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哭喊：那不是我儿子，德国柏林袭击案，1死29伤真相难接受

7月25日的惨剧后，阿卜杜勒·巴卢特的母亲一直在努力调和两个截然不同的形象：一个是她所熟悉的儿子，另一个是当局调查中揭示的激进化青年。这位带来恐怖的年轻人的母亲，坐在柏林蒂尔加滕区一套三居室公寓里，靠在一张磨损的红色皮沙发上。周四下午，她指着手机屏幕上的几个未接来电。

这些电话都来自7月25日晚，来电者是她的儿子阿卜杜勒·巴卢特。“他非常担心我，”她轻声说，声音中带着颤抖，“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她翻看通话记录。那是袭击当天，也是这个原本默默无闻的21岁青年成为德国头号通缉犯的日子，儿子留下的最后痕迹。她希望公众能看到他作为儿子、兄弟和年轻人的一面。“说实话，人们谈论他的方式让我非常痛苦，”她说，“他是个好人。”

大约20小时后，特警在柏林郊区施潘道的一处花园里找到了巴卢特。据称，警方试图逮捕他时，他持刀试图袭击警员。警方随后开枪，巴卢特被击毙。9天后，他被安葬在柏林加托公墓。在巴卢特发动的袭击中遇难的是一名65岁的波兰女性。她专程与女儿前往柏林参加克里斯托弗街日活动。

在匿名采访中，他说：“对很多人来说，自由是他们根本不必去想的东西。对我而言，自由意味着能够去爱一个人，意味着早晨出门时，不必担心会不会因为我是谁而遭到袭击甚至被杀。”他说，袭击发生后，这种安全感出现了裂缝。“那种旧日的恐惧突然又回来了。”几周后，巴卢特的母亲身穿黑衣，头巾包裹着一张疲惫的脸，坐在对面。她眼下有深深的阴影，声音轻得有时不得不凑近才能听清。房间里唯一的背景声，是风扇单调的嗡鸣。

母亲讲起一家人一起看电视、玩“大富翁”的夜晚。她说，如果快要输了，他有时还会作弊。说着说着，她的笑容变成眼泪，眼泪又变回笑容。这一切，与“恐怖分子”的形象几乎形成了最强烈的反差。采访前4天，记者走访了巴卢特成长的社区。孩子们在院子里嬉戏，邻居们探出窗外，或站在门口。记者向他们打听巴卢特。他们的回答惊人地相似：“他总会打招呼”“他很有礼貌”“他乐于助人”。

没有人否认巴卢特做了什么，也没有人为他开脱。但同样，没有人能解释，那个他们认识的年轻人，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几天后，坐在母亲家的客厅里，她的手机响了。短暂的一瞬间，房间里响起阿拉伯语吟唱。“那是他的声音。”她说。她的手机铃声，是儿子诵读一段伊斯兰祈祷词的录音。法院记录显示，从2024年起，巴卢特多次发布含有“伊斯兰国”宣传内容的视频，之后又开始传播自己的录音。

在网络上，他使用“阿布·穆阿维叶”这个名字。这一称呼指向倭马亚王朝第一任哈里发穆阿维叶——他曾在与先知穆罕默德女婿阿里的争斗中获胜，后来的什叶派伊斯兰正是由阿里及其追随者一脉发展而来。这个名字也显示出他信仰上的转变：巴卢特于2021年从什叶派改宗为逊尼派。这是否也意味着他与家庭决裂？从母亲的叙述中看不出这一点。

谈到袭击前的那些日子时，对话里反复出现一个词：恐惧。她说，儿子变了。他显得更紧张、更焦躁，也更坐立不安。他开始频繁更换手机号，10天里至少换了5次。“你为什么又换号码？”她曾这样问他。但他的回答总是大同小异：总有人给他打电话，他觉得自己被跟踪、被骚扰，不再安全。直到今天，这些说法在母亲看来仍然说不通。但在调查人员眼中，这正是一个意识到自己已进入警方视线、并正在策划重大行动者的表现。

2026年5月底，德国联邦刑事警察局将巴卢特列为高风险人员，认定他有能力实施严重的政治动机暴力行为。相关理由在数十页案卷中都有记录。2021年，巴卢特参加了柏林一个萨拉菲派团体组织的街头宣教活动。在这类活动中，伊斯兰主义者会吸纳新追随者，并经常分发《古兰经》。柏林州刑事警察局正是在那时开始关注他。从2023年起，他越来越频繁地出入受萨拉菲主义影响的清真寺。

