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春秋（二七）戚继光为抗倭训练士兵，为何选择义乌县的矿工？

谈起明朝的抗倭名将，戚继光及其训练的戚家军可以说是名垂青史，是那一时期抵抗倭寇入侵的代表。戚继光之所以成为抗倭名将的代表，这不仅仅是他在抗倭战场上的功劳，更重要的是他创新了一系列的军事措施，革新了明朝的军队建设和军事战略战术，成为了一位名垂青史古代军事家。他留下的军事理论和战略战术影响了冷兵器时代的中国人，也创造了中国在冷兵器时代最后的辉煌。然而在戚继光的所有军事成就中，他对选兵和练兵的一系列理论实践是最为引人注目的，后世的军事学者们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戚继光在选兵和练兵方面的方略非常有特点，并且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留在了他所著作的军事理论典籍之中。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系统性的理论和方略，戚家军才能够扭转面对倭寇时一触即溃的劣势，最终完成了平定嘉靖朝中后期的倭寇乱局，将倭患最为严重的江南、浙江、福建等地沿海归于平静的目标。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戚继光选兵和练兵组成的戚家军就能扭转战争颓势，而其他地方的军队就不行呢？是不是戚继光有什么秘法呢？本文就这方面进行一下探讨，看看戚继光选兵和练兵的奥秘是什么？

熟悉戚继光人生经历的朋友都知道，他传统的军将世家出身，父亲是世袭的登州卫指挥佥事。他的这种出身在明朝的卫所兵中是比较高的，也算是当时卫所兵的典型代表。除了戚继光以外，抗倭的将领中出身于卫所兵的不少，比如与戚继光起齐名的俞大猷也是。这种出身是明朝特有的卫所兵世袭制所带来的，也是自明太祖朱元璋时代实行卫所制之后延续了数百年的规矩。可这种制度到了嘉靖朝中后期已经严重糜烂，卫所兵早已堕落成为兵备弛废的混子，甚至有部分成为卫所将领的家奴，拉出去打仗是万万不可能的了。

作为从小在卫所长大的人，戚继光对这种情况知之甚详。他从继承父亲的登州卫指挥佥事职务开始，就在谋求改变明朝卫所兵不能打仗这种劣势。戚继光抗倭其实比较早，在嘉靖二十五年负责登州卫屯田的时候，他就已经带领当地的士兵抵抗流窜到山东半岛的倭寇了。但山东半岛毕竟不是倭患的中心，倭寇也没有东南沿海的强大，所以山东的卫所兵勉强还能支撑。后来他又带领登州兵前去蓟州戍边，对卫所兵的利弊就更加的清楚了。戚继光在通过山东武举考试前往京城会试时，正好遇到庚戌之变，于是上书朝廷提出了练兵保卫京师的想法。

尽管戚继光的上书得到了部分兵部堂官的支持，但作为地方上来的年轻人，他的建议依然没有得到明朝朝廷的重视。实际上当时以仇鸾为代表的长城沿线的北方兵和京城将领是看不起山东兵的，戚继光更是人微言轻。但戚继光并没因此而灰心，回到登州卫后开始了整饬军队的操作。他将自己管理的登州、文登、即墨三营共二十五个卫所进行了裁汰老弱，训练精锐的操作，于是得到了第一批可堪大用的戚家军士兵。这批士兵在山东沿海抗倭的战争中表现卓越，使得戚继光逐渐崭露头角，然后被调往东南沿海支援各省的抗倭战事。

作为外兵，刚到浙江的时候戚继光也是被当地官员排挤的，安排到浙江都司佥事管理当地的屯田事务。戚继光的遭遇其实与之前被调到浙江出任总督的张经几乎是一脉相承的，江南官绅不愿意外地势力插手江南事务是约定俗成的潜规则。尽管如此戚继光依然多次写信给浙江总督胡宗宪出谋划策，因此得到了胡宗宪的信任。由于浙江本地兵的确不能打，遇到倭寇往往一触即溃，胡宗宪不得不将戚继光调到抗倭前线，负责钱塘江以东地区，即宁波、绍兴、台州一带的防务，这一年戚继光年仅二十九岁。

