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四川刘汉被判死刑，押到火葬场抬进执行车，他神情恍恍惚惚

来自：洪湖儿女

⭐楔子

我叫刘汉，四川广汉人，曾经身家过亿，人称“四川土皇帝”。二〇一五年二月九号那天清晨，我被从看守所押出来的时候手铐冰得刺骨，警车开出去没多久我就看见前面那栋灰白色的建筑——咸宁殡仪馆。我脑子里嗡了一声，腿一下子就软了。执行车就停在火葬场侧门旁边，白色的车厢，车门开着，两个法警一人一边把我架起来往车里抬，我的脚后跟在地上拖了两道印子。我抬头看了一眼火葬场那根烟囱，烟囱口没有冒烟，灰白色的水泥筒戳在铅灰色的天幕底下，比我记忆里的任何一栋楼都高。我就那样被塞进了车厢，车门关上之后里面只剩发动机低沉的轰鸣。我靠着车厢壁板，车开动的时候路面颠了一下，我的手铐磕在铁皮上发出一声闷响。

第一章 从广汉小木匠到“四川首富”

我从小就不甘于当个普通人。六十年代中期出生在广汉农村，家里兄弟姐妹多，我是最小的，爹妈对我寄予厚望。我十几岁就出来跑江湖了，最开始贩木材，从川西的山里把木头拉到成都去卖，山路不好走，一趟能挣个几十块钱。那时候我就发现这个社会有一条规则——你比别人狠，你就能比别人多拿。我在运输队里一个人能扛比旁人都沉的两根圆木，跟他们喝酒能在桌子底下把对手喝进卫生院，靠着这股狠劲儿我攒了第一笔钱。

九十年代初我去搞期货，那才是真正的起家。那时候市场乱，信息差大，我靠着胆子大、路子野，在国债期货市场里赚了第一桶金。汉龙集团就是在那之后成立的，账面上有了钱，手里有了人，我就开始觉得自己无所不能了。我开始搞房地产、搞矿业、搞基建，什么来钱快就搞什么，很快就在四川地面上站住了脚。

那些年我经常请客吃饭，一桌菜几万块眼都不眨一下。我在成都最好的酒店包了长包房，随时有司机在楼下等着。我前妻说我“野心太大了”，我当时觉得这话是夸我，后来才知道她说的是实话。但我那时候听不进去。我觉得一个人站在高处的时候底下那些人的声音就不重要了，你看不见了自然也就听不见了。

可高处也有高处的风，站得越高风越大，吹得你骨头缝都发凉。我每天晚上回到酒店躺在床上，天花板上那盏吊灯整夜亮着一个小灯泡，我盯着那个亮点看久了就会觉得它像一只盯着我的眼睛。我把灯关了也不行，换了房间也不行，那个亮点的影子像烙铁一样烙在我视网膜上，闭着眼也能看见。后来我就不想了，不想就不怕了，不去想自己是靠什么走到今天的。

第二章 广汉那条街再也没人敢提我的名字

九七年之后我在广汉地面上基本说一不二了。手底下养了一批人，有退伍军人、有街头混出来的、也有一些在单位里待不住想挣快钱的。我给他们开工资、买房子、让他们开好车，我只有一个要求——我交代的事要办到位，不该多嘴的事一个字都别往外漏。

那些年里广汉、绵阳、什邡一带，我做工程没有人敢跟我抢。不是我本事大，是没人敢。有一次一个项目竞标，我让人去跟对手“谈了一次”，谈完之后第二天对方就撤标了。还有一次一个包工头在工地跟我的人发生了摩擦，夜里他的挖掘机就被烧了，他报了警，后来自己又把案子撤了。这些事情在那个地方说不清道不明，但所有人都心知肚明。

我做的那些事后来法院的判决书上一笔一笔都写清楚了。故意杀人五起、故意伤害一起、非法拘禁一起，前前后后死了八个人。那些人里面有跟我抢生意的、有欠我钱不还的、也有什么都不知道只是碰巧撞上来的。我有时候半夜睡不着会想起来他们的脸，但那种念头一冒出来我就把它按下去，像摁一个烧红的烟头。我知道只要我不认，那些事就不存在，我靠这个逻辑活了二十多年。

