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经济二十年，屠龙少年该归位了

引言：

2004年2月，成都国美为了打响“空调大战”，在没征得格力同意的情况下，把一款零售价1680元的空调挂机直降到1000元。格力要求停止低价销售，国美不理；格力停止供货，国美全国清理格力库存。董明珠撂下狠话：“国美一天不接受格力的价格原则，格力就坚决不在国美卖场设柜。”

那时候的专家预言：离开国美，格力必死无疑。结果呢？格力自建渠道，2005年销量1200万台，超过LG成为全球冠军。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只要掌握了流量话语权的地方，就是平台。国美是平台，苏宁是平台，沃尔玛家乐福是平台，购物中心也是平台。它们和今天的电商平台干的事，本质上是一样的——掌握流量，拿捏商户。

2026年8月8日，钟睒睒第四次坐在央视《对话》的镜头前，把对电商平台的批评升级到了一个新高度：电商平台是“板上钉钉的中间商”，“必须限制平台的权力”。

这不是他第一次开炮。

2024年11月，他点名批评某电商价格体系“对中国品牌和产业是一种巨大伤害”；

2025年1月，他在朋友圈把“四大电商平台”骂作“中国经济的绞肉机、中小经营户的周扒皮”；

2025年4月，他说“全国的农民兄弟及整个传统产业都在为互联网平台打工”。

一年多来，他从情绪化的炮轰走到了机制性的定性。这一次，他不再骂“周扒皮”，而是指出平台用算法逐单调价、干预流量分配，本质上就是传统中间商——只不过戴着“技术公司”的帽子。

这话从一个首富嘴里蹦出来，分量是不一样的。他手里攥着5000家一级经销商、300万个终端网点，电商占比死死摁在5%以下。他有资格说这话，也不怕得罪人。

这场炮轰也引发了巨大争议。吴晓波隔天发文，说钟睒睒“十句里有七八句他认同，但核心三点不敢苟同”：敌我对立的视角错了，实体与电商的二元对立错了，零和博弈的思维也错了。

8月13日，《人民日报》“人民锐评”栏目刊发《钟睒睒关于平台言论引争议，读懂背后真问题》，定调：站实体也好，站平台也罢，不站消费者的都将站不住；电商平台与线下实体，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

《人民日报》没有说钟睒睒错，也没有替平台辩护。它做了一件更重要的事——把讨论从“打不打平台”拉回到“平台该干什么”。

撰文|子 健

编辑| 行 者

来源| 子 健 商 业 洞 察

01

被低估的“公共基础设施”

2021年12月，国家发改委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给平台经济下了定义：以互联网平台为主要载体，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核心驱动力的新型经济形态。

你仔细咂摸，2026年1月人民网《光明论坛》刊发的《夯实平台经济发展制度基石》一文，已经把话挑明了：平台经济“是我国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因如此，市场监管总局与中央网信办联合发布《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目的就是“为维护网络交易秩序，为保护网络交易各方主体合法权益”筑牢制度根基。

但问题在于，平台具备了公共基础设施的属性，却没有承担与之匹配的公共责任。

电网是公共基础设施，电价政府核定，透明、恒定、可预期。证券交易所是公共基础设施，按千分率收费，规则公开，谁都能查。

那我们的电商平台呢？

它同时是商场、裁判、收银台和税务局。它制定规则，它执行规则，它仲裁争议，它还能用算法对每一单单独调价、干预流量分配。

钟睒睒的判据极其锋利：真正的交易平台，费率是恒定的；而现在的电商平台，“每一个生意我都调你的价格，每一单都调价，这就可以100%定性为中间商了”。

他没说“平台不该存在”，他说的是“你是中间商就别装技术公司”。

这个定性不是情绪，是机制。平台戴着“技术公司”的帽子，享受着“市场主体”的自由，却行使着“公用事业”的权力。这是过去二十年平台经济最大的伪装。

这种“换身马甲就收租”的戏码，商业史上演过无数次。2004年国美也披着“现代连锁零售”的外衣，对供应商握有生杀大权。互联网平台的特殊之处不在于“它是新事物”，而在于它的流量权力大到史无前例——国美巅峰时期占全国家电零售近10%的份额，今天头部互联网平台掌握的流量，是国美苏宁时代的几十上百倍。国美只能在一个城市一个城市施压，今天的算法可以同时对数千万商家逐单调价。

但也要看到另一面：平台也是产业升级的参与者。山东曹县借力电商从低端代工的小作坊，发展为年销售额过130亿元的汉服产业集群；柳州螺蛳粉、景德镇陶瓷、云南鲜花、乡村直播带货，都在“电商+产业带”的模式下完成了品牌化转型。平台不是实体产业的对立面，它的根基始终在实体经济。