到了浙江沿海前线后戚继光才发现，浙江卫所兵的糜烂比他想象的更为严重。当地的卫所兵在抗倭战争中占据着数量上的绝对优势，往往是数倍，甚至十数倍于倭寇。但是面对倭寇的时候却是一触即溃，几百人被对方十几人追着跑，简直丢尽了明朝军队的脸。戚继光每次都要靠自己从山东带来的数百名登州兵打头阵，才能避免浙江兵一溃千里的乱局。浙江兵不但不能打，而且军纪极差，经常逃跑开小差不说，甚至杀良冒功或勾结倭寇。这哪里还是大明朝的正规军，活脱脱的就是一帮打家劫舍的土匪。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戚继光上书浙江巡抚阮鹗，提出了重新训练和整饬浙江卫所兵的建议。戚继光的建议得到了阮鹗的支持，但总督胡宗宪对此却不以为然。胡宗宪接替张经出任总督时，为了退掉张经带来的广西兵，也称招募浙江兵训练，但效果聊胜于无，面对倭寇一样一触即溃。在戚继光的据理力争下，阮鹗最终划拨了三千绍兴兵给戚继光，让他进行整饬和训练。从明朝历史典籍来看，戚继光练兵还是很有办法的。哪怕是屡战屡败绍兴兵，在戚继光的训练下也勉强可用，至少比一溃千里的杭州、宁波、台州等地的士兵好得多。

可是这样的士兵依然达不到戚继光的要求，战斗中的问题极多，这让他非常的苦恼。绍兴的士兵多是市井的油滑之徒，军队纪律非常涣散，而且胆小懦弱，战斗意志极其薄弱。他们在临阵交兵的时候经常稳不住阵脚，打顺风战勉强能用，逆风战第一个跑路的就是他们。而绍兴附近地域的士兵更差，尤其是杭州、台州、宁波等地，简直就是一帮泼皮无赖。面对这种情况戚继光也只能在矮子里面拔高子，尽量选择不那么烂的浙江兵。有意思的是很快事情就有了转机，在他带兵路过义乌县的时候，却发现义乌县的矿工和农民非常的勇猛。

义乌县有很多银矿，这个产业成为当时义乌的核心产业。当地的矿主、大户、地主等为了抢夺矿权经常械斗，带着矿工和农民大打出手。这帮人打架非常的血腥，跟打仗差不了多少，把对方往死里打。这种情景让戚继光非常震动，觉得这些悍勇的义乌矿工和农民比绍兴、杭州等地的卫所兵强多了。于是他上书总督胡宗宪，请求在义乌招募矿工和农民为士兵，替代原来的浙江卫所兵。戚继光的建议得到台州知府谭纶和义乌县令赵大河的支持，并获得了胡宗宪的许可。于是戚继光在义乌大量招兵买马，形成了以矿工首领王如龙为代表的戚家军。

这支戚家军的悍勇自不必说，这也成为了戚继光剿灭东南沿海倭寇，和后来镇守北方边境的主干力量。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义乌的矿工和农民就能如此悍勇，而绍兴、杭州、台州、宁波等地的卫所兵就成了一群扶不起的烂泥呢？后世的学者对其中进行了多种分析，得出各种众说纷纭的答案。有的认为是义乌人本地的性格所致，也就是所谓的穷乡僻壤出刁民。也有的认为是戚继光改进了练兵方略，开发了以鸳鸯阵为代表的一大批新式战略战术，以及以戚家刀为代表的一系列新武器，所以使得义乌兵的战斗力强于其他地方的士兵。

