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一夫妻生4个儿子 因穷送走两个 谁知四儿子最后都成了亿万富翁

四个儿子都成了亿万富翁

1983年，鲁西南的雪来得特别早。

腊月二十二那天，天才蒙蒙亮，赵桂英就醒了。她翻了个身，摸到身边的位置已经空了——周传礼不知什么时候起来了。堂屋里有轻微的脚步声，还有锅碗碰撞的动静，但很轻，像怕吵醒了谁。

赵桂英躺在炕上，看着黑黢黢的房梁出神。房梁上吊着一只篮子，篮子里铺着一层干草，那是秋天时她放的几个干丝瓜，准备留种用的。现在那只篮子还在，丝瓜也在，可家里的粮食已经见底了。

她侧过头去看炕上并排睡着的四个孩子。

老大建国缩在最里头，被子蒙着半张脸，只露出发黄的脑门。老四建华贴着建国，嘴里含着拇指，小脸冻得红扑扑的。老二建军横在中间，一只胳膊搭在老三建新的肚子上，睡得四仰八叉。建新仰面躺着，嘴唇微微张着，呼吸很轻。

屋外传来周传礼轻微的咳嗽声，然后是他压着嗓子唤鸡的声音：“咕咕咕……来来来……”

赵桂英披上棉袄，轻手轻脚地下了炕。她把孩子们身上的被子掖了掖，又顺手把建军滑落的胳膊放回去，这才出了堂屋。

雪停了。天是灰蒙蒙的，地上铺了薄薄一层白。院墙上、柴垛上、那棵老槐树的枝丫上，都挂着一层冰碴子。赵桂英呼出一口白气，看着它慢慢散掉。

灶房里，周传礼蹲在灶火前。火光一跳一跳地映在他脸上，把他的皱纹照得一道一道的，深得像沟。锅里煮着一锅稀粥，说是粥，其实不过是一瓢水里抓了一把地瓜干，再撒了把玉米面。黄里透灰，稀得能照见人影。

“你没去借？”赵桂英问。

周传礼用烧火棍拨了拨灶洞里的火，没抬头：“去了你弟家一趟。他说他家里也紧了，给了半袋小米。我搁在门后头了。”

赵桂英看见门后果然立着一个小布袋，鼓鼓囊囊的，但那么小，装不下一斤米。她没说什么，蹲下来帮着往灶里添柴。那柴是秋天在河滩上捡的枯杨树枝，烧起来噼噼啪啪响，冒出的烟呛得人眼睛发酸。

“传礼，”赵桂英盯着灶洞里的火，声音很轻，“老郭家那边，你去回了没有？”

周传礼的手顿了一下。他慢慢地拨着柴，半晌才说：“没有。”

“为啥不回？”

“回了，这个年怎么过？”

赵桂英没再说话。她知道，这个问题她已经问过很多遍了。每次问，得到的都是同样的答案。每次听到这个答案，她心里那口气就往下沉一点。

四个孩子陆续醒了。赵桂英把粥盛到碗里，一碗一碗地端上桌。碗是粗瓷碗，有大有小，有几个边沿缺了口。最好的那只碗给了建华，因为最小；第二好的给了建新。建国和建军用的都是带豁口的。

建国接过碗没喝，先看了看两个弟弟，然后低头喝了一小口，放下了：“娘，我不饿，给老三老四喝吧。”

“不饿你也得喝。”赵桂英把碗往他跟前推了推，“今天你要去镇上，不喝点东西顶不住。”

建国不说话了。他确实要去镇上——昨天周传礼跟他说，让他去西街的砖窑上问问，看还招不招临工。十六岁的建国已经算半个大人了，虽然个子还没完全长起来，但干活卖力，嘴巴也甜。赵桂英不愿意他去，但家里这个光景，也不容她多说什么。

建军和建新已经把粥喝完了。建军抹了抹嘴，冲赵桂英笑：“娘，好喝。”他一边笑，一边把碗里剩下的几粒米渣用舌头舔得干干净净。

建新没说话。他五岁了，比一般五岁的孩子矮半头，脸颊凹陷，只有一双眼睛又黑又大。他喝完粥，把碗稳稳地放在桌上，然后跳下凳子，走到赵桂英跟前，扯了扯她的衣角。

“娘，我昨天看见后街的小玲拿着一块饽饽。”他的声音很小，说得很认真，“我问她哪来的，她说她大姨给的。娘，我为啥没有大姨？”

赵桂英蹲下来，把他的小手攥在掌心里：“你有。你大姨在很远的地方，来不了。”

“那她什么时候来？”

“等春天吧。春天暖和了，她就来了。”

建新点点头，又仰起脸问：“那她能带饽饽来吗？”

赵桂英的喉咙堵得慌。她摸了摸建新的头：“能。到时候娘给你蒸白面饽饽，不用等大姨。”

建新的眼睛亮了一下，忽然又暗下去，小声说：“娘骗人。家里没有白面。”

赵桂英别过脸去，装作往灶里添柴。灶火已经灭了，只剩一堆发红的灰烬。

周传礼从里屋出来，背着一个旧帆布包，对建国说：“走了。跟人家说话客气点。”

建国应了一声，穿上他那件洗得发白的灰夹袄，跟在周传礼后头出了门。赵桂英送他们到院门口，看着他们一前一后往村东走，在雪地上留下两串脚印。周传礼走路有些驼，身子微微前倾。建国跟在他后面，个子已经快到他的肩膀了。

赵桂英刚要转身，就看见不远处来了一个人。是村里的媒人蔡婶。蔡婶四十来岁，裹着一件崭新的绿头巾，走起路来腰扭来扭去，老远就笑：“桂英啊，忙不忙？”

赵桂英心里一紧。这个蔡婶，不是一般的串门。她在周庄是出了名的能说会道，专管保媒拉纤的事。前些日子，她跟赵桂英提过两回“那件事”。赵桂英每次都含糊过去了。可今天这一大早的就来了，怕是不好应付。

“蔡婶，这大清早的，什么风把你吹来了？”赵桂英脸上挂着笑。

蔡婶自来熟地跨进院子，眼睛往屋里瞟了瞟，压低声音：“桂英，上回我说的那事，你们商量得咋样了？人家那边又托人过来问了。老郭家两口子是真着急了，说这个月要是定不下来，他们就去别处寻了。”

赵桂英的脸一下子僵了。她看了看屋里，把蔡婶拉到院子角落，背对着门。

“蔡婶，不瞒你说，这事我跟传礼没商量好。孩子他爹是个犟脾气，上回我提了一嘴，他脸都黑了，三天没理我。”

“这事儿啊，得慢慢来。”蔡婶一副过来人的样子，拍了拍赵桂英的手，“我也知道你们难。可你看，你们家四个男娃，最小的才三岁，光养活一张嘴都费劲。老郭家说了，他们不要小的，也不要大的，就要个四五岁的，养得熟。人家两口子都在城里上班，双职工，正式工作，家里有暖气、有电视，孩子过去就是享福。”

赵桂英咬着嘴唇，不说话。

蔡婶叹了口气，又压低嗓子：“桂英，咱俩也不是外人，我多说一句，你别不乐意。现在是饿死还是送走，哪个轻哪个重？你四个儿子，说句不好听的，要是一直这样下去，哪个都养不活。送出去一个，兴许能救下三个。你好好想想吧。”

赵桂英没送蔡婶。她自己走回屋里，坐在门槛上，愣愣地看着院子里的雪。

建新从屋里跑出来，手里拿着一个不知道从哪里翻出来的铁皮哨子，嘟嘟地吹了两声。那哨子已经锈了，声音喑哑低沉。建新还是玩得高兴，在院子里跑圈，踩着雪，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

建军也出来了，蹲在墙根，用手拨弄一只冻死的蚂蚱。他抬起头来看赵桂英，笑得傻乎乎的：“娘，不哭。”

赵桂英这才发现自己的脸上全是水。她赶紧擦了擦，冲建军笑了笑：“没哭。风大，迷了眼。”

中午，周传礼和建国从镇上回来。周传礼空着手，建国手里多了一个纸包。赵桂英接过来一看，是两个白面烧饼，还是温的。

“哪来的？”赵桂英问。

“砖窑上一个师傅给的。”建国说，“他没吃，让我带回来。”

“你吃了没有？”

“吃了。”建国应得干脆，但赵桂英看到他的嘴角有些发青，嘴唇干裂。

赵桂英没多问，把烧饼掰成四块，给四个孩子一人一块。建华已经醒了，坐在小板凳上，双手捧着一小块烧饼，啃得小心翼翼。

轮到赵桂英自己，她没吃。她说不饿。周传礼也没吃。他就坐在门口，一口一口地抽烟袋。那烟锅里的烟叶是夏天存的，早就干透了，抽起来有股苦味。

天擦黑的时候，赵桂英把周传礼叫到了里屋。两个孩子在外头玩，建国带着建华在煤油灯下认字。

赵桂英坐在床沿上，声音压得很低：“传礼，蔡婶今天又来了。老郭家那边，催了。”

周传礼沉默了好一会儿，说：“我知道。”

“你打算怎么办？”

“桂英，再借借看。我明天去镇南找你表舅。他手里应该有几个钱。”

“找过了。”赵桂英说，“上个月你去的时候，你忘了？我表舅说了，他自己的日子都过不下去。”

“那去粮站找老王，我帮他家修过墙……”

“传礼。”赵桂英打断他，“你心里清楚，能借的都借遍了。现在村里谁见了你不躲着走？”

周传礼不说话了。他坐在凳子上，身子缩成一团，烟锅里的火早就灭了，他还在空吸。

过了很久，他开口：“那你的意思呢？”

