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伟谈《春歌》：体会到人生虚幻，才生出无限的生命情谊

今年6月，作家艾伟的长篇新作《春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春歌》是艾伟砥砺多年的重磅之作，四十万字篇幅，以整座杭州为叙事舞台，从一桩梨园旧案落笔，串联起四十年的时代变迁。全书创造性采用五重视角叙事，同一桩旧案经由不同人物内心折射，写尽人与人之间的认知罅隙，道尽人间悲欢的内在根源。

《春歌》呈现出真正的建筑美

《春歌》全书分为五个部分，采取五重人物视角对同一件罪案进行罗生门式的叙述。不同的人物立场、人生经历和心理动因，指向对罪案截然不同的理解。正如艾伟在小说中所说的：“每个人身上那种尖刺般的东西，既从肉体内生长出来，又从思想中衍生出来”，“他们犯罪，正是认为自己的行为与罪无关”。

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邱华栋谈到，《春歌》从结构上来讲是当代小说里非常罕见的，体现了艾伟巨大的创造能力、创新能力。在邱华栋眼里，艾伟是非常高超的手艺人，“如果有厨艺争霸大赛，他一上来我都感到紧张，因为他有很多花活。这部小说在时间上是螺旋式的、像弹簧一样来回伸缩的，同时又包含镜像的关系。又像是有五个乐章的交响乐，又像是五面镜子互相折射，是非常复杂的时间、空间、技艺纠合在一起的结构。”

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北京作家协会主席李洱则盛赞，小说《春歌》呈现出了真正的建筑美：五个部分互相参差、互相搭建，构成一个精美的园子。“讲完这个人的故事之后，跟这个人物相关的故事里面抽出一个人再往下讲，类似于顶针顶格的讲法。也相当于五个七万字左右的中篇搭建了非常完美的穹顶式建筑。”

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人民文学》杂志主编徐则臣把《春歌》的结构类比为中国古典建筑的榫卯结构。徐则臣说：“其实五章在说一件事，当一件事说五遍的时候，里面一定有重复，一定有相互成为对方的障碍、绊脚石的东西，要把这些关系处理好，而且这之间又必须相互咬合得非常恰切，同时又不能给对方造成矛盾，也就是说不能相互打脸。所以这个小说是一个古典的中国式的结构，写杭州，写当下，写昆曲，他用这样的结构是表里如一的，是一脉相承的，也是水到渠成的。”

中国作家协会小说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出版集团原副总裁潘凯雄认为，《春歌》的每一章都有一个小结构，五章合起来又是一个大结构，小结构和大结构一起让《春歌》给读者的审美感觉特别好。潘凯雄说：“长篇小说写作里面两个最大的通病，第一是内容太水，不饱满。第二是结构不讲究，结构好坏在某种意义上是一部长篇小说成功与否最重要的要素之一。很多长篇让人留有遗憾，就是结构上太不讲究，而艾伟这个长篇在结构上非常讲究。但是讲究，你又看得明白，你能够看出他结构的用心。”

精微地描述人物的精神世界

在《春歌》中，艾伟塑造了宋芝桓、尹春、一朵、黎彼得、范文卿等一众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形象。李洱提到艾伟对书中女性人物的出色塑造，书中对女性精神世界的描述如此准确而精微，体现出杰出的小说家才有的本领。“我看的时候也多次唏嘘，比如尹春和她的初恋男友告别的场景，接下来宕开一笔写她背后的灯光和运河，人、情、景达到完美交融的地步，显示出艾伟写实的、抒情的功夫非常强。”

李洱特别指出，《春歌》虽然围绕罪案展开叙述，但是小说不批判、不歌颂也不反讽，只是准确地去呈现人物的生活状态、精神状态，准确而有分寸地写出不同人物之间的关系。“小说第四部分让彼得自己讲述故事的时候，艾伟终于直接挑明：我是让故事本身在讲述故事，我是让人物本身在讲述故事，我是让每个细节自己发声。对当代小说来讲，让小说回到艺术本身，让小说直接面向、回到事物，直接让事物说话，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笔。”

邱华栋也提到，艾伟的作品和迅速变化的时代一直是“凝视”的关系。“他总是能够像人性的警察、人性的勘探者，拨开我们日常生活的表象，拨开时代的喧哗，看到特别丰富的、人性的深渊和肌理，这是我读他的小说感到尤其震撼的地方。”

站在读者和编辑的角度，徐则臣谈到，艾伟的小说过去很用力，甚至有些用力过猛，但是到《春歌》这个小说，艾伟特别放松，因为《春歌》是一个佛教的类似于偈语的东西，有一种脱俗的平常心在里面。