02从屠龙到化龙2003年，淘宝诞生，喊出一个激动人心的口号——去中间化。消灭传统经销商的层层加价，让工厂直接对话消费者。所有人都觉得这是好事。

童话的前半段是真的。中国平台经济从零起步，狂飙到2024年的25.2万亿规模，涉及数千万商家、9亿多消费者。它打破了地域壁垒，让偏远山区的农产品卖向全国，让无数普通人有了创业的可能。

但童话的后半段，没人告诉你。

学界有个词叫“再中介化”——技术先干掉旧中介，然后长出一个用算法、数据和流量入口武装起来的新中介，而且这个新中介比旧中介强势十倍。

旧的经销商要一家一家去谈，新的平台可以用算法同时对数千万商家逐单调价。

旧的经销商受地域限制，新的平台跨领域、跨行业、跨地域无孔不入。

旧的经销商赚的是明面上的差价，新的平台用六层叠加的费用结构把抽成藏在黑箱里——佣金、支付、投流、退货、活动、罚款，商家打开后台，永远算不清自己这单到底能拿多少钱。

钟睒睒说得直白：“打着‘去中间化’的旗号消灭了传统中间商，自己却成了掌控定价权和流量分配权的‘更强势的中间商’。”

屠龙少年，终成恶龙。这话俗，但贴切。

03三种权力，一把悬顶之剑

平台经济真正危险的，不是赚了钱，而是掌握了三种本该被分立的权力。

第一种：定价权。

平台可以通过搜索降权、限流、强制跟价，干预商户的自主定价。今年1月《生活服务类平台算法负面清单》出台后，14家头部平台被列入整改，承诺遵守算法要求139项。如果算法没问题，用得着专门搞个“负面清单”来点名吗？

第二种：流量分配权。

不开“自动跟价”，流量直接暴跌；开了跟价，系统不断下调价格匹配最低竞品。卖得越多亏得越多——这就是当下中国数百万中小电商的真实写照。

第三种：规则制定权。

“仅退款”等规则单方面修改，商家连申诉渠道都没有。平台规则变更不需要过渡期，争议处理平台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

三种权力集于一身，不透明、不可议、不可审计。传统中间商做梦都想要这种地位，但他们没那个技术条件。平台做到了——国美当年想做都做不到。

这套机制运转的结果，就是对实体经济的系统性抽血。

04谁在为平台打工？

数字是最冷的，但也最真。

• 商家端
  

2025年外卖补贴大战以来，74%的商户客单价下降，80%面临利润下滑。北京市场监管局通报过一个典型案例：一份18元的饺子，商家实收只有1.25元。28元的红烧肉套餐被改价到9.9元，卖1000单亏5000多元。

一份18元的饺子，商家到手1块2毛5。这叫商业？这叫抽血。

• 产业端
  

阳江刀剪产量占全国70%，因为平台强制低价，导致成本和售价比正品低20%-30%的产品也敢宣称是阳江刀具。当地已有三成工厂倒闭退出。

• 劳动者端
  

外卖骑手被困在算法里，超时扣款、逆行超速成为常态。直到今年3月，四部门联合发文要求算法“说人话”，这事儿才算是摆上台面。

• 消费端
  

看起来消费者是受益者？短期是。但商家被逼到“压缩食材品质、降低服务标准”，劣币驱逐良币。“幽灵外卖”遍地开花，食品安全沦为空谈。今年4月，市场监管总局对7家电商平台开出35.97亿元的罚单。

一场没有赢家的游戏：商家亏、骑手累、消费者最终买到劣质品、平台坐收渔利。

钟睒睒的话糙但理不糙：“全国的农民兄弟及整个传统产业都在为互联网平台打工。”

05钟睒睒对了吗？

他的批评分三层：

• 道德批判：“四大电商平台是中国经济的绞肉机、中小经营户的周扒皮。”——情绪到位，但过于修辞化。

• 机制批判：“电商平台是特殊中间商，逐单调价。”——这才是真正精准的定性。

• 价值批判：“卷价格不卷质量，是对社会生产力破坏最大的一种。”——这是对产业方向的灵魂拷问。

但他也有盲区。他站在农夫山泉的立场上说话，电商占比不到5%，线下有5000家经销商、300万个终端网点，有底气说“不上平台也能活”。但对那些纯电商品牌、农产品直营户、白牌工厂来说，“不进平台等死，进平台找死”才是真实的两难。

