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豫皖红28军，鄂豫皖红军的主力，九位负责人有八人英勇牺牲

作为鄂豫皖红军主力的红28军九位负责人中，竟有八人英勇牺牲，展现了怎样的革命精神

1939年6月24日凌晨，霍山南麓的松林里传来几声短促枪响，36岁的高敬亭倒在血雾中——自此，鄂豫皖红28军九位主要负责人的名单上，又添一名殉职者，只剩唯一的幸存者詹化雨。

消息传回大别山，老战士们一时无言。有人喃喃：“他倒下了，可咱们的队伍还在。”这并非夸张。三年来，高敬亭领着不到两千人的红28军在鄂豫皖边反复穿插，撕开敌军的重围，把残破的游击区硬是维系成抗战初期新四军第四支队的雏形。

追溯到1932年秋，红四方面军主力西进川陕，鄂豫皖苏区顷刻成孤岛。国民党当局判断“瓮中捉鳖”时，大别山区出现了一个名字陌生的新番号——红28军。组建当天，军长廖荣坤就把地形图摊在山石上，他指着那条折弯的山岭对政委王平章说：“这里像一把锁，敌人要过岭，非开锁不可。”

锁孔叫门坎山。1933年3月清晨，浓雾尚未散尽，廖荣坤把3000余名官兵埋伏在山道两侧。山风卷着雾气，步枪机头渗出冷汗。敌纵队进入峡谷，一阵排子枪打得乱了队形，随即是手榴弹的碎响，整整两个营被拦腰截断。红28军借机南撤，从此消失在群山深处。

屡败屡战的秘诀，不止是伏击。红28军每一次重组，都伴随一次新生。1933年冬，徐海东带着红25军残部折向皖西北，与刘德利的红82师、黄绪南的红84师合面。三方拼成的“第二版”红28军满编不过五千人，却让国民党皖西“清乡司令”焦头烂额。

“敌人一个团，我们就分三股去咬；敌人三个旅，我们就溜进夜色。”徐海东常这样叮嘱队伍。他擅长在河网与丘陵之间穿插，商城、阴阳山、葛腾山几场恶战下来，红28军还能端掉十余处据点。但代价看得见：1934年春，刘德利在熊家河拼死掩护主力时胸膛中弹；当年冬天，黄绪南带着一个连抢占制高点，没等到援军就已血染雪坡。

干部空缺迫使组织再次裂解重合。1935年2月，鄂东北独立团调来太湖与残余部队对接，军旗第三次升起。高敬亭被推到最前线。诡谲的是，他既要压住敌人步步紧逼，又要安抚后方被清乡的百姓，还得在中共中央电令与地方省委意见之间寻找缝隙。

游击岁月里，那支军队从山脊打到圩场，再潜入平畈。物资贫瘠到极点，子弹用光，就拆民房铁皮做土炸弹；伤员无药，就煎黄连、炒食盐。罗成云在鸡冠石突围时，背着机枪边打边退，喊道：“兄弟们，打不烂咱的骨头！”话音未落已被弹片击中。又过一年，方永乐在太平畈带头冲锋，被机枪打成筛子。

敌伪军屡屡宣告“最后胜利”，而山间的红色电台却依旧准点开机。正是那看似微弱的电波，使皖江两岸的青年得知，大别山上还有一支番号古怪却富于韧劲的部队在坚持。到1938年春节前后，中共中央决定把这支部队和皖南、苏北各路游击队合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番号由此定格。

改编大会那天，雨雾缠山。詹化雨举起冲锋枪，半带玩笑地对身边的新兵说：“枪别嫌旧，也许它能陪你打到南京。”他是九人中唯一活到解放者，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其余八位——廖荣坤、王平章、程启波、刘德利、詹大列、黄绪南、罗成云、高敬亭——则把姓名永远写在大别山的松针与硝烟之间。

他们不是神，他们的失误与脆弱都被后人议论；程启波在1933年夏被错杀的经过，至今仍是党史研究者心口的疼痛。但无论战术进退得失，九位负责人留下的，是一种愿为大局反复登场、随时准备牺牲的共识。

从组织学角度看，红28军像一架在空战中屡次被击中却又重新起飞的老式飞机，每次返场补丁都不相同，却总能带着新动能再度升空。这种对编制的弹性使用，使鄂豫皖苏区在最黑暗的岁月里仍有火种闪烁。

有意思的是，解放后研究大别山战争史的学者发现，红28军在游击区推广的“三三制”乡政、夜袭道路封锁的“飞兵战术”，后来被新四军整建制吸收，在皖东、皖南多次显灵。可见，那些看似局部的求生技巧，实际当得起“战争实验室”之名。

若把视线再向前推，门坎山的拐弯、阴阳山的云雾、太湖的密林，都是这支部队血与火的课堂；再向后看，开国大典的礼炮中隐藏着他们当年简陋土炮的回声。那回声提醒人们：如果没有红28军的三度突围，皖西北甚至可能在1934年便被彻底吞没；如果没有高敬亭、詹化雨们守住山脊，江淮平原的抗战火团难有依托。

在长长的烈士名录后面，历史留下一个吊诡的注脚：高敬亭的“错误”直到1977年才被彻底平反。可这张迟到的文书改变不了一个事实——无论是手握手枪冲锋的罗成云，还是被误解的高敬亭，他们当年的选择，共同筑起了鄂豫皖苏区最后的防线。

战争年代的荣辱与牺牲，并不会因时间推移而减弱其分量。红28军的番号早已封存，但在大别山深处，每年春祭，青松下一盏盏油灯点起，微光与山风相遇，仿佛仍能听见那句回荡谷间的低语：“队伍在，人就没白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