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军几十年来屡战屡败，哈佛教授戳破真相，中国早已给出正确答案

如果只看军事力量，美国几乎没有理由失败。它长期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军费开支，掌握着最先进的一批武器装备，以及其他国家难以比肩的全球投送能力。美国军队可以在几千公里之外调动航母、战机和导弹，也曾一次次证明，自己有能力在很短时间内摧毁对手的重要军事目标。

但换一个角度，不再以武器数量和战场表现为标准，而是检验战争的结果，事情就变得有些奇怪了。

沃尔特把二战之后美国打过的几场主要战争重新梳理了一遍。

首先是朝鲜战争。

1950年战争爆发后，美国及其盟友大规模介入，阻止朝鲜半岛在北方主导下实现统一，但未能能实现把整个半岛置于韩国政府控制之下的目标。三年战争结束后，双方的军事分界线与战争爆发前相比没有发生根本变化。

所以在沃尔特看来，这场战争无论如何都很难称作一场胜利。对于美国来说，唯一体面的评价是：平局。

而越南战争的结果没有任何争议。

美国拥有北越完全无法相比的空中力量、火力和技术优势，投入几十万军队。但战争并没有按照华盛顿设想的方向结束。美国投入了巨额军事资源后，最终不得不撤出越南，1975年西贡陷落，南北越完成统一。

沃尔特将它称之为美国的失败。

此后几十年，美国又多次经历了十分相似的局面。

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美国推翻萨达姆政权的过程并不困难。战争开始后不久，伊拉克正规军迅速瓦解，巴格达失守。从纯粹的军事行动的角度来看，美国打得相当轻松。

但赢得战争后，真正的问题才开始接连出现。

占领如何维持，伊拉克政治秩序如何重建，武装抵抗如何处理，宗派冲突如何控制，这些问题都无法依靠摧毁几支部队、占领几个城市解决。美国击败萨达姆政府用了很短时间，收拾战争留下的政治残局却耗费了多年。

因此，在沃尔特的战争账本里，伊拉克战争同样算不上成功。

阿富汗战争则更为典型。

2001年，美国进入阿富汗后摧枯拉朽般迅速推翻塔利班政权，随后美军深陷泥潭，在那里待了将近二十年。最终2021年，美国撤军，塔利班重新进入喀布尔，迅速掌握了政权。

如果一场持续二十年的战争，最后的结果是回到原点，那么强调美国曾经赢下多少场战斗，已经没有太大意义。

就连通常被视为西方军事干预成功案例的1999年科索沃战争，沃尔特也没有给出多高的评价。他特别提到，塞尔维亚最后接受的安排，在某些方面甚至比西方战前提出的条件更加宽松。

至于1983年的入侵格林纳达战争，沃尔特几乎懒得把它当作一个有分量的例子，因为双方实力差距实在太大。

这样一轮盘点下来，一个颇为尴尬的结论出现了。

按照沃尔特的标准，从二战结束到今天，美国能够同时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称作明确胜利的大战，只有1991年的海湾战争。

冷战是一个重要例外。尽管美国和西方最终赢得了冷战，苏联也在1991年解体。但沃尔特专门提醒读者：冷战这一在二战后美国取得的最大胜利，恰恰不是靠大规模战争取得的。实际上美苏两国从未在战场上直接进行全面军事对决。

美国最成功的一场“战争”，偏偏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对比来看，这颇具讽刺意味。

2026年，美国对伊朗的发动战争，这一老问题也随之重新出现。

沃尔特认为，特朗普政府对于美伊战争设定的主要政治目标仍然没有得到实现。美国当然仍然可以依靠其军事优势打击伊朗目标、战术层面取得优势，但这些短期的军事胜利可能无法最终转变为华盛顿想要的政治结果。

从朝鲜半岛到伊拉克、阿富汗，再到今天的伊朗，美国一次又一次证明，它拥有快速摧毁目标、压制对手正规军、实施远程精确打击的能力。

但一个如此强大的军事机器，为何总在战场上占据优势后，又一次次狼狈收尾呢？

因此，沃尔特认为，美国接连在战争中失利的根源，不应归咎于军费投入、武器装备或士兵的作战能力，而是存在战略性、结构性的问题。

沃尔特的第一个判断是，美国在过去几十年发动太多“选择性战争”。

所谓选择性战争，指的是那些并非在国家生存遭受严重威胁时不得不发动的战争对越南、伊拉克、阿富汗发动的战争，均不同于二战：美国本土没有面临被占领的危险，国家存亡也并不系于这些战争的胜负。

问题在于，美国投入的是相对有限的国家利益，设定的战争目标却往往极其庞大。

在越南战争中，美国试图阻止共产主义力量掌控南越；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的目标则不仅满足于解除潜在安全威胁，而是直接推翻萨达姆政权，并谋求建立亲美的民主制度；而在阿富汗，最初打击“基地”组织和塔利班尚有明确的反恐目标，但此后的任务却逐渐扩张为改造阿富汗政治制度、构建西方式国家。