他喊出了“限制平台的权力”，但没有给出小商家如何在平台内生存的方案。

但平台经济并非一无是处。它打破了地域壁垒，创造了数千万灵活就业，让偏远地区的农产品卖向全国。问题不在平台本身，而在平台的权力不受制约。

商业史上，国美苏宁时代，格力可以撤出；购物中心时代，商户可以不入驻。但当今天的平台流量比过去任何“平台”都大时，单靠某个董明珠的“硬气”已经不够——这就需要政策居间的调控，否则就会生长出吃人骨头还觉得正常的巨兽。

062026，风向变了

如果说2020年是“防止资本无序扩张”，2021年是“为资本设置红绿灯”，那么2026年就是“规则全面落地”之年。

这一年的监管动作密度空前。

1月，《生活服务类平台算法负面清单》出台，14家头部平台被列入整改。

2月，《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全面施行，禁止平台强制商家降价、限制跨平台定价。

3月，四部门联合发文，要求算法必须经过劳动者协商。

4月，市场监管总局对7家电商平台开出35.97亿元罚单。

6月，七部门联合发文，要求平台向中小企业开放技术、数据、算力。

7月，携程因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被罚没51.79亿元。

这些动作共同指向一件事：平台从“市场主体”被重新识别为“准公共基础设施”，必须承担与之匹配的公共责任。

《人民日报》“人民锐评”说得更透：守成没有出路，平台应当少一些“收租”思维、多一些赋能意识，做产业升级的参与者和良性生态的共建者。

07把权力关进笼子，把方向对准赋能

平台经济不是要被消灭，而是要被“归位”。

费率要透明恒定。参照证券交易所的千分率收费模式，把平台对商家的综合费率透明化。禁止“六层叠加”的黑箱收费，禁止单方面调价。商家打开后台，能算出自己这单到底能拿多少钱——这不是奢求，这是底线。

算法要可审计。建立算法备案审查、定价逻辑可解释性验证、第三方机构算法审计的三维监管框架。核心定价参数区间必须公开。“仅平台自己看得懂”的算法时代，必须结束。

定价权要归还商家。禁止强制跟价、禁止“全网最低价”胁迫、禁止单方面改价。红线已经画了，关键是执行。

劳动者要有议价权。订单分配规则、收入计算和抽成比例、工作时长与休息权利、配送时间预估、考核和奖惩——这五项核心事项必须经由劳动者代表协商。平台不能再一个人说了算。

平台要承担公共责任。既然具备了公共基础设施属性，就要把技术、数据、算力真正开放给中小企业。

但限制权力不是目的，赋能实体才是。人民日报说得明白：从存量博弈转向增量开拓是题中之义。平台应当把资源投向产品创新、数字化供应链重塑、AI技术赋能、跨境出海等更有潜力的赛道，而不是在存量博弈中彼此消耗。

山东曹县的汉服、柳州螺蛳粉、云南鲜花——这些“电商+产业带”的成功样本证明：当平台从“收租者”变成“赋能者”，创造的增量价值远超抽取的“数字地租”。

08屠龙少年必须归位

二十年前，平台是屠龙少年。它用刀刃般的效率，劈开了传统流通体系的铁幕，让工厂直达消费者，让千万普通人有了创业的可能。

但屠龙少年长出了鳞片。当他掌握了定价权、流量分配权、规则制定权这三种本该分立的权力；当他用算法对数千万商家逐单调价，当一份18元的饺子商家只收到1块2毛5；当他把数百万骑手困在算法的牢笼里——他就成了他曾经杀死的那条龙。

钟睒睒的炮轰，不过是在这件皇帝的新衣上捅了个洞。

2026年，监管的铁腕终于落下。35.97亿、51.79亿的罚单，不是终点，而是起点。平台经济正在走入“强监管下的再平衡”：从“包容审慎”到“规范与发展并重”，从“流量中介”到“产业基础设施”，从“拼价格”到“拼质量、拼创新”。

《人民日报》“人民锐评”给出了最终的坐标：站实体也好，站平台也罢，不站消费者的都将站不住。

屠龙少年必须归位。但这不是要消灭平台，而是要让平台从“收租者”变回“赋能者”。

未来的平台经济，不会再有大开大合的狂奔，但会有更坚实的地基。那些能把技术、数据、算力真正开放给中小企业，能让曹县汉服、柳州螺蛳粉这样的产业带借力升级，能保障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尊严，能让商家有合理利润、让消费者拿到优质商品的平台，将获得下一个十年的门票。

而那些继续躲在“技术”外衣后面、用算法榨取全产业链的平台——钟睒睒的炮轰只是开始，《人民日报》的定调才是警钟，监管的罚单才是常态。

如果不归位，他就会被自己曾经杀死的龙的同类，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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