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得从光绪二十八年,也就是1902年说起。那年河南商丘的冬天冷得邪乎,黄河都冻出了一指厚的冰壳子。我娘王秀云就生在这么个天寒地冻的日子里,外头大雪封门,我姥爷看着这个皱巴巴的女娃,叹了口气说,又是个吃糠咽菜的命。谁也没想到,这个女娃能熬过三个世纪,一直活到2023年,成了方圆几百里有名的长寿老人。而我,是她的第九个孩子,赵长安。我写这个故事的时候,手里正捧着娘的遗像,窗外的蝉鸣吵得人心烦,但我心里却静得像那口陪了她一百多年的老水井。
娘的故事,在俺们赵家沟是个传奇,也是个魔咒。说传奇,是因为她身子骨硬朗得吓人,一百多岁了还能拄着拐杖去村口晒暖,牙口好得能啃动脆骨。说魔咒,是因为她前头生的八个孩子,也就是我的八个哥哥姐姐,没有一个活过三十九岁。村里人背后嚼舌根,说娘是“克子星”,是扫把星转世,命太硬,把儿女的阳寿都吸干了。这些话传到娘耳朵里,她从来不恼,只是那双浑浊的老眼会盯着灶膛里的火苗发呆,一看就是半宿。
我生于1965年,是那场灾难后的幸存者。我上面八个哥哥姐姐,名字都带着那个年代的印记。大姐叫招娣,1923年生,盼着下头能带个弟弟。大哥叫栓柱,1925年生,那时候兵荒马乱,就指望拴住这条命。二姐叫改儿,1927年生,意思是改改命。二哥叫石头,1929年生,硬实。三姐叫换弟,1931年生。三哥叫铁锁,1933年生。四姐叫念儿,1935年生。四哥叫满仓,1937年生,盼着粮食满仓。
这八个名字,就像八块墓碑,立在娘的心尖上。我是老九,也是老幺,还是唯一的“长安”,取个长治久安的意思。我出生那天,娘看着我,没哭也没笑,只是用那双布满老茧的手反复摸我的脸,像是在确认我是真的。爹赵铁柱在一旁抽着旱烟,烟雾缭绕里,我看不清他的脸,只听他闷声说了一句,这娃儿眼神亮,兴许能活。
我的童年,是在一种诡异的氛围里长大的。家里供着八个牌位,每天吃饭前,娘都要先往地上洒一杯酒,嘴里念念有词。我那时候小,不懂事,总想伸手去抓牌位上的供果。每次这时,娘都会一巴掌拍开我的手,眼神凶得像头狼,但打完后又会把我搂在怀里,眼泪吧嗒吧嗒掉在我脖子里。爹呢,话更少,天不亮就下地,天黑了才回来,身上的汗味和泥土味混在一起,那是那个年代男人特有的味道。
大哥栓柱死的时候是1939年,那年我还没出生。听村里老人说,是黄河决口,大水淹了半个村。大哥那时候十四岁,为了救邻居家的一个瞎眼婆婆,被卷进了漩涡里。娘为此哭瞎了一只眼,那只眼后来就再也没好过,总是红通通的,像含着血。爹为此在黄河边坐了三天三夜,回来后,原本挺拔的背就驼了。
二姐改儿死在1942年,那是河南历史上著名的大饥荒。树皮、草根都吃光了,村里天天死人。二姐那时候十五岁,把自己那份少得可怜的观音土省下来给了爹,自己偷偷跑去地里挖野菜。等找到她的时候,人已经僵了,手里还紧紧攥着一把刚冒头的嫩草。娘把那把草洗干净,煮了汤,逼着全家人喝下去,说这是改儿的命,不能糟践。
三哥石头死在1948年,那时候打仗,流弹到处飞。三哥胆子大,去战场上捡洋落儿,想捡个钢盔回来给爹盛粮食。结果,钢盔没捡回来,人没了。娘去乱葬岗找了三天,硬是把三哥的尸体背了回来,洗干净,换了身干净的衣裳。那时候我就躺在娘的肚子里,五个月大了。娘摸着肚子跟爹说,这孩子,咱得好好养,他是石头换来的。
四姐换弟死在1953年,生伤寒。那时候缺医少药,村里请来的赤脚医生只会放血。四姐烧得迷迷糊糊,一直喊冷。娘把她搂在怀里,用身体给她取暖。四姐临死前拉着娘的手说,娘,下辈子我还当你闺女,但咱不饿肚子,行不?娘只是点头,眼泪流干了,只剩下干嚎。