赵桂英用尽全身力气，说出来那句在心里憋了太久的话：“把建军和建新都送走。一个去郭家，一个去济南老陈家。蔡婶说老陈家还有个名额。”

周传礼猛地抬起头来，像被什么烫了一下：“两个？！”

“一个也是送，两个也是送。老陈家条件比郭家还好，蔡婶说，济南那边就想要个四五岁的男孩，建新正好合适。”

“不行。”周传礼站起来，来来回回地在屋里走，“绝对不行。”

“那你说怎么办？”赵桂英的声音陡然提高了，又猛地压下来，“你告诉我怎么办？家里一粒粮都没有了。明天早上孩子们吃什么？后天呢？今年冬天还长着呢，怎么过？传礼，我没有法子了。”

周传礼站住了。他背对着赵桂英，肩膀剧烈地起伏着。赵桂英看到他抬起手，飞快地在脸上抹了一把。

“我知道你没有法子了。”他的声音沙哑得像老牛，“可是桂英，孩子也是人呐。送一个，就像把我一截肠子拽出去。送两个，我还活不活？”

赵桂英走到他身后，额头抵着他的背。她感觉自己的泪把周传礼的棉袄都洇湿了一片。

“你以为我愿意吗？”她的声音碎成了一片一片，“那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可是传礼，你让我看着他们饿死吗？昨天半夜，建新跟我说，娘，我饿得肚子疼。我除了给他灌一碗凉水，我还能做什么？我什么都没得给他。我连一口糊糊都变不出来。”

她说着说着，身子往下滑。周传礼转过身来扶住她。两个人就这样互相支撑着，站在黑黢黢的里屋里。

这天夜里，赵桂英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睡着的。她就躺在孩子们旁边，眼睛闭着，意识却清醒得像一把刀。她能感觉到建新在睡梦中翻了个身，小腿蹬在她腰上。她伸手去摸了摸。那只小腿细得跟麻秆一样，一点肉都没有。她的手指顺着往上摸，摸到了建新的肋骨，一根一根，清清楚楚，像搓衣板。

她的眼泪就顺着眼角流进耳朵里。

第二天早上，赵桂英起得格外早。天还没亮，她就点上了煤油灯，开始和面。家里没有白面，只有一点杂面。她加了两倍的水，把面团揉了一遍又一遍。然后她把面团切成面条，放在案板上晾着。

周传礼起来看到，问：“这面哪来的？”

赵桂英说：“你那天借的小米还有一把，我用碾子碾碎了掺进去的。”

“你……这是干什么？”

“给孩子们做顿手擀面。”赵桂英说，“建军和建新，最后一顿了。”

周传礼的嘴唇哆嗦了一下，什么也没说出来。他转身出了门，在院子里蹲下，把头埋进膝盖里。

早上的这顿面，四个孩子都吃得很香。建国和建军吃出了声音，吸溜吸溜的。建新把面吃得干干净净，还端着碗把汤也喝了。建华碗里的没吃完，剩下的一小口被建军抢过去倒进了自己碗里。

赵桂英没吃。她就坐在旁边，看着孩子们吃。周传礼坐在另一头，面前放着一碗面，筷子都没动。

吃过了饭，赵桂英开始给建军和建新收拾。说是收拾，其实也没有什么东西可收拾的。两个孩子各换了一件干净衣裳。建军那件是去年做的棉袄，蓝色，袖口已经接了两次。建新那件是建国的旧衣服改的，灰褐色，领子磨得起了毛。赵桂英又找了个旧布包，把建新的一双布鞋、建军的一条秋裤塞进去，都是打了补丁但洗得干净的。

建华跟在赵桂英身后走来走去，问：“娘，二哥三哥要去哪里？”

“去串亲戚。”赵桂英说。

“什么亲戚？我怎么没去过？”

“远房亲戚。等你长大了，也能去。”

“哦。”建华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建国从外头回来，看见这阵势，脸色就变了。他走到赵桂英身边，低声说：“娘，你真要把老二老三送走？”

赵桂英的动作顿了一下，没抬头：“大人的事，你别管。”

“娘……”建国张了张嘴，像是想说什么。他看了看院子里的周传礼，又看了看赵桂英手里的布包，忽然转身跑了出去。

快到晌午的时候，一辆驴车停在了周家门口。赶车的正是蔡婶的丈夫老蔡，后头跟着两个男人。一个四十来岁，戴着灰呢帽子，是郭家来的人，姓郭，建军的养父。另一个年轻些，穿着件半新的藏青棉袄，是济南陈家的本家侄子，替陈家来接孩子的，姓陈。

赵桂英把建军和建新领到院子中间。雪已经不下了，太阳从云缝里漏下来一点光，照在两个孩子身上，把他们的影子拉得细长细长的。

建军看着院子里多出来的陌生人和驴车，有点害怕，躲在赵桂英身后，只露出半张脸。建新则睁着那双大眼睛，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忽然问：“娘，是不是他们要带我们走？”

赵桂英没说话。她蹲下来，先给建军整了整衣领，又给建新系了系鞋带。那鞋带是两根不同的颜色，一根黑的，一根灰的。她把它们打了个紧紧的蝴蝶结。

“建新，你听娘说。”她的声音尽量平静，“你现在要跟这位陈叔去济南。济南是大城市，有公共汽车，有大楼。你去了要听话，人家问你叫什么，你就说你叫周建新。记住了吗？”

建新看着她，眼睛眨了眨：“那我还回来吗？”

“回来。”赵桂英说，“当然回来。等你长大了就回来。”

“那娘跟我一起去吗？”

赵桂英的眼泪差一点就下来了。她强忍着，挤出一个笑：“娘有事去不了。你自己去，要乖，要听话。”

建新不说话了。他低下头，看着自己的鞋尖，那上面两个蝴蝶结一只歪着，一只正着。

旁边的建军忽然哭了起来。他拽着赵桂英的衣袖，使劲地拽：“娘，我不去，我不去，我哪儿也不去。娘，我不吃饭了，我不吃面了，你别不要我……”

赵桂英把他揽进怀里，拍着他的背：“好孩子，好孩子，娘没有不要你。娘让你去郭叔家过好日子。郭叔家有白面馒头，有肉，你想吃多少有多少。”

“我不要，我不要，我要跟娘在一起……”建军哭得撕心裂肺。

周传礼站在大门外，脸冲着墙，一动也不动。他的手指死死地抠着墙缝里的土，指节都白了。

建国跑了回来。他手里多了一样东西——是他藏在枕头下面的两块玻璃球。那是他小时候捡的，花花绿绿的，他当宝贝一样存了好几年。

他把玻璃球塞到建军和建新手里，一人一块，说：“拿着。到了新家，想大哥了就看这个。”

建新把玻璃球紧紧地攥在手里。建军却把玻璃球摔在了地上，玻璃球掉进雪地里，砸出一个小坑。

“我不要！”他哭喊着，“我要回家！我要在家！”

郭家来的人走上前，弯下腰对建军说：“孩子，别哭了。跟叔回家，叔家里有个大电视，能看小人儿。还有你姨给你包了酸菜馅的饺子。”

建军还在哭，但哭声小了一些。他被郭叔抱了起来，往驴车上放。他的腿乱蹬，鞋掉了一只。赵桂英弯腰把鞋捡起来，递过去。

建新没有哭。他自己走到驴车旁，回头看了一眼赵桂英。那个眼神赵桂英一辈子都忘不了。五岁的孩子，眼神里空落落的，像是有什么东西已经碎了。

“娘，我会想你的。”他说。

赵桂英站在门口，看着驴车在泥泞的村路上渐行渐远。两个孩子的脑袋在车斗里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了两个小点，消失了。

她突然跑起来。她追着驴车跑，跑过了村口的磨盘，跑过了那排杨树，跑过了村东的矮桥。车已经看不见了，她还站在原地，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冬天的风灌进她的肺里，火辣辣地疼。

周传礼追上来，从后面抱住她。她的身体抖得厉害，像风里的树叶。

“桂英，回家吧。”

“我不回。”她的声音尖利而破碎，“我要把孩子追回来。我不送了。就是饿死，我们一家子也死在一起。”

“桂英……”

“你别拉我！”她挣开他，踉踉跄跄地往前走。走了没几步，腿一软，整个人扑倒在了雪地里。

她趴在雪里，脸埋进冰凉的雪中。雪化了，混着眼泪，糊了一脸。她挣扎着坐起来，看见天边的太阳惨白惨白的，像一张没有血色的脸。

那天晚上，赵桂英发起了高烧。她烧得迷迷糊糊的，嘴里不停地喊建新的名字，又喊建军。建国一直守在旁边，用湿毛巾给她敷额头。建华躺在炕角，已经睡着了，脸上还挂着泪痕。

周传礼坐在堂屋里，整夜没合眼。天亮的时候，他走进里屋，对赵桂英说：“郭家留了五十块钱，陈家给了三百斤粮票。钱和粮票都在这儿。”

赵桂英看着房梁，一滴泪从眼角滑下来，落进耳朵里。

“粮票和钱都收好。我死了也别动。”她说。

周传礼点了点头，把东西用油纸包好，塞进了墙角的瓦罐里。

那个冬天剩下的日子，赵桂英几乎没有怎么说话。她照常做饭、喂鸡、洗衣裳，但声音很少。建国和建华都变得小心翼翼的，不怎么闹腾。建华也不再问二哥三哥什么时候回来了。

正月十五过后，建国又去了砖窑。周传礼去了趟菏泽，说托人找个活儿干。赵桂英一个人带着建华在家。她开始更卖力地干活。屋后的菜园子被她翻了又翻，每一寸土都整得细碎。她撒了菠菜籽、种了萝卜，又搭了架子点了几沟豆角。晚上，她在煤油灯下编篮子、纳鞋底，拿到集上去卖。

