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枭雄的穷途末路，准噶尔“博硕克图汗”噶尔丹最后的日子

侥幸逃出生天的噶尔丹，不仅失去妻子阿奴，其重臣戴巴图尔宰桑、博罗特和硕齐等也战死沙场。

无奈的噶尔丹收容了不足5000人马的残部，流窜于科布多西部的塔米尔河流域一带，惶惶不可终日。

其时，作为准噶尔统治中心的伊犁河流域已被策旺阿拉布坦占据，噶尔丹自然不可能再回去。

往北通往俄国的道路又被明安特、帖良古特等与准噶尔为仇的部族所遮断。

而在南方的吐鲁番、哈密地区，昔日由噶尔丹一手扶持起来的实际统治者阿卜都里什特，很早便通过一位名叫沙和卓的回回商人和清朝取得联系。

昭莫多之战后不久，阿卜都里什特就带着儿子克苏尔唐一起亲赴北京。

自称“回回国王”的阿卜都里什特向清朝表示，愿意留儿子在北京做人质，然后“亲往吐鲁番，以圣上威德宣谕属下众回子”，为清朝堵截噶尔丹出力。

甚至就连同属卫拉特四部之一的青海和硕特汗国和阿拉善的卫拉特人，在清朝陈兵边境的巨大压力下，也不得不和噶尔丹划清了界限。

万般无奈的噶尔丹只好打算远走西藏，投奔自己那位已经成为西藏地区实权人物的老同学第巴桑杰嘉措。

桑杰嘉措也有意接受老同学的避难请求。

然而事与愿违，在昭莫多被俘的准噶尔军将领丹巴哈什哈，以及和硕特汗国派驻噶尔丹处的官员罗垒厄多齐，向清朝方面透露了噶尔丹意欲逃奔西藏的计划。

不仅如此，这两位降人还透露了一个足以让大多数当时的上层政要都感到石破天惊的消息：“达赖喇嘛(五世达赖)，殁已九年矣！”