四哥满仓死得最惨,1959年,大炼钢铁。村里人疯了一样砸锅卖铁,满仓那时候二十二岁,正是血气方刚的时候,为了争个先进,没日没夜地干。那天高炉炸了,一块滚烫的铁水溅到了他身上。等送到医院,人已经不行了。满仓是八个孩子里唯一活到快三十的,也是离三十九岁最近的。他的死,让娘彻底崩溃了。她不再去村里开会,不再跟人说话,每天就坐在满仓的坟头,一坐就是一天。爹那时候已经老了,背更驼了,他默默地把满仓的遗物——一件打着十几个补丁的衬衫,洗干净,叠好,放在了箱底。
我是1965年出生的。那时候家里已经穷得叮当响,但爹娘把所有的爱都倾注在了我身上。娘常说,长安是老天爷赏的,是八个哥哥姐姐在底下保佑的。我小时候体弱多病,三天两头发烧。每次我生病,娘就整夜不睡,抱着我在屋里走,哼着那些不成调的摇篮曲。爹呢,会半夜跑去镇上找医生,几十里的山路,来回就是一宿。有一次我得了肺炎,村里的医生摇摇头说没救了。爹不信邪,用扁担挑着我,娘在后面扶着,连夜走了六十里路去县医院。路上娘摔了一跤,膝盖磕得血肉模糊,但她硬是没吭一声。到了医院,医生说再晚来半小时,这孩子就没了。娘听完,当场就瘫在了地上。
我就是在这样的溺爱里长大的。哥哥姐姐们没享过的福,我享了。没吃过的好东西,娘都留给我。但这并没有让我感到幸福,反而是一种沉重的负罪感。每次看到娘看着我时那小心翼翼的眼神,我就觉得自己像个偷了东西的贼。我偷了哥哥姐姐们本该拥有的爱,偷了他们本该活下去的机会。
1978年,我十三岁,爹走了。爹走得很安静,那天早上,娘像往常一样给他端洗脸水,发现他坐在那把破旧的太师椅上,手里还拿着那杆早就没了烟叶的旱烟枪,人已经凉了。爹临死前,拉着我的手,又拉着娘的手,把我们的手叠在一起,没说话,就闭眼了。爹的葬礼很简单,但娘哭得撕心裂肺。那是她第一次在我面前如此放肆地哭。以前她哭都是压抑着的,像是在怕惊动了什么。爹走后,家里的天好像塌了一半。娘变得更加沉默,但对我更加依赖。她总说,长安,你爹走了,娘就剩你了。你可得好好的,不然娘也不活了。
这话像紧箍咒一样套在我头上。我学习很努力,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不让娘失望。1983年,我考上了县里的重点高中。那是全村的喜事,也是娘最高兴的一天。她把家里唯一的一只老母鸡杀了,炖了汤,逼着我全喝了。临走那天,娘拄着拐杖,一直把我送到村口。她从怀里掏出一个用手帕包了好几层的小包,打开,里面是十块钱。那是她攒了半年的鸡蛋钱。她说,长安,出门在外,别省着,饿不着肚子才能读好书。我拿着那十块钱,感觉有千斤重。
高中三年,我拼命读书,每次考试都是第一。但我心里有个疙瘩,越来越重。同学们都有兄弟姐妹,周末回家热热闹闹的。而我,只有娘一个人在家。每次写信回家,我都不知道该写什么。报喜不报忧?娘会担心我过得不好。报忧不报喜?娘会更担心。最后,我的信总是干巴巴的几句话,吃了,睡了,学了。娘的回信也很短,每次都是那几句,好好学,别惦记家,娘好着呢。但我能从那歪歪扭扭的字迹里,看出她写字时的吃力。
1986年,我高考落榜了。不是我考得不好,而是那天考数学的时候,我突然流鼻血,止不住。血滴在试卷上,把选择题都染红了。我慌了,脑子一片空白,最后交了白卷。成绩出来,离分数线只差十分。我不敢回家,躲在县城的桥洞下哭了两天。我想,我对不起爹,对不起娘,更对不起那八个早夭的哥哥姐姐。我是个废物,是个扫把星,连考试都能出这种岔子。
第三天,娘找到了我。她是怎么找到的?后来我才知道,她挨个学校问,挨个桥洞找,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走了几十里路。她看到我的时候,没骂我,也没打我,只是走过来,用那双粗糙的手给我擦脸,说,长安,咱回家。考不上大学不碍事,只要你人在,娘就知足了。那一刻,我抱着娘,哭得比任何时候都凶。我闻着她身上那股熟悉的汗味和泥土味,突然觉得,这辈子,只要能守着娘,干什么都行。
