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诊HIV第八年，他在县城菜市场卖豆腐，活成了自己的光

药就锁在床头柜里，每天睡前吃一次。母亲起初不知道，只当他吃的是治胃病的药。直到有一天，她打扫卫生时看见了药瓶上的说明书。那天晚饭，母亲没吃几口，眼圈红红的。周明心里一紧，以为要面对一场暴风骤雨。没想到母亲放下筷子，说：“明儿，有病就治，妈陪着你。妈就是担心你一个人扛着，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清晨五点，川东小城的菜市场已经醒了。周明把三轮车停在老位置，掀开湿纱布，露出白嫩嫩的豆腐。

有人来买，他利落地切块、装袋、找零，手指粗糙但稳当。没人知道，这个总是笑呵呵的豆腐摊老板，手机里设着一个每三个月响一次的提醒——去县医院领抗病毒药。

2017年冬天，周明还在浙江义乌的快递站分拣包裹。一次持续不退的低烧，把他拽进了疾控中心的咨询室。检测结果出来那天，他在马路边坐了两个小时，脑子里只有一句话：“我这辈子完了。”

那年他二十七岁。感染的原因，他自己心里清楚——一次酒后无保护的性行为。他不敢告诉任何人，甚至不敢回家过年。电话里母亲问他怎么瘦了，他说加班累的。挂掉电话，他蹲在出租屋的卫生间里哭了一场。

医生说：“现在有药，可以控制，国家免费提供。”他听不进去。他脑子里盘旋的全是小时候村里人对“那种病”的恐惧眼神，好像确诊就等于被宣判死刑，而且是最不体面的那种。

真正把他从深渊边拉回来的，是省城定点医院里一个叫老李的病友志愿者。老李五十多岁，确诊十五年，皮肤黝黑，嗓门洪亮。那天他看见周明在走廊里攥着化验单发呆，一屁股坐到他旁边，说：“小伙子，我确诊那年，我儿子刚上小学。现在他都快大学毕业了，我还跑大货车，身体比不少没病的人还结实。这病现在就跟高血压、糖尿病一样，你把它当个慢性病，它就拿你没办法。”

周明抬头看他，不敢相信：“真的能活那么久？”老李笑了：“按时吃药，活到抱孙子没问题。”

半信半疑地，周明开始服药。头两个月最难受，头晕、恶心、整夜做噩梦，他几次想把药瓶扔了。但老李每天发来消息：“再坚持一下，副作用会过去。”第三个月，他去医院复查，CD4细胞涨了，病毒载量降到了检测不到的水平。医生说：“控制得很好，继续坚持。”

2019年，周明回了老家县城。母亲身体不好，他在身边照顾方便些。他用打工攒的钱在菜市场租了个小摊位，卖豆腐和豆干。每天凌晨三点起来磨豆子、点卤，天亮出摊。忙碌让他的生活重新有了轨道。

父亲沉默了很久，最后只说了一句：“按时吃药，别断了。”

那一刻，周明觉得压在自己心里的那块石头，突然轻了很多。

当然，不是所有人都这么温柔。有一回，一个熟人不知道怎么得知他感染了艾滋病，消息没几天就在茶余饭后传开了。有人开始绕过他的豆腐摊，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说“那谁有脏病”。最让他难受的一次，是以前一起长大的发小来买豆腐，钱放在摊子上，豆腐自己拎走，全程没说一句话，眼睛也不看他。

周明没争辩，也没公开解释。他把摊位收拾得比以前更干净，豆腐做得更实在。渐渐地，有老顾客说：“管他什么病，人家豆腐好，人不坏，怕什么？”也有懂行的邻居悄悄帮他说话：“这病吃饭、说话、一起摆摊都不会传。”

他后来在抗病毒治疗点，也认识了不少病友，有跑出租的、教书的、开小饭馆的，也有在家带孩子的，大家自发建立一个病友互助群，群里大家不用真名，只聊服药、复查、副作用，也聊家长里短。

周明成了群里的“老大哥”，谁刚确诊想不开，他就骑三轮车去陪人坐一坐，说的还是老李当年对他说的那些话。

他说：“最怕的不是病毒，是身边人的眼神。病毒有药治，眼神没有。”

2024年冬天，县里搞“世界艾滋病日”宣传活动，疾控中心请周明去当志愿者。他犹豫了很久，最后还是去了。没露脸，戴着口罩站在展台后面发传单、递安全套，给来咨询的年轻人讲“早检测、早治疗、U=U”——检测不到就等于不传染。有个大学生模样的男孩小声问：“得了这个还能正常工作、结婚吗？”周明说：“能。我认识很多人，正常上班、结婚、生孩子，家人也健健康康。”

男孩似信非信地走了。周明看着他的背影，想起七年前的自己。

如今，周明还是那个菜市场里的豆腐摊老板。每天收摊后，他骑三轮车回家，母亲在门口张望，锅里热着饭菜。他进门先洗手，再吃药，白色的小药片放在掌心，像一颗普通的维生素。他不再觉得这是某种惩罚，只是生活里一件和吃饭、睡觉一样平常的事。

有一次，群里一个刚确诊的女孩问他：“哥，你觉得我还有未来吗？”周明想了想，回复她：“有。未来不是病给的，是你自己挣的。只要你按时吃药，剩下的日子该怎么过就怎么过。”

他没说什么大道理，但这句话是他用八年时间验证出来的。

在今天的中国，像周明这样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有上百万。他们可能是菜市场里卖菜的、路上送外卖的、写字楼里敲键盘的，也可能是你我的亲戚、同学、邻居。他们中的很多人，在规范治疗下，病毒载量已经检测不到，可以正常工作和生活，不会把病毒传染给伴侣。但歧视依然存在，无知的偏见仍然像一把无形的刀，比疾病本身更伤人。

艾滋病早已不是死刑。它更像是一场需要长期管理的慢性病。真正需要被治疗的，不只是身体里的病毒，还有社会里的恐惧。

黄昏时分，周明收好摊子，把最后一包豆腐干送给旁边卖菜的大娘。大娘笑着说：“周老板心肠好，生意一定旺。”周明摆摆手，骑上三轮车，融进小城暮色里。

他的车头挂着一个褪色的红丝带，是去年疾控中心发的。风吹起来，轻轻晃着，像一团不肯熄灭的火。

作者：人间过客皆可奔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