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往前磨。建华的个头在春天里长了一截。他开始懂事了，每天放学回家就帮赵桂英打水、喂鸡、扫院子。他不再像小时候那样爱哭闹，变得寡言少语，偶尔在院子里发呆，望着村口的方向。

第二章

春天过去，夏天来了。鲁西南的夏天来得猛烈，太阳像火盆一样扣在头顶上，晒得地皮发烫。赵桂英地里的豆角结得稠密，她每天天不亮就去摘，赶在日头毒起来之前用架子车拉到集上去卖。

她卖菜从不吆喝，只是坐在路边，把豆角一把一把地码得整整齐齐。买主来了，她也不多话，称好了分量，收了钱，找零。有人嫌她的菜贵，她就说：“你尝尝，这豆角嫩得很，一掰就断。”那人掰了一根，果然嫩得出水，就买了。

一个夏天下来，赵桂英攒了六块多钱。她把钱缝在贴身的内衣里，一分不花。周传礼在菏泽跟着一个建筑队当小工，一个月能挣二十来块。他每隔两个星期回来一趟，把钱交给赵桂英。赵桂英就记在一张纸上，记完了，把钱放进瓦罐。

“这钱攒着，将来有用。”她说。

周传礼知道她的心思，也不多问。这些年，他们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默契——关于建军和建新的事，谁都不再提。可又谁都在想。就像屋里那根房梁，横在头上，看得见摸不着，就是一直压着。

建军和建新走后的第一个夏天，郭家托人捎了个口信来，说建军在城里挺好的，胖了，爱笑了，就是刚去那阵子老闹，现在好多了。赵桂英听了，一个劲儿地说好，转过身去擦眼睛。

陈家那边倒没有消息。赵桂英想问，又不敢问。她怕听到不好的，也怕听到好的。不管是好是坏，孩子都不是她的了。

那年秋天，建华考上了镇上最好的初中。学校离家有十几里路，得住校。赵桂英给建华做了两身新衣裳，都是自己买布裁的。她不会用缝纫机，就一针一针地缝，缝了十几个晚上。

建华开学那天，周传礼借了辆自行车送他。赵桂英送到村口，建华走了一截又跑回来，从兜里摸出一样东西塞给她：“娘，这是我在学校门口捡的，给你。”

赵桂英摊开掌心一看，是一粒红纽扣，塑料的，颜色鲜亮。她笑了笑，把扣子攥紧了。

“好，娘收着。”

建华走后，家里就剩赵桂英一个人了。周传礼在菏泽做工，半个月回来一次。建国在县城砖窑上，有时一个多月才回来。赵桂英一个人喂鸡、种菜、编篮子。她的篮子越编越好，在集上有了名气，后来逢五逢十的大集，还有人专门去她的摊位找。

日子不算好，但比前几年强些了。至少，米缸里有米了，面瓮里有面了。赵桂英还是不舍得吃好的，每顿都是杂面馒头加一锅大白菜。村里人都说，周家婆媳俩是吃草也能活的人。

赵桂英偶尔会梦到建军和建新。梦里建军还是七岁的样子，流着口水叫她娘。建新还是五岁，牵着她的衣角。醒来后她就盯着房梁看，一直看到天亮。

这个秘密像一根针，扎在肉里，不拔出来就一直隐隐作痛。但真要去拔，又怕带出太多的血。

日子就这么熬着。又过了两年，建国在县城站住了脚。他凭着力气和脑子，在砖窑上从小工干成了带班的，后来又跟着一个建筑队去了市里。建国长得快，个子蹿得比周传礼还高半头。他越发像年轻时的周传礼了，方脸，厚嘴唇，眼睛不大但透着精光。

建国回家的次数不多，每次回来，他都先去柴房看一眼，看柴够不够烧。然后去水缸旁挑两担水，把缸加满。再然后，才坐下来跟赵桂英说话。说的都是工地上的事：哪家老板发了财，哪个工友摔断了腿，哪里的活儿挣钱多。赵桂英就听着，偶尔问一句：“你自己当心点。”

“放心吧娘，我皮实。”

这是建国的口头禅。他总是说“我皮实”。赵桂英知道，这孩子从小就懂事，什么苦都往肚子里咽。他吃了多少苦，自己不说，家里人就当不知道。可赵桂英怎么会不知道呢？她注意到建国的手越来越粗糙，手背上的冻疮留下了一块块暗红色的印子。她注意到建国走路的时候左腿有点跛，问他怎么回事，他就说扭了一下，没事。

有一年冬天，建国从工地上回来，嘴唇冻得发紫，十个脚趾头在鞋里冻得粘在一起。赵桂英给他用雪搓了很久，才慢慢缓过来。那天晚上，赵桂英坐在灶火旁，给建国烤棉鞋。棉鞋湿透了，冒着白气。赵桂英就看着那白气发呆。

传礼不在家的时候，建国就是家里的顶梁柱。赵桂英有时候觉得，这个儿子像她，也像传礼，但又不完全像。他身上有一种和年龄不符的老成，像棵过早被压弯了的小树，看着让人心疼。

建华在学校也不消停。他成绩好，但脾气大。班里同学笑他穿得破，他就直接跟人打架。有一次把一个同学的门牙打掉了，学校让叫家长。赵桂英走了十几里地去镇上，在老师办公室站了一下午，一口一个好话。回家的路上，建华跟在后面，一句话不说。

走到村口，赵桂英停下来，回头看建华：“你打得过人家吗？”

建华愣了愣，说：“打不过。”

“打不过还打？”

“他骂我娘。”

赵桂英愣了。过了一会儿，她问：“他骂我什么？”

建华低下头，不说话。赵桂英也不再问。她走在前面，建华走在后面。走到家门口，赵桂英转身对建华说：“以后不要打架了。你好好念书，考出去。你比谁都不差。”

建华用力地点了点头。

从那以后，建华变了。他不再跟人打架，也不怎么说话。他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学习上。宿舍十点熄灯，他就到学校旁边的路灯下面看书。冬天冷，他裹着一件从家里带来的旧棉袄，冻得缩成一团，也不回宿舍。

赵桂英听建华的同学说，建华每顿饭只吃一个馒头，咸菜都是从家里带的，一瓶能吃半个月。赵桂英心疼，每次给建华的生活费都多塞几块。建华不要，说够用。赵桂英就偷偷塞到他书包的夹层里。建华到了学校才发现，下次回来，又把钱塞回赵桂英的针线盒里。

“这孩子，跟他爹一样犟。”赵桂英对周传礼说。

周传礼嘿嘿一笑：“犟不好吗？你当年不也是看中我犟。”

赵桂英瞪了他一眼，没说话。老两口已经很久没有这样斗嘴了。日子虽然苦，但苦里有了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在慢慢滋长。像是冬天过了河，对岸的柳树开始泛青。

第三章

1993年秋天，周家翻盖了房子。

老屋实在不能住了。夏天漏雨，冬天透风，有一面墙已经裂了指头宽的缝，用一根木头顶着。建国出了大头，周传礼把自己攒的也拿了出来。赵桂英本来不想动那笔钱，建国说，房子不盖，他没脸回家。这话说得赵桂英一阵心酸。

盖房那段时间，周传礼和建国都回来了。村里来了十几个帮工的乡邻。赵桂英每天做三顿饭，锅里的馒头蒸了一屉又一屉。她的手艺在村里是出了名的好，尤其是手擀面，醒面醒得透，揉面揉得匀，切出来的面条根根筋道。村里的帮工说：“桂英嫂子的面，我吃三碗都不够。”

建国笑着说：“那是，我娘的手艺，在整个周庄数第一。”

赵桂英笑骂：“臭小子，就知道贫嘴。”

那阵子，赵桂英脸上经常带着笑。她笑的时候，眼角的皱纹就堆起来，像一朵晒干的花。村里人都说，周家婆娘年轻时候可是周庄的俊俏媳妇，现在老了，精神头还足。

房子盖好了，三间正房，两间偏房，青砖到顶，红瓦盖顶。院子里打了水泥地，墙根下还留了一小块花坛。赵桂英种了一排鸡冠花和几棵月季。夏天的时候，红的花绿的花开在一起，热热闹闹的。

搬进新房子那天，赵桂英把放在老屋墙角的那只瓦罐也搬了过来。瓦罐上有道裂纹，用麻绳捆着。建国问：“娘，这破罐子还留着干啥？我给你买个新的。”

赵桂英说：“不换。这罐子好。”

她重新把那只瓦罐放在新房子的墙角，用块旧布盖着。

日子还在往前奔。建华考上了菏泽一中。这在当时的周庄是件了不得的事。周传礼走到哪里都有人夸：“你家老四争气啊。”周传礼就笑着给人递烟。他以前不抽烟的，但身上总装着一包烟，给人让。

建华去菏泽上学那天，赵桂英照例送到村口。建华穿着新衣裳，背着个半旧的黄书包。书包里除了书，还装着赵桂英煮的十个鸡蛋。赵桂英说：“路上饿了吃。”

建华说：“娘，我到了学校就给你写信。”

“别写信了，费邮票。你打电话回来，村委会有电话。号码我让建国写在大门上了。”

建华沉默了一下，说：“好。”

他走出去几步，回过头来说：“娘，你别老舍不得花钱。我暑假去打暑假工，能挣钱。”

赵桂英摆摆手：“你就好好读你的书。钱的事不用你管。”

