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刑前主动张开嘴巴，为的是保全娇美面容，且看“最美死刑犯”屈辱而又可悲的短暂一生

任雪在被执行死刑时，突然主动张开了嘴巴。
这一举动在当时让周围人感到不解，但负责行刑的武警士兵瞬间明白了她的意图并成全了她。
任雪这么做，是希望子弹能够从她的口腔中穿过，从而避免面部受到损伤，以保留自己死后容貌的完整。
这也是她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为了维护自己作为年轻女孩最后的一丝体面与美丽而做出的举动。

1971年的冬天来得格外早。
河南新安县那个偏僻的村庄里，北风卷着黄土，把天地间搅成一片混沌的灰黄色。
就是在这样一个傍晚，任雪出生了。
接生婆喊了一声"是个丫头"，院子里就安静了。
父亲蹲在门槛上，手里的旱烟袋燃了又灭，灭了又燃。
母亲躺在产床上，额头的汗还没干透，眼泪已经淌了下来，那不是喜悦，是愧疚。
愧疚自己没给丈夫生个儿子，愧疚这个家又多了一张吃饭的嘴，愧疚这个女孩从落地那一刻起，就注定要背负这个家庭对"女儿"二字所有的轻视与不耐烦。
村里人都记得，任雪从小就格外安静。
别家的孩子在土坡上追逐打闹，她总是一个人坐在屋檐下，用树枝在地上画些谁都看不懂的图案。
三岁那年，父亲从集市回来，给两个哥哥一人买了一个烧饼，她眼巴巴地望着，却不敢开口要。
母亲看见了，把自己的那份掰了一半给她，她却摇摇头，说："妈，我不饿。"
那是个三岁孩子会说的话吗？可任雪就是这样长大的。
她过早地学会了察言观色，学会了不争不抢，学会了把自己的需求缩到最小、缩到看不见。
她用一种近乎自虐的乖巧，试图换取父母偶尔投来的一丝温存。
可那一丝温存，来得太稀薄了，稀薄得像寒冬腊月里透过破窗纸漏进来的阳光，看着暖，伸手一抓，什么也没有。
上学后，任雪的成绩一直很好。
老师说她聪明，说她画得一手好画。
可每次她兴冲冲把奖状拿回家，父亲扫一眼就扔在桌上："女孩子读书有什么用？早晚是别人家的人。"
这句话像一根刺，扎在她心里，年复一年地长成了痼疾。
她开始明白，在这个家里，她永远是个"外人"，所有的努力，都不能改变一个事实。
自己是个女孩，而她父亲的观念里，女孩就是赔钱货。

初中毕业那年，任雪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县里的重点高中。
通知书寄到家里那天，父亲看都没看一眼："上什么高中？去读技校，早点出来挣钱。"
任雪站在院子里，手里攥着那张薄薄的纸，满心难受。
她想争辩，想说出那句在心里翻涌了无数遍的话："为什么哥哥们可以读大学，我就不可以？"
可她看着父亲布满老茧的手和母亲躲闪的眼神，那句话终究没有出口。
她把通知书叠好，压在枕头底下，第二天就去技校报了名。
那是她人生中第一次放弃，却不曾想，这种放弃此后还会有无数次。
技校两年，是任雪生命中为数不多能喘口气的日子。
离开了那个让她窒息的家，她像一株移栽到新土里的植物，叶子终于舒展开了。
她交了几个朋友，穿上了自己喜欢的衣服，甚至偷偷谈了一场恋爱。
那个男生是隔壁班的，姓李，笑起来有两颗虎牙。
他会等在任雪下课的必经之路上，手里攥着从食堂多打的一个馒头；
会在她值日的时候悄悄留下来帮忙擦黑板；
会在晚自习后送她回宿舍，两个人隔着三步的距离，月光把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可这段恋情带来的，是一场更深的灾难。
任雪发现自己怀孕了。十七岁的她吓得浑身发抖，不敢告诉任何人，更不敢回家。
