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引驰｜阅读玄奘与《大唐西域记》的多种可能

《大唐西域记》，玄奘、辩机撰，陈引驰、陈特注评，凤凰出版社，2026年7月出版

玄奘与《大唐西域记》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却又并没有太多人真正全面深入地阅读过。当我们伴随着《大唐西域记》结束了玄奘波澜壮阔的西行历程，也不难理解为何会有上述矛盾。

我们不得不承认，对于当下的读者来说，《大唐西域记》并不易读，这又与玄奘等撰述此书的动因与目的有关。如前所述，玄奘西行开始与结束时的待遇大不相同，他离开大唐相当于“偷渡”，然其归来则受到官方盛大的欢迎，这一欢迎来自最高统治者——唐太宗。但太宗对玄奘的关注，主因实无关佛教，在太宗看来，玄奘相当于张骞——当时最熟悉西域的人，而太宗向来对经略西域不乏兴趣。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等记载，唐太宗不仅对玄奘当年之“私行”既往不咎，而且在和玄奘的接触中被其风采折服，甚至请求玄奘还俗辅佐朝政。（《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六：“帝又察法师堪公辅之寄，因劝罢道，助秉俗务。”）拥有坚定信仰的玄奘对此自然只能推辞，而从中他大概也能领会到，虽然唐太宗及身边臣子嘴上都称颂他信仰之坚定，也赞美佛法伟大，但君臣真正关注的还是“俗务”，所以玄奘在推辞的同时还是要尽可能满足朝廷的诉求。故他在翻译佛经的同时也马不停蹄地在辩机的协助下完成“国家重大工程”——《大唐西域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六明确记录“敕令法师修《西域记》”）。就此而言，《大唐西域记》的主要动力乃是官方之压力。由此也可理解，为何《大唐西域记》要程式化地对各国进行尽可能详细的介绍，因为本书正是太宗君臣了解国际局势的重要参考。

不过，目的不同于动力。玄奘师徒撰成《大唐西域记》的目的并不在于成为合格的“智库”（否则完全可以直接“罢道”），而在于弘扬佛法。弘扬佛法又落实在虚实二端。所谓“虚”，指的是《大唐西域记》全书在保持可信的地理框架的同时，弥漫着浓烈的信仰气息，玄奘通过对遗迹、风俗、传说故事的详密记录无时无刻不传达着佛法之广大与佛陀之伟岸。所谓“实”，则落在历史记录（尤其是佛教史记录）与行程向导两方面，对于前者我们在书中多有提示，对于后者还需要特别说明。玄奘波澜壮阔的西行并非空前绝后，而是中国人不绝如缕的中外交流（尤其是僧侣西行求法）中的关键一环。在玄奘之前，就有相当数量的中国人远赴西域印度，其中不乏留下详细文字记录者，同为高僧的法显即是其中的佼佼者，而他撰述的《法显传》（亦名《佛国记》）则是《大唐西域记》的先导之作。《法显传》的基本结构与《大唐西域记》十分类似，法显已然详细记录了从甲地到乙地需要多少时间，书中多写作“行若干日”或“在道若干日”；记录了某城某方向多少距离有何重要景观或遗迹，如在于阗部分有这样的记载：“其城西七八里有僧伽蓝，名王新寺。”这些实际上都为后来的西行者提供切实的指导。由于魏晋隋唐间西行者的主体仍是僧侣，故而法显、玄奘的这些记录，相当于切实的路线图，为后来者提供了无数方便。综上所述，玄奘撰述《大唐西域记》的目的有关佛教：既是弘扬佛理，也是记录佛史，更是致敬此前的西行求法僧并为后来者提供方便。

正因为玄奘撰作《大唐西域记》的动力与目的不同，故而回国后的玄奘始终在译经弘法与世俗政治之间努力寻求一种微妙的平衡。浩大的译经事业离不开国家层面的支持，但与高层有所来往又不免要介入宫廷与朝堂的政治博弈中。由现存有关玄奘本人及太宗、高宗时代的史料可以推测，玄奘的后半生（尤其是高宗上台后）并不平静，他努力推进译经与弘法，也遭受了不少委屈。（其中幽微曲折之处，当代学者刘淑芬等有深入考掘，有兴趣的读者可进一步参考。）

一旦我们明白了玄奘归国后的境遇及撰述《大唐西域记》之动力与目的，也就自然能够理解为何此书对于今人而言颇难阅读。随着光阴的流逝，玄奘笔下的西域史地皆成陈迹，愿意循玄奘脚步再走西行路的，只有少数历史地理研究人员或爱好者。相应地，《大唐西域记》作为一部文史经典留给后来学者的，主要是三方面的资源：一是中西交通与历史地理；二是佛教史；三是语言学。这三方面的学问，都相当专门，对一般读者来说自然难以亲近。

本书尝试对《大唐西域记》做简要注解并稍加导读疏通。由于前辈学者在中西交通、历史地理和古汉语等方面用力甚多，也由于我们的兴趣与知识储备有限，故而在上述层面，我们主要借助前人既有成果并尽可能简要地呈现。作为长期以来对“佛教与中国文学”颇有兴趣的学人，我们阅读与疏通《大唐西域记》，主要关注点聚焦于佛教文化及传说故事方面。玄奘在书中记录了大量的佛教传说故事，在这样一部严谨的以史地为骨架的著作中自然而然容纳了非信仰者（不论是唐代还是后来）眼中并不真实的故事。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故事并非出自虚构，玄奘只是从口头或典籍整合记录。这些被记录（而非被独创）的传说故事，在信仰者看来为真，在非信仰者读来却难以置信，这样一种亦真亦假的状态，如果放置在中国叙述文学（尤其是中国小说史）的脉络中，必将增加我们的若干认识。关于《大唐西域记》之于中国文学史以及如何理解有关玄奘故事之“真”，我们曾有相关论文，如陈引驰、陈特《〈大唐西域记〉所载佛教口传故事考述》（《岭南学报》复刊第一、二辑合刊）、陈特《〈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材源考》（《岭南学报》复刊第二十四辑）等，有兴趣的读者或可一阅。可以说，注重佛教文化与传说故事，多从文学角度阅读《大唐西域记》，是我们注评此书的重点所在。虽“暨乎篇成，半折心始”，最后所成书稿尚未阐发出《大唐西域记》中的许多精义，但这一方向的努力多少揭示出了这一部经典更丰富的维度。

本书完成于2011年前后，并在2013年作为“历代名著精选集”之一种出版。不论往昔是我非我，人都不可能再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回看十余年前的注解与评述，颇觉多有未尽之处，然囿于各种缘由，此次再版，仅删除了一些段落、修改了若干文字讹误并根据后来的认识调整了部分说法，全书内容大体保持旧貌，形式则有所调整。此外，玄奘西行的壮阔图景，若只有文字而无图片，难免让人遗憾。此前由于丛书体例，无缘“左图右史”，此次则有赖画师龚晓涛、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教授周立群、中国人民大学特聘教授曹永军、南京大学副教授陆远和敦煌研究院等单位同仁们的鼎力支持，全书在文字之外还搭配了相当数量精美的图片，对此我们不能不欢喜赞叹，感激再三。

至于本书仍然存在的各种不足，文责全在作者。

陈引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