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牟定乡村走出的共产党员，用短短 22 年，在云南党史写下厚重一笔

很多人走过牟定的街头，路过那座静静伫立的烈士铜像，匆匆拍一张照片便转身离开。不少本地的年轻人，甚至都说不清铜像之下，埋葬着怎样一段热血的人生。一个出生在普通乡村的年轻人，人生永远定格在了二十二岁，放到今天，这个年纪很多人才刚刚走出大学校门，还在摸索属于自己的人生道路，而一百多年前的毕昌杰，早已把全部生命，奉献给了脚下这片云南土地。

回望百年之前的旧中国，普通人的日子没有安稳可言。地处西南边陲的云南，同样笼罩在动荡的时局之下。军阀割据，苛捐杂税层层压在老百姓身上，底层工农受尽压榨，想好好过日子，都变成一件遥不可及的奢望。毕昌杰1906年出生在牟定安乐乡化石村，大山环绕的滇中乡村，滋养了这个少年。和很多农家子弟一样，他早早体会到底层百姓生活的艰难，亲眼看见身边乡亲被层层盘剥，挣扎在生存边缘。年少的他心里埋下种子，想要弄明白，为什么世道会变成这个样子，普通老百姓到底要靠什么，才能真正活出尊严。

靠着自身的刻苦努力，毕昌杰获得外出求学的机会，1923年，十七岁的他离开家乡，来到昆明，进入云南省立第一中学读书。城市的校园，打开了他看待世界的窗口。那时候五四运动带来的思想浪潮依旧在全国涌动，各种进步书刊在青年学生之间流传，无数年轻人都在苦苦寻找救国救民的出路。他没有把心思只放在课本的应试学习上，常常和志同道合的同学聚在一起，讨论国家的现状，探讨底层民众的出路。

当时云南本地诞生了进步青年组织云南青年努力会，一大批有理想的云南青年汇聚于此，毕昌杰成为其中一员。五卅运动爆发之后，全国各地掀起反帝爱国的浪潮，昆明的青年学生也挺身而出，走上街头发声抗议。毕昌杰积极投身这场爱国运动，奔走联络，发动身边同学参与其中。在一次次的抗争当中，他接触到共产主义思想，思想认知一步步发生改变，从一个心怀家国的热血青年，慢慢向着革命者转变，他先加入共青团，在组织当中历练自己。

可那个年代，进步是要付出代价的。地方军阀当局忌惮青年进步力量，大肆搜捕、通缉爱国青年，白色恐怖笼罩昆明。继续留在昆明，随时都有被捕遇害的风险，为了保全自身，也为了追寻更完整的革命理论，毕昌杰只能告别故土，远赴广州。国民革命军第三军政训班成为他新的学习阵地，在这里，他能够近距离聆听周恩来、恽代英等革命先辈授课。

课堂之上，不再是空洞的书本道理，而是实实在在关于劳苦大众解放，关于改造旧中国的实践经验。在革命思想的熏陶之下，1926年，经由王德三介绍，毕昌杰正式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这是他人生重要的转折点，自此之后，个人的命运，彻底和民族解放的事业捆绑在一起。

国内革命形势不断向前推进，云南也迫切需要成熟的革命骨干回来开辟工作。1927年，中共云南特别委员会正式成立，毕昌杰被选为特委委员，承担组织方面的重要工作。这一年，他才二十一岁。放到现在，很多人还在纠结找什么工作，纠结未来去哪里发展，而毕昌杰已经扛起一省党组织建设的重担。云南地域辽阔，山高路远，交通条件极差，各个州县之间往来，大多只能依靠步行翻山越岭。地下工作没有光鲜的环境，没有稳定的薪资，还要时刻提防特务、密探的监视，稍有不慎，就是牢狱乃至牺牲。

特委交付给他一项重要任务，前往武汉，向中共中央当面汇报云南当地党组织发展情况，工农群众运动开展的实际状况，还有少数民族地区的现实问题。路途遥远，沿途局势复杂，一路上危机四伏，他克服重重阻碍顺利抵达武汉，如实把云南的真实情况向上汇报，也带回中央给到的工作指示和活动经费。完成任务之后，他马不停蹄赶回云南，立刻投入到新一轮的工作当中。

考虑到滇中地区的革命基础相对薄弱，牟定、楚雄一带，有大量受苦的工农群众，具备发展革命力量的条件。毕昌杰主动把工作重心放到这片生养自己的故土。他往返奔波于昆明、牟定、楚雄之间，山路崎岖，车马稀缺，长途赶路是家常便饭。回到家乡，他没有高高在上，而是主动走到普通百姓中间，和农民、手工业者谈心聊天。他不会讲晦涩难懂的大道理，而是结合乡亲们实实在在遭受的苦难，讲清楚压迫来自哪里，普通人团结起来，能够争取什么样的生活。

很多世代守着土地过日子的老百姓，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观点。过去大家总觉得穷苦是命中注定，听完宣讲才明白，苦难不是宿命，是不合理的世道造成的。一部分思想觉悟高的进步分子，在毕昌杰的引导之下，逐步接受革命思想，发展成为共产党员。滇中地区的党组织，就在这样一步一步的走访交谈当中慢慢建立起来。工农革命活动也逐步开展，沉睡的滇中土地，开始燃起革命的星火。