后来我当上了省政协委员、奥运火炬手，还上了福布斯富豪榜。我在台上讲话台下有人鼓掌，我在饭局上敬酒有人站起来弯着腰接杯子，我觉得那些荣誉和排场就是我的护身符，只要我身上还披着这些东西，就没有人能把我怎么样。那时候我给家乡捐过不少钱，修路架桥建学校，新闻报纸上夸我“四川首善”。我花那些钱的时候心里想的是——我用钱买来一层壳，壳越厚就越安全。后来我才知道壳底下是什么东西它不会因为你多盖了几层就消失，它一直在那儿，等着哪天你走夜路的时候自己踩上去。

第三章 首都机场那条长长的走廊

二〇一三年三月，我在首都机场被带走了。那天我是去北京开一个会，商务的，没什么特殊，但我刚过完安检在候机厅走廊里走着，忽然从两侧涌出来几个人把我夹住了。他们穿便衣，动作很快，我还没来得及开口就已经被摁住了肩膀，手铐从背后扣上来的时候冰得我一哆嗦。他们用普通话说“刘汉，跟我们走一趟”，我旁边站着的两个随从也一起被带走了，一个在安检口就摁住了，另一个在后面追了两步被喝住了。

那条走廊很长很亮，日光灯一排一排的照着，我被人夹在中间往前走，皮鞋跟踩在地砖上哒哒哒的响声像在给什么东西计着时。我脑子里转得飞快——哪个环节出了事、谁把谁卖了、我还有什么能用的关系没有。但在那种被架着走的姿势里面你什么办法都想不出来，你的脚在走你的手在身后铐着，你只能看着前方那条走廊的尽头越来越近，然后拐一个弯又是一条一样长的走廊。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被抓的不止我一个，北京、四川、云南、广西、广东、海南六个地方同时收网，一次抓了三十六个人。那是公安部指挥的专案，异地用警，异地管辖，把我从四川的地盘上连根拔起来移到湖北去审。我那些年在四川经营的关系网一瞬间全断了，电话打不出去，消息递不出来，曾经跟我称兄道弟的人一个都没出现。

在首都机场候检大厅我被带去的一路上，经过了一面落地玻璃窗，窗外正好有一架飞机正在滑行起飞，机翼的灯一闪一闪的，沿着跑道加速然后抬头离开地面，越来越远，最后变成天边一个越来越小的光点。我那时候心里忽然泛上来一个念头——那架飞机上的人不知道此刻下面有个人正被铐着走过走廊。他们跟我不在同一个世界里了，他们正在起飞而我正在降落，中间隔着一层落地玻璃和几分钟的航程，怎么也追不上了。

第四章 咸宁那间没有窗户的审讯室

我被关在湖北咸宁看守所，在一间没有窗户的房间里待了很久很久。墙壁是灰色的水泥墙，床头是一张窄窄的铁架子床，上面铺着草绿色的薄垫子。每天早上六点被叫起来洗漱，然后就是一轮接一轮的讯问。他们坐在对面，手里拿着厚厚的卷宗，翻到某一页停下来问我“这个人你认不认识”，我有时候说“认识”，有时候说“不认识”，有时候沉默。

他们问得很细，从九三年的第一件事开始问起，一桩一桩地往前推。有些事我已经记不太清了，有些事我记得太清楚了反而不想提。每当我回避一个问题，对面的审讯员不会着急，也不会提高嗓门，只是把卷宗翻到下一页继续问，像在拆一个线头缠得很紧的旧线团，耐心到让人后背发麻。我在那个房间里待了很长时间，时间长得我把这辈子的路都走了一遍。

最让我难受的不是他们问我那些事，是那些事被他们用普通话一个字一个字地念出来的时候，我听到我自己都不知道能用这种语气说出来的东西。比如“故意杀人”四个字从别人嘴里念出来的时候比我心里想的沉得多。我听着那些字一个一个地落在我面前的地板上，一个叠一个，叠到最后快把我埋起来了。