回家后,我跟着村里的建筑队去城里打工。那时候改革开放了,城里到处盖楼。我肯吃苦,脑子活,很快就从搬砖的小工变成了技术工。我每个月都寄钱回家,自己只留够吃饭的钱。娘每次收到钱,都会在回信里说,别太累着,钱够花就行。但我知道,她把钱都存了起来,锁在那个陪嫁过来的红木箱子里。她说,这是给我娶媳妇用的。
1990年,我二十五岁。在农村,这已经是晚婚中的晚婚了。村里跟我同龄的,孩子都能打酱油了。媒人踏破了门槛,但都被娘挡了回去。不是娘不想让我娶媳妇,而是她有个心病。她怕媳妇进门,对我不好。更怕我结了婚,有了自己的小家,就忘了她。这种恐惧,源于她之前失去八个孩子的创伤。她变得极其敏感和多疑。有一次,邻村的一个姑娘来我家借东西,多看了我两眼,娘就冷着脸把人送走了。事后她跟我说,那姑娘眼神不正,配不上你。我哭笑不得,但也不忍心反驳。
真正的矛盾爆发在1992年。那时候我已经二十七岁,在城里包了个小工程,手里有了点积蓄。我认识了一个姑娘,叫李娟,是城里长大的,在国企上班。她不嫌弃我是农村出来的,也不嫌弃我有个老娘。我们谈了半年,感情很好。我带她回家见娘。那天娘做了满桌子的菜,但气氛却很僵。李娟客气地叫了一声“阿姨”,娘只是哼了一声,没抬头。吃饭的时候,李娟想给娘夹菜,娘把碗往回一缩,菜掉在了桌上。李娟尴尬得脸都红了。我忍不住说了一句,娘,你干嘛呀。娘猛地抬起头,那只好眼死死盯着我,说,我干嘛?我养你这么大,你翅膀硬了,就带个外乡人来气我?你忘了你八个哥哥姐姐是怎么死的了?你是不是想气死我,好去过你的快活日子?
这话太重了,像刀子一样扎在我心上。我看着李娟窘迫的样子,一股火冲上头顶,吼道,他们死了,难道也是我的错吗?我从小到大活得像个罪人,到底还要怎么样?娘听完,浑身一颤,手里的筷子掉在地上,那只瞎了的眼睛里竟然流出了血泪。她指着门,哆嗦着说,你……你滚!你给我滚!我看着她那副样子,心软了,但嘴上却硬着,拉着李娟就走了。
那是我第一次离家出走。我在城里租了个小房子,和李娟住在一起。那段时间,我像个叛逆期的孩子,不想回家,不想面对娘那张布满沧桑的脸。李娟是个好姑娘,她劝我,长安,阿姨是怕失去你。你越是这样,她越觉得你要离开。你多回去看看她,陪陪她,她慢慢就会接受我的。我听了她的话,但心里那道坎却怎么也过不去。我觉得娘太自私了,她把我当成她的私有财产,当成她那八个死去孩子的替代品。我不是赵长安,我是她手里的一个风筝,线永远攥在她手里。
一个月后,我收到了村里的信。不是娘写的,是村长写的。信上说,娘病倒了,快不行了。我拿着信,手抖得厉害。所有的怨恨瞬间烟消云散,只剩下恐惧。我疯了一样往家跑。回到家,看到娘躺在床上,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她看到我,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光亮,想伸手摸我,却没力气抬起来。她嘴唇动了动,没发出声音。村长告诉我,娘这一个月水米未进,就等着我回来。她说,她怕我饿死在外面,怕我像哥哥姐姐们一样,再也回不来了。
我跪在床前,握着娘干枯的手,眼泪止不住地流。我说,娘,我错了,我不该跟您顶嘴,我不该离家出走。您别死,我哪儿也不去了,就守着您。娘听了,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了久违的笑容。那天晚上,她喝了一小碗米汤,精神好了很多。她看着我,断断续续地说,长安啊,娘不是想管着你,娘是怕啊……怕你有个三长两短,娘这辈子就白活了……八个孩子,都没了,娘的心,早就碎成八瓣了……你,你是娘拼了老命留下的最后一瓣……娘不想让你娶媳妇,是怕……怕有人分走你的心,怕你疼媳妇忘了娘……
