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7月24日夜晚，在武汉中南剧场里有一出京剧《济公活佛》正在演出当中，当郭德纲在台上表演得十分投入的时候，就用起了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这首歌曲，并且还唱了两句，“原来微山湖上的静悄悄变成了紫禁城里的一片宁静”，最后又加上了一句“妈妈妈妈哄”。
最易被带偏的地方就是关于红歌是否可以修改的问题了。那么摆在监管部门面前的第一道难题并不是好不好笑的问题，而是在改动之后的内容是否已经事先上报备案了呢？
演出获得批准，并不意味着演员可以任意在舞台上添加重要的节目内容。节目单上写的是一个内容，但是台上的却换成了另外一个内容，那么主办方就需要重新申请或者是及时地进行解释了。如果所有的临场发挥都可以不用报备的话，那么审批制度还有何用呢？
有人就会质疑，为什么只是一些唱词就会上升为立案呢？也就是说，并不是一般的旋律，而是在弹奏着我所喜爱的土琵琶。
这首歌曲是由芦芒和何彬共同创作歌词，吕其明谱曲，在1956年伴随着电影《铁道游击队》一起问世，并且被选入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的优秀歌曲一百首之中。它是关于铁道游击队抗日战争生活的描写，微山湖并不是随便挑选的地名，而是在这段历史中具有重要纪念意义的地方。
用微山湖来代替紫禁城，并不是简单的替换几个词语那么简单。从抗日战争时期敌后的芦苇荡、游击队员的形象变成了皇宫、宫殿以及妈妈妈妈哄的故事，虽然产生了喜剧反差的效果，但是原来的歌曲所处的历史背景又剩下多少呢？
红歌并不是不可以修改。经典咏流传曾经把黄河大合唱融入到摇滚乐中去，国庆联欢会也曾经以交响的方式再现了《东方红》。为什么这样的改编很少引起争议呢？因为它们是根据对原著的理解来进行的形式上的改变，并且精神实质并没有因此而变得可笑或者无聊。
那么争论的核心并不是是否可以创新的问题了，而是在于改编是想致敬原著，还是仅仅为了博取观众一笑呢？
最直接的问题就是关于著作权的问题了。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仍然处在保护期之内，而吕其明本人也依然健在。在商业演出中擅自修改已经发表的作品，除了会因为演出内容没有上报而产生问题之外，还会涉及到改编许可以及费用等方面的民事争议。
郭德纲所遇到的问题，并不只是一句歌词那么简单。
近几年来，在相声、戏曲等舞台上的即兴表演中出现过一些引起争议的内容，比如对同行进行讽刺挖苦、嘲笑演员长相以及节目里用到会引起观众不适的语言。相关的材料也显示他因为相声的内容而被约谈并要求改正，还有一次是因为在舞台上的语言以及出国演出时所使用的说法遭到质疑。
第一次可以说是有恃无恐，第二次以后就很难再以临场发挥来解释所有的现象了。戏谑在相声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当一位演员已经拥有了巨大的影响力的时候，戏谑就不单单是他自己的风格了，还会被扩大为一种公共的影响。
台上没有大小之分，真的能够作为通行凭证吗？观众愿意笑，并不代表所有的内容都没有界限。演员可以即兴发挥，但是主办方不能把责任当作即兴来处理。
另外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在此之前济公活佛已经到过太原、厦门和天津等城市，并且据说有些场次还出现了类似的改编。如果相关的内容在多个地方都出现了的话，那么之后是不是会受到更多的调查呢？
监管难度也摆在了面前。审批部门可以查看到备案资料，但是无法实时关注到每一个演出中的一句话。现场的变化很多，即兴发挥也是相声、戏曲常见的表现方式之一，那么如何来判断正常的交流与内容上的改变呢？
但是监管很难，并不意味着主办方就可以不管了。谁来组织演出就应该事先对可能出现的风险进行评估，而不能等到视频被传出去之后再去核实台上的内容是什么。
此次事件中被举报的人就是利用了这一契机。除了要问郭德纲是否在亵渎红歌之外，还要问一下改编的内容是否已经上报审批了。问题一出，争论也就由个人喜好了变成演出管理的问题。
那么武汉方面又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呢？会不会有更严厉的惩罚措施出台？改编作品是否得到了许可？主办方以及演员们会有怎样的反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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