她找了那个男生，对方支支吾吾了半天，说了一句"我家里知道了会打死我的"，第二天就从学校消失了。
后来任雪才知道，他家里人托关系把他转到了外地的学校，像丢弃一件麻烦似的，把她连同那个未成形的孩子一起丢在了原地。
任雪一个人去医院做了手术。
那个年代，未婚先孕是足以毁掉一个女孩一生的污点。
她捂着肚子从医院走回学校的那条路上，天正下着雨，她把校服外套顶在头上，雨水顺着发梢淌进脖子里，凉得她直打哆嗦。
她在心里对自己说：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这件事，谁都不能说。
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技校就那么大的地方，消息像长了脚一样传开了。
有人说她"不检点"，有人说她"活该"，那些曾经跟她一起说笑的女同学开始躲着她，仿佛她身上沾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老师们看她的眼神也变了，变得复杂而微妙，那种眼神里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怜悯，更夹杂着几分若隐若现的鄙夷。
技校毕业那年，任雪十九岁。
那个笑起来有虎牙的男生早已不知去向，她的名声也碎了一地。
她带着一身的伤痕和技校的文凭，回到了那个拼命想逃离的家。
父亲见她回来，第一句话是："技校毕业了？那赶紧找活干，家里养不了闲人。"
任雪没说话，转身进了自己的屋。
那间屋子很小，一张床一张桌子，墙上贴着她小时候画的画。
画上一朵向日葵，花瓣画得歪歪扭扭的，可颜色涂得很用力，金黄得晃眼。

她盯着那幅画看了很久，然后伸手把它揭了下来，揉成一团，扔进了灶膛里。
火苗蹿起来的一瞬间，她的眼睛里有泪光一闪而过。
新安县最大的企业就是那座铝矿，方圆百里的人都管它叫"矿上"。
矿上招工的消息传出来那天，任雪的父母比她还积极，矿上的工资比种地高多了，一个月能挣好几十块呢。
两个儿子娶媳妇的钱还差一大截，这笔进项无论如何不能丢。
任雪去应聘了，她没有背景，没有关系，唯有一张技校的文凭和一张过分漂亮的脸。
负责招聘的人上下打量了她一番，嘴角扯出一个暧昧的笑："行吧，先干着。"
任雪分到了招待所，做服务员。活儿不算累，就是端茶倒水、打扫房间。
她干活利索，话不多，脸上总是挂着得体的微笑。
来招待所吃饭的矿上领导们开始注意到她，这个纤瘦的姑娘，皮肤白得像细瓷，眉眼间有一种说不出的清冷，偏又带着几分怯生生的柔，让人看了就想伸手碰一碰。
第一个对她伸手的，是矿长戴德昌。
那年任雪刚满二十，戴德昌四十出头，身材发福，顶着一头半秃的脑袋，笑起来的时候眼睛眯成两条缝，缝里透出的光让人很不舒服。
他第一次在招待所见到任雪，目光就在她身上多停了好几秒。
旁边的人看在眼里，都心照不宣地低下了头，他们知道矿长看上了谁，谁就逃不掉了。
半个月后，人事科通知任雪去一趟办公室。
她忐忑地推开门，里面坐着的却是戴德昌。
他摆出一副公事公办的面孔，说她的入职手续"有点问题"，程序不规范，按上面的规定是要清退的。
任雪一听就慌了，眼泪在眼眶里打转，连连恳求矿长给她一次机会。
戴德昌靠在椅背上，慢悠悠地搓着手里的两颗核桃，说："留下也不是不行。可你得懂规矩。"
"什么规矩？"任雪的声音在发抖。
戴德昌笑了笑，站起身来走到她面前，肥厚的手掌覆上了她的肩膀："慢慢教你。"
任雪的身体僵住了，很想推开那只手，想夺门而出，可脑子里同时闪过无数个画面：
家里等着钱娶媳妇的两个哥哥，父亲那张永远阴沉的脸，母亲躲在灶间叹气的声音。