原来,所有的偏执,都源于恐惧。娘不是不爱我,是爱得太深,深到把自己都弄丢了。她把自己活成了一个刺猬,用尖刺保护着我,也刺伤了靠近我的人。我握着她的手,贴在自己脸上,说,娘,我不娶媳妇了,我就守着您。李娟要是愿意,就一起伺候您。她要是不愿意,我就不要她了。娘听了,费力地摇摇头,说,傻孩子……娘老了,不能耽误你……那姑娘,心眼好,你……你要对她好……娘刚才……是糊涂了……
那次生病,娘在鬼门关走了一遭,但也让我们母子俩把话说开了。我明白了她的脆弱,她理解了我的压抑。从那以后,我每个月都带李娟回家。一开始,娘还是冷着脸,但慢慢地,她会主动给李娟拿个凳子,会问她城里冷不冷。李娟也是个懂事的孩子,每次回来都抢着干活,给娘梳头,剪指甲。有一次,娘半夜咳嗽,李娟起来给她倒水,拍背,折腾了半宿。第二天,娘看着李娟熬红的眼睛,突然拉着她的手,叫了一声“娟儿”。那一刻,我知道,坚冰融化了。
1994年,我和李娟结婚了。婚礼没在城里办,就在村里。娘把那个红木箱子打开,拿出了她攒了一辈子的钱,给我盖了新房,置办了新家具。她穿着我给她买的新衣裳,虽然旧社会的裹脚让她走起路来摇摇晃晃,但她腰杆挺得笔直。她挨桌给客人敬酒,逢人就介绍,这是我儿媳妇,娟儿,好孩子。那天,她笑得脸上的皱纹都舒展开了,像一朵盛开的菊花。
婚后,我们住在城里,但每周都回村看娘。1996年,李娟生了个大胖小子。娘抱着重孙子,笑得合不拢嘴。她给孩子取名赵念安,意思是念着长安,也念着平安。孩子成了连接我们和娘的纽带。每次回去,娘都有使不完的劲儿。她给孩子做虎头鞋,缝百家衣。虽然眼睛不好,手也抖,但一针一线都缝得格外认真。她说,这针脚里藏着福气,能保佑孩子长命百岁。
日子就这么不紧不慢地过着。我搞建筑赚了点钱,在城里买了大房子,想把娘接来住。娘来了,但住不惯。她说楼房像笼子,憋得慌。她还是喜欢村里的那间土坯房,喜欢坐在门口的石墩上晒太阳,喜欢看路过的乡亲和那片熟悉的庄稼地。我只好依她,给她请了个保姆,专门伺候她。但我每周都回去,雷打不动。
2002年,娘一百岁了。村里给她办了隆重的百岁宴。县里的领导都来了,电视台的也来了。娘坐在太师椅上,接受着众人的祝贺。但她最开心的,不是这些荣誉,而是看着我,看着李娟,看着念安,看着念安怀里抱着的小孙女。她拉着我的手,说,长安,娘这辈子,值了。八个孩子没了,娘疼了你一辈子。现在你有了自己的家,有了孩子,娘死也瞑目了。我听了,鼻子一酸,说,娘,您胡说啥,您还得看着念安娶媳妇,看着重孙女出嫁呢。娘笑了,说,那是,娘还得再活几十年呢。
娘真的像是有神仙保佑一样,身体一直硬朗。一百零五岁,还能自己做饭。一百一十岁,还能拄着拐杖去菜园子里摘菜。村里人都说她是老寿星,是福气。但只有我知道,她的长寿,是一种惩罚,也是一种修行。她用漫长的时间,来消化那八次丧子之痛。她活着的每一天,都是在和回忆作斗争。她看着我长大,看着我成家,看着我生子,这每一步,都在治愈她内心的创伤。而我,也在她的注视下,从一个背负着原罪的孩子,长成了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
2010年,我四十五岁。那一年,发生了一件大事。我突然晕倒在工地上,送到医院一查,是脑瘤。医生说,位置不好,手术风险很大,可能下不了手术台。李娟和孩子们哭成了一片。我倒是很平静,或许是这些年看着娘经历生离死别,我已经看淡了生死。我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怎么跟娘说。她已经一百零八岁了,经不起这种打击。
