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顾安然,今年二十六岁,在一家设计公司做平面设计师。
我妈叫林秀芝,今年五十二岁,在县城开了一家裁缝铺,给人改衣服、做旗袍,手艺好,性情温和,认识她的人都说她是个好脾气的人。我跟她相依为命二十六年,从小我就知道,我没有爸爸。小时候我问过她,别的小朋友都有爸爸,为什么我没有?她总是笑着说,你有妈就够了。后来我长大了,不再问了,但我心里一直有一个疑问——我爸是谁?他为什么不要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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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妈从来不提这件事。她把我保护得很好,一个人开裁缝铺、一个人供我上学、一个人把我拉扯大。我考上省城大学那年,她东拼西凑给我凑够了学费,送我去车站的时候,她从兜里掏出一个布包,一层一层地打开,里面是一沓皱巴巴的零钱,她塞到我手里,说,安儿,去了学校好好念书,别心疼钱,妈有办法。我看着她那双长满老茧的手,看着她花白的头发,心里酸得不行,但我没有哭,因为我知道,我哭了,她会更难过。
我以为日子会这样一直平淡地过下去,我毕业了,工作了,挣钱了,把她接到省城来,好好孝顺她,让她过几年舒坦日子。但我没有想到,一件我做梦都想不到的事,打破了我们平静的生活。
那天是周六,我难得休息,在家睡懒觉。我妈在楼下裁缝铺里忙活。忽然,我的手机响了,是我妈打来的,她的声音很不对劲,带着一种我从没听过的颤抖,说——安儿,你回来一下,家里来人了。我赶紧穿好衣服跑下楼。裁缝铺的门开着,里面站着三个人。我妈坐在缝纫机旁边,脸色发白,两只手紧紧攥着,指节都发白了。她的对面,站着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夹克,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手上戴着一只金表,看起来有些派头,一看就不是普通人。他旁边站着一个年轻男人,大概二十七八岁的样子,穿着一身黑色的西装,眉眼跟那个中年男人有几分相像,也是那副高高在上的样子。他们身后,还站着一个戴眼镜的男人,夹着一个公文包,一看就是律师。
我走过去,站在我妈身边,看着那个中年男人,说,你们是谁?那个中年男人看着我,上下打量了一番,然后笑了笑,那笑容里带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意味,他说——你就是安然吧?我是你爸。我愣住了。我站在那里,看着他,脑子里嗡嗡的,像是一瞬间被人抽走了所有的力气。我今年二十六岁,二十六年来,我从来不知道我爸是谁,我无数次幻想过他会是什么样子,会不会在某个我不知道的地方想着我。但当他真的站在我面前的时候,我感受到的不是惊喜,不是激动,而是一种说不出的陌生和冰冷。
我看着他,说,你凭什么说你是?他看了旁边的律师一眼,律师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文件,递到我面前,说,这是顾先生和顾太太的离婚协议,以及顾先生和您母亲当年的关系证明,还有亲子鉴定报告,可以证明顾先生是您的生父。我没有接那份文件,我只是看着那个自称是我爸的男人,说,二十六年了,你一次都没有出现过,今天来,是为了什么?他脸上的笑容淡了一些,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了一句让我心里猛地一沉的话——"安然,爸今天来,是想跟你商量一件事。爸现在的公司出了点问题,需要资金周转,你爷爷留下的那套老宅,还有你妈手里的一些东西,我想……"
他没有说完,但我已经听懂了。我站在他面前,看着他,心里像是被人狠狠捅了一刀。二十六年,他从来没有出现过,从来没有管过我和我妈的死活,现在他来了,不是为了认我,不是为了补偿我们,而是为了争家产。我看着他,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但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这时候,一直沉默的我妈,忽然站了起来。她看着我,又看着那个男人,声音很平静,说了一句让我意外的话——"顾长河,你终于来了。"那个男人——顾长河,愣了一下,像是没想到我妈会这么平静。我妈看着他,说,二十年前你跟我说,你老婆家里有势力,你不能离婚,不能认我们母女,让我带着安然走得远远的。我带着安然走了,一个人在县城开了一家裁缝铺,把安然养大。二十年来,你没有给过一分钱,没有来看过一眼,现在你公司出问题了,你想起我们了?
