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礼弊端渐现，中国婚恋市场将催生1500万女光棍？男性将占主动权

婚恋市场里的男女关系，可能正在发生一轮很多人还没意识到的变化。

过去这些年，网上谈到婚姻问题，最常见的说法一直是“男多女少”。按照这个逻辑，男性数量多，女性数量少，婚恋竞争当然应该主要发生在男人之间，女性拥有更多选择权，彩礼也因此不断被抬高。

可把人口结构进一步拆开之后，会发现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现在全国22岁到35岁的社会人口中，男性约有1.18亿，女性约有1.05亿，男性确实比女性多出1318万。从总量看，适婚年龄人口依然是男多女少，这一点没有问题。

可在大专及以上学历群体中，男性只有6439万，女性却达到7968万。也就是说，高学历女性比高学历男性足足多出1529万。

这1529万人的差额，正是所谓未来可能出现约1500万高学历单身女性的数字来源。

问题也就出在这里，现实婚恋并不是把所有22岁到35岁的男人和女人放在一起随机配对。一个人的学历、收入、工作地点、家庭背景、生活习惯和社交圈，都会影响择偶范围。

尤其对接受过大专、本科及以上教育的女性来说，很多人长期生活在城市，从事白领、专业技术或者稳定职业，日常接触的人群也集中在相似圈层。她们寻找伴侣时，通常希望对方至少在学历、工作和生活方式上差距不要太大。

这意味着，一个本科毕业、留在大城市工作的女性，理论上当然可以和高中甚至初中学历的男性结婚，可现实里这种跨越教育背景、收入水平和生活环境的组合，并不会大规模发生。

原因在于学历差距背后往往还连着职业差距、收入差距、社交方式差距和价值观差距。对很多女性来说，降低学历要求并不是简单少看一张文凭，而意味着要重新考虑未来在哪生活、家庭收入怎么分配、孩子怎么教育、双方父母怎么相处。

更关键的是，现在不少高学历女性拥有自己的收入。她们一个人租房、买房、工作、旅游、消费，并不一定非要依靠婚姻才能维持正常生活。

婚姻如果不能提高生活质量，她们就可能选择不结。

这么一来，婚恋市场就会出现总人口层面是男人多，高学历群体里却是女人多。

一边是1318万的男性总量差额，一边又出现1529万的高学历女性差额，两种现象完全可以同时存在。

再看看低学历群体，问题就更直观了。

在初中、高中及以下学历的社会人群中，男性大约有5400万，女性只有2600万，男女数量接近2:1。

再叠加人口流动，这种失衡会被进一步放大。

这些年，大量年轻女性进入城市读书、就业。哪怕学历不算特别高，只要能在服务业、制造业、商业和城市生活体系里找到工作，很多姑娘也愿意留在城市。

可不少学历较低的男性，因为家里有宅基地、承包地、小生意，或者父母需要照顾，最终仍然留在县城、乡镇和农村。

姑娘往城市走，小伙子留在本地，基层婚恋市场上的女性自然越来越少。

当一个地方适婚女性明显少于男性，竞争就会越来越激烈。三个男人追一个姑娘和十个男人追一个姑娘，谈婚论嫁时的条件当然不一样。

彩礼也正是在这种环境中被不断推高，很多人把高彩礼简单理解成“女方贪钱”，其实只看到了婚礼桌面上的那笔钱，没有看到背后的人口竞争。

一个村子里如果只有几个适婚姑娘，周围却有大量未婚男青年，女方家庭自然拥有更大的选择空间。你家愿意拿10万，另一家愿意拿20万；你家只有房，另一家房子、车子都有，竞争就会越来越具体。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高彩礼地区未必是经济最发达的地方。

真正影响彩礼水平的，很可能是当地男女比例、女性外流程度以及男性之间的竞争强度。

过去流传的“一动不动，万紫千红”，讲的就是这种现实。“一动”是车，“不动”是房，“万紫千红”则是一万张五元和一千张百元大钞。听起来像一句调侃，可它背后反映的，就是部分地区结婚成本已经被一层层加上去。