尽管他们所提供的五世达赖去世的时间并不准确，但这已经不重要了。

1686年伯勒齐尔会盟上，西藏喇嘛教廷使者不再扮演清朝、准噶尔、喀尔喀三方势力的平衡者和传信人的角色，全面倒向了准噶尔一方。

这种一反常态的做法曾经引起康熙皇帝的猜测：年事已高的五世达赖是否出现了什么意外？

不过形势的紧迫使康熙皇帝只能暂时搁置心中的疑问，全力备战，没想到如今准噶尔俘虏的招供竟然确认当初的猜测是事实。恼怒的康熙皇帝迅速采取了行动。

1696年9月6日，清朝使臣带着康熙皇帝的敕谕赶赴西藏，面见桑杰嘉措。

桑杰嘉措看到的，是一道长达数千字、满篇散发着浓浓火药味的谕旨。

在这道谕旨里，康熙皇帝开门见山地揭穿了桑杰嘉措隐瞒五世达赖死讯，阴谋鼓动噶尔丹东侵的累累罪行。

指出清朝和准噶尔交战以来，西藏教廷种种对清廷阳奉阴违的举措。要求桑杰嘉措遣使向清朝谢罪；否则的话，清廷必举兵问罪。

这就是说，如果桑杰嘉措执迷不悟，敢收留噶尔丹的话，清廷将不惜诉诸武力，清算西藏教廷。

被揭穿了阴谋的桑杰嘉措不敢再招惹清廷，只能断绝了接纳噶尔丹的念想。至此，噶尔丹已陷入走投无路的境地。

即使面对如此困境，噶尔丹依然没有反思自己指挥的失误。

他将战败归咎于自己听信了西藏教廷使者的“吉言”。这一番鬼话显然不能服众，更多的部下向清军投诚。

甚至噶尔丹的侄子丹津鄂木布和杜噶尔阿拉布坦也率领部众叛走，噶尔丹身边只剩三千余人。

昭莫多之战结束后，喀尔喀三部陆续返回漠北地区，车臣汗部将境内的达里冈爱草原(今蒙古国苏赫巴托尔省)奉献给清廷作为畜养马匹的牧场。

清朝开始在漠北择要地驻扎军队，囤积战备物资，准备再次攻击噶尔丹。

1696年10月，噶尔丹令其侄子丹济拉率军两千南下，直趋杭爱山麓的翁金河，意图抢掠清军粮草以缓解缺粮窘境。

10月24日，这支部队在进犯翁金河上游的阿尔拜赫雷时，将恰在此处担负督运粮草任务的镶黄旗汉军副都统祖良璧所部数百名官兵包围。

尽管身边兵微将寡，但作为明末清初一时虎将祖大寿的后裔，祖良璧并不惊慌。

根据时任川陕总督吴赫的奏报，祖良璧先是沉着指挥部队杀出敌军包围圈，而后列阵迎击，“排列子母炮鸟枪，令仆从俱执枪棍，并力近战”。

准噶尔军中虽有鸟枪，但因为长期的后勤补给困难，以至于“药少，发来无力”，最终不敌清军火力猛烈攻击而向西北方溃逃。

祖良璧率部追击二十余里，斩获准军百余级，己方则损失不大，“军粮米什物并未尝被贼劫去”。

这次行动的失败迫使噶尔丹决定亲自出马南下去哈密抢粮食，但依然没有成功。这时的噶尔丹不仅缺粮，连展开游击战所需的马匹和军械都已经不够了，这迫使他不得不依靠打猎为生。

那些外出打猎的人往往会因为落单、走得太远而被俘获或斩杀。噶尔丹的长子色布腾巴勒珠尔，就是在临近哈密的巴尔库尔山附近狩猎时，被急于报效清廷的哈密伯克——额贝都拉达尔罕擒获后送往北京的。

洞悉噶尔丹窘境的康熙皇帝做着发起新一轮军事打击的准备。

他采用宣传、政治攻势双管管齐下的方针。1696年9月，他谕令侍卫内大臣苏尔达等人组建精干部队，等探知噶尔丹的所在后立即犁庭扫穴。

10月，康熙皇帝拨款，将昭莫多之战被俘后没作奴隶的噶尔丹军妇孺军士三千多人尽数赎出，“使其父子夫妇兄弟完聚”，以彰显清廷的优待政策。

同月，康熙皇帝西巡至归化城，谕令费扬古密切注意噶尔丹的动向，相机行事。同月，昭莫多之战中被俘的准噶尔将领曼济、阿旺丹津受命携带康熙皇帝亲笔谕旨，前往科布多一带规劝噶尔丹投降。

1697年正月初二，曼济和阿旺丹津经过长期寻找，终于在科布多的萨克萨特呼里克附近找到了噶尔丹。

在破败不堪的帐篷里，曼济和阿旺丹津绘声绘色地向噶尔丹报告了自己和其他被俘人员如何受到大清皇帝陛下的优待，俘虏中有身份的还被皇帝授予侍卫、内大臣等各种官职，大谈投降的好处。