“这个小说一改过去艾伟的那种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历史感，变得有生命意识、生命感和现实感。”徐则臣说，“这个平常心非常重要，不是没有问题的平常心，而是有了问题但是又能以平常心统摄这个问题意识，就不会变成主题先行，就不会让人物、故事变成主题的牵线木偶。感性的和理性融合得非常好，这是艾伟之前的小说没有大规模呈现的特点，我个人认为这是艾伟的进步。”

每个人的写作都是地方性的写作

《春歌》以杭州城为背景，江南的氤氲山水，昆曲的优美婉转，共同构成小说的精神文化底色。徐则臣特别喜爱《春歌》跟杭州城之间的关系。他说：“我越来越觉得，归根到底，每个人的写作都是一种地方性写作。不管我们如何抱着宏大的意愿，事实上我们的写作都要扎根于自己所生活的这块地方，你要写的这个故事跟你所写的这个故事的背景之间一定要有一种非常恰切的匹配关系。”

具体到《春歌》而言，徐则臣认为，艾伟“把杭州这个城市的繁华，把它的那种潮湿、有弹性、丰润、富庶、雅致，甚至寂寞和苍凉的东西，在这个小说里面都表达出来了。”

而艾伟却自谦“没有为杭州立传的野心”。他在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说：“杭州如此之美，被称为人间天堂，而这种美不光是风景意义上的，更是人文意义上的。所以有读者说，这是天堂杭州写给当代的一封情书。某种意义上，是杭州在书写我。”

南都专访作家艾伟

著名作家艾伟。

无意中为杭州“立传”

南都：请谈谈写作长篇小说《春歌》的缘起。《春歌》这个书名有什么寓意？

艾伟：最早想以整个杭州为舞台，主体故事从八十年代写起，写四十多年来时代的风俗与变迁。我有一段日子整天对着杭州地图，看着西湖、钱塘江和运河，它构筑起整个杭州地理上的风貌。我开始就是这些想法，也做了很多采访。因为这次所有的地名都是实有，所以，我去一些可以代表杭州的建筑或景点参访，一边看，一边在脑子里想象，我书中的人物有没有可能到这儿来。这有点儿像电影导演采景。因为没有结构，最初写作十分艰难，写了十多万字还是感到没有头绪。后来有一天路过西湖，灵感突然降临，西湖馈赠了我一个结构。就是从那一刻起，我定下《春歌》这个书名。

南都：《春歌》被称为“给杭州的一封情书”。您在写作的时候是否有给城市立传的自觉？请谈谈您对杭州这座城市的感情，杭州的什么特质是《春歌》里特别希望突出的？

艾伟：我个人觉得《春歌》没有为城市立传的野心，反倒更多的可能是杭州给了我写作的滋养。杭州如此之美，被称为人间天堂，而这种美不光是风景意义上的，更是人文意义上的。所以有读者说，这是天堂杭州写给当代的一封情书。某种意义上，是杭州在书写我。

我觉得作家徐则臣在谈到《春歌》时，他把杭州概括得特别好，他说杭州是繁华的，也有潮湿，有弹性，有丰润、富庶、雅致，甚至寂寞和苍凉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我希望我的小说和这个城市是匹配的。如果我在无意中实现了对杭州的“立传”，我是高兴的。

南都：小说采用五重视角、五章结构，李洱形容为“顶针结构”。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种多声部的叙事方式？作家在转换写作视角的时候，是否会跟随人物而发现一片新的世界？请举例谈谈。

艾伟：小说确实没有照传统的时间线写作，但读者阅读起来应该没有障碍，因为小说写了一个一个具体的人的今生今世。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尺度里，生活在自洽的那个世界观里。我们每个人的行为在他或她自己看来都是合理的，有理由的，这是小说写作的根本之道。人与人之间是多么不同，即便面对同一片风景，同一个事实，理解也完全不同。我只是无限逼近于人物及其内心，让人物和事物本身说话。所以，所谓的发现新世界，是视角必然会带来的。当然，其中肯定有作家的创造。

广济桥夜景（刘柏良摄）

情与理的冲突依旧是写作主题

南都：《春歌》开篇写到宋芝桓母亲的人生毁于“激情”，这条草蛇灰线是否与徐尹春案中的黎彼得有关？中国小说中很少写到“激情”这个主题，请谈谈您对它的理解。

艾伟：这部小说起始于“理”或“理性”，法律本身就是理性的产物，代表着秩序。小说中也谈到，假设有天道，其实在人间是很难真正意义上靠法律或理性去适配这个天道的。小说写到宋芝桓的人生经历，和祖辈及父辈的关系以及他失败的初恋，一方面让他走向理性生活，同时也是在说理性生活的不可能，因为“激情”与我们如影随行。实际上，在这部小说里，我更多地用“情”这个中国概念去慢慢软化理性的宋芝桓，让他最后有了中国式的自我救赎的可能。到头来发现，他其实也是一个轻柔的人，也是一个“一往而深”的人，对具体的人以及世界都是如此。