有一次讯问结束之后我要求去厕所，在走廊里经过一面窗户，窗玻璃外面是咸宁冬天的阴天，灰蒙蒙的云层压得低低的。我站在那扇窗户前面站了十几秒，看守在后面催我走。我看着窗玻璃上面映出来的自己——头发乱着、颧骨凸着、嘴唇干裂着，跟汉龙集团那个刘总好像是两个人了。我忽然想起小时候在老家院子里看见过一只被夹子夹住的野兔，它不挣扎了，只是趴在那儿喘气，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前面。我那时候觉得它没有在看我，现在觉得它一直在看我。

第五章 辩护席上我低着头

正式开庭之前我还能撑。我跟律师说“尽量往轻了辩”，但我知道不可能了。起诉书念了整整三天，那些罪名一条一条地列出来——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故意杀人、故意伤害、非法拘禁、非法买卖枪支、敲诈勒索、寻衅滋事、开设赌场、行贿。每一项后面都跟着年份、地点、人物、经过。我第一次知道自己的过去可以被整理成那么厚的一摞纸，每张纸都沉甸甸的，叠在一起像一堵慢慢立起来的墙，我正在被那堵墙推着往后退，退到最后只剩一张椅子的位置。

庭审的时候我尽量不抬头看法官，也不看法警，更不敢看旁听席上那些家属的脸。他们坐在那里安安静静地等着看一个结果，有的在哭，有的面无表情，有的攥着拳头。我每次余光扫到他们的方向就会把目光收回来看着面前那张桌子的木纹。那木纹一圈一圈的像水面上荡开的波纹，我看着它们心里在想“如果我当时没有让人去干那件事”，但这个念头刚一冒出来就被我自己掐断了——因为我知道就算重来一回，在那个位置上我可能还是会做同样的选择，这大概才是真正可怕的地方。

辩护环节我站起来说了几句，声音很小，我说“我认罪，我悔罪”。那六个字从嘴里出来的时候轻飘飘的像一片薄纸，连我都怀疑自己是不是真心的。我回头看了看旁听席角落里的几个家属，有一个女人怀里抱着一个孩子的照片，照片用黑色的边框框着。那一刻我说不出别的话了，认罪两个字从我嘴唇间滑出去，像是有人按着我的后脑勺让我把那道早已干涸的渠重新挖开，水早就没了，只剩底下沙砾粗粝的触感，磨得人喉咙发不出声音来。

第六章 一审宣判那天我站不住了

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三号宣判那天，我站在被告席上听审判长念判决书。他念了很长时间，我在听着我自己的名字和他的声音之间隔着一层嗡嗡的耳鸣声。最后那几句话我听清楚了——“判处被告人刘汉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我扶着被告席的围栏想站直，但腿已经在抖了，膝盖弯了一下又伸直，伸直了又弯了一下。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法庭里问了一句“能上诉吗”，声音不大，但整个法庭都听见了。审判长说“可以上诉”。然后我被带下去了，经过旁听席的时候我看见有人站起来指着我的方向喊着什么，被法警拦住了。我加快脚步走过去了，脚步声在空旷的走廊里乱糟糟地响着，我跟在后面也分不清哪一步是自己的。

回到看守所那天晚上我躺在那张铁架子床上盯着水泥天花板看了很久。天花板上有一道细长的裂缝，从墙角斜着穿到灯座的位置，我看了很多次了但从来没像那天晚上那样仔细——裂缝的边沿不太齐整，像一条被拉长了的折痕。我盯着那道折痕想这面墙砌起来的时候谁也不知道后来会有一个人在这儿天天看着这条缝数日子，就像当年在广汉我盖那栋办公楼的时候也不知道那栋楼后来会被查封拍卖，收走我所有东西的那个章盖下来的时候用的印泥跟我当年签第一份合同时用的是同一个牌子，红得一模一样。