她如果丢了这份工作，父母会怎样？村子里的闲话会怎样？她还能去哪里？
那只手从肩膀滑到了腰际……
任雪闭上了眼睛，两行眼泪顺着脸颊滑下来，滴在她洗得发白的工作服上，洇出两个深色的圆点。
那之后，任雪成了戴德昌随时可以传唤的人。

招待所楼上的套间，矿长办公室里间的小屋，甚至矿上那辆吉普车的后座，随时随地都可以，她没有任何说不的资格。
戴德昌是个精明的人，不仅用工作威胁她，还把她在技校打过胎的事情翻了出来。"这事儿要是传出去，你在这县里还待得下去？"
他攥着这个把柄，像握着一把永远悬在她头顶的刀。
任雪曾经无数次想过反抗。
有一天夜里，她从戴德昌的套间里出来，在洗手间的水池前拼命搓自己的胳膊，搓得皮肤通红发疼，仿佛要把那个人留在她身上的所有痕迹都洗掉。
她看着镜子里那张泪痕纵横的脸，对自己说：去告他，去公安局告他强奸。
可告了以后呢？她的名声就彻底毁了。
父母会怎么看她？邻里会怎么议论？就算戴德昌真的被绳之以法，她呢？
在那个时候，受害者的遭遇往往引来的不是同情，而是更加肆无忌惮的指指点点。
她不敢，她太了解这个吃人的世道了。
所以她只能忍，把所有的恨、所有的屈辱、所有的恶心都咽进肚子里。
每天照常上班，照常对每一个来招待所的人露出得体的微笑。
没有人知道她经历过什么，也没有人在乎。
在所有人的眼里，她就是一个有几分姿色的女服务员，至于她背后受过多少伤害，谁关心呢？
1991年春天，有人写了一封举报信，把戴德昌偷税漏税的事捅到了上面。
县里派来了调查组，住在铝矿招待所，前前后后调查了将近一个月。
任雪被安排专门负责调查组的接待工作，每天给他们端茶递水，打扫房间，偶尔还要陪他们吃饭。
坐在桌角，给领导们倒酒布菜，脸上挂着她早已习惯的那种职业性的微笑。
调查组的组长姓刘，四十来岁，戴一副金丝眼镜，看起来文质彬彬，可他看任雪的眼神，和戴德昌如出一辙。
有一天晚上，任雪去给刘组长送热水。
他开了门，却不接水壶，只是上上下下地打量她，然后问了句："小任多大了？"
"二十一。"任雪低着头回答。
"二十一，"他咂了咂嘴，往前凑了一步，"二十一正是好年纪啊。"
任雪的心猛地一沉，忙往后退了半步，水壶在手里微微倾斜，溅出几滴热水烫在手背上，都没觉得疼。
刘组长笑了笑，伸手拍了拍她的肩膀，说别紧张，就随便聊聊。
可那随便聊聊的房间里，门是半掩的，灯是昏黄的，而一个手握调查大权的男人和一个毫无背景的服务员之间的"随便聊聊"，从来都不会真的"随便"。
第二天，戴德昌把任雪叫到了办公室。
他关上门，脸上带着一种让她浑身发冷的笑容，说："刘组长对你印象不错。人家是大领导，你陪好他，这对矿上对我都好。"
任雪明白了，她难以置信地看着戴德昌。
这个曾经占有她的男人，现在要把她拱手送出去，用来交换他自己的平安。

在戴德昌眼里，她从来就不是一个人，只是一个物件，一件可以自用也可以转送的礼品。
"我不去。"任雪的声音在发抖。
戴德昌的脸沉了下来，拉开办公桌的抽屉，从里面拿出一封信，拆开，递到她面前。
那是技校时期的病历复印件，上面清清楚楚写着她的名字和"早孕人工流产"的字样。
戴德昌慢条斯理地说："刘组长要是知道你还打过胎，你说他还会不会对你印象不错？可他要是不高兴了，你这工作……还有你两个哥哥的工作，怕是都保不住。"
任雪站在那里，浑身冰凉。
她想尖叫，想冲上去把那张纸撕碎，想把面前这个秃顶男人的脸抓烂。
可她动不了，感觉自己的四肢被什么东西绑住了，绑得死死的，而绑她的绳子，就是"家人"这两个字。
她没有豁出去的勇气，因为她知道，她豁出去的不仅她自己，还有一家人的饭碗，一家人的安宁，一家人的体面。
她答应了。
