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市早苗成了日本的祸害？2个月上千日企倒闭，巨头负债千亿跑路

在这场看不到尽头的经济寒潮中，日本正经历着一次史无前例的信用雪崩。连续两个月，单月破产倒闭的企业双双突破一千家大关，这种满目疮痍的景象，是过去整整十四年里从未见过的。

光是在七月，全日本倒闭企业的累计负债就同比暴涨了四成以上。其中，大阪一家名为全东信的企业更是留下了高达1151亿日元的债务窟窿，宣告破产清算。

物价狂飙、利息高企、输入性通胀，正如同三座大山，把本土实体经济彻底碾碎。追根溯源，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十分清晰——就是高市早苗内阁一意孤行的极端财政路线。

接连跌破四十年低点的日元，叠加总额惊人的370万亿日元超长周期投资计划，彻底摧毁了整个国家的财政信用。底层生存空间的不断崩塌，早就为如今的破产潮埋下了伏笔。

普通日本民众当下正承受着非常现实的民生煎熬，输入性通胀叠加日元持续贬值，普通人的生活压力不断加大。

名义工资虽然出现上涨，但是工资涨幅远远追不上通货膨胀的速度。再加上熊本发生地震，灾区物资短缺等现实民生议题，政府投入的关注度却严重不足。

曾经在日本留过学的人，能够切身感受到汇率带来的巨大变化。2008年日元汇率高点时期，一百日元可以兑换八点三元人民币，而近期到访东京的时候，汇率跌到一百日元兑换四点一三人民币，近乎腰斩。

和朋友聚餐一顿饭人均两万日元，折算下来人均八百元人民币，消费水准和上海高档餐厅相差不大。对于中国游客来说，日元贬值之后，在日本消费，除了出租车依旧昂贵，餐饮购物体感已经没有往日的价格优势。

反过来，不少日本学者、教师到上海访问旅游，心态发生巨大反转。九十年代，日本人来到中国，觉得国内物价低廉，可以放开消费大肆采购。

时隔二十年，再来到上海，换算完汇率之后，很多人变得囊中羞涩，不敢随意消费，这种冲击感十分强烈。

日本属于资源高度依赖进口的国家，能源、大量生活物资都需要海外采购。

日元持续贬值，直接抬高进口商品的采购成本，成本压力层层向下传导，全部转嫁到普通消费者身上。很多日常消费品价格都出现明显上涨，早年留学时期，日本电影院票价大多一千到一千五百日元，如今电影票涨到两千二百日元。

便利店的饭团，早年加税之后一百日元上下，现在起步就要一百三十日元。日元贬值带来的红利，只流向部分出口行业、商社企业，这部分群体借着汇率红利赚得盆满钵满。

但是大量拿固定工资的普通上班族，尤其是依靠年金生活的退休老年人，生活感受持续恶化。年金数额固定不变，物价上涨、货币贬值，直接带来实实在在的被剥夺感。

其实，关于日元崩盘的争论一直没断过，之前网上就有一个观点认为通缩结束只是阵痛，但现实是，这直接酿成了高市早苗成了日本的祸害最彻底的导火索。

高市早苗内阁的民意支持，也出现明显的年龄分化，年轻人相对还保有一部分支持，年纪越大的群体，对高市早苗的反感就越强，物价上涨带来的切身体感，直接转化为政见上的态度。

日本社会有长达将近三十年的通缩时期，从泡沫经济破灭之后，一直到2019、2020年前后，国内物价长期保持稳定。安倍经济学时期，一直设定百分之二的通胀目标，希望依靠通胀带动日本走出经济停滞。

过去三四年间，物价迎来快速飙升，物价涨幅接近百分之五十，对于已经习惯几十年物价平稳的普通人，冲击感格外强烈。家庭主妇、老年群体对物价上涨感受最为深刻。

网络上流传过一个很有象征意义的小插曲，有日本友人到上海，带来一份特殊伴手礼，是卡乐比薯片。

受石油相关原材料短缺的影响，卡乐比薯片的包装袋，从以往五颜六色的印刷包装，变成黑白底色，外观看起来如同祭祀的供品，这件事也被很多人拿来当做当下日本社会困境的缩影。

薯片变色仅仅只是开始，紧随其后的便是2个月上千日企倒闭的残忍现实，而高市内阁应对危机的昏招，反倒成了催命符。

面对汹涌的通胀压力，高市早苗政府推出食品类消费税减税政策，计划把食品消费税下调至百分之一，政策设置两年有效期。

这套政策推出之后，迎来铺天盖地的批评声音。不少评论指出，政策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实际效果。

消费税属于普征的税种，面向所有消费者，富人购买进口葡萄酒，同样可以享受食品减税红利，政策没有办法精准帮扶中低收入困难群体。财政层面，减税会直接造成财政收入缺口，政府却没有拿出明确的财源补充方案。