房子尤其关键，城镇化之后，住房逐渐成为结婚的重要条件。很多家庭为了给儿子准备首付，已经动用了父母甚至祖辈积蓄。网络上常说“掏空六个钱包”，虽然每个家庭情况不同，但它确实反映了年轻人买房时对家庭资源的依赖。

房子解决之后，还有车，还有装修，还有婚宴，再加上一笔不断上涨的彩礼，男性家庭承受的压力自然越来越大。

早期很多家庭给彩礼，并不完全是男方向女方支付一笔“结婚费用”。在传统家庭结构里，兄弟姐妹多，家庭财产有限，儿子结婚时通过彩礼把一部分父母积蓄提前转移出来，很多时候实际上会成为新婚夫妻组建小家庭的启动资金。

从这个角度看，女方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帮助新家庭从男方原生家庭争取资源。

计划生育之后，独生子女家庭增加，一个儿子的家庭财产将来大概率还是由儿子继承，这时候再通过结婚把父母的钱转移一次，原来的功能就弱了。

与此同时，女性就业率提高，经济独立能力增强，婚姻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具有极强的不可退出性。

一旦离婚变得更加常见，男女双方在结婚之前自然都会考虑风险。

男方会担心投入几十万元后婚姻维持不了多久，女方则会考虑生育、照顾家庭、职业中断等成本，希望提前获得一定经济保障。

当婚姻中的安全感下降，大家就会更强调房产证写谁的名字、彩礼给多少、嫁妆带多少、婚后工资谁管理。

过去很多模糊处理的问题，现在越来越倾向于提前谈清楚，这也是彩礼争议越来越激烈的原因。

真正值得关注的是，这种高彩礼模式未必能够一直持续。因为当前婚恋市场并不是所有女性都拥有同样的优势。

在县城、乡镇和农村，年轻女性数量少，女性依然是稀缺的一方，男性竞争激烈，女方家庭议价能力强。

过去大家总说男人追女人，可在部分城市和高学历群体中，竞争方向已经开始变化。

一个学历不错、收入稳定、家庭条件正常、没有明显负债、性格和生活习惯也过得去的男性，未来可能会同时进入多个女性的择偶范围。

这并不代表所有男性突然都能“翻身”，更不意味着整个婚恋市场会变成男人随便挑女人。

真正可能变化的，是不同男性之间的分化。低学历、低收入、长期留在女性大量流出的地区的男性，婚恋压力可能依旧很大，甚至比现在更严重。

而生活在大城市、教育程度较高、职业稳定的男性，议价能力可能逐渐提高。

同样，女性内部也会进一步分化。在女性稀缺的基层地区，年轻女性依然容易获得更多选择。

可在高学历女性集中的大城市里，如果大量女性的择偶要求都集中在相似的一批男性身上，竞争同样会出现。

所谓1500万“女光棍儿”，真正值得讨论的不是这个称呼本身，而是1529万高学历男女数量差所代表的结构变化。

这批女性并非没人愿意娶，而是符合双方预期的对象可能没有那么多。

如果她们继续坚持学历、收入、城市、家庭条件等方面的相近匹配，其中一部分人的单身时间必然会拉长。

未来几年，如果这种结构继续存在，婚恋市场很可能越来越分层。部分基层男性依然会为结婚付出很高成本，部分高学历女性则可能面对越来越激烈的优质男性竞争。

到那个时候，彩礼也不会在全国整齐划一地上涨或者下降，而是会跟着当地真实的男女供需变化。

所谓“男性将掌握主动权”，真正可能出现的，也只是部分城市、部分学历层级中的男性选择权上升。

婚恋市场不会突然彻底翻转，但过去那种简单用“男多女少”解释所有问题的方式，显然已经不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