建华走远了。赵桂英看着他瘦削的背影，忽然想起很多年前那个下雪的早晨。那一天，她也是这样站在村口，看着两个孩子消失在雪里。那时候他们那么小，连说个再见都不会。现在建华长成半大小子了，走路虎虎生风。

岁月到底还是往前走着的。

建华去菏泽读书后不久，赵桂英收到了一封信。信封上的地址是济南。她想一定是建新，但又不敢确定。她拿着信找到村里的代销点，让代销点的老孙给念。老孙戴上老花镜，念得很慢：“娘，我是建新。我在济南上高中了。养父母对我很好。我成绩还行。我想回去看看你和爹，可以吗？”

赵桂英听完就哭了出来。老孙慌了：“桂英嫂子，这咋了？是不是孩子出事了？”赵桂英摇摇头，把信拿过来，贴在胸口。

她回到家，翻出一张信纸，又找了一支铅笔头。她不会写字，就把纸铺在桌上，想了好久，写了个“可”字。那个字写得歪歪扭扭，像小学生的字。她看了半天，觉得还不够，又添了一句：“来”。两个字躺在纸上，像两个孤零零的脚印。

周传礼回来后，她给他看了建新的来信。周传礼拿着信看了很久，其实他也不认识几个字。但他知道，那个在信里叫“娘”的孩子，是自己的儿子。

“来就来了。”周传礼说。

可赵桂英又犯了愁：孩子要回来，她该准备什么？家里现在不缺吃穿了，但她总觉得不够。她开始张罗，像过年一样。她泡了豆子，准备做豆腐；蒸了一锅白面馒头；又把院子里养的那只大公鸡杀了，用盐腌了起来。

可等来等去，建新没有回来。

一个月后，又来了封信。信上说，学校临时组织了数学竞赛，他是参赛选手，不能请假。下次放寒假一定回去。赵桂英看完，把两封信折在一起，放进了瓦罐。

那只公鸡腌得久了，赵桂英就每天切一点炒着吃。吃了半个冬天。

腊月二十三小年夜，建华从菏泽回来了。周传礼也在家。一家人围在一起吃了个团圆饭。饭桌上摆着赵桂英蒸的糖三角、油炸的丸子、大锅里炖的白菜豆腐。建华一边吃一边说：“娘，你做饭还是这么好吃。我在学校食堂吃什么都觉得没味儿。”

赵桂英说：“那你就多吃点。看你瘦的。”

那天晚上，建华跟赵桂英说起了建新。他说建新给他写了信，两个人早就联系上了。建新在济南过得不错，成绩很好，就是压力大。陈家父母就他一个孩子，所有的希望都放在他身上了。

“建新说，他不知道自己该姓什么。”建华的声音很轻，“他说他想回来，又怕回来。怕陈家的父母伤心。”

赵桂英没说话。她想起建新走的那天，自己在雪地里追着车跑。那时候她只想把孩子要回来。可她也知道，陈家养了建新十几年，给他吃给他穿供他读书。这份恩情，比天大。

“你给他写信说，”赵桂英慢慢地说，“两家都是家。爹娘就在这儿。什么时候回来都行。陈家的爹娘也是亲的。让他们也别怕。我们不是去争孩子的。”

建华点了点头。

第四章

1995年，农历七月，天气正热。

周庄的晌午静悄悄的，知了在树上扯着嗓子叫。赵桂英正蹲在院子里摘韭菜，就听见门口有脚步声。她抬头一看，一个高高瘦瘦的年轻人站在门口。他穿着白衬衫、蓝裤子，戴着一副金边眼镜，手里提着一个帆布包。

赵桂英慢慢站起来。韭菜从她手里撒了一地。

那个年轻人看着她，嘴唇动了动，喊了一声：“娘。”

这次，赵桂英听清了。她的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她走过去，仰着脸看这个比她还高一头的年轻人。建新长得清秀，像她年轻时的样子。眉毛弯弯的，眼睛又深又亮。只是整个人太瘦了，衬衫空荡荡地挂在身上。

“建新。”她叫出这个名字，嗓子像被火烤过一样，又干又涩。

建新放下手里的包，抱住了她。赵桂英这才发现，建新长得这么高，肩膀这么宽。可他的胳膊在抖。他一定很紧张。

“回来了。”赵桂英拍着他的背，“回来就好。”

周传礼从地里回来的时候，看到的就是这一幕。他愣在门口，锄头靠在身上。建新转过身，叫了声“爹”。周传礼张了张嘴，半天才挤出一个“哎”字。他的嘴唇哆嗦着，烟袋锅子啪嗒掉在了地上。

那天，赵桂英煮了一锅手擀面。建新坐在老位置上，面前是一只大碗。他低头吃面，吃着吃着，眼泪就掉进了碗里。赵桂英坐在旁边看他，不动也不说话。屋子里的吊扇嗡嗡地转，把面汤的热气吹得东倒西歪。

“娘，我对不起你们。”建新忽然说。

“胡说什么。”赵桂英说。

“我想回来，可又不敢。我怕你们不认我。也怕陈家的爹娘难过。我拖了这么久……”

“你能回来，娘就高兴。”赵桂英说，“你什么时候回来，这门都开着。”

建新点点头。他端起碗，把碗里的面汤喝得一干二净。

建新在家待了七天。那七天里，他帮赵桂英干活。他不会干农活，拿锄头的姿势有些笨。赵桂英就笑他：“书念多了，手都软了。”建新也不恼，就笑。他干活很认真，像做学问一样认真。

村里人都来看建新。周庄的乡亲们都知道周家当年送走了两个孩子。现在孩子回来了，长得又精神，大家都说赵桂英有福气。赵桂英就笑着应承，把藏了好久的糖果拿出来分给孩子们吃。

建新走的前一天晚上，跟赵桂英聊了很多。他说陈家父母对他很好，他上学、吃穿，从来没有亏待过他。他说他心里知道，自己欠的不只是周家的恩情，还有陈家的。他说他想清楚了，他有两个爹两个娘。不管在哪里，他都是周家出来的人。

赵桂英听着，只是点头。末了，她对建新说：“陈家爹娘，就是你的亲爹娘。你以后要好好孝顺人家。这边你什么时候想回来就回来，不用心里过不去。”

建新红着眼睛答应了。

建新走后，建军那边也终于有了消息。

郭家托人来说，建军在菏泽一家家具厂上班了。他脑子慢，但干活踏实。厂子里的老师傅都愿意带他。赵桂英听完，又是高兴又是心酸。她想见建军，但郭家说建军自己还没准备好。赵桂英就说好，不急，什么时候他准备好了再说。

其实建军不是没准备好。他是太老实了。郭家跟他说了身世之后，他把自己关在屋里哭了一晚上。郭家娘问他怎么了，他就说想亲娘，又怕去了亲娘不认他。郭家娘就抱着他说：“傻孩子，你亲娘怎么会不认你？她把你生下来，就是天大的恩情。”

后来郭家给赵桂英捎信，说建军周末有空。赵桂英就连夜蒸了一锅白面馒头，又炖了一锅鸡。第二天一早就坐上了去菏泽的长途车。

那趟车颠簸了两个多小时。赵桂英晕车，吐了一路。但当她看到建军骑着摩托车在车站等她的那一瞬间，所有的难受都像被风吹走了。

建军长成了一个魁梧的汉子。他年轻、壮实，穿着厂服，戴着护袖，脸上带着憨厚的笑。他看到赵桂英从车上下来，立刻跑过来，接过她手里的东西。

“娘，你来了。”

他的声音还是有点含混，但已经能听清楚了。赵桂英一把抓住他的胳膊，仰着脸看他，眼泪扑簌簌地掉。

“建军，我的儿……”

建军也哭了。他搂住赵桂英。两个人就这样在车站门口哭了起来。周围的人纷纷侧目，但谁也没有上前打扰。都看得出来，这是久别重逢的母子。

那天中午，建军带赵桂英去了一家小饭馆。赵桂英点了一碗烩面。建军说：“娘，你吃菜。”他把一盘炒肉片推到赵桂英面前。赵桂英又把肉片夹回他碗里：“你多吃。娘在家天天吃菜，不缺肉。”

建军嘿嘿地笑，埋头吃了起来。他吃得很香，呼噜呼噜的。赵桂英看着他，忽然就笑了。这个画面，她盼了太多年。

吃完饭后，建军带赵桂英去他上班的家具厂转了转。厂子不小，有厂房有仓库。建军在里面是个小工，拿刨刀刨木头。他指着那些木料对赵桂英说：“娘，这些木头到了我手里，我能给刨得光溜溜的。”赵桂英说：“好，你有手艺，将来饿不着。”

建军点点头。过了一会儿，他小声说：“娘，我会好好干的。我要挣钱。我要给娘盖房子，买大房子。”

赵桂英笑着拍拍他的脸：“好，娘等着。”

那天从菏泽回来，赵桂英在车上睡着了。她做了一个梦，梦见很多年前的那个冬天。建军和建新坐在驴车上，朝着她挥手。可是这一次，他们是在笑。笑得那么开心。她醒来的时候，眼角湿湿的，但嘴角是翘着的。

日子过得快了。1998年，建国在济南攒够了本钱，跟两个朋友合伙开了一家装修队。他脑子活，嘴巴也甜，接的活越来越好。后来他又开了自己的店，卖建材。再后来，那家建材店变成了连锁店，在济南有了好几家分店。

建新那边也不甘落后。他大专毕业后，跟同学合伙做起了防盗门窗的生意。后来生意做大了，他把业务拓展到了工程装修，成了济南城里小有名气的老板。陈家父母一开始有些担心，后来看建新越做越稳，也就放心了。

