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梦里诗书
诺兰版的《奥德赛》无疑是一部极具创新的史诗制作,它成功地将荷马史诗的骨架移植到了现代电影的语法中,但在这副骨架之上,电影让人遗憾的点在于它的完成度并不高,原因在于,这一次的诺兰试图在一部电影里讲尽自己理解的荷马史诗,可即便强如他,面对这样一个千头万绪的复杂文本,终究还是显得捉襟见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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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兰对《奥德赛》原著做出的最根本改动,不在选角,不在结局,而在一个看似抽象却决定一切的层面,那便是诸神的退场。荷马史诗中的世界,神是具象的、人格化的,而《奥德赛》中当人格化的诸神退出之后,“神意”本身就变得变得抽象、绝对了起来在。于是,荷马那个“英雄凭智谋与神佑穿过世界”的故事,被诺兰置换成了“罪人凭忏悔与信念获得归家资格”的现代寓言。
诺兰视角下,马特·达蒙饰演的奥德修斯,成为了整部电影精神内核的具象载体,由此《奥德赛》里诺兰选择的叙事手法始终是向内的,他将一切超自然表象转译为心理倾向,转向了奥德修斯更私人化的视角,从而让这一主人公随着剧情的推进,一步步去走进观众,奥德修斯献出木马计,以阴谋终结战争,却也打破了文明的宙斯法则。木马不仅帮助希腊人赢得了战争,更摧毁了待客之道、它成为文明崩塌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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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设定不禁让人回想到了《奥本海默》,前者追溯人类破坏秩序的源头,后者展示知识与技术如何将文明推向毁灭。木马约等于原子弹。不同的电影,奥德修斯和奥本海默却共享了同一个困境,他们都是创造并利用强大武器能终结暴力,却也改变了文明,使世界滑向阴谋与恐惧。于是诺兰的《奥德赛》不再是英雄凯旋,而是一出借奥德修斯归家过程道出的反战寓言。
然而,电影的问题也恰恰出在这一过程上。173分钟的片长对于一部电影来说已属超长,但放在《奥德赛》中却仍显得极其有限。我想,原因在于诺兰在拍这部电影时,对自己拥有充足的自信,觉得自己能够将特洛伊战争的罪责反思、奥德修斯的战争创伤、众神的隐秘博弈、乃至于文明更迭的历史规律等等,全部包罗于一部电影之中。这注定了电影必然不可能有时间去雕琢好每一个人物。于是,连奥德修斯也失去了原作中的狡诈、善辩与复杂,转而被重塑为一个伟大、光明、正确的中年男性,行为动机也被一再的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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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物形象失去了原作的复杂性,整部电影的问题其实并不在于诺兰失去了过往的水准,而在于:即便是克里斯托弗·诺兰,也难以在有限时间里,不加取舍地还原所有荷马史诗里的名场面,同时又把一个故事用现代视角讲得完美无缺。于是,《奥德赛》给人最终的观感,并不是震撼后的圆满,而是一种“我知道他在讲一个反战寓言”的平淡。这种平淡,本质上正是电影被稀释、分解之后,剧情扁平所剩的感触。
总而言之,诺兰的《奥德赛》在我看来是一次勇敢但充满野心的改编。它在技术执行和概念框架上展现了极高的水准,但在叙事、角色与情感上,都暴露出求全野心下必然的失衡。这也是我认为诺兰在《奥德赛》中最难逾越的困境:他可以造出最精巧的宏大,却无法粉饰这诗史下的空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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