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国鉴｜科威特陷“人才困局”　劳务结构难题待解

　　新华社科威特城8月13日电（记者尹炣）科威特常住人口约500万，其中外籍人口约占七成。这样的人口结构让科威特在各领域对外籍劳动力都形成了系统性依赖，进而陷入“人才困局”，影响本国长期发展。

　　为了打破这个局面，近年来，科威特推出一系列改革举措，试图在优化外劳来源结构与完善本国人才培养体系之间寻求平衡。然而，这些措施短期内成效尚不显著。对科威特而言，如何逐步降低对外籍劳动力的依赖，依然是一道待解难题。

　　这是2025年12月17日拍摄的云海下的科威特首都科威特城景色（无人机照片）。新华社发（阿萨德摄）

人口倒挂

　　根据科威特公共信息管理局数据，截至2025年，科威特约500万常住人口中，本国公民仅约150万人，占比不到三成。这意味着，在科威特，外籍人口是本国人口的两倍有余。

　　这种“人口倒挂”并非自然形成，而是科威特经济发展模式的衍生现象。长期以来，科威特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位居世界前列，国民享有高水平福利和较完备的公共服务。但与此同时，本国劳动力规模有限，且多数科威特人倾向于进入政府部门从事管理工作，私营部门对本国劳动力吸引力有限。高等教育体系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结构性脱节，进一步加剧了本国专业人才的供给不足。

　　7月11日，在科威特首都科威特城一家餐厅内，喷雾器喷水降温。新华社发（阿萨德摄）

　　因此，科威特不得不从国外引进几乎所有层次的专业劳动力。在约350万外籍人口中，印度人约有100万，主要从事体力劳动和低端服务业；埃及人约有66万，是该国最大的阿拉伯侨民群体，主要从事技术和管理岗位；此外还有大量来自菲律宾、孟加拉国、巴基斯坦等国的劳工。这些外籍人口按照“功能分层”的方式，分布在科威特社会的各个行业。

历史嵌入

　　在科威特劳务结构中，埃及人处于一个特殊的位置——他们占据了教师、医生、工程师、记者、政府职员等专业技术与行政岗位。这些岗位不仅对专业能力有较高要求，而且与科威特人的日常生活直接相关。正是这种“近身性”，使埃及人成为科威特劳务结构中最受关注的群体。

　　要想理解埃及人在科威特的现状，需要梳理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脉络。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石油收入激增，海湾国家全面启动现代化建设，普遍面临专业人才短缺的困境。作为人口最多、教育体系最完善的阿拉伯国家，埃及拥有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教师、医生、工程师和行政人员，同时自身也面临就业压力。供需之间的高度契合，使得大批埃及专业人才在这一时期涌入海湾国家。

　　5月3日，在科威特哈瓦利省，高中学生在教室内上课。新华社发（阿萨德摄）

　　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埃及是最早明确反对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阿拉伯国家之一，并积极参与支持科威特的多国联军行动。战后，科威特投桃报李，向埃及提供了大量投资和援助，埃及劳动力得以大规模进入科威特市场。政治互信与经济互补相互强化，使埃及人在科威特的地位比其他阿拉伯侨民更加稳固。

　　如今，埃及人已遍布科威特各行各业。以媒体行业为例，不少科威特主流媒体中承担采访、编辑、编译等工作的人员里，埃及人占据相当比例。

　　在科威特几代人的记忆中，这种“系统性存在”留下了深刻痕迹。许多老一辈科威特人至今都记得，自己中小学时期的数学老师、历史老师甚至校长都来自埃及。科威特大学文学院助教贾拉赫·卡扎告诉记者，在其父辈成长的年代，埃及教师几乎是科威特教育体系无法剥离的一部分。“那个时候，很多学校都离不开埃及老师。”

　　医疗系统的发展轨迹也同样如此。卡扎说，在科威特医疗资源相对匮乏的发展阶段，埃及医生发挥过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帮助填补了当时医疗体系中的许多空缺。”

改革难题

　　在大规模引入外籍劳工的过程中，因文化背景与职业习惯等方面的差异，外籍劳工与科威特当地人在某些理念上经常发生摩擦。比如，有受访者说，在与埃及籍员工的合作中，双方对如何看待短期收益与长远规划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存在认知分歧，这样的分歧就会反映在双方对待合作项目的不同态度中。

　　科威特政府也已意识到上述问题，并陆续推出一系列针对性改革举措。

　　2月8日，在科威特首都科威特城，人们在中东国际发明展览会上交流。新华社发（阿萨德摄）

　　一方面，科威特致力于吸引更多国籍、更高素质的外国人，开拓外籍劳工来源。近年来，科威特逐步调整外籍劳工的工作许可和居留政策，放宽部分政府部门与私营部门之间的人员流动限制，以增强劳动力市场的弹性。在居留制度方面，科威特开始探索自由职业和自雇居留等更加灵活的模式，力求减少对传统雇主担保体系的依赖，并通过制度性手段遏制长期存在的“签证交易”等问题。与此同时，科威特还面向外国投资者及符合条件的企业高管建立长期居留制度，最长居留期限可达15年。另一方面，为推动本国劳动力进入私营部门，科威特出台政策提高企业雇佣外籍劳动力的成本。

　　然而，上述改革措施成效有限。在私营部门，科威特本国劳动力的参与度仍然偏低。与此同时，部分旨在加强外籍劳工管控的措施不仅没有带来预期效果，反而产生了负面效应。例如，科威特曾酝酿对外籍劳工设定工作年限，期满后不再续签。这一政策被指“一刀切”，可能导致文教、卫生等领域具有丰富经验的外籍人员被迫离境，而科威特本国又缺乏能迅速补位的人才，最终将加剧特定领域的人才断层。

　　此外，外籍劳工的结构性调整尚需市场的检验，教育改革是否见效更需经历代际周期方能确认，制度层面的优化难以一蹴而就。

　　分析人士认为，对科威特而言，要想彻底走出“人才困局”，根本出路是在保持开放性与提升自主力之间如何找到新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