建军在菏泽的家具厂干了七八年。他技术好，人缘也好。厂子改制那年，老板不想干了，问建军想不想接手。建军回家商量。郭家爹说，你要是想干，我们支持。赵桂英知道后，把瓦罐里攒了好些年的钱全拿了出来，一共两千多块，让建国带给建军。建军说什么也不要，赵桂英就急了：“你拿着。这是娘给你攒的。娘就知道你早晚用得着。”

建军接下了那个家具厂。头两年很艰难，订单少，工人发不下工资。建军就把自己家的房子抵了，又跟亲戚朋友借了一圈。郭家爹把自己的退休金也拿了出来。那两年是建军最苦的时候。他学会了喝酒，有时候喝完酒就一个人坐在车间里哭。

赵桂英听说后，专门去菏泽住了一阵子。她给建军做饭，洗衣服，收拾屋子。她没读过书，但她知道，只要人还在，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她每天在饭桌上跟建军说：“慢慢来。你爹以前在土里刨食，不也把你们四个养大了？你比他有本事。”

建军就笑。那段时间，赵桂英的陪伴起了大作用。军心稳了，厂子也渐渐好起来。到了2003年，建军的家具厂已经扭亏为盈。他给赵桂英买了一条金项链。赵桂英收下了，但从来不戴。她说：“等哪天真享福了再戴。”

建华在北京读完了大学，留在了深圳。他进了一家投行，起早贪黑地干。赵桂英不知道投行是什么，只知道建华很忙，忙得很少回来。有次过年回来，赵桂英发现建华头发掉得厉害，就天天用生姜煮水给他洗头。建华说：“娘，这没科学依据。”赵桂英不管，说：“你试试，反正洗不死人。”建华就由着她。

洗了一个假期，建华的头发没多长，但母子俩说了很多话。建华讲他在深圳的工作，讲他怎么熬夜写报告，怎么跟人谈判，怎么签下一单几百万的生意。赵桂英听不太懂，但她记住了一件事：“儿子在外头很累。”

“别太拼了。钱挣不完，人累坏了可不成。”赵桂英说。

建华笑着说：“娘，我拼这几年，就是为了以后不累。等我在深圳站稳了，接你过去享福。”

赵桂英还是那句话：“我哪儿也不去。你们好就好。”

四个儿子就这样各奔东西了。老大在济南，老二在菏泽，老三在济南，老四在深圳。说来也巧，老大和老三在同一个城市，但忙起来一年也见不上几面。

周传礼的身体从2003年开始就不行了。那场急性肺炎把老头的底子彻底淘空了。他走路上楼都喘，冬天更严重。赵桂英就不让他出门了。每天清早，赵桂英去菜地里摘菜，周传礼就坐在家门口，晒着太阳，听收音机。

赵桂英知道，传礼心里有事。他虽然不说，但她看得出来。尤其是建军和建新回来的时候，传礼的眼神不一样。他会格外高兴，又格外沉默。有几次，赵桂英半夜醒来，发现周传礼不在身边。她披衣服起来，看见传礼坐在院子里，一个人抽烟。

“怎么了？睡不着？”

“没事。就是想起点事。”

“别想那么多了。孩子们都好好的。”

周传礼猛吸一口烟，闷声说：“是啊，都好好的。”说完，他用脚把烟头踩灭，站起身，往屋里走。月光把他的影子拉得又细又长，像一株被风吹弯了的高粱。

赵桂英没有追问。她知道，传礼想的是那两纸协议。

那个写满字的瓦罐，像一口井，把这些年的秘密都沉在底下。谁都不去动它。但赵桂英知道，早晚有一天，这口井要揭开。她只是不知道，那一天什么时候来，来了之后，又该如何收场。

第五章

2009年秋天的一个傍晚，赵桂英从菜地里回来，看见门口停了一辆黑色小轿车。那车锃亮锃亮的，在夕阳下闪着光。她走近了，车门打开，下来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

赵桂英愣了一下，才认出是建新。

建新又变了。他胖了一些，脸上有肉了，整个人透着一股成功人士的沉稳。他摘了眼镜，换了副无框的，看起来更精神了。

“娘，我回来了。”他笑着说。

那天晚上，建新没有走。他坐在院子里，陪赵桂英剥玉米。他剥得慢，手指又细又白。赵桂英就笑他：“大小伙子了，连个玉米都剥不利索。”建新就不好意思地笑。

吃饭的时候，赵桂英问起了陈家父母。建新说，他们在济南过得很好，就是年纪大了，住不惯城里的高楼，建新就在郊区给他们买了套带院子的房子。他每周都去看他们。

“娘，有句话我想跟你说。”建新忽然认真起来。

赵桂英放下筷子：“你说。”

“我现在的生意，一年能挣个几百万。”建新的声音很平，“我也给陈家爹娘买了房子安顿了。我就在想，该把你和爹也接过去了。我欠他们的，也欠你们的。养我的恩情还不完，生我的恩情也还不完。”

赵桂英沉默了一会儿。她拿起筷子，敲了敲建新的碗沿，说：“吃你的饭，别想这些有的没的。我跟你爹在这里住得好好的，哪儿也不去。”

建新苦笑着摇了摇头。

那天深夜，赵桂英起来上厕所，看见建新站在院子里打电话。他的声音很轻，但夜里太静了，赵桂英还是听见了。他在跟一个人汇报工作，说哪个项目要上会，哪个投资要追加，说到最后，忽然叹了口气，说：“我有时候真不知道这些拼了命挣的钱是为了什么。”

赵桂英回到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她忽然觉得，建新这个儿子，她越来越不熟悉了。他有钱，有事业，有头脑，可他心里也有很深的黑洞。那个黑洞里装着的，是五岁那年的记忆，是那种被舍弃的委屈。

第二天早上，赵桂英给建新做了一碗面。建新吃得很香。赵桂英说：“建新，娘不会说话。娘就希望你好好的。钱多钱少，够花就行。人这一辈子，图个心安。”

建新抬起头，看了赵桂英很久。然后他笑了：“娘，你放心吧。我没事。”

他走的时候，赵桂英又站在村口。建新从车窗里伸出手，跟她挥了挥。车拐过村东的矮桥，消失在柏油路尽头。赵桂英站了很久。太阳刚出来，把她的影子拉得长长的，像一个孤独的惊叹号。

再后来，建华也结婚了。婚礼在深圳办的，赵桂英坐了飞机去。那是她第一次坐飞机。她紧张得手心出汗，但看到窗外的云海时，她又安静了下来。那云海白得刺眼，像极了83年那场大雪。她想起那个雪天的早晨，她追着驴车跑，跌倒在雪地里。那时候她以为自己这辈子完了。可你看，她现在坐上了飞机，要去深圳参加儿子的婚礼。

婚礼办得很隆重。建华的妻子是他在香港大学读硕士时的同学，一个广州姑娘，大方得体。赵桂英穿着建华给她订做的旗袍，坐在主位上，见人就笑。周传礼身体不好，没来。建国、建军、建新全到了。四个兄弟站在一起拍合照，赵桂英在台下看着，觉得像做梦一样。

婚礼结束后的第二天，建华带赵桂英去了海边。十月的深圳还很热。赵桂英脱了鞋，光脚踩在沙滩上。海水一下一下地涌上来，凉丝丝的。她看着远处的轮船，对建华说：“这海真大。”

建华说：“娘，以后我每年都带你来。”

赵桂英摇摇头：“我来一次就知足了。太远，折腾。你在那边过得好，比让我看海强。”

建华没说话。他蹲下去，捡了一个贝壳递给赵桂英：“娘，这个带回去吧。”

赵桂英接过来。那是一只小小的贝壳，上面有淡粉色的条纹。她把它握在掌心，说：“好。”

2011年，周传礼的身体已经很差了。他大部分时间都躺在床上，偶尔起来坐一会儿，也是闭着眼打盹。赵桂英伺候他，事无巨细。那两年，她几乎没出过远门。几个儿子要给她请保姆，她不要。她说：“你爹这脾气，别人伺候不了。”

其实周传礼的脾气已经没多少了。他变得很安静，像一盏快燃尽的油灯。有时候他看着房梁发呆，有时候看着院子里那棵石榴树。那棵树上结的石榴一年比一年大，红灯笼似的挂满枝头。

周传礼走的那天是农历十月初八。上午他还坐在门口看了一会儿天，说：“又要下雪了。”赵桂英说：“下雪好，地里缺墒。”周传礼嗯了一声，就不再说话。中午吃完饭，他说他想睡一会儿。赵桂英给他盖好被子，去院子里收衣裳。收完衣裳回来，就发现他已经走了。

赵桂英在床边站了很长时间。她的脑子像被抽空了，一片空白。然后她慢慢地弯下腰，给周传礼掖了掖被角。那个动作她做过几百遍，早就成了习惯。

四个儿子回来奔丧。这一次，人齐了。建新、建军、建华，都从外地赶回来了。建国最先进的门，一看到周传礼的遗像，扑通就跪下了。建军跟在后面，哭成了泪人。建新站在门口，眼泪无声地流。建华没有哭，他忙着招呼来吊唁的乡亲。

赵桂英一直很平静。她甚至还有条不紊地安排着丧事：给传礼擦身子，换寿衣，请人搭灵棚。直到晚上，所有人都散了，她才走到周传礼的棺材旁，坐下来。

“传礼，”她轻声说，“你走得太急了。我还有话没跟你说呢。”

她打开墙角的瓦罐，从里面掏出那个油纸包。油纸包已经旧得发脆，她小心翼翼地把里面的那张纸取出来。那是1983年的那个协议，上面按着周传礼和赵桂英的红指印。三十多年了，那红色已经变成了暗褐色，像两滴干涸的血。