第七章 二审维持原判

上诉到湖北省高院，二〇一四年八月七号二审宣判。这次我没有上回那么紧张了，因为在这之前的两个多月里我已经想了很多遍那个结果。审判长念完“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时候我低着头站着，比上次平稳一些，但喉咙里有一股东西堵着往下咽了好几次才咽下去。然后我听见后面有人哭了，是听不清是谁的声音，但那种哭跟我听过的不一样，它不是那种嚎啕大哭，是一种压在嗓子底下的、像被什么东西闷住了的闷响。

二审之后还有一道程序——最高人民法院死刑复核。那段时间我每天数着日子过，有时候觉得死刑复核快点下来反而解脱了，有时候又盼着它慢一点再慢一点。人到了那种地步什么都会想什么都会怕，怕死、怕疼、怕死后没人记得、又怕死后被人一直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做梦梦见老家的院子，桃树还在，花开了满院子都是粉红色的。我站在树下抬头看花，花瓣掉在我肩膀上，我伸手去拂，拂了一手的花粉。然后我醒了，窗外还是咸宁看守所那道灰墙。

复核期间我的律师来见了我几次，跟我说了一些法律程序上的事情。我问他“还有没有机会”，他没直接回答，说“你做好心理准备”。他走之后我坐在硬板床上把这句话翻来覆去嚼了好几遍，嚼到最后只剩下渣子，里面什么味道都没有了。我忽然觉得轻松了一点，像一只被摁在水里很久的手终于可以从水底浮起来，空气灌进来的时候很刺骨，但至少不再被攥着了。

第八章 临刑前一天的那顿晚饭

二月八号晚上看守所给我加了一个菜。红烧肉，肥瘦相间的，炖得烂烂的，酱色浓亮，放在一个不锈钢餐盘里，旁边还有一碟炒青菜和一碗米饭。我端着那个餐盘坐在床沿上吃那顿饭的时候筷子抖了一下，夹起来的肉掉回了盘子里。我重新夹起来放进嘴里嚼着，肉炖得很软，在嘴里化开的时候有一股甜咸交错的味，跟小时候过年时家里做的味道有点接近。我嚼着嚼着忽然想起来那年我妈在灶房里烧红烧肉的样子，她站在灶台前面锅里冒着白气，用锅铲翻着肉块对我说“多吃点，长壮实了好干活”。

那天晚上我还见了我前妻和我的两个孩子。会面室中间隔着一道玻璃，两边坐着，要说话得拿起电话听筒。她在玻璃那边看着我，脸上没有哭，但我看见她的手指在电话听筒上攥得很紧。她说“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的”。我说“没有了”。她沉默了一会儿说“那你走吧”。我拿着听筒的手在听筒上停了一下，最后挂回了座机上。站起来转身往外走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她坐在玻璃那边没有看我，低着头看着自己膝盖上那个旧布包的带子，手指在带子上来来回回地捋着。

那天夜里我没有睡着。躺在床上听着外面的动静——隔壁有人翻身、走廊尽头有看守的脚步声偶尔经过、暖气管道里水流经过的声音咕嘟咕嘟的像很远的地方有一条河在流着。我在那些声音里睁着眼数着时间，数到后来也不数了，就在黑暗里睁着眼等着天亮。那是我这辈子最长的一个夜晚，长得像一条没有尽头的路，走不到头又退不回去，只能一直睁着眼等着。

第九章 二月九号早晨那扇车门

那天早上天不亮就被叫起来了。换衣服、洗漱、整理东西，都按程序走。然后法警来带我走出监室，经过那条走廊的时候我的脚步比平时慢了一些，因为我知道这是最后一次经过这条走廊了。走廊的墙壁还是灰的，天花板的灯管还是白的，一切跟昨天前天大前天一模一样，但今天这些东西在那一刻忽然变得不一样了，像是蒙了一层什么东西在上面，看不太真切了。

被带出看守所大门的时候天刚亮一点，灰蒙蒙的，冷风贴在脸上像刀片一样薄。警车停在门口，我上了车，车开了大概十几分钟，我透过车窗看见了那栋灰白色的建筑——咸宁殡仪馆。我在座位上绷紧了一下，后背贴着椅背凉透了。车停在火葬场侧门旁边，那辆执行车就停在那里，白色的车厢，门开着。