萨拉菲主义主张对逊尼派伊斯兰的极端保守、原教旨式理解。调查人员注意到，他开始公开表达对德国自由民主秩序的拒绝。2024年夏天，他多次发布“伊斯兰国”组织的宣传内容。2025年5月，他试图前往非洲加入该组织，但在毛里塔尼亚被拒绝入境。此后不久，他又试图经由黎巴嫩前往叙利亚接受武器训练，并通过Telegram与“伊斯兰国”成员联络。

2025年7月，黎巴嫩当局逮捕了巴卢特。军事法庭以煽动宗教冲突罪判处他3个月监禁。庭审中，他提到父系家族中有两名堂兄弟死于叙利亚战场。2025年11月返回德国后，巴卢特在柏林机场被捕，并因涉嫌准备实施严重暴力行为而被羁押。根据案卷记载，他在狱中把自己塑造成一名传教者。

他的宗教狂热程度进一步加深，外貌也发生变化。巴卢特的父亲后来对《明镜》周刊说，他曾因儿子留长发和胡须与其争吵，因为他把这视为宗教极端化的标志。最终，在今年5月，巴卢特被判处1年10个月监禁，但法院在决定是否缓刑前，先让他在缓刑监督官监管下获释。这一司法决定如今已成为德国国内激烈争论的焦点，争议集中在德国如何处理高风险伊斯兰主义罪犯。

从那以后，警方一直对他进行监视。他的母亲知道这些吗？她摇了摇头。巴卢特母亲愿意谈及的，只有一件事：今年7月2日，也就是他的生日。她说，那一天恰恰说明儿子受到了多么严密的监控。她说，当天巴卢特和妹妹在外面玩，用水枪朝妹妹喷水。不久后，州刑警局警员出现了。他们把当时的情况评估为可能存在威胁。但调查人员对现场的描述不同。

他们说，当时天已经黑了，巴卢特只在屋外停留了几秒钟，手里拿着一个看起来像手枪、但难以辨认的物体。随后他把它塞进裤腰，回到屋内。警员最终搜查公寓时，只发现了一把玩具枪。调查人员认为，这名21岁的年轻人是在测试自己是否处于监视之下，以及警方介入前他究竟有多少时间。尽管母亲坚持说，她没有发现任何迹象表明巴卢特在准备发动袭击，但她也不排除其他人知道儿子的计划。不过，她没有说出任何名字。

她说，儿子大部分时间都和家人在一起。他朋友不多，至少没有她特别熟悉的人。在她的记忆里，袭击发生那天一开始和往常没什么不同。母子二人都睡到很晚，随后一起外出办事。她说，巴卢特当时没有工作，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傍晚时分，在当晚家庭聚会开始前，他离开了公寓。接着，电话突然一个接一个地打来。

下午5点10分，巴卢特给母亲打电话。一个小时后，他又打来。然后又打来。她说，每次通话几乎都围绕同一个问题：“你还好吗？”他以前从来没有这样过。之后，在其中一次通话后，她收到一条简短的信息：“照顾好自己。”直到今天，这几个字仍让她无法释怀。晚上7点05分，巴卢特再次来电。他让母亲转告与她共同生活两年多的伴侣，说自己又换了一个新号码。

她说，巴卢特的父母3年前已经离婚，但他仍经常见父亲，也常与父亲通话。就在一家人为晚上的聚餐做准备时，电话还在不断响起。他们原本打算去他姐姐家吃晚饭。菜单上有炸肉排，那是他最喜欢的食物。母亲说，巴卢特很喜欢这样的家庭聚会，“每次都让他很开心”。也正因为如此，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在她看来尤其难以理解。“他想活下去。”她声音沙哑地说。

他谈过未来，谈过想拥有自己的家庭，谈过前方还有那么多事情等着他。没有任何迹象显示，这可能是一场告别。晚上10点前不久，她的伴侣又接到一个电话。那是巴卢特有意留给家人的最后一句话：“把我母亲带到安全的地方去。”几分钟后，那辆厢式货车冲入了人群。当晚，巴卢特母亲由伴侣开车送回家时，关于袭击的第一批消息已经开始流传。那时，她还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但她说，一进门，她立刻注意到一件事。

直到第二天，女儿们打电话告诉她新闻里的报道，她才得知真相。她的儿子死了。从那以后，她在柏林的公寓里一小时又一小时地寻找解释，思绪不断回到儿子最后的话、他的恐惧，以及那些电话里是否藏着某种她未能识别的信号。

她始终无法摆脱自己心中那个关于儿子的形象：那个善良、想要成家的男孩。当被问及想对这起恐怖袭击的受害者说什么时，她沉默了很久。最后，她说，她感到抱歉。“我也会告诉他们，那不是我的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