赵桂英用指腹轻轻摸了摸周传礼的指印。然后她把纸重新包好，放了回去。

“等儿子们都齐了，我再给他们看。”她说，像是在跟传礼商量，又像是在自言自语。

第六章

周传礼走了以后，赵桂英的日子一下子空了起来。她不再种地了，地都租给了本家侄子。菜园子也小了许多，只留几垄自己爱吃的菜。鸡还养着，但只剩下三只。两条狗也走了一条，剩下那条黄狗年纪大了，整天趴在院门口，来人也不叫。

儿子们轮着接她去城里住。开始她不去。后来有一年冬天，她摔了一跤，崴了脚，不方便走动。建国知道了，硬把她接到济南住了两个月。

在那两个月里，赵桂英见识了建国一家的生活。建国住在济南东部一个高档小区里，复式的房子，装修得富丽堂皇。赵桂英住在楼下的客房。每天早上，建国的媳妇给她做早饭，然后开着车送孩子上学。建国白天去公司，晚上回来陪她吃饭。看起来，这个家什么都不缺。

可赵桂英就是住不惯。楼上楼下的格局，她得扶着扶手才敢走。邻居之间也不串门，关上门各过各的。赵桂英说，在老家，她端着饭碗就能去邻居家串门，在这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建国就笑：“娘，城里就这样。你慢慢就习惯了。”

赵桂英没说话。她心里清楚，她这辈子都习惯不了。她不习惯进门换鞋，不习惯用抽水马桶，不习惯冰箱里拿出来的凉水果。她习惯闻泥土的味道，习惯听鸡打鸣，习惯在院子里抬头就能看见天。

她在建国家住了一个多月，吵着要回去。建国没办法，就送她回了周庄。她一下车，看见自家的大门，整个人都松快了。那条老黄狗摇着尾巴扑上来，在她腿边转圈。赵桂英蹲下来，摸摸狗头，笑着说：“还是咱家好。”

黄狗叫了两声，算是回应。

从那儿以后，儿子们就不太提接她去城里的事了。他们知道，娘不是享不了福，是她的根太深了，扎在那片土里，拔不出来。

建军离得最近，回来得最多。他每次回来，都给赵桂英带菏泽的酱牛肉。赵桂英说：“你厂子不忙啊？”建军说：“再忙也得看娘。”赵桂英就骂他：“跟谁学的贫嘴。”骂完又笑。

建军和以前不一样了。他现在当了老板，手下管着百来号人，说话还是慢慢的，但利索多了。他只要一回周庄，就穿上旧衣服去地里转，看看庄稼，跟乡里乡亲打打招呼。村里人都说，周家老二发了财也没忘本。

建华回来得少，但每次打电话都能聊很久。赵桂英耳朵有点背了，但建华的每一个字她都听得认真。她对着电话说：“别不舍得吃，深圳那边的天热，多喝水。”建华在电话那头笑：“娘，你知道深圳多少度吗？”“我管你多少度，热了就得喝水。”建华就笑得更厉害了。

建新也经常打电话。他比建华还忙，但隔三差五就托人捎东西回来。有时是一箱水果，有时是一箱海鲜，有时是几盒茶叶。赵桂英都收着，自己吃不了，就分给左邻右舍。邻居说：“桂英嫂子有福气。”赵桂英就笑：“都是儿子们孝顺。”

村里人不知道的是，这四个所谓的“亿万富翁”儿子，小时候也曾饿得在炕上打滚，也曾因为穷被送走，也曾在大雪天里光着脚追着驴车跑。这些事，赵桂英跟谁都不说。有些记忆，埋着比挖出来好。

但秘密不可能永远埋着。

2016年清明，赵桂英决定要说了。

那天早上，她给周传礼上了坟。墓地是赵桂英亲自选的，在村南的一片高岗上，能看见周庄的全景。赵桂英给传礼烧了纸，摆上他爱吃的几样菜，然后坐在坟前说了一会儿话。说完了，她站起来，拍拍裤子上的土，往家走。

走了没几步，她回过头，看着那座新坟说：“传礼，我准备说了。你同意的话，今晚给我托个梦。”

那天晚上，赵桂英没有梦到周传礼。她梦到了1983年的那场雪。在梦里，她追着驴车跑，跑过了磨盘，跑过了杨树林，跑到了矮桥上。桥下的河结着冰，驴车从桥上碾过去，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她追不动了，站在桥头看着驴车远去。

醒来之后，她就给四个儿子打了电话。

第七章

电话打出去之后，赵桂英就开始忙活。

她把屋里的地扫了又扫，桌椅擦了又擦。又去集上买了几斤排骨，预备做儿子们爱吃的炖菜。那几天，她干什么都有点走神。有一次淘米的时候，米从锅里溢出来，糊了一炉子。她手忙脚乱地收拾，心里却在想别的事。

最先回来的是建军。他骑着摩托车来的。那辆车跟他一样，敦敦实实的。他把车支在院子里，进了屋喊了声“娘”。赵桂英从灶房出来，手里还拿着锅铲。

“吃了吗？”她问。

“吃了。娘，出啥事了？电话里你不肯说，我这一路都提心吊胆的。”建军一脸紧张。

“没什么大事。”赵桂英说，“等他们都回来了再说。”

建军还要问，看赵桂英的脸色，就把话咽了回去。他挽起袖子：“那我帮你做饭。”

第二个到的是建新。他开着一辆黑色的奥迪。车子开进村口的时候，压得路上的石子乱飞。建军站在门口看见，笑着迎上去：“老三，换车了？”

建新从车上下来，拍拍军装袖子：“去年换的。你咋不换？你那个厂子一年不少挣吧？”

建军笑笑：“我习惯骑摩托了。方便。”

建新也不多问，跟着往院里走。赵桂英看见他，说：“来了？”建新应了声，又问了一遍建军问过的问题。赵桂英还是那句话：“等老大老四回来再说。”

建国是傍晚到的。他开着一辆银灰色的商务车。从济南一路开过来，脸上带着疲色。但他一进院就笑了起来：“娘，今天什么好日子？把我们都召回来了。”

赵桂英说：“都回来了好。你歇会儿，等建华到了就开饭。”

建华是第二天一早到的。他坐了最早的一班飞机到济南，又让朋友开车送回来的。他进门的时候，其他三个兄弟正围在院子里喝茶。看见建华，建国招了招手：“老四来了。就等你了。”

建华笑了笑，走到赵桂英面前，说：“娘，我回来了。”

赵桂英看着他，点了点头：“好。人都齐了。”

那天上午，赵桂英做了满满一桌子菜。四个儿子围坐在那张老式方桌旁。那是周传礼当年亲手打的桌子，已经用了三十多年，桌面被擦得发亮。赵桂英坐在最里面，背靠着墙。墙上挂着周传礼的遗像。

大家都吃得差不多了，赵桂英才开口：“今天把你们都叫回来，是有一件事，得跟你们说说。”

四个儿子都放下了筷子。

赵桂英站起来，走到墙角，掀开那块旧布，露出那只瓦罐。瓦罐上的裂纹还在，麻绳已经换过几回了。她把瓦罐抱到桌上，从里面掏出那个油纸包。

“你们打开看看。”她说。

建新接过去，把油纸包拆开。里面是一摞泛黄的纸。他先看了第一张，愣住了。然后又看第二张、第三张。他的脸色越来越凝重，嘴唇抿成了一条线。

其他三个兄弟围过来一起看。看完之后，屋里静得可怕。

“这是……过继协议。”建国先开口，声音干涩。

“对。”赵桂英说，“当年把建军和建新送走的时候，你爹跟人家签了协议。这事建军建新都知道。”

建军和建新点了点头。

“但是这份，是另一个协议。”赵桂英指着第三张纸，“你们往后翻。”

那张纸上写着：待孩子成年后，过继关系自动解除。孩子有权选择回生父母身边。此协议一经签订，永不反悔。下面有周传礼和赵桂英的指印，还有郭家和陈家家长的指印。

四个儿子看了一遍又一遍。

赵桂英坐回凳子上，慢慢地说了起来。她说1983年那会儿，家里是真揭不开锅了。周传礼去郭家和陈家商量，人家一开始不同意放人。后来周传礼在两家门口跪了很久，说了很多好话。他说孩子过去了，就是人家的孩子，他绝对不去抢。但他就求一个念想，求一个“等孩子长大了，让他自己选”的机会。郭家老头心软了，陈家男人也是通情达理的，这才按了手印。

“你爹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建军和建新。”赵桂英的声音低了下去，“他临死前还在念，说当年把你们一拆两半，是不是这辈子就合不拢了。他走了，没看到你们今天都出息了。这是他的遗憾。”

她顿了顿，又说：“我告诉你这些，不是要你们恨我们，也不是要你们可怜我们。我就是觉得，有些事你们得知道。你们的爹，他从来不想把你们推出去。他是被日子逼到了墙角，拿自己的膝盖去求人家。你们也别怪他。”

屋里静了很久。

忽然，建军站起来，走到赵桂英跟前，“扑通”一声跪下了。他抱着赵桂英的腿，哭了出来：“娘，我不怪你。我谁也不怪。我知道，我知道爹疼我。他知道我爱吃糖，每次去菏泽赶集，都给我带一块糖。我也知道，我走了以后，他每年过小年都给我留一碗饺子。我知道，我什么都知道……”

建新也站起来，走了两步，又停住了。他靠着墙，仰起头，眼泪从眼角流下来，淌进脖子里。他摘下眼镜，用手背擦了擦，没擦干净。他从小到大，从没像今天这样哭过。他想起五岁那年，自己坐在驴车上，手里攥着一块花花绿绿的玻璃球。那玻璃球是大哥塞给他的。他一路都在看那个玻璃球，以为坐一趟车，到别人的家里玩几天，就又能回来了。