那天晚上，她走进了刘组长的房间。
房间里的灯被调得很暗，窗帘拉得严严实实。
刘组长已经洗过澡，穿着一件松松垮垮的浴袍坐在床边。
他招手让她过去，脸上的金丝眼镜在昏暗的光线里反着光，像某种冷血动物的眼睛。
任雪一步一步走过去，每走一步，心里就有一个东西在碎裂。
等走到床边的时候，她觉得自己已经碎了满地，只剩下一个空壳子还在机械地移动。
刘组长拉过她的手，她的手冰凉得像一块石头。
事后，任雪躺在招待所那张陌生的床上，睁着眼睛看天花板。
天花板上有一块水渍，形状像一个扭曲的人脸，正咧着嘴对她笑。
她想起小时候在屋檐下用树枝画的那些图案，想起技校操场上的月光，想起那个有虎牙的男生替她擦黑板的背影。
那些东西都太远了，远得像上辈子的事，而这辈子，她觉得自己已经过完了。
天快亮的时候，她起身穿好衣服，去洗手间把自己从头到脚洗了一遍。
热水冲在身上，她却感觉不到温度。
她看着镜子里的自己，面色苍白，眼眶乌青，嘴唇上一道清晰的牙印，是她自己咬的，怕发出声音。
她忽然笑了一下，镜子里的那个女孩也跟着笑了一下，笑得比哭还难看。
调查组走了。戴德昌的偷税问题不了了之，他依然当他的矿长，依然每天开着他的吉普车在矿上耀武扬威。
而任雪的"回报"是什么呢？她还是那个临时工，还是那个女招待，工资没有涨，编制没有转，什么都没有变。
刘组长临走前倒是给她留了一张纸条，上面写了一个电话，说"以后有事可以打这个"。
任雪把那张纸条撕得粉碎，扔进了厕所的便池里，看着那些碎片打着旋儿被冲走了。
和碎片一起被冲走的，还有她对这个世界的最后一丝信任。
任雪开始变了，她不再笑，不再对任何人露出那种职业性的温和表情。
同事们说她"脾气古怪"，领导说她"态度不好"，父母也打来电话骂她，说好不容易托人给她找了这份工作，她要是搞砸了，让全家人都喝西北风去。
她听着电话里母亲尖利的嗓音，忽然觉得特别可笑。
全家人的生计？全家人的体面？全家人的安宁？

她被卖给戴德昌的时候，被转送给刘组长的时候，这些"全家人"里有谁替她说过一句话？有谁问过她一句"你疼不疼"？
没有，从头到尾，一个都没有。
那些夜里她常常失眠，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想一个问题：
凭什么？凭什么戴德昌可以肆无忌惮地毁掉她的人生，却还能风风光光地当他的矿长？
凭什么刘组长可以心安理得地享受了她的身体，然后拍拍屁股走人？
凭什么她的父母可以理直气壮地把她当作一件可以变现的工具？
凭什么她一个从来没有伤害过任何人、只是想好好活下去的女孩，要承受这一切？
愤怒像野火一样在她心里烧起来，烧得她整夜整夜地睡不着。
她从枕头底下摸出那把削水果的小刀，在黑暗中盯着刀刃上那一点寒光发呆。
她想过去杀了戴德昌，可那个人身边永远跟着司机和跟班，根本近不了身。
她想过把刘组长的事捅出去，可她能拿出什么证据？到头来毁掉的只能是她自己的名声。
她想报复，可她又报复得了谁呢？
然后，她想到了戴德昌的女儿小丁。
小丁是戴德昌的小女儿，技校比任雪低一届，两个人因为都在矿上住，曾经还算熟络。
小丁性格开朗，梳着马尾辫，笑起来眼睛弯成月牙。
她什么都不知道，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怎样一个人，不知道那个曾经跟她一起说笑的任雪姐姐在她父亲的床上遭受过什么。
任雪当然知道小丁是无辜的，可仇恨这个东西，一旦烧起来，就分不清谁该烧谁不该烧了。
她想让戴德昌也尝尝失去至亲的滋味，想让他也体验一下那种剜心剔骨的痛。
如果法律和公道都惩罚不了他，那就让她自己来。