顾长河的脸色变了变,说,秀芝,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想……那套老宅是我爸留下的,按理说,我也有份……我妈看着他,忽然笑了,那笑容里带着一种说不出的心酸和冷意,她说——顾长河,你以为我来县城这么多年,就真的什么都没有做准备吗?
她从缝纫机旁边,拉出了一个旧皮箱。那个皮箱我认识,从我记事起,它就放在我妈床底下,上面落满了灰,我小时候问过她里面装的是什么,她总是说,没什么,就是一些旧东西。我没有再问过,从来没有打开过。我妈把皮箱放在桌子上,拍了拍上面的灰,然后打开了它。
皮箱里,装着的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而是一沓一沓的信件、照片和文件。我妈把那些东西一样一样地拿出来,摆在桌子上,声音平静得像是在说别人家的事——"这是你当年写给我的信,你说你爱我,说你会离婚,说你会娶我。""这是你当年转给我的钱,一次两千,一次三千,加起来一共六万七,从安然出生到她三岁,你就给了这些。""这是你老婆当年来找我的时候,给我的支票,二十万,让我带着安然走得远远的,永远不要再回来。我没有要,但你老婆的签名,我留着了。""这是你公司当年偷税漏税的证据,你在外面养的情人的照片,你挪用公款的账目——你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但我都知道。"
她每拿出一件东西,顾长河的脸色就白一分。到最后,他的脸已经白得像一张纸,额头上冒出了冷汗,他站在那里,嘴唇哆嗦着,一个字也说不出来。而那个律师,站在旁边,看着桌子上那些东西,脸色也变了,越来越难看,最后,他摘下眼镜,擦了擦额头上的汗,声音有些发颤地说——顾先生,这个案子,我不接了。顾长河愣住了,说,你什么意思?律师看着他,说,顾先生,您太太手里的这些材料,如果交到有关部门,不光您公司的问题保不住,您本人可能也要承担法律责任。这个案子,我接不了,也劝您一句,这事,到此为止吧。说完,律师把公文包一夹,转身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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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年轻男人——顾长河的儿子,站在那里,脸色铁青,看着顾长河,说,爸,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不是说,就是来跟她商量一下老宅的事吗?顾长河站在那里,脸色惨白,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妈看着他,把那些东西一样一样地收回皮箱里,然后抬起头,看着他说——顾长河,我忍了二十年,不是因为我怕你,是因为我不想让安然知道她爸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今天你来了,也好,我把这些东西给你看,是让你知道,我不是没有手段,我只是不想用。你走吧,以后不要再来了。
顾长河站在那里,嘴唇抖了抖,最后,他低下头,转身走了。那个年轻男人跟在他身后,走了两步,又回头看了我一眼,目光复杂,但什么也没有说,跟着走了。裁缝铺里,只剩下我和我妈两个人,安安静静的,只有缝纫机旁边那盏老旧的吊灯发着昏黄的光,照着桌子上那些还没有收完的信件和照片。
我站在那里,看着我妈妈,看着她花白的头发,看着她那双长满老茧的手,看着她脸上的皱纹,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我走过去,抱住她,把脸埋在她的肩膀上,声音哽咽着说——妈,这些年,你受苦了。她拍了拍我的背,轻轻地说,傻孩子,有你在,妈就不苦。我抱着她,哭了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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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房间里,看着窗外,想了很多。我想起小时候,我妈一个人坐在缝纫机前,踩到深夜,腰都直不起来。我想起她为了给我凑学费,把自己的金耳环都卖了。我想起她每一次笑着跟我说"妈没事"的时候,其实她心里藏着多少苦。我拿起手机,删掉了今天存下的那个号码——顾长河的号码。我没有恨他,也没有原谅他,我只是觉得,他不配做我的爸爸。我有我妈,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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