结果那一走，就是十几年。

建国和建华也站了起来。他们走到赵桂英跟前，一起跪下了。兄弟四个，像四根柱子，围在赵桂英面前。

赵桂英伸出手，挨个摸了摸他们的头。先摸建国，再摸建军，然后是建新，最后是建华。她的手粗糙，温热，像是在抚摸四个年幼的儿子。

“起来吧，都起来。”她说，“你们现在都有本事了，比爹娘有出息。这就是最好的事。我知足，你爹也知足。”

儿子们不起来。

建华抬起头，对赵桂英说：“娘，爹走了。以后我们四个养你。你什么都不用操心。”

建新说：“娘，我在济南有房子，你随时去住。你要是不爱去城里，我就把家里的房子再翻新一遍，给你修个院子，种花种菜。”

建军说：“我在菏泽也给你准备了房间。你去了就住那，离医院近，看病方便。”

建国说：“别争了。娘想住哪儿就住哪儿。反正不管住哪儿，我们都得管。”

赵桂英笑了。她抹了抹眼睛，说：“我哪儿也不去。我就在周庄住着。这房子是你爹盖的，石榴树是你爹种的。我走了，他该找不着我了。”

她这么一说，四个儿子又沉默了。

那天剩下的时间，院子里很安静。建国搬了把椅子坐在石榴树下，看蚂蚁上树。建军蹲在墙角拔草。建新站在门口抽烟。建华坐在堂屋里，陪赵桂英说话。

赵桂英拿出了一个铁皮盒子，里面是一些零零碎碎的小东西：一截红头绳、一个弹弓、几只玻璃球、几枚铜钱、一条断了线的木珠子项链。都是儿子们小时候的东西。她一样一样地拿出来，给他们看。

“这是你小时候玩的弹弓。”她对建国说，“你八岁那年用榆树杈做的，把人家西院你三奶奶的窗户纸打破了。你爹追着你要打，你藏到麦秸垛里，半夜才出来。”

建国接过来，翻来覆去地看，笑了一下。

“这个玻璃球，是建新的。”赵桂英拿起那颗花花绿绿的球，“当年你走的时候，你大哥给了你一颗。后来你走了，你大哥又在地上捡到一颗，是建军扔的。他就都收起来了。”

建新接过那颗玻璃球，攥在手心里。那球已经旧了，花色的漆掉了不少，露出底下透明的玻璃。他忽然感到手心一热，像是有什么东西从三十多年前传了过来。

建新扭头看向建国。建国也正看着他。两兄弟的目光碰在一起，谁也没说话。但他们都明白了。

那天晚上，赵桂英留四个儿子在家住。建国把车里的帐篷拿了出来，要睡在院子里。建军说：“我睡西屋。”建新说：“我跟老大睡帐篷。”建华说：“我睡东屋，陪娘。”

那天夜里，赵桂英躺在东屋的床上，听着院子里老大和老三压着嗓子说话的声音，还有建军在西屋传来的细微鼾声。建华就睡在旁边的小床上，呼吸均匀。

赵桂英在黑暗里睁着眼，看窗外的月光。月是下弦月，细细的，像一片柳叶。她忽然想起四十多年前，她刚嫁到周庄时，也是这样的月亮。那时候周传礼是个健壮的小伙子，晚上不睡觉，蹲在院子里搓麻绳。她就在旁边看。那时候他们什么都没有，只有两间土房和一身力气。后来有了孩子，一个两个三个四个。那时候她以为日子会一直这样过下去，穷是穷了点，但一家人总在一起。可后来，人算不如天算，日子像一条河，把她的孩子冲到了不同的地方。

她想着这些，迷迷糊糊地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天已经蒙蒙亮了。

第八章

赵桂英还是住在周庄。

2017年春天，四个儿子确实动手翻修了老房子。他们请了当地最好的施工队，扒了旧墙，重新打了地基。赵桂英开始时不同意，说房子还能住。后来四个儿子轮流来劝，说房子太旧了，冬天冷夏天潮，住着受罪。他们不缺钱，就当是给娘买件新衣裳。赵桂英拗不过，只好同意了。

新房子盖了一年多，是座漂漂亮亮的农家小院。砖墙灰瓦，木门铜锁，进门有影壁，院里铺了青石板。正房三间，厢房两间，厨房、卫生间都是新式的，用起来方便。但赵桂英还是把那张旧方桌留了下来，放在新堂屋里。又把周传礼的遗像挂在正中间。

村里人都说，周家这回可真是翻身了。赵桂英就笑，不接话。

搬进新屋那天，赵桂英把那只瓦罐又放到了新房的墙角。瓦罐上的裂纹依然在，麻绳又换了一根新的。她拍拍瓦罐上的灰，对着周传礼的遗像说：“传礼，新房你还没住过呢。你来看看，亮堂吧。”

照片里的周传礼还是那副模样，嘴角带着一丝笑。

那天晚上，赵桂英一个人坐在新院子里。风从南边吹过来，带着青草的腥气。她抬头看天，天上是密密麻麻的星子，一颗挨着一颗，亮得刺眼。她想起很多年前，她和周传礼刚盖起第一间土房的那天晚上，也是这样满天星。周传礼说：“桂英，等咱有钱了，盖个砖瓦房。”赵桂英说：“我就想有个不漏雨的屋顶。”周传礼说：“会有的。”

现在都有了。可她最想一起分享的那个人，已经不在了。

儿子们还是常回来。尤其到了农忙时节，建国和建军就回来帮着收麦子、打场。其实赵桂英现在已经不种多少地了，但门口的几分麦子，她坚持要种。她说：“什么都不干，人就废了。”儿子们劝不动，只好跟着干。那几个身价亿万的老板，赤着脚在麦田里割麦子，汗流浃背，谁也没说一个苦字。

村里人都说，赵桂英的四个儿子，是周庄最好的儿子。

赵桂英听了，心里头舒展。但她一直有一个没完成的心愿。

2018年夏天，建军打来电话，说郭家爹的身体不太好了，肺气肿，住了院。赵桂英听说后，让建国开车送她去菏泽。她带着两篮子土鸡蛋和自己蒸的馒头，去看了郭家爹。

郭家爹躺在病床上，瘦得剩一把骨头。看见赵桂英进来，他挣扎着要坐起来。赵桂英连忙按住他：“老哥，你别动。我就是来看看你。”

郭家爹说：“桂英妹子，是我该去看你啊。这些年，建军跟着我，吃苦了。”

赵桂英说：“不苦。你把他养大，还教他手艺。他是你半个儿子，也是我半个儿子。我们两家，是一家人。”

郭家爹听了，眼圈就红了。他拉着赵桂英的手，说：“桂英，当年你男人来我家，一进门就跪下了。他那么大的个子，跪在地上，头磕得咚咚响。他说他不是卖儿子，是让儿子去活路。老哥我这辈子没见过那么真的汉子。你告诉建军，让他别忘了他爹。他爹是个好人呐。”

赵桂英握着郭家爹的手，一个劲儿地点头。

从医院出来，赵桂英站在马路牙子上，看着来来往往的车流。建军扶着她，说：“娘，上车吧。”赵桂英说：“等等。”她站在那里，像是要把什么东西想透。

那天回去的路上，赵桂英一句话也没说。

几个月后，郭家爹走了。建军以孝子身份送了终，哭得很伤心。赵桂英也去了，给郭家爹磕了三个头。她把周传礼生前的烟袋锅子放在了郭家爹的棺材里。她说：“老哥，传礼在那边没烟抽。这个你带给他。”

郭家娘说：“妹子，你是个有心的人。”

赵桂英笑了笑，没说什么。

这年冬天，赵桂英在院子里扫雪的时候，突然觉得胸口发闷。她放下扫帚，扶住墙，缓了好一会儿。建军的媳妇正好回来，看见了，赶紧把她扶进屋，打电话叫了车，送到菏泽市人民医院。医生说，是心绞痛，血管堵了，得放支架。

四个儿子全都赶了回来。建华从深圳飞回来，在手术室外等了六个小时。建新推掉了所有会议。建国和建军更是寸步不离。

手术很顺利。赵桂英醒来的时候，看见四个儿子围在床边，一张张疲惫的脸。她张了张嘴，想说话，嗓子却发不出声音。建新赶紧把水端过来，用棉签蘸着，润了润她的嘴唇。

“别说话，好好歇着。”建国说。

赵桂英摇摇头。她费力地抬起手，指了指床头的柜子。建华打开抽屉，里面是赵桂英的手机。那是一个很老旧的按键机，键盘上的数字都磨没了。赵桂英按了一个“1”键，又按了一个“2”键。

建国和建新的手机先后响了起来。

赵桂英笑了。那笑容虚弱，但满足。她的意思，大家都明白了。她想儿子了。她一个一个地打给他们。四个儿子，一个也不缺。

第九章

出院之后，赵桂英被儿子们强制留在菏泽养病。建军在家里收拾出了最大最亮堂的房间，给赵桂英住。建军媳妇变着法儿地给她做好吃的。赵桂英待了半个月，就闹着要回周庄。

“菏泽好是好，就是没鸡叫。我睡不着。”她说。

儿子们没办法，只好送她回去。但这次，他们给赵桂英请了个保姆，是村里的一位本家侄媳妇，叫小兰。小兰勤快、话少，做饭也香。赵桂英开始不乐意，说：“我又不是不能动。”后来看小兰实在乖巧，也就默认了。