我让李娟瞒着她,只说我出国考察了。但娘是什么人,她生了八个孩子,又送走了八个,对生死的感知比谁都敏锐。她接连给我打电话,我都不敢接,怕一开口就露馅。后来,她让念安接电话,在电话那头,她沉默了很久,说,长安,你是不是病了?念安支支吾吾。娘说,你告诉他,人都有那一口气,该来的躲不掉。让他回来,娘想见他最后一面。
我听了,泪如雨下。我让李娟订了最早的机票。回到家,娘坐在门口,像一尊雕塑。看到我,她没有惊讶,只是招了招手,说,回来啦,进屋吧。进屋后,她摸着我的头,像我小时候那样。她说,长安,怕吗?我摇摇头,说,有娘在,我不怕。娘笑了,说,傻孩子,娘还能护你多久?娘这是在给你攒福气呢。你八个哥哥姐姐在底下,都惦记着你。他们没活过三十九,你都四十五了,早把他们的寿数都借过来了。这次,有他们在,你肯定能闯过去。
手术前一天,娘拿出一个小布包,里面是她的一缕白发和八个写着哥哥姐姐名字的牌位上的木屑。她把这包东西缝进我的枕头里,说,带着这个,就像娘和你的哥哥姐姐们都陪着你。睡个好觉,明天的太阳照样升起。
手术很成功。当我从麻醉中醒来,第一眼看到的是娘。她趴在床边,睡得正香,一百多岁的老人,蜷缩着,像一只老猫。我不敢动,怕吵醒她。那一刻,我突然明白,所谓的长寿,不是数字的累积,而是爱的延续。娘用她的长寿,替我挡了一次劫。或者说,是那八个从未谋面的哥哥姐姐,通过娘的祈愿,拉了我一把。
出院后,我把娘接到了城里。这次,她没说楼房像笼子,只是安静地住下了。她每天坐在阳台上,看着楼下的车水马龙,一看就是半天。我问她在看什么,她说,看人。看那些行色匆匆的人,像不像你爹年轻时候的样子?看那些背着书包的孩子,像不像你的哥哥姐姐们小时候?原来,她眼里的世界,早已不是眼前的钢筋水泥,而是她这一生的回忆。
2015年,念安结婚了。2018年,重孙女出生了。娘已经一百一十六岁了。她抱着重重孙女,嘴里念叨着,好,好,人丁兴旺,赵家的香火旺啊。她的思维已经不太清晰了,经常认不出人,但她认得我。每次我回家,她都会拉着我的手,问,长安,吃饭了吗?冷不冷?这简单的问候,我听了五十年,却从未厌烦。因为我知道,这背后,是一个母亲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爱。
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娘的身体终于扛不住了。她感染了,虽然症状不重,但毕竟年纪太大了。医院建议回家静养。我把她接回了老家,那个她生活了一辈子的院子。她躺在那个熟悉的土炕上,呼吸变得微弱。她知道自己快不行了,把全家人都叫到跟前。她一个个地看着我们,看着我,看着李娟,看着念安,看着念安的媳妇,看着那个还在襁褓中的重重孙女。
她用尽最后的力气,断断续续地说,长安……娘……娘要走了……去见你爹……见你哥哥姐姐们了……你……你别怕……他们都在那边……等着我呢……你……你要好好的……带着娘的那份……好好活……看着这孩子……长大……赵家……不能散……说完,她笑了,笑得像一朵干枯的菊花,然后慢慢地闭上了眼睛。那只瞎了的眼睛,也终于安详地合上了。
娘走了,享年一百二十一岁。她终于可以和她的八个孩子团聚了。出殡那天,全村的人都来送她。人们都说,赵家老太是个苦命人,也是个有福气的人。她送走了八个孩子,却把最后一个孩子培养成了材,看着四世同堂。她的长寿,是对命运最有力的反击。