大量舆论提出，比起普适性的消费税减税，定向给中低收入群体发放现金补贴，效果会好很多。不少政界人士公开批评这套政策属于民粹式操作，从2025年开始，减税成为日本政坛的热门口号，各个政党都很难不去跟风附和。

但是日本政府债务占GDP比重已经超过百分之二百六十，长期依靠举债维持财政运转。大规模减税，意味着财政收入进一步收缩，只能增发国债填补窟窿。

高市内阁本身财政支出力度就很大，一方面大力补贴AI等新兴产业，想要追赶中美发展脚步，另一方面防卫预算持续扩张，各项开支都需要真金白银支撑。一向偏向企业界、立场中间偏右的日经新闻，都罕见连续刊发社论，批评这套减税政策属于不负责任的施政。

很多人认为国家强行兜底还能勉强稳住局面，但现实是，国债飙升直接导致贷款利息成倍加剧，逼迫巨头负债千亿跑路，彻底掏空了商业根基。

其实纵观高市早苗上台后的一系列操作，能清晰看到她执政逻辑的核心弊病，也是她民意崩盘的根本原因。

她的施政重心完全本末倒置，彻底背离了普通民众的核心诉求。当下日本社会最迫切、最刚需的问题，全部集中在民生经济领域，物价飞涨、日元贬值、国民实际收入缩水、灾后物资短缺，这些实打实的生活难题困扰着每一个普通家庭、中老年群体和基层民众。

但高市内阁的执政优先级，始终倾斜于意识形态政治、党内派系利益交换、政治盟友的利益兑现。

从皇室典范修订、国旗毁损法落地，到副首都法案仓促通过，每一项核心政策都是为了稳固自民党内保守派基本盘、讨好麻生派系、维系与维新会的执政同盟，唯独忽略了占社会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的切身利益。

这种错位的施政思路，和2006年首次执政的安倍政权如出一辙。当年安倍第一次上台，同样搁置日本民众关心的经济民生议题，执意推动国旗制度修改、防卫厅升级等意识形态相关法案，最终因为脱离民意、施政脱离实际，短短一年多就草草下台，政权彻底失败。

如今时隔二十年，同样的历史剧本再度在日本政坛上演，高市早苗重蹈覆辙，甚至在舆论口碑和民众观感上，比当年的安倍政权更加糟糕。

因为当下的日本民众，已经连续数年承受物价暴涨的压力，三十年通缩时代养成的消费和生活习惯被彻底打破，民众的忍耐度已经到达临界点，对政府民生不作为的包容度几乎归零。

当政府的信誉已经千疮百孔，上千家本土企业只能无奈倒闭，这场人为制造的祸患注定无法收场。更致命的是，高市早苗本人的性格短板，在执政困境中被无限放大。

她孤僻、自我、不懂政坛人情世故，也不懂体察民心，既不主动对接政界各方力量凝聚共识，也不倾听民间的真实声音。

面对支持率暴跌的舆论危机，她没有反思施政弊端，没有调整政策方向，反而通过社交媒体卖惨、塑造劳碌人设、刻意展现生活化亲民形象，试图扭转舆论，这种本末倒置的操作，只会让民众更加反感。在政治沟通上，她的表现更是僵硬且被动。

面对记者的专业质询，直面民意下滑的核心问题，她始终回避问题、拒绝反思，一句简单的“不知道原因”，彻底击碎了民众对她最后的期待。

对于一国首相而言，正视执政问题、回应民众诉求是最基本的职责，而她的逃避态度，让民众认定其毫无担当、不负责任。

除此之外，她在公共事务中的过度表演式作风，彻底透支了自身的公众形象。

熊本震后勘灾，本该是务实救灾、安抚灾民、解决物资短缺、安置受灾群众的紧急政务，却被团队包装成个人形象宣传素材，刻意摆拍、精选画面、美化行程，回避灾区真实的窘迫困境，这种形式主义的作秀，触碰了日本民众的底线。

民众清晰地看到，政府有精力包装宣传、推进无关紧要的意识形态法案、兑现派系利益，却没有精力、没有能力解决救灾物资短缺、通胀高企、日元贬值的核心民生难题。强烈的落差感，让民众对高市内阁的不满彻底爆发，过往中立甚至支持她的群体，纷纷倒戈。

种种作秀与失能，无一不在印证着高市早苗已经沦为了葬送经济的绝对推手。说到底，当日本央行艰难加息的努力被高市内阁疯狂的举债行为吞噬殆尽时，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就已经被放上了赌桌。

短短两个月，超千家企业相继倒闭，巨头留下超千亿的负债仓皇落幕，这些冷冰冰的数字是高市早苗短视政策最无情的注脚。一味地将政治选票和派系利益凌驾于国家经济安全之上，不仅毁掉了无数中小企业赖以生存的土壤，更让她彻底坐实了日本祸害的恶名。

在这场由她亲手酿成的破产寒冬中，买单的注定是所有日本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