法警把我扶下来的时候我腿软了，脚落在地上的时候几乎站不住。他们两个人一边一个架着我往那辆车的方向走。我抬头看了一眼火葬场那根烟囱——灰白色的圆柱戳在天上，比我想象的更高更粗。烟囱口没有冒烟，铅灰色的天幕衬着它更显突兀了。我被抬进车厢里的时候后脑勺磕了一下门框边沿，闷闷地疼了一下，但那一瞬间我居然庆幸还有疼痛，好像只要还疼着就说明一切都还在进行中，还没有走到终点。

我坐在车厢壁板旁边，铁皮冰凉的温度隔着棉衣传进来贴在背上，和那天在首都机场走廊里被人摁住肩膀时的力道几乎一样——冰的，硬的，不容商量。车门关上的时候哐的一声像一口大钟在我耳边被敲了一下，然后发动机响了，车开始慢慢往前动了。路面有一个小坑颠了一下，我的手铐磕在铁皮上发出一声闷响。我看着那声响消失的地方，想着今天之后所有声音都会消失，所有东西都会停住。

第十章 烟囱底下我最后看了一眼天

执行车开了大约十分钟后停了。我以为到了，但车门没有打开，车里那两个人也没动。发动机还在响着，暖风吹出来打在脸上温温的，那种温度让我觉得恍惚——我马上要死了，但我脸上还有暖风。这太不真实了，太细碎了，人死了之后这些东西就都没有了，风、声音、铁皮的凉、手铐的重量，在几十分钟之后都不再是“我”能感知到的了。

车门终于打开的时候光涌进来刺了我一下眼睛。我眯着眼被扶下车，眼前是一个围墙围起来的小院子，地面是水泥的，远处有建筑物低矮的屋顶。天还是灰的，铅灰色的云层铺得很匀，像一整块盖在上面的布。我没有被蒙眼，所以能看见所有东西——院子角落长着一棵不知道什么树，叶子掉光了只剩光秃秃的枝丫戳着；地面上的水泥缝里有一小片青苔颜色暗绿暗绿的；远处有人站着，穿着制服，看不清脸。

我站在那个院子里，那两个法警站在我两侧。我抬头最后看了一眼天——铅灰色的、平平整整的，没有太阳也没有月亮，就那么铺在头顶上。我小时候夏天躺在凉席上看过很多次夜空，那时候天上的星星密密麻麻的像一锅炒开了的豆子，我躺在院子里拿手指一个一个地数过。今天的天空上没有星星，什么也没有，就是一片正在往下压的灰。我在想那些星星还在不在那片灰的后面，它们还在那里，只是我看不见了。

然后有人跟我说了一句什么，我没听清，因为风忽然大了起来把耳朵边上的声音都吹散了。我张了张嘴想回应但喉咙里堵着一团热气发不出来。那阵风裹着我站了大概几秒钟，然后我就被带进了一个门里。门关上之后外面那个灰白色的天再也看不见了，那些星星我也没有来得及想完，我的脚还在后面追着前面的脚印走，但我已经不记得自己踏出的那一步是落在了青苔上还是水泥缝里。

第十一章 那扇门关上之后

门里的光线比外面亮很多，白色的灯管排成一行一行地照着，地面是水磨石的，干净得反光。我被带到指定位置站好之后，有人递过来一张纸和一支笔让我签名。我在那张纸上写下“刘汉”两个字，笔尖落在纸面上的时候我的手又在抖，跟当初签第一份合同时完全不同的力气——那次是急切的，这次是不情愿的。那些笔画的轻重，跟着我走了几十年，从广汉街头走到咸宁火葬场，一路上没有歇过。

