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院那天,阳光白得晃眼,医院走廊的消毒水味却永远地留在了我的嗅觉记忆里。儿媳扶着我走过那道自动门时,我下意识深吸了一口气,想把这三十六天来憋在胸口的浊气全吐出去。
这三十六天,我像一株被移栽进花盆的老树,动不得,全靠儿媳一瓢水一瓢水地浇灌。
其实最开始我是有些别扭的。儿子工作忙,只能周末来坐坐,女儿远嫁,电话里哭了几回。陪床的担子全落在儿媳肩上。她话不多,总是安安静静的,可我夜里翻身弄出的响动,她次次都醒,披着外套过来问我是不是要喝水。护工说该帮我擦身子,她摆摆手,自己端了温水进来,毛巾拧得半干,从后背到脚趾,一寸一寸地拭过。我闭着眼,听见水声哗啦,心里那点别扭也慢慢化成了别的什么,沉甸甸的,堵在喉咙口。
最难忘的是第十七天深夜。麻醉的劲儿过了,刀口疼得人发昏,我在半梦半醒间呻吟。忽然一只温热的手覆上我的额头,紧接着是儿媳压低的、带着哭腔的声音:“妈,疼得厉害吗?我去叫医生。”我睁不开眼,只感觉那手一直没离开,轻轻拍着我的肩膀,像哄一个受惊的孩子。后来听邻床的家属说,那晚儿媳在走廊里偷偷哭了一场,回来时眼睛红红的,却还是笑着喂我喝粥。
日子就那样过,一天比一天长,也一天比一天短。看着她眼下青黑的痕迹,我有次趁她去买饭,拉着护士的手说:“我那闺女啊,比亲生的还贴心。”护士笑了,说您儿媳妇真好。我点点头,心里却忽然空落落的——我自己的女儿呢?电话里的哭声隔着几百里路,听起来总有些飘忽。
直到今天。
出院手续办完,儿媳正弯腰给我系鞋带。她的发顶有些稀疏了,几根白发刺眼地露出来,我这才发现她不知何时也老了。她系鞋带的样子很认真,手指有些笨拙地绕了两圈,打了个结实的蝴蝶结。
“妈,”她直起身,额角有细密的汗,“我给您买了条新围巾,怕出院时风大。”说着从包里掏出来,是那种柔软的驼色羊绒,小心翼翼地围在我脖颈上。
就在这时,一辆白色的小车稳稳地停在医院门口。车窗摇下来,是我女儿的脸。她化了淡妆,看不出哭过的痕迹,笑着冲我们招手:“妈!上车吧,咱回家。”
儿媳替我拉开车门,扶着我的手臂让我坐进后座。女儿从前座回过头来,递给我一个保温杯:“妈,泡了您爱喝的枸杞茶。”我接过来,透过车窗看见儿媳站在原地,朝我挥手,神情平静得像这三十六天里的每一个早晨。
车子启动了,女儿调了调后视镜,轻声说了句:“妈,这阵子辛苦嫂子了。”我没应声,只是把那条羊绒围巾往上拢了拢,柔软的触感贴着皮肤,带着淡淡的、不属于医院的香气。
后视镜里,医院的大楼越来越小,终于消失在一片梧桐树的浓荫里。我忽然想起来,这三十六天,儿媳每晚都给我念一段报纸,说怕我一个人闷。她的声音不急不躁,像春天化冻的河水。而此刻车里放着女儿喜欢的流行歌,节奏明快。
我闭上眼,心里有什么东西彻底释然了。原来亲情这东西,有时是溪流,日夜不息地浸润;有时是风,一阵一阵地带来远方的消息。它们都用各自的方式流淌着,不曾停歇。
车窗外,阳光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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