南都：在法律实践中如何处理“激情犯罪”，您在写小说之前做过哪些相关的调查研究？是不是对人性的了解越深，越难做一个理性的执法者？

艾伟：关于法庭审理的情节极不好写，并且不能在法律术语及程序上出任何差错。我因此采访了一些法官。法庭是凭证据说话的，证据到哪儿，审判就到哪儿。特别是刑事案，必须证据确凿，逻辑闭环，才能做出审判。就我接触的法官，我感受到职业给他们带来特别谨慎的态度和滴水不漏的说话方式。现实生活中，我们接触的人是此时此刻的他，更多的是他的外表和谈吐，但在小说里，作家可以书写人物的过往点滴或者所有，他的来处以及他曾经的艰难抉择。文学洞察人性，但不做判断，而法官必须做判断。所以法官面临的处境更难。就像书中通过宋芝桓思考的，他们判决发下去将会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所以我通过宋芝桓的思考说，法官们实际上在做“上帝”的工作。

南都：《春歌》塑造了徐尹春、黎彼得、范文卿、宋芝桓、一朵、保罗、映月等一众个性鲜明的人物。在这些人物中，您个人比较喜爱的是哪一位或者几位？假如您自我的个性、经验与其中一位人物比较隔膜，怎么在写作中处理作者的自我与人物的关系？

艾伟：作者表面上塑造了性格各异的人物，但几乎每个人物身上都带着作者的个人经验的一部分，从某种意义上，每个人物都是作者的化身。当然作者不可能经历所有，所以，写作时实际上存在双向交流，一是作家对人物的理解，二是人物自己站出来教导作家，他可能是什么样的，他可能比一般人想的还要复杂。写作过程实际上是人物和作家双向交流、教育的过程。我因此从我的人物身上习得很多。

南都：昆曲《白蛇传》作为贯穿全书的意象，与人物的情感关系形成哪些互文？

艾伟：小说确实存在与《白蛇传》的互文关系。不过我并不想特别强调这种互文，至少读者在阅读过程不会意识到存在这种互文，要读到最后一部，才会恍然明白作者的用心。作为作者，我把所谓的互文关系全然交给读者，由我来指认显然是不对的，也没必要。

南都：小说里有这样一段唱词：“原非我破你姻缘，总由他数定难迁，人妖纠缠致天谴。看啼啼哭哭慈心岂恝然，究竟是你须得回向忏悔还是我落下因果前愆。”您怎么理解《白蛇传》里的爱情？是什么原因让《白蛇传》的故事历经千年而流传？

艾伟：这段唱词来自《白蛇传》唱段，但我作了改编，因为我对这个故事有自己的理解，我把原文本转换成了“法海”的视角，所以唱词也有所改变。我在写《春歌》之前，看了大量中国传统戏曲以及剧本，我从中发现了中国人对“情”的看法。我们中国人确实对情有独到的理解，在生活中，处处矗立着一个“情”字。在那些古老的故事中，为了情，生可以死，死可以生，情几乎是一种信仰般的存在。我想借此向中国传统致敬，也向中国美学致敬。

南都：因为昆曲和《白蛇传》的缘故，《春歌》还有一个戏中戏的结构。“人生如戏”是否也是您想表达的主题之一？

艾伟：我不知道，关于小说能读出什么来，由读者说了算，作家并没有权利对此说三道四。

但小说中确实写了很多梦境，也写到一些算命以及相术，这也是从我们中国传统叙事中习得的。当然这部小说同时也是现代的，比如对时间的处理，比如小说的五个部分之间彼此映照的镜像关系等。总之，我试图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取得一种平衡，毕竟我们是在21世纪写作。

因为虚空的存在，生出无限的生命情谊

南都：为什么给尹春的女儿起名“映月”（让人想起俗语说的“月映万川，处处皆圆”）？书里说：“映月常常觉得自己的人生犹如一场梦境，没有真实的感觉。”读《春歌》也有类似的感觉，一面写激情，一面写空幻。您想用《春歌》这样一个故事表达什么？您怎么理解生命？您的写作是否受到禅宗思想的影响？