办完丧事,我在整理娘的遗物时,在她的枕头底下发现了一本泛黄的日记本。那是爹生前用的,后来娘接着用。日记本里,密密麻麻地记着家里的琐事。从1942年二姐改儿饿死,到1959年四哥满仓被铁水烫死,再到1965年我出生。每一页,都浸着泪水。在最后一页,是娘歪歪扭扭的字迹,写于我手术成功的那天。上面写着:长安闯过来了,娘的心总算放下了。以前总怕他像他哥哥姐姐们一样,说没就没了。现在看,是我多虑了。这孩子命硬,是我这老婆子太胆小。我把哥哥姐姐们的名字缝进他枕头,不是要借寿,是让他们兄弟几个,在底下也能说说话,别生分了。长安啊,娘这辈子,最对不起的是你八个哥哥姐姐,最放不下的也是你。以后,娘走了,你就带着娘的那份念想,替娘爱他们,也爱你自己。家和万事兴,兄弟和睦,尊老爱幼,这才是咱赵家的根。
我捧着日记本,哭得不能自已。原来,娘一直都知道。她知道自己的偏执,知道自己的恐惧。她用那八个牌位,不是诅咒,而是纪念。她用对我的严苛,不是不爱,而是太爱。她把对八个孩子的爱,都浓缩在了我一个人身上。而我,也终于理解了她。我们母子俩,用了一百多年的时间,完成了一场关于爱与救赎的对话。
现在,我五十八岁了。我常常坐在娘以前晒太阳的那个石墩上,看着院子里的庄稼,看着跑来跑去的重孙女。我会给她讲太奶奶的故事,讲太奶奶那八个从未长大的哥哥姐姐。我告诉她,人活着,要懂得珍惜。珍惜眼前人,珍惜当下的每一顿饭,每一次团聚。因为谁也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
娘的长寿,不是魔咒,而是馈赠。她用她的生命,教会了我什么是坚韧,什么是包容,什么是无条件的爱。她让我明白,亲情不是索取,不是控制,而是放手和祝福。她让我明白,一个家庭的和睦,需要每个人的退让和理解。她让我明白,所谓的尊老爱幼,不只是给老人一口饭吃,给孩子一件衣穿,而是心灵的沟通和情感的共鸣。
我有时候会想,如果我的八个哥哥姐姐都活着,我们这个家会是什么样子?或许会很热闹,或许会很贫穷,但肯定不会有这种深入骨髓的羁绊。正是因为有了那些缺失,才让剩下的爱显得如此珍贵。娘用她的一生,诠释了“爱与包容”的深层意义。她包容了命运的残酷,包容了我的叛逆,包容了生活的琐碎。她用爱,把破碎的家庭重新粘合起来,把伤痕累累的心一点点抚平。
如今,赵家沟变了样。土坯房变成了砖瓦房,泥泞路变成了水泥路。但有些东西没变,比如村口那棵老槐树,比如娘坟前的那块石碑,比如我们赵家人代代相传的家训:兄弟和睦,尊老爱幼。这八个字,不是挂在墙上的口号,而是刻在我们心里的准则。我常常对念安说,你太奶奶活了一百二十一岁,她见过太多的生离死别。她最后留给我们的,不是金银财宝,而是这八个字。这是比任何财富都珍贵的东西。
故事讲到这里,窗外的蝉鸣停了。我合上娘的日记本,轻轻抚摸着封面上的灰尘。阳光透过窗户,洒在遗像上,娘的笑容依旧慈祥。我仿佛听到她在说,长安,娘走了,你要把这个家撑起来。我点点头,对着遗像说,娘,您放心,赵家不会散,爱,也永远不会断。我会带着您的爱,带着哥哥姐姐们的祝福,好好地活下去,看着念安长大,看着重孙女出嫁,看着赵家的香火,一代代地传下去。这,或许就是娘用一百二十一年生命,想要告诉我的全部真理。
生活还在继续,日子还得往前过。我会像娘一样,把这份爱传递下去。因为我知道,只要爱还在,家就在,根就在。这,就是我,赵长安,一个普通农村孩子的故事,一个关于我那活了一百二十一岁老娘的故事,一个关于爱、失去、救赎和传承的故事。它不惊天动地,却足以温暖我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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