沃尔特将这种模式概括为：美国将有限利益与宏大目标相捆绑，甚至试图按照自己的模式重新塑他国社会。

这就引出了第二个判断：虽然美军在军事实力远超对手，但双方对战争结果的重视程度同样失衡。

对美国而言，许多战场远在数千乃至上万公里之外。尽管华盛顿会强调这些地区关系到美国的战略利益，但无论如何，美国的生死存亡没有受到威胁。

对手面对的却完全是另一回事。战争输了，意味着政权被推翻、国家被占领、原有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被彻底改变。

因此，从一开始，双方对于赢得战争的决心在等级上就完全不同。绝对军事力量上的巨大差距，也就无法转化为同等程度的战争优势。

这也是沃尔特解释美国战争失败时核心的判断：弱者并不需要在战场上真正击败强者。在这类非对称战争中，实力较弱的一方只需要做到“不被彻底消灭”。只要还能组织抵抗，战争就没有结束；战争不结束，美国就得继续投入大量资源。

一年可以，两年可以，那么五年呢？十年呢？二十年呢？

时间本身便会成为弱者的武器。最终弱者获胜的方式，往往不是在正面战场上击溃对手，而是坚持到美国发现，已经不再值得继续投入士兵与金钱。

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当目标达成后，老布什政府并未继续向巴格达推进。沃尔特认为，正是由于目标与利益相称，且在目标实现后及时收手，1991年海湾战争才成为美国几十年来少有的明确胜利。

因此，沃尔特做出如下判断：决定一场战争能否取得战略成功的，从来不只是航母、战机和导弹，更在于一个国家究竟为何而战、愿意为此付出多大代价。而美国过去几十年发动的战争，这几个因素之间无一例外彼此错位。

讽刺的是，这种错位与美国自身过于强大的军事力量密切相关。美国本土安全条件优越、总体实力强大，因此涉及国家生存、值得美国社会像二战时期那样，付出巨大牺牲的战争，其实并不多；

强大的军事和技术优势又使干预其他地区显得轻而易举，也让决策者更轻信一场战争可以快速、低成本地取得胜利，最终使美国掉入超级大国的“能力陷阱”。

过去数十年，美国因军事上的绝对优势逐渐滋生了一种危险的战略傲慢。

但军事上的强大，并不等于政治上的全能。

因为有能力介入，便以为有必要介入；因为能迅速击败对手，便以为能决定战后的政治走向。美国输掉的，往往不是战场，而是战略。

如果说沃尔特揭示了美国困局，那么值得追问的另一重问题则是：一个实力持续增长的大国，究竟应当如何运用自身力量？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其实早已给出了与美国截然不同的答案：在建设与自身地位和安全利益相匹配的国防力量的同时，理性克制的使用军事力量。

朝鲜战争便是其体现。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并没有立即出兵。战争最初的几个月，中国持续关注局势的变化。当美军越过三八线继续向北推进、战火逐渐逼近鸭绿江后，中国东北地区的安全压力急剧上升。在此背景下，中方作出了决定抗美援朝的决定。

中国一直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八个字概括这场战争，把目的表述的非常明确：中国参战，是因为战争已经明确逼近本国的安全边界，而非借机扩张势力范围。

1953年停战协定签署以后，战争就此结束，中国在战场上付出了巨大代价，但并未借机进一步提出改造朝鲜半岛政治秩序等要求、这与后来美国在很多战争中的做法完全不同。

1979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同样如此。中国军队在进入越南北部后，并未让军队长期驻扎占领，更没有试图推翻越南政府、扶植新政权。在军事行动结束后，中国军队旋即撤回国内。

相反，美国在伊拉克推翻萨达姆、塔利班以后，一直试图按照自身利益，在他国建立新的政治秩序。击败一支军队或许只需几周，重新塑造一个国家却需要几十年，且最终未必做得到。

2019年发布的《新时代的中国国防》提出，中国实行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坚持防御、自卫、后发制人，同时强调“遏制战争与打赢战争相统一”。

一支军队当然必须能够打赢战争，否则所谓国防最终只是空话。但军事力量存在的意义，并非为了侵略他国，而是让对手知道发动战争需要付出不可承受的代价，从而尽可能避免冲突真正发生。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一方面持续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发展远程打击、海空力量、核威慑和信息化作战能力；另一方面又反复强调“不称霸、不扩张、不谋求势力范围”，两者并不矛盾。

推翻一个不符合本国利益的政府，把本国认可的政治模式移植到另一个社会，华盛顿将这一行为成为“民主化”、“建立新的政治秩序”；可对于当地社会而言，这无异于灭顶之灾。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沃尔特所说的“决心不对称”会一再出现。

因此，尊重国家主权、不干涉内政，绝不能简单理解成几句外交口号。大国拥有更多的航母、导弹和军队，并不意味着因此拥有替另一个国家决定命运的权利。

一个真正成熟的大国，不会因为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就为了自身利益肆意发动战争；而是在拥有足以维护自身安全、打赢必要战争的力量之后，仍然懂得尊重其他国家的主权和选择，以克制维护和平，以力量守护正义。

能够打赢，是实力。知道为什么而战、又知道战至何处而止，才是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