签完字之后有人帮我解开了手铐，金属从手腕上取下来的时候皮肤上留下两道浅红色的压痕。我低头看了那两道痕迹一眼，发现那两道压痕的形状跟我在看守所天花板裂缝里看见的那条折痕很像，都是弯的，都是细的，都在皮肤和水泥的不同质地上留下了同样不可逆的轮廓。我抬头想问一句什么但对面的人表情很平，我想问的话又咽回去了。

然后就是最后一步了。我站在那道门前面的时候心里在想什么我已经记不太清楚了，只记得那扇门打开的时候外面的风灌进来吹在我脸上，跟刚才院子里那阵风一样的凉，但比那阵风更急一些，像是一个正在飞速合拢的瞬间在最后那几秒里猛然加速了。我往前迈了一步。那一步踩下去的时候脚底下是实的，但在落地的同时我就知道接下来的东西我都感受不到了，我的脚已经从实处伸进了虚处，而那个虚处正在以极快的速度向我压过来，我站不稳了。

第十二章 烟囱口迟迟没有冒烟

那个院子里的那棵光秃秃的树和那棵树的枝丫在风里摇了一整天。后来有人来了一趟又走了一趟，地面上的脚印被踩乱了再被风吹平了，像一张被翻来覆去写满了又擦掉的黑板。我再也没有机会去看一眼那片灰蒙蒙的天，也没有机会把那句话问完——那些星星还在云层后面吗？它们还在原来那些位置上吗？我数到第十颗的时候是不是断掉了重新数的？

那扇门再也没有打开过。风从门缝里挤进来发出细长的哨音，像一根绷紧了很久很久的线终于断成了两截，两头各自弹开，沿着不同的方向消失在墙角和砖缝里。烟囱口一直没有冒烟，灰白色的水泥筒戳在铅灰色的天幕底下，像一截被遗忘的铅笔芯。没有人抬头看它，就像没有人记得那家五金店门口的橱窗在最后的灯光熄灭前映出过谁的身影。

后来春天到了，院子里那棵光秃秃的树冒了新芽。水泥缝里那片暗绿色的青苔被今年新长的嫩绿盖住了一层。墙角的砖缝里有一根不知名的草从缝隙里顶出来，叶子卷着没展开，像一根被拧紧了的发条正在慢慢松开。那根烟囱还是没有冒烟。灰白色的圆柱立在天底下，顶上积了一小撮不知道哪里被风刮过来的碎叶和尘土，在风里轻轻动了一下又停住了。

那扇门再也没有被推开过。门缝里透进来的风在空荡荡的走廊里穿过去又折回来，刮过那道灰墙上从灯座延伸到墙角的细缝时留下一串极其细微的呜呜声，像一条很远很远的路走到了尽头之后最后的回声。没有人再听见了，因为那里本来就没有人在等了。烟囱口没有烟，天还是灰的，那两棵树的枝丫还在风里碰来碰去，谁也不记得早上谁来过、谁走了、谁在门口停过一步又迈了过去。

第十三章 咸宁那年冬天特别长

咸宁看守所的冬天比广汉冷得多。那种冷不是四川盆地那种潮乎乎的阴冷，是干冷，风从走廊尽头灌进来像一根实心的棍子捅在脸上。我在那间没有窗户的房间里过了一整个冬天，暖气片在墙角嗡嗡响着但没什么热度，我每天晚上把那条薄被叠成两层盖在身上，脚还是冰的。

有一回看守来送饭，托盘搁在铁门底下的开口处，我蹲下去端的时候看见托盘边沿凝了一层薄薄的白霜。我端着那碗饭坐在床沿上，筷子伸进碗里搅了两下，米粒已经凉透了，上面盖的那层白菜叶子边缘卷着。那天我忽然想起来一九八七年冬天，我在广汉街头摆摊卖炒货，手冻得裂了口子，晚上收摊的时候在路边摊吃了一碗热馄饨，馄饨汤烫得我直哈气，但喝下去之后整个人从里到外都暖了。那天晚上我蹲在咸宁看守所的铁架子床上抱着膝盖发抖的时候心里想的是——能再喝一碗热馄饨就好了，哪怕就一碗。