噶尔丹虽然山穷水尽，态度却依然强硬，于是乎，曼济和阿旺丹津被轰了出去。

二月，康熙皇帝西巡至宁夏，亲自部署对噶尔丹最后一战的相关事宜。

正当人到中年的康熙皇帝在宁夏射猎垂钓、意气风发的时候，噶尔丹却因长期风餐露宿的颠沛生活，加之对形势的绝望而患上重病。

二月十四日，清朝员外郎博什希、笔帖士阊寿奉康熙皇帝之命，再次前往噶尔丹驻地萨克萨特呼里克，面见噶尔丹，还是为了劝降。

十四日傍晚，噶尔丹在一块荒野处召见了博什希和阊寿。

这位53岁的老人，不愿意被敌国使臣看到自己病势沉重的样子，于是便远远地背对着清朝使臣。

听完翻译传达的话后，坐在岩石上的噶尔丹只是回复了一些毫无实质内容的客套话，之后便将清朝使臣打发走了。

噶尔丹既不投降，又拿不出有效的方法带领部下走出缺衣少食的困境，令部下甚为不满。

逆境中绝不屈服的气节固然是可嘉，但是仅凭借精神上的强大无法改变残酷的现实。

噶尔丹可以保持自己作为一个汗王的尊严，但是他那些饥寒交迫的部下们却没有他这样的骨气。

截止到1697年2月底，带着部众赶到漠北清军驻地投降的准噶尔头目越来越多，这里面就包括噶尔丹的亲信格垒沾英和吴尔占扎布等人。

最后，噶尔丹的身边，除了女儿钟济海以外，就只剩下阿拉尔拜、格隆诺颜两位军官，“余下不及百人，其有余者，人各有马驼二三，而只有一马者为多，无马者近三十人，牛羊则全无，捕兽而食，不获兽则杀马驼以食……”“居无庐，出无骑，食无粮”，曾经威震中亚的“博硕克图汗”，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

1697年3月，失去耐心的康熙皇帝命费扬古领兵进击，送噶尔丹上路。4月初九，费扬古率军行至萨奇尔巴尔哈孙时，见到丹济拉派出的使者，得知噶尔丹已经于3月13日病死的消息。

噶尔丹死后，其遗体被丹济拉火化，之后丹济拉就带着噶尔丹女儿钟济海和噶尔丹身边最后的一批部众投降清朝。

噶尔丹的死讯传出后，策旺阿拉布坦趁机出兵意图收取噶尔丹的旧部，于是就在丹济拉率残部前往清军大营投降的路上发起袭击，将伊拉古克三活佛、钟济海等人截留，噶尔丹的骨灰也被抢走。

为了获取噶尔丹的骨灰，以宣示清朝才是这场持续7年的战争的胜利者，1697年六月开始，清廷多次遣使伊犁向策旺阿拉布坦索要噶尔丹的骨灰。

策旺阿拉布坦虽然答应并遣返了伊拉古克三活佛等重要战俘，但仍然试图用噶尔丹的骨灰做筹码，要求清廷将吴尔占扎布等噶尔丹旧臣部属归还自己。

直到1698年8月，在清廷的强大压力下，策旺阿拉布坦才将噶尔丹的骨灰交给清廷。

噶尔丹的骨灰一送到北京，就被康熙帝下令“置京城外，悬挂示众”。

不过，对于这个仇敌的儿女后裔，康熙皇帝还算相对宽仁。

1701年策旺阿拉布坦遣人将噶尔丹的女儿钟济海送到清朝，这时噶尔丹的长子色布腾巴勒珠尔正担任一等待卫，两兄妹在北京城相依为命。

色布腾巴勒珠尔后来与镇国公觉罗长泰的女儿成婚，做了倒插门女婿；钟济海嫁给了哥哥的同事、二等侍卫蒙古旗人沙克都尔，兄妹俩在中原内地落地生根。

其余在历次作战中被俘的噶尔丹部众，一部分被化整为零地编入察哈尔八旗，设置牛录，由清方派遣侍卫或散秩大臣出任佐领；其余的分散安置于漠北草原设札萨克旗管理。

丹济拉被封为辅国公，后于1708年病故。至于为噶尔丹东侵出谋出力的伊拉古克三活佛，则被康熙皇帝下令凌迟处死。

在和噶尔丹的较量中，清朝虽付出极大代价，却也开疆拓土。

除了将漠北纳入版图外，阿拉善、额济纳地区的和硕特、土尔扈特一部也归附清朝，康熙皇帝分别设置了阿拉善旗、额济纳旗进行统治。

算上已经归附的哈密地区，清朝的西陲从嘉峪关向西大大地扩展了。

此外，清朝还通过封王赐爵，使青海的和硕特贵族领地成为清朝的羁縻地区。

1708年，康熙皇帝谕令出身满洲镶黄旗的文华殿大学士温达主持，将历年对准噶尔战事史实编为《亲征平定朔漠方略》一书，康熙皇帝亲自为该书撰写了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