小兰住在赵桂英家隔壁，每天过来做饭、打扫、陪她说话。赵桂英身体恢复得不错，但心口时不时还疼一下。小兰就学着量血压、配药，把赵桂英照顾得很周到。

赵桂英还是闲不住。菜园子里的活，她不让别人插手，非要自己种。小兰就搬个小板凳坐在旁边，看她拔草、松土。赵桂英动作慢了许多，有时候弯腰久了，得扶着墙直起身。但她还是乐此不疲。

“人得活动。一躺下，人就完了。”这是她常说的话。

2019年，赵桂英过了七十九岁的生日。四个儿子从各地赶回来，给她操办了一场寿宴。寿宴没去城里大酒店，就在周庄老家办的。院子里搭了棚，请了本村的厨子，做了十几桌流水席。来的人里，有周庄的老少乡亲，有菏泽、济南的朋友，还有建军的生意伙伴、建新的客户、建国公司的员工代表、建华在深圳的同事。

赵桂英穿一件暗红色的唐装，坐在正席。她头发花白了，但梳得齐整，脸上带着笑。四个儿子一个一个地过来敬酒。赵桂英不喝酒，就端着茶杯，抿一口，说一句：“好，好。”

那天晚上，送走了客人，赵桂英坐在院子里。儿子们还没走，都在旁边陪着。月亮出来了，圆圆的，亮堂堂的，照得满院通明。

建国忽然说：“娘，你说时间过得真快。我总觉得我还是个孩子。”

赵桂英笑了笑：“可不是。我有时候半夜醒过来，还觉得你们四个都睡在炕上，要我起来给你们掖被子。”

建新说：“那娘就当我们在炕上。你什么时候回来，我们都让你掖。”

其他几个都笑了。那笑声在静夜里传得很远，像水波一样荡开。

那天夜里，赵桂英睡得很踏实。她做了个梦。梦里，周传礼回来了。他还是年轻时的样子，穿着那件蓝棉袄，站在门口朝她招手。她说：“传礼，你上哪儿去了？”周传礼说：“我哪儿也没去。我一直在你旁边。”她又说：“儿子们都回来了。”周传礼说：“我知道。我看见了。”他笑着，从兜里摸出一样东西，放在她手心里。赵桂英低头一看，是一颗玻璃球，花花绿绿的，像新的一样。

她醒来后，发现手心里空空如也。窗外，天光已经透进来了，淡青色的，像是要下一场雨。

赵桂英慢慢坐起来，穿上衣裳，走到院子里。那棵石榴树已经结满了花苞。她站在树下，仰头看了看，轻声说：“又一年了。”

第十章

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发。赵桂英哪里也没去，就待在周庄。村里封了路，小兰每天来给她送菜送药。四个儿子隔三差五打电话回来，有的要寄口罩，有的要寄酒精，赵桂英说：“我哪儿也不去，要那些干啥？你们自己在外头当心。”

那段时间，赵桂英每天在家看电视。新闻上铺天盖地都是疫情的消息。她看着那些数字，觉得不真实。她活了快八十年，什么灾都见过，可还没见过这样的。整个国家都停下来了。

建华在深圳，公司业务受了影响，天天开会到半夜。建新的工程也停了好几个。建国超市还开着，但供货紧张。建军的家具厂更是停摆了两个多月。儿子们都在经历着各自的难关。

赵桂英不懂这些。她只是每天上香的时候，多磕两个头。

到了夏天，疫情缓解了。儿子们陆续回来了一趟。赵桂英发现，他们都瘦了，也显老了。建国头发白了不少。建新眼袋重了。建军走路膝盖不太好。建华总是揉眼睛。可他们站在她面前时，个个都是笑着的。

“娘，你身体怎么样？”建国问。

“好得很。小兰天天给我量血压，正常。”

“那就好。”建国松了口气。

那天下午，赵桂英坐在堂屋里，四个儿子围着方桌坐了一圈。没有人说话，但也没有人觉得尴尬。就这样静静地坐着，听着窗外石榴树上的蝉鸣。阳光从门口斜斜地照进来，在青砖地上画出一块亮斑。

赵桂英忽然说：“我昨晚又梦到你爹了。”

“我爹说什么了？”建华问。

“他什么也没说。就站在院子里，抬头看那棵石榴树。我跟他说话，他不理。后来我醒了，看窗户，天还黑着。”

“娘，你是想爹了。”建军说。

赵桂英点点头：“想。怎么不想。都走了快十年了。”她的声音很轻，像怕惊扰了谁。

建新站起来，走到院里，摘了一个石榴。那石榴还没熟透，皮是青的，泛着一点红。他拿回来，放在方桌上，说：“等秋天石榴熟了，我回来摘。”

赵桂英笑着说：“好。娘给你留着。”

日子又慢慢往前走。赵桂英的眼睛开始花了。看书看不了几行，就模糊了。但她还能认人，还能做简单的针线。儿子们给她买了老花镜，她戴不惯，说像猴儿。小兰就笑，说婶子你戴上挺好看的。赵桂英就嘟囔：“好看什么，老太婆了。”

她屋里的墙上，挂着一张全家福。那是2019年寿宴时拍的。四个儿子站在她身后，儿媳们站在两边，孙子孙女们蹲在前面。一大家子，热热闹闹的。赵桂英每天早起，都要站在照片前看一会儿。

小兰问她看什么。她说：“数数。看看少了谁没有。”

小兰说：“一个不少啊。”

赵桂英就笑：“不少。一个也不少。”

那年秋天，石榴熟了。四个儿子果然都回来了。这次他们没提前约，是各自都惦记着。建国先到的，骑着辆自行车，说自己现在得锻炼身体。建军骑摩托，后座上驮着一桶花生油。建新和建华一个从济南来，一个从深圳飞回来，差不多前后脚到。

四个人站在石榴树下，抬头看那满树的红石榴。那石榴裂开了口，露出里面红彤彤的籽儿，像一张张笑脸。

赵桂英搬了小梯子出来，要上去摘。儿子们不让。建华爬了上去，摘了满满一篮子。其他人就围在树下，一边接石榴一边说笑。

那天中午，赵桂英蒸了一锅大包子。槐花猪肉馅的。四个儿子一人吃了三四个。建国说：“娘，你这手艺，比大饭店的师傅都强。”赵桂英说：“你从小就会哄我。”大家哄堂大笑。

阳光照进院子里，暖洋洋的。石榴树投下一片斑驳的阴影。一家人的笑声在院子里回荡，像很多很多年前，那些穷苦日子里偶尔泛起的片刻甜意。

赵桂英坐在树下，看着四个儿子打打闹闹。她忽然觉得，这一辈子虽然苦过、痛过、哭过，可现在都值了。孩子们都活成了自己的样子。她这个当娘的，还有什么可求的呢？

她慢慢站起来，走到堂屋里。墙上，周传礼的遗像安安静静地挂着。赵桂英站在照片前，轻声说：“传礼，你看他们回来了。都回来了。你放心。”

风从门口吹进来，带着石榴的甜香。那香味在屋里弥漫开来，像一场迟到的春天。

赵桂英回头看了一眼院子。儿子们还在说笑。阳光把他们的影子拉得长长的，一个一个，都向着家的方向。

尾声

2021年初秋，赵桂英的八十岁生日。四个儿子在周庄摆了一场家宴。没有大操大办，就自家人。但菜品精细，酒水考究。建国从济南请了个大厨来掌勺，建新买了上好的海鲜空运回来，建军把自家厂里最好的红木餐桌运来摆在了院子里，建华开了一箱他收藏多年的红酒。

赵桂英坐在桌首。她穿着小兰帮她挑的枣红色外套，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她看着满桌的菜，说：“太浪费了，吃不完。”

“吃不完你明天接着吃。”建国说。

“对，娘吃多少我们都不管。”建新笑。

赵桂英也笑了。她端起面前的酒杯，里面是鲜榨的石榴汁。她抿了一口，说：“真甜。”

那天的饭吃得时间长。从中午吃到下午，又从下午吃到傍晚。孩子们都来了，孙子孙女也来了。一院子里的人，吵吵嚷嚷的，像过年。赵桂英坐在中间，看着这一大家子，脸上的笑就没下去过。

天擦黑的时候，有孩子的笑声从门外传进来。赵桂英循声看去，是几个孙辈在门口放小烟花。那烟花哧哧地冒着小火星，亮闪闪的。

赵桂英忽然说：“传礼要是能看见，该多好。”

她身边坐着的建新听见了，伸手握住她的手：“娘，爹看得见。他一直看得见。”

赵桂英转头看了看建新，又看了看围坐在身边的另外三个儿子。她点了点头，说：“嗯。看得见。”

月亮升起来了，又大又圆，像是谁在天上挂了一盏灯。赵桂英抬头看了一眼，忽然想起1983年那个下雪的早晨。她追着驴车跑，最后跌倒在雪地里。那时候她哭不出来，只觉得天旋地转，整个世界都白茫茫的一片。

四十年过去了。她还是住在这个叫周庄的村子里。村口那个石磨还在，虽然早就不用了，但一直没拆。村东的矮桥也还在，只是石板换成了水泥板。村子变了样，人也老了。但有些东西没变。比如那棵老槐树还在，每年春天还发芽。比如她心里那股劲还在，再难的时候也没有真正塌下去。

她想起有一天晚上，小兰问她：“婶子，你说人这一辈子，到底图个啥？”

她当时想了想，说：“图个心安吧。该做的事做完了，该等的人等到了，就行。”

小兰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赵桂英也没有再多说。她坐在院子里的石榴树下，望着满天星斗。星子在深蓝色的天上闪着，一颗一颗，像无数只眼睛。

她轻轻地说：“传礼，我不欠了。”

风从南边吹来，把院门吹得吱呀一响。像是有人在应她。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