特洛伊》，2004

在此，我想向读者介绍历史学者张宏杰的两本著作：《简读中国史》和《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其中，他将春秋早中期仍居主流的贵族精神是如何在战国以后慢慢消失殆尽的讲的非常清楚。除“泓水之战”外，你还能看到春秋时期好几个“不相诈”、“反相敬”的经典战役，从而一窥当时贵族的风度跟操守。如晋楚鄢陵之战（晋国大将在战场上三次遇到楚王，每次都脱盔致意）、邲之战等（晋军逃跑时战车陷入泥坑，楚军非但不追杀反帮晋军抽身）。

再说秦穆公，他和宋襄公一样是个坚守“旧道德秩序”的人。不信请翻阅《史记》，看看穆公的生平：秦晋之好（与夫人伯姬）、羊皮换相（百里奚）、借粮给晋国、先后护送夷吾重耳两任晋君回国、与晋文公（重耳）护送周襄王回国及赦免三百野人偷食自己马的罪过（后来被赦的野人知恩图报，在战场上救了穆公一命）等事迹均说明：这是一位真贵族。

最能体现穆公贵族精神的一幕是：罪哭崤山。

崤山之战是春秋时晋秦争霸战中的一场决定性战役。公元前627年，秦穆公趁晋文公去世而派兵偷袭郑国，后因郑国有备而退兵。晋襄公（晋文公之子）率军在晋国崤山隘道设伏全歼回师的秦军并俘虏了秦军三帅（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

直到三年后，秦穆公再次派出当年被俘的孟明视等人攻打晋国，这一回，秦军大胜。归国途中，穆公隆重祭奠了当初牺牲在崤山的秦国将士并为自己轻信冒进的行为深感后悔：

......封殽中尸，为发丧，哭之三日。乃誓于军曰：“嗟士卒！听无哗，余誓告汝。古之人谋黄发番番，则无所过。”以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傒之谋，故作此誓，令后世以记余过。

——《史记·秦本纪》

（秦穆公为在崤山战役中牺牲的军士筑坟，为他们发丧，致哀三日。然后对军队发表誓戒说：“啊，士卒们！听我说，不要喧哗，我有誓言要告诉你们。古时候人们有事要向白发老人请教商讨，这样就不会有什么过失。如今为了追思当初不听蹇叔、百里奚劝我不要出兵的劝谏，所以才做出这次誓言，使后世能够记住我的过错。）

当然，实事求是地讲：秦穆公的忏悔和诺兰版的奥德修斯还是有些不同的，秦穆公只是“反战败”不是反战。但纵观中国历史，能做到这样已经很不容易了，真心实意认为自己的行动是罪孽并为此道歉的一国之君，后世再未有过——请别拿汉武帝、唐玄宗、崇祯帝的“罪己诏”为例，那根本是两回事。

总之春秋战国之际，是华夏文明的一道分水岭。为避免使这个题目变得过大，我们不妨仅以春秋时代的霸主为例，依照“贵族精神”的标准，看看他们哪些算旧文明的守望者，哪些算坏“规矩”的拐点人物。

除先前提到的宋襄公和秦穆公外，齐桓公和晋文公肯定也算贵族。前者不计射钩之恨、拜相管仲、尊王攘夷、重视承诺（被劫持后答应曹沫归还侵占鲁国的土地而不反悔）；后者流亡十九年后对曾帮助/敌视自己的国家恩怨分明，对功臣奖赏有据，与楚国作战时的“退避三舍”都是典型的君子之风。

文公曰：“城濮之事，偃说我毋失信。先轸曰‘军事胜为右’，吾用之以胜。然此一时之说，偃言万世之功，奈何以一时之利而加万世功乎？是以先之。”

——《史记·晋世家》

（晋文公说：“城濮这一仗，狐偃劝我不要失信；先轸则说‘用兵以打胜仗为上’，我用它获得胜利。然而这话只能有利于一时，狐偃的话才能使我建立长久的功业。怎么能以一时的利益超越万世的功业呢？所以我才给狐偃记首功。”）

看看，重耳的话，跟宋襄公有区别吗？

然而，不是每位霸主都具备重诺守信的贵族精神。有规则捍卫者，就有规矩破坏者。如春秋“小霸”郑庄公，你现在想想：“郑伯克段于鄢”其实是他姑息养奸的钓鱼政策——而他对付的还是自己的亲弟弟；至于后来的“周郑交质”（两国各派太子到对方国家作人质）和郑国大将祝聃一箭射中周桓王肩膀更是拉开了东周“礼崩乐坏”的大幕。

楚庄王这人也提不成，“一鸣惊人”是韬光养晦的权谋，“问鼎中原”则加剧了旧天下秩序的颠覆。

至于春秋末年的阖闾、勾践，就更差劲了......不提也罢。时代发展到这一步，离齐桓、晋文时的贵族精神已经天差地远，“文明的黄昏”业已降临——别看才过了100多年。

当然想讲清这事就太复杂了，还是先前那句话：文明的黄昏或更迭，不是一人一事造就的，而是无数人合力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