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2.7万人船队养禽畜发豆芽，西方同期200万水手死于坏血病

郑和所带领的舰队在航行期间吃的是什么东西呢？

在甲板之上进行养禽畜这个行为，在船舱里面开展发豆芽这个操作，在同一时期，欧洲的那些船队有半数的船员都因为生病而死亡。

在1498年的时候，葡萄牙的一位名叫达·伽马的航海家带领着船队绕过好望角并且抵达了印度，这一次的航行被欧洲方面当作是大航海时代的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不过所付出的代价是非常让人震惊的：在出发的时候大约有一百七十名船员，最后活着回到里斯本的人数还不到一半。

在三十年之后，麦哲伦所进行的环球航行情况更加严重，在出发的时候大约有两百七十人，到最后仅仅只有十八个人存活下来。夺取他们性命的主要敌人并不是风暴和海盗，而是一种被叫做“坏血病”的奇怪病症——由于缺少新鲜的蔬菜和水果里面所含有的维生素C，船员们出现牙龈溃烂、旧伤开裂、浑身没有力气这些症状，到最后在极度痛苦的状态中成批地死亡。

把时间往更早的时候拨回到1405年。郑和带领着由两百多艘船只、两万七千多个人组合而成的庞大舰队从南京龙江港出发开始航行，航行的路程覆盖了东南亚、印度洋甚至是非洲东海岸这些地方，单次的远航动不动就需要两到三年。

在七次下西洋的过程当中，船队从来都没有出现大规模因为疫病而导致人员减少这样的记录。同样是在没有冰箱、没有冷链运输的大航海时代，同样是面临着数月甚至数年都没有办法靠岸的远洋航行环境，为什么欧洲的船队动不动就有超过一半的人死亡，而郑和所带领的船队却能够平安往返呢？

答案并不是神明给予的庇佑，而是藏在船队那一套比当时时代要领先的餐桌相关事物当中。五万石的谷物储备以及船舱里面存在的“水培农场”粮食是让两万七千多名船员生存下去的基础条件。根据《明太宗实录》里面的记载内容，在永乐六年筹备第三次下西洋这个事情的时候，朝廷调配了“粳米三万石、小麦一万五千石、黍粟五千石”，仅仅只是一次出航之前的粮食储备加起来就达到了五万石。

经过精加工处理的粳米在充分脱水之后被密封起来存放在宝船底层的隔水粮舱当中，这样做能够起到防潮和防止虫害的作用；小麦和大麦有一部分被磨成粉用来制作不容易变质的麦饼当作应急的时候吃的干粮，另外一部分保留完整的麦粒在船上通过简易的发酵方式来制作面食。

然而，真正让郑和所带领的船队避免被坏血病伤害的关键之处，是对杂粮进行的巧妙使用。绿豆、黑豆、黄豆等这些杂粮除了用来煮粥之外，还担负着一项非常重要的功能——在船舱里面培育豆芽。

随行的翻译人员马欢在《瀛涯胜览·纪行》这本书里面留下了具有非常高科学价值的第一手记录内容：“海船上大多会携带干豆，在舱中放置装有净水的木桶，早晚都进行淋水的操作，过了几天就会长出芽来，水手每天都会吃豆芽，这样可以避免患上血病。”

这短短二十多个字表明，郑和所带领的船队已经掌握了在船上持续进行鲜活蔬菜生产的水培技术。干豆的体积比较小，并且很耐储存，但是却能够在水中过几天就发芽，能够源源不断地提供维生素C。

在同一时期的欧洲远洋船队恰恰就是缺少了这一个环节，达·伽马和麦哲伦所带领的船队的船员在数月的航行过程当中几乎没有办法摄入任的蔬菜和水果，只能绝望地看着同伴成批地倒下。

在长久的时间以来，大众一般都认为在古代进行远洋航行的时候，只能依靠那些经过风干处理的腊肉以及散发着咸臭味的腌肉来解决吃饭问题。

然而，郑和所带领的船队凭借着巨型宝船所拥有的庞大空间，在宝船的甲板之处建立起了一个被称作“移动农场”的地方。宝船甲板的两侧专门地划分出了独立的用来进行养殖的区域，并且搭建起了禽舍和猪圈。

在船只开始启航之前，从南京、苏州周边地区按照批量的方式去采购活着的畜禽，在航行的过程之中根据需要进行宰杀，以此来保证官兵们能够随时吃到新鲜的肉食。当船队每一次抵达沿岸的港口时，还会使用瓷器、丝绸和当地的土著居民进行交换，从而获得海鱼、虾贝这些东西。

这种采用“自己进行养殖加上进行捕捞再加上开展贸易”这样三管齐下方式的肉食供给模式，在欧洲同一时期的船队之中是完全无法想象的情况——欧洲的船员们在漫长的航行过程里，唯一能够获取蛋白质的来源就是那种硬得如同石头一样，并且往往已经出现腐臭生蛆情况的腌咸肉。

在对新鲜蔬菜以及调味品进行补给这件事情上，郑和船队同样展现出了非常高的统筹方面的智慧。

在出发之前，大批量地把萝卜、芥菜、白菜、竹笋进行晾晒，经过脱水处理之后密封在陶坛里面；每一次停靠在西洋的岛国时，去采购新鲜的果蔬就成为了核心的任务。

马欢在《瀛涯胜览》这本书里面一个一个地记录下了沿途所产出的特产：占城这个地方大量生产椰子、芭蕉、甘蔗，满剌加这个地方产出菠萝蜜、西瓜，古里国各类的蔬果和香料都非常齐全。郑和下西洋这件事情本身就有着“采办香料”这样的经济方面的目的，远洋贸易和后勤保障在这个地方形成了一个非常巧妙的闭环。

把上述的这些细节进行汇总，并且和十五世纪的欧洲远洋船队进行直接的对比，两者之间的差距是非常明显的：欧洲的船员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仅仅只有硬面包和腌咸鱼，好几个月都没有办法摄入新鲜的果蔬，坏血病导致的致死率超过了五成；而郑和船队连续进行远航两到三年的时间，两万多个人从来都没有爆发大规模的同类疫病。

这套成熟的伙食体系能够得以落地，绝对不是偶然的情况——它的背后是明代江南地区农业的高度发达、宝船庞大空间所提供的硬件基础，以及数百年内河和近海航行后勤管理经验的积累。

六百年的时间过去了，大众的目光一直都聚焦在宝船那宏伟的体量以及远洋外交所取得的辉煌功绩上面，却常常忽略了那个支撑着万里远航的饮食后勤体系。

在没有冰箱、没有冷链的明代，古人依靠着分层储粮、在甲板上进行活体养殖、在船舱里面进行水培豆芽、在沿岸进行鲜果补给、利用香料进行抑菌防腐等这些朴素但是却非常高效的手段，让两万七千多个人在茫茫的大洋之上能够安然地往返。

这不仅仅是航海史上的一个奇迹，更是中华文明务实智慧的一个生动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