艾伟：如果说单一受到禅宗影响，我是不会承认的。我觉得我是受我们中国传统的影响。多年的写作让我一直感受到中西方看待世界的方式是如此不同，中国人是无比的实，在各种各样的关系中寻找“我”何以成为“我”，从而确立他的一切，这有点像马克思所说的人是人类关系的总和。中国古典小说，比如《红楼梦》几乎事无巨细地写日常的生活，写婚、丧、嫁、娶，写市井烟火，梨园恩怨，实到伸手可以触摸，仿似生活本身，实际上是作家创造的。但神奇的是，在这实中，我们慢慢体会到人生的虚幻，中国人对这世界的看法是无限热情地投入生活中，但从来没有忘记那个虚空的存在。而正因为那个虚空的存在，才生出无限的生命情意。西方人看待这个世界更“个人主义”一点，西方作家更多地把“人”从人群中找出来，来观察他行动，他内在的感受，非常深入。我试图在这两种方法中找到一个融合和连接的桥梁。

南都：《春歌》的写作时间跨越数年，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您遇到过什么困难和挑战？您有什么写作习惯以保持作品质量的稳定发挥？

艾伟：写作当然会碰到困难，碰到障碍，碰到绝境，碰到无言的孤寂。但是我觉得障碍对一个作家来说反而是好事。写得过分顺畅有时候是可疑的，障碍降临有可能会开启一个全新的面貌，会有神奇的时刻。写作的过程非常漫长，一部长篇小说可能需要花两到三年时间，所以我在写作过程中经常“恬不知耻”地鼓励或夸奖自己。当一个好的句子降临，当一个新的方向发现，当一个好的细节突然呈现在笔端，这时候我就会赞美一下自己。因为写作是同自我相伴、一个人完成的工作，如果没有这样的自我鼓励，是无法一直写下去的。而这个过程确确实实有隐秘的快感，这个快感和其他的情绪，比如绝望，比如失败感，比如软弱都是相生相伴的，但是最终你克服那个困难的时候会有巨大的快乐。

解决困难的办法是有规律地生活，耐心地等待，每天傍晚慢跑。我常常觉得在慢跑时养着这部小说，我的很多想法以及句子都是在慢跑时从脑子里涌现的，我便拿出手机，把句子或想法用语音录下来。慢跑对我来说，既是保持体力的途径，也意外地替我解决了遇到的困难。

南都：从早期受先锋文学影响的《少年杨淇佩着刀》，到后来《爱人同志》《风和日丽》等对社会议题的关切，再到《春歌》中“回到最朴素也最动人的生命经验之中”——您的创作重心经历了怎样的位移？

艾伟：回顾写作的历史，有时候会产生难以置信的感觉。我居然写了这么多书，《春歌》是我的第八部长篇小说。我这辈子持续地保持热情的事，似乎也只有写作。我的生活极其单调，写作丰富了我的生活。

我写完《南方》后，有八年没有写作。时代意志的改变让我重新思考写作这件事。八年后，我写出了《镜中》，我个人觉得《镜中》是一次个人意义上的“变法”，而《春歌》是这个方向的延续或再深入。写作《春歌》时，我对人生有了更宽阔的理解，我对我的人物更好了，我变得无比怜惜笔下的人物。事实上，在《春歌》里，里面的人物几乎都是相对善好。有一位朋友私下对我说，在《春歌》里，我对待女性，甚至比女作家还好。

坚定地相信人的不可战胜

南都：您认为人工智能未来是否会取代作家的位置？在AI兴起的时代，什么是写作者的立身之本？

艾伟：从根本上来说我是人本主义者，我相信人的主体性，我觉得我们的身体本身就是整个宇宙，如果我们无法穷尽宇宙的一切，我们也无法认识我们自身，那么从逻辑上说，我不相信人自己制造的东西会比我们人更为复杂精微。所以对于人工智能，我相信他们会变得很聪明，智商可能比人类更高，但在精神上，在对万物的感官反应上，我坚定地相信人的不可战胜，毕竟我们怀有具体的恐惧，而对AI来说恐惧也许就是一个词语。

南都：未来有什么写作计划？

艾伟：我刚写完一部作品，不去想计划之类。写作这件事随时可能改变，变化比计划快。眼下我就想休息。

我正在写这部长篇的时候，快要完成的那个秋天，我碰到李敬泽先生，天很热，但我衣服穿得有点多，气色也不太好。我对他说，这应该是我最后一部小说。《春歌》写完后的那个春天，我在杭州又碰到他，那时候，我的身体已经恢复过来了。我开玩笑说，我以为《春歌》是我的最后一部小说，我觉得我还是可以写的嘛。

如前所述，写作依旧带给我隐秘的快感。

采写：南都N视频记者 黄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