其实上述说法都是肤浅的毛皮，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义乌兵之所以比浙江其他地方的兵更能打，不是因为这些原因，而是因为他们的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更符合抗倭的形势需要。要解释其中的缘由，还得从义务兵和绍兴、宁波、台州、杭州等其他地方兵种来源不同说起。浙江沿海的卫所兵基本上沿袭了古代屯兵制，平时为农，战时为兵。因为卫所致的糜烂，这些卫所兵基本上没有得到有效的训练和装备，沦为了地方官府和卫所官僚们的家奴。因此他们和当地的官绅有着盘根错节的利益链，与东南沿海的走私贸易也脱不开干系。

与沿海几个州府的卫所兵不同，义乌兵却没有这样的情况和恶习。与沿海的州府不同，义乌地处浙江中西部，距离沿海较远，受到走私贸易的影响较小。义乌本地的经济基础主要是两项，一项是农业，一项是银矿业。因为土地环境不好，当地的农业并不发达，银矿业成为主要的收入来源。明朝官府和皇家都在当地设有监管机构，就是为了开采银矿。所以沿海几个州府的士兵来源的家族依附于当地的土豪和官僚世家，义乌当地的矿工和农民则依附于当地的矿主，而这些矿主背后却不是当地的官僚，而是朝廷和皇家下派的官员和太监。

因为这样的利益链的不同，所以义乌兵和其他浙江兵对抗倭和走私贸易的看法就不同。对于杭州、绍兴、宁波、台州、温州等沿海州府的浙江兵而言，倭寇是不能打灭的，因为打灭了倭寇，他们背后的官僚家族就没有了走私贸易的利益，少了浑水摸鱼的机会。但走私贸易利益链却与义乌无关，义乌搞的银矿，不在乎那点走私贸易。义乌的矿主直接与朝廷户部和宫里的太监相联系，不走江南官绅那个圈子，所以与徐阶、吕本、严嵩等江南官僚也没有利益往来。这里还要提到一个朝朝廷潜规则，明太祖朱元璋规定江南官员不得入户部为官。

所以不论是户部，还是宫里的太监，与走私贸易都没有直接关联，与江南官绅集团更是相隔很远。正因为如此，义乌的矿主和矿工与江南官绅集团的走私利益链不相干，所以他们不会为了自己的走私利益开脱。浙江卫所兵在抗倭过程中，一旦与自己依附的江南官绅的利益向左，必然会出现各种奇奇怪怪的问题，让抗倭受到各种阻挠，最终功败垂成。福建名将俞大猷就因为这种原因，作为堂堂的浙江副总兵，居然经常只能指挥几百人的军队打仗，说出去都让人觉得可笑。为什么呢？因为怕俞大猷带的人多了，把倭寇彻底打灭了。

戚继光启用义乌兵，从政治上和经济上斩断了与沿海浙江官绅集团的利益链，也就坚定了军队抗倭的信心和意志。而且戚继光在选拔和训练士兵时，还刻意避开与江南官绅集团和走私贸易有关联的浙江人，让戚家军的组成更加的单纯化。对于义乌兵来讲，他们早就对倭寇入侵深恶痛绝了。他们与走私贸易无关，却也深受倭寇内侵之害，所以他们对于倭寇是真心想剿灭，而不是杭州等地只是做做样子给明世宗朱厚熜看。正是因为这些方面的原因，所以义乌兵成为戚家军坚强的后盾，为戚家军剿灭倭寇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兵员。

可以说从整个政治和经济角度看，戚继光选择义乌兵作为戚家军的骨干，是彻底解决江南官绅集团养贼自肥的妙招。因为义乌兵也是浙江兵，而义乌矿主背后又是户部和太监这样的钱袋子机构，所以江南官绅集团无法像对付广西兵那样用卑鄙肮脏的手段。再加上戚继光是世袭的卫所兵，祖上又是跟随朱元璋打天下的开国元勋，所以限制了徐阶、吕本等江南官僚所能用的阴谋诡计。有了这些政治和经济上的有利因素，戚继光的军事才能才得以充分发挥，在抗倭战争中大杀四方，最终成为一代名将。如果没有这些，他恐怕也会步张经和李天宠的后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