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矿产争夺战：新世界里重演的旧资源魔咒

作者：Christopher Adam、Rabah Arezki、Frederick van der Ploeg

来源：VoxEU

当下全球正掀起新一轮资源争夺，这次争抢的不再是化石能源，而是支撑能源转型、数字化变革、国防航空产业快速升级的各类关键矿产。国际能源署2025年报告预测，即便近期全球各国推进气候政策的共识有所松动，但用于电池、永磁体、电网与半导体的各类矿产需求仍会持续大幅上涨；该机构2021年的研究也曾测算，若各国落实气候政策，到2040年，清洁能源所需的矿产将增加4倍。

关键矿产的开采地分散在少数发展中经济体——智利、印尼、刚果（金）、非洲南部部分国家、哈萨克斯坦，以及澳大利亚；而冶炼提纯环节高度集中于中国，铜、镍、钴、稀土、锂这几类矿产，中国的全球精炼产能占比普遍达到60%至80%。刚果（金）素有“钴矿沙特”之称，坐拥全球约70%钴储量与60%锂储量，但本土却缺乏实质性（盈利性）的加工能力。

开采地域分散、精炼产能高度集聚，这一供应链割裂格局，正是如今关键矿产地缘经济矛盾的核心根源。

关键矿产的实际储量与分布，远比现有统计覆盖的更广、更分散

《牛津经济政策评论》最新一期特刊中的一个重要发现指出，关键矿物经济学的实证基础，其实并不如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所认为的那样稳固。利用卫星图像和机器学习技术来检测运营中的矿场后发现，全球大部分采矿活动在传统的统计数据中都被低估了。

这种低估并非偶然：各国出于战略考量刻意隐瞒储量、地方治理能力薄弱、腐败问题、企业不愿上报高污染非法开采项目等因素，共同导致了这一差距的出现。

除此之外，随着未来几十年里深海采矿的发展，以及诸如盐层地热流体和人工卤水等新型矿源的开发，由于这类资源的全球分布比传统矿床更为广泛，未来几十年全球矿产供应版图可能发生颠覆性变化。

二元割裂供应链背后的地缘经济博弈

开采端遍地开花、精炼端一家独大，两者相互作用催生了两条截然不同的地缘矛盾主线：

第一条，中美欧等主要战略大国，与全球南方国家围绕上游矿产开采权产生博弈；

第二条，中国单独一方，与美国、欧盟围绕下游精炼加工产能展开竞争。

中国的矿产治理模式形成了一套一体化运行框架：国内产业升级、环境管控、金融创新，和对外主动出击的经济外交政策深度绑定，依托这套模式，未来全球或许能形成一套更具合作性的矿产治理体系。

资源诅咒老问题仍在，但衍生出新痛点

尽管发展中国家资源繁荣的宏观经济现象看起来各不相同，但实际上都是类似的。“荷兰病”机制依然在起作用：资源的突然增加会推高实际汇率，从而压缩非资源可贸易部门的竞争力。甚至仅仅传出发现新矿的消息，这种情况就会发生，从而造成红利还未落地，负面影响已经显现。

同样，早期的实证数据也显示，绿色转型可能让矿产冲突，取代以往的化石能源争端。刚果（金）东部就是典型案例：加丹加、北基伍等矿产富集地区暴力冲突常年不断，卢旺达、乌干达等周边国家也在背后推波助澜。

此外，矿山开发带来的生态破坏同样难以规避，森林砍伐、水土污染问题愈发突出；一旦当地监管体系松散、腐败横行，民众生计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会变得更加尖锐。

阿兹基等人认为，当下紧张的地缘环境，甚至会放缓、逆转矿产富裕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因为各国领导人会试图与超级大国结盟，以争取更多的矿产资源，从而巩固他们在国内政治中的影响力。

真正区别于石油时代的三大全新特征

首先，石油时代，博弈关键在油井，运输卡点是海峡、输油管道；而现在话语权掌握在精炼厂手里，供应链命脉卡在下游加工集中区。

第二个特征是技术的可替代性。

近一个世纪以来，石油几乎没有规模化替代方案，需求弹性低、走势可预判。而关键矿产完全相反：锂电池面临钠离子电池等新型化学体系的有力竞争；永磁材料可通过配方调整减少镝、钕用量；电网输电领域早就有用铝替代铜的成熟方案。

因此，矿产出口国面临的风险不只是矿藏枯竭，更可怕的是投资因技术迭代彻底贬值：当下具有主导地位的下游应用，未来可能被其他矿产所取代。这还会加剧学界提出的“绿色悖论”——企业预判矿产未来会被淘汰，就会加速当下开采，造成产能过剩、价格暴跌，反而加剧能源转型本想遏制的环境破坏。

第三个特征是制度层面的问题。

石油行业历经数十年发展，形成了一套成熟多边体系，能够缓冲市场波动；但关键矿产领域目前没有对等配套机制：既没有消费国协同管理战略储备的统一机构，也不存在制定基准价格的矿产出口国联盟，钴、钕等矿产也缺乏成熟远期期货市场，更没有出面协调精炼产能大国与主要消费国之间矛盾的体系。对比石油主导全球经济的年代，如今这套全球体系抵御风险的能力要薄弱得多。

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可落地的政策方向

对发达经济体而言，面对当前关键矿产供应链格局，核心诉求是提升供应链抗风险能力。这一问题对政策有着深远的影响，包括采购准入标准、矿产循环回收、需求侧管控、战略储备调配、友好国家合作协议、精炼产能保障、长期包销合同，以及税收、海关配套规则等。

对矿产出口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它们主要关注的是资源的勘探与发现、产权保障、本地深加工、资源征税四大板块。和化石能源时代不同，矿产行业的利润红利正不断向下游转移：从矿山开采环节流向精炼工厂，再进一步沉淀到专利技术、一体化数字平台这类无形资产上。因此，人们越来越重视将矿产定价锚定在透明的国际基准价格，同时重新调整增值税目的地征税原则，尤其针对未经加工的原矿出口。

对这两类国家而言，优化合作合约设计非常重要。如今技术迭代、地缘局势双重不确定性加剧，跨国矿业企业与资源东道国之间，应当更多签订长期、附带风险分摊条款的权责合约。虽然长期合约会削弱企业研发替代材料的动力，不利于社会整体福利，但同时也能避免各国不计成本、内耗严重的替代技术研发竞赛，后者同样会损害整体收益。如果在长期合约中加入随外部环境变动的调整条款，就能填补普通长期协议缺失的风险分摊功能。

结语

新时代的资源诅咒，治理难度远超以往。倒不是矿产出口国综合实力不如七八十、九十年代，而是当下战略博弈、技术变革、全球治理体系三重不确定性叠加，原本能为资源国提供缓冲保护的多边机制变得愈发脆弱。

但我们手中也掌握了过去没有的有力工具：卫星遥感+机器学习勘探技术，能监管不透明的矿业合约、完整记录生态破坏情况，这在十年前根本无法实现；工程经济学模型可以精准测算矿产替代的临界门槛，以往经济学家只能靠主观假设；现代合约理论也提供了或有求偿权、实物期权等工具，刚好能应对矿产技术迭代带来的资产贬值风险。

这些全新工具组合能否遏制新型资源诅咒，不让它比旧时代的困境更加棘手，是未来十年需要通过实践解答的核心命题。

*译文不代表本机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