她找来了曹琳琳，这也是矿上的女工，性格泼辣胆大，平时跟任雪关系不错。
任雪没有告诉她全部实情，只说"有个女孩得罪了我，帮我出出气"。
曹琳琳答应了。
1991年的夏天，任雪以"出去玩"为名，把小丁骗到了新安县郊外的一片荒地里。
那地方偏僻，四周是荒草和乱石，远处有座废弃的砖窑，夏天的时候连放羊的人都懒得去。
小丁高高兴兴地跟着任雪出了门，她穿着一条碎花裙子，脚上是新买的凉鞋，一路上叽叽喳喳地说着学校里的趣事。
任雪走在她旁边，嘴角挂着笑，手却在裤兜里攥着一把锤子。
那是从矿上工具间偷出来的，沉甸甸的，硌得手掌生疼。
到了那片荒地，任雪停下了脚步。
小丁还在笑，问她："任雪姐，怎么不走了？"
任雪没有回答，而是慢慢转过身来，看着小丁那张无忧无虑的脸。

那张脸上有她在那个年纪也曾经有过的、对世界全无戒备的单纯。
可她已经回不去了，她已经被这个世界碾碎了。
既然自己碎了，那凭什么别人还能完整？
她朝曹琳琳使了个眼色。
曹琳琳从背后抡起了扳手，沉闷的一声响，小丁的笑容僵在了脸上，然后那笑容就永远地消失了。
她倒下去的时候，碎花裙摆被风吹起来，像一朵开败的花。
任雪蹲在边上，看着小丁的眼睛还睁着，那双曾经弯成月牙的眼睛此刻空洞地望着天空，瞳孔里映着一片灰蒙蒙的天。
任雪伸手去合她的眼皮，合上了，又弹开。再合，再弹开。
她的手在发抖，可她没有停。
她知道自己已经回不了头了，从走进刘组长房间的那天晚上起，她就回不了头了。
她的人生早就在那个时候死了，现在活着的这个她，只是一具被仇恨和绝望驱使着的行尸走肉。
她和曹琳琳扒光了小丁的衣服，制造被性侵的假象，然后浇上汽油，划亮了火柴。
火苗腾起来的时候，任雪闻到一股焦糊味。
她忽然想起很多年前，把那张向日葵的画扔进灶膛里时，闻到的也是这种味道。
那时候她十三岁，或者十四岁？她记不清了。
她只记得那朵向日葵画得很丑，花瓣歪歪扭扭的，可她曾经很宝贝它，因为那是美术老师夸她画得好的一幅画。
火越烧越旺，映在任雪的眼睛里，像两簇小小的鬼火。
她站在那里看了很久，看火苗舔舐着那具曾经鲜活的躯体，看浓烟升起来又被风吹散。
风是从南边吹来的，带着庄稼地里未熟的玉米的清香。
任雪转过身，走了。她的步子很稳，脊背挺得很直。
走出很远之后，她才蹲下来，在路边的沟渠里吐了个天翻地覆。
几天后，几个采药的大妈在荒地里发现了被烧焦的尸体。
上半身尤其面部几乎完全炭化，只剩下一具骨架。
消息传到矿上，戴德昌当场瘫坐在地上。
他没有想到，那个被他反复践踏、从未放在眼里的女孩，会用这样一种决绝的方式，把他最珍视的东西从他的生命里夺走。
案子很快破了，新安县公安局刑侦队从尸体残留的衣物碎片和现场发现的脚印入手，锁定了任雪和曹琳琳。
任雪的二哥在铝矿护卫队工作，得知妹妹犯下命案后，连夜找到她，劝她自首。
大哥则提出安排她往南边跑，去广州去深圳，换个身份重新开始。
可任雪拒绝了，她坐在自己那间小屋里，跟大哥说："哥，我不跑。我累。"
天快亮的时候，二哥拉着任雪去了公安局。
任雪走进去的时候，天边正泛起鱼肚白，晨光熹微，照在她苍白平静的脸上，竟有一种说不出的圣洁。
审讯很顺利，任雪和曹琳琳对作案过程供认不讳。
问到动机时，任雪沉默了很久。她张了张嘴，想说说戴德昌，说说刘组长，说说这些年受过的所有屈辱。
可那些话堵在喉咙口，怎么说都说不出来。最后她只是说了一句："她爸欺负了我。"
六个字，轻飘飘的，可办案的民警隐约读懂了那六个字背后多么沉重的东西。
1992年夏天，新安县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一审判处任雪死刑。
她的父母在庭审现场嚎啕大哭，那是任雪第一次看到父母为她流泪。