那个念头很短，短得像一根火柴划了一下就灭了。但火光溅出来的那一刹那，我看见了馄饨摊的煤炉子、案板上摆着的生馄饨、老板娘用笊篱捞馄饨时手腕弯着的弧度。那些细节比我的公司大楼和董事长的办公桌都清楚。原来最要紧的东西都藏在最矮的地方，我踩着它们往上爬了那么多年，低头看的时候它们已经被我踩进了泥里。

那年咸宁下了好几场雪。我没有窗户看不见雪，但看守打开外门的时候会有冷气涌进来，带着一种干燥的、很干净的冷，跟四川下雪时那种湿湿的冷不一样。我坐在床上闻着那股冷气想着外面的雪是什么样子的，想着那些雪落在看守所屋顶上、落在那棵院子里不知道什么树上、落在火葬场那根烟囱顶上时，会不会把灰色的水泥筒染白一层。那根烟囱我在被押去执行之前并没有真正见过，但在那之前我已经想象过很多次了，它在我脑子里比真实看到的还要高，还要冷。

第十四章 睡在梦里那间老屋

在咸宁的最后一两个月我开始频繁做梦。梦见的大部分都是小时候的事，老家的院子、院子里的桃树、灶房里那口大铁锅、我妈坐在门槛上纳鞋底时一根线咬断了又重新穿进针眼的侧脸。那些梦不连贯，像一段被撕碎了的胶片，这头是五岁的我在井台边上玩水，那头是十七岁的我扛着木头走在山路上，中间隔着一大片跳帧的空白。

有一个梦我做了好几遍。梦里我一个人走在老家的田埂上，田里灌了水映着天光，像一面一面破碎的镜子。我沿着田埂走着走着忽然前面没路了，水漫过了埂面，我站住了不知道该怎么过去。水面上映着一片灰白色的天空，没有鸟也没有云。我站在田埂尽头看了很久，然后我听见身后有人叫我，声音很模糊听不清是谁，但我就是知道那是叫我回去的。我转身往回走，走着走着天就亮了，然后我就醒了。

醒了之后我坐在床沿上把那个梦又回想了一遍。田埂尽头的白水、身后叫我回去的声音、转身时裤脚擦过草叶的沙沙响。我在脑子里反复回放那个画面，想知道叫我名字的人是谁，但每一次回放到声音出现的地方它就变得模糊成一团，像一卷被水泡过的胶带，图像还在但音轨已经被冲散了。我后来不想了，因为想也想不起来，可能那声音本来就是我自己在叫自己。

第十五章 律师最后一次来见我

死刑复核下来之前律师来见了我最后一次。会面室还是那个会面室，玻璃还是那道玻璃，中间的缝隙还是那么窄。他坐在那边看起来比之前瘦了一些，不知道是不是光线的关系。他把文件夹打开放在台面上，隔着玻璃指着里面的内容跟我说了一些程序上的事情，声音透过通话器传过来有点失真，像隔了一层水的广播。

他说完之后沉默了一会儿，把文件夹合上了。“刘汉，”他叫了我的名字，“你还有没有什么话要我带出去的？”我想了想，告诉他抽屉里有一封信，写给我两个孩子的，放在床头那本《刑法》的封皮夹层里，让他们自己翻出来看看。他的手指在桌面上的文件夹封面上停了一下，然后说“好”。他又问“还有什么”，我说“没了”。他站起来的时候看了我一眼，那一眼跟以前见面时的例行对视不同，里面有一种我说不太清的东西，像是一个人看着另一个人走完了一段他没法陪到最后的路。

他走了之后我回到监室里坐在床沿上。那本《刑法》还在床头搁着，封面是深红色的硬壳，边角已经被我翻得起了毛。我伸手把书拿起来翻开封面夹层，里面那封信还在，对折好的，信纸是普通的横格信纸，字是圆珠笔写的。我把它抽出来又看了一遍——内容无非是一些日常的话：好好读书，听妈妈的话，别走爸爸的老路。看完了之后我把它重新折好放回夹层里，书的封面合上之后发出一声干燥的轻响。