可她心里很平静，甚至有一种奇异的解脱感。
她终于不用再撑了，不用再假装乖巧、假装坚强、假装一切都没发生过。

家人不服，提出上诉。可二审的结果没有改变。
1993年7月，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死刑执行令下达的那天，任雪正在看守所里画一幅画。
她没有纸，就用手指蘸着水在水泥地上画。
画的还是一朵向日葵，这次画得好多了，花瓣圆润舒展，朝着一个不存在的太阳仰着脸。
画完最后一笔，水迹慢慢干了，向日葵一点一点地消失，最后什么痕迹都没留下。
1993年7月，盛夏。
新安县郊外的刑场上，地面被太阳晒得发烫，浮土踩上去软绵绵的，像踩在灰烬上。
任雪从囚车上走下来，她穿着一件白色的露脐装。
那是她让人从外面带进来的，说想穿这件走。
头发仔细地梳过了，用一根素色的皮筋扎在脑后，露出光洁的额头和那张过分清秀的脸。
她站在那里，腰背挺得笔直，像一株风里站久了的白杨。
围观的人很多，挤在警戒线外面伸长了脖子看。
有人窃窃私语：
"就是她？这么年轻？"
"长得真俊啊，可惜了。"
"她到底犯了什么事？"
这世上的围观者总是这样，在别人的悲剧面前永远带着一种置身事外的好奇。
行刑的士兵走过来，示意她跪下。
任雪慢慢弯下膝盖，跪在滚烫的浮土上，地面烫得她膝盖发疼，可她没有动。
她抬起头，最后看了一遍这片天空。灰蓝色的，有几朵云懒懒地挂着，远处有鸟飞过去，翅膀扇动的声音几乎听不见。
然后她张开了嘴。
围观的人群里响起一阵低低的惊呼。
行刑的士兵愣了一下，随即明白了，这个爱美的女孩是怕子弹从脸上穿过去，把脸打坏了。
她是想留着这张脸走。
二十二年来，这张脸给她带来的全是苦难。
因为美而被觊觎，因为美而被利用，因为美而成为别人眼中可以交易的商品。
可临到尽头了，她还是要这张脸，也许这是仅剩的、唯一属于自己的东西了。
士兵举起了枪。枪口对准她张开的嘴，这是行刑人能给她的最后一点仁慈。
砰。
枪声在空旷的郊野上传出很远很远。
任雪的身体软软地倒下去，倒在滚烫的浮土上，那件白色的露脐装洇开了一小片暗红。
她的脸完好无损，安静地侧着，睫毛长长的，像只是睡着了。
阳光照在她脸上，把最后那一丝若有若无的微笑定格在了那里。
多年以后，还有人记得那个场景。
记得那个穿露脐装的年轻女孩，记得她张开嘴的那一瞬间，记得她脸上那种让人说不清是轻蔑还是解脱的表情。
有人把她叫做"最美死刑犯"，可这个称呼本身就是一种残忍，她的美从来不是她的福气，而是她的劫难。

任雪死后，关于她的故事在新安县流传了很多年。
有人说她的父母后来精神出了问题，两个哥哥一个远走他乡杳无音信，一个四处上访申诉。
而戴德昌呢？据说他仗着有钱有势，最终还是摆平了一切，继续过他的逍遥日子。
那个调查组的刘组长，更是像从没出现过一样，消失在了更大的权力场里。
没有人追究他们，法律惩罚了杀人的任雪，却无法惩罚那些把她逼成杀人犯的人。
任雪有罪吗？当然有。
她杀害了一个无辜的少女，这个罪行无法被任何悲惨的过往所洗白。
法庭判处她死刑，这是法律必须作出的裁决。
可法律之外呢？那些面对她的苦难视而不见的沉默，那些把她的尊严踩在脚底的权力，那些把她当作工具任意摆布的男人，这些又该由谁来审判？
她没有杀那些真正伤害她的人，却杀了那个伤害她的人的至亲。
这里面有一种让人心碎的逻辑。她太弱小了，弱小到连复仇都找不到正确的方向。
她唯一能做的，就是让另一个人也承受她承受过的失去之痛。
可那个失去的人，恰恰跟她一样无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