那封信后来有没有被送到孩子手上我不得而知。但写那封信的时候我坐在床沿上一笔一划地写得很慢，圆珠笔的油墨在纸上留下钝钝的痕迹，每写一个字都像把一把钥匙插进一扇已经锁死很久的门里，试着拧一下，看它还能不能转开哪怕一小道缝隙。

第十六章 宣判前一晚那盏没关的灯

执行前一天的那个晚上，我在床上躺了很久。监室里没有开灯，但走廊尽头的灯从门上的小窗透进来一道很细的灰白色亮光，落在地板上像一根被拉直了的棉线。我看着那根光线慢慢从地板的这一头移到那一头，移动的速度几乎看不出来，但每隔一会儿再看就会发现它已经往前爬了一小截。

那天晚上我想的事情跟之前不一样了。我不再想那些钱、那些关系、那些我做过的事和没来得及做的事。我在想一些更小的事情——比如小时候我妈给我缝的那件棉袄领子上的盘扣，她自己手工盘的那种，一圈一圈缠起来的，结实又好看。还有那年我在成都第一次住上星级酒店的时候，浴室里那瓶免费的小洗发水是柠檬味的，我拧开盖子闻了一下又拧上了，放在洗漱台上摆正了。那些细节忽然之间全涌上来了，像一口被堵了很久的井忽然通了的瞬间，水不是慢慢涨上来的，是一下子就漫过了井沿。

我靠着床头看那根光线挪动的时候忽然想明白了一件事——这些年我一直在用大的东西填自己，钱、名声、权力、别人的畏惧，以为填满了就不会空了。但那天晚上我才知道那些东西都是漏的，你填多少它漏多少，真正能留下来的是那件棉袄领子上的盘扣和浴室里那瓶没舍得用的柠檬味洗发水。它们小得不占地方，但它们不会漏。

走廊尽头那盏灯一直亮着没有关，那根光线在地板上挪了一整夜，从门口挪到了墙角，然后在墙角拐了一个折角消失了。我没有闭眼，一直看着它消失的方向。天亮的时候那道光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从门缝里挤进来的灰白色的天光，比昨晚那道灰白色宽一些，也更淡一些，薄薄地铺在地板表面，像一层刚涂上去的半干的颜料。

第十七章 那扇门最后的震动

那扇门最后关上的那一下，铁门合页和门框撞击的声音在空荡荡的走廊里来回弹了两下才散干净。我站在门里面听见那个回声从近到远一层一层地弱下去，最后彻底消失了。那种安静跟平时不同，它像是把所有的声音都收走了，连我自己的呼吸声都被它吞掉了半截。

门外的脚步声没有立刻离开。有人在门外站了一会儿，可能是在填表，也可能是在等什么流程走完。我隔着门板什么都看不见，只能听见偶尔翻动纸张的声响，唰的一下，又唰的一下，像某种与时间无关的钟摆在匀速地荡着。那几声响在铁门外面的空气里落得又轻又脆，像是被风带过来的一串干燥的种子。

后来那扇门外再也没有声音了。走廊尽头应该还有人在走动，但我站在那扇门的这一侧什么也听不见了。整条走廊被那扇门截成了两段，我站在这段里，那段里的所有动静都被门缝吞掉了。门合页上有一小片锈迹在灯光底下泛着暗红色的光，我盯着那片锈迹看了一会儿，想着这块铁皮在装上去之前是新的，经过无数次开合之后才在转折的地方生出了这一点锈。每一次开合都刮掉一层看不见的东西，累积到最后变成了一小块红色的痂。

我往后退了一步，鞋底蹭着水磨石地面发出很轻的“嚓”的一声。那个声音在空荡荡的房间里很快就被吸收了，没有回音也没有延长，像一件被摊开之后就再也没人收拢起来的旧衣服，褶皱都在原处，只是不再有人去抚平它们了。那扇门就那样合着，合页上那一点暗红色的锈迹在持续的灯光下面一层一层地变深，像一滴正在干涸的、慢得几乎看不见的东西在铁皮表面上凝固。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