做地下革命工作，精神上要时刻紧绷，不知道危险什么时候会降临，身体也要承受极大消耗。长期翻山越岭风餐露宿，经常吃不上热饭，没有安稳的住所，有时候为了躲避追捕，还需要连夜赶路，躲进山林之中。巨大的精神压力加上恶劣的生存条件，让肺病悄悄找上了毕昌杰。在那个年代，肺病属于很难医治的病症，想要恢复，最需要充足休养，可革命工作一刻也不能停下。

手头还有大量任务，地方党员需要联络，工农活动需要筹划，党组织的各项事务等着处理，他根本没有时间停下来养病。身体明明已经发出预警，咳嗽、体虚不断消耗他的体魄，他依旧咬牙坚持，不肯放下手里的工作。身边的同志多次劝他暂缓工作，好好调理身体，但是时局紧迫，很多事情没有人接手，他放不下滇中刚刚点燃的革命火种。

病痛一天天加重，长期的透支，让年轻的身体彻底垮掉。1928年1月28日，毕昌杰在昆明病逝，年仅二十二岁。没有倒在敌人的屠刀之下，却倒在了无休止的奔波操劳之中。他奋斗过的牟定、楚雄，刚刚发展起来的党员同志们，得知噩耗之后悲痛万分。一个风华正茂，一心想要改变家乡命运的年轻人，就这样永远离开了。

百年后的今天，我们站在后世的角度回望这段往事，很容易用上帝视角看待先辈的选择。我们会感慨，如果他懂得爱惜身体，如果他选择停下来休养，是不是就可以活的更久，看到理想实现的那一天。可身处那个时代，并没有这样从容的选项。当时云南地下党组织处在艰难的初创阶段，每一名骨干都弥足珍贵，很多工作一旦搁置，前期付出的心血就会付诸东流。对毕昌杰而言，自己的病痛是个人的苦难，千千万万百姓的苦难，才是刻在心底更重的担子。

很多普通人会思考一个问题，二十出头的年纪，到底应该追求什么。现在网络上，充斥着大量关于年轻人的讨论，大家谈论就业，谈论薪资，谈论个人生活质量，会把安稳、享乐当成人生重要的追求。这本身没有错，普通人努力奋斗，追求安稳幸福的生活，是时代赋予我们的权利。可我们也不能忘记，今天这份安稳的选择权，并不是凭空得来。

百年之前，有一批和我们年纪相仿的青年，他们本也可以追求个人的安稳生活，却主动放弃安稳，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毕昌杰生长在滇中乡村，倘若不走上革命道路，他凭借学识，完全可以谋一份安稳差事，守着家人度过平淡的一生。但他看见底层百姓的苦难，没办法选择视而不见，于是义无反顾投身到艰险的事业当中。

不是说今天的我们，都要复刻先辈的人生道路。时代环境已经完全不一样，我们不需要再去走当年九死一生的地下斗争道路。但先辈留给我们的精神，依旧有现实的意义。那是一种面对苦难不麻木，看见不公愿意站出来，心里装着他人的情怀。很多人会觉得革命先烈离自己十分遥远，书本上的名字，纪念馆里的铜像，好像只是历史课本里冰冷的符号。可剥开历史的外壳，毕昌杰也只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他会有疲惫，会被病痛折磨，也会眷恋故土和亲人，只是在家国大义面前，他选择把个人的得失放在后面。

在牟定，当地为毕昌杰设立烈士铜像，配套建设事迹陈列馆，成为本地重要的红色教育场所。铜像静静矗立在土地之上，守望着这片他曾经拼尽全力想要守护的故土。时常会有学生、本地居民来到这里参观，了解他短暂的一生。但现实当中，还有不少土生土长的本地人，路过铜像的时候，并不清楚这个年轻人完整的故事。很多红色先烈的事迹，会随着时间流逝慢慢淡出大众视野。大家刷短视频，看各类网络资讯，更容易被猎奇娱乐内容吸引，那些厚重、悲壮的本土红色历史，反而少有人愿意静下心了解。

一方土地的记忆，需要本地人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这些长眠于历史当中的本土英烈，不是陈列馆里仅供观赏的展品，他们是这片土地过往的一部分。读懂他们的故事，其实也是读懂我们脚下这片土地的过往。我们如今所拥有的一切，都是无数这样平凡又伟大的普通人一点点拼出来的。他们当中有的人留下响亮的名字，还有更多人甚至没有留下完整的生平记载。

现在很多年轻人感慨，生活当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压力，会迷茫，会内耗。读一读百年前青年的故事，不一定能够直接解决现实生活里的难题，却可以带给我们另一种看待人生的角度。人的一生长短从来不是衡量价值的唯一标尺，有些人活的很久，一生碌碌无为，也有人生命短暂，却把光热尽数奉献出来，在岁月长河当中留下属于自己的印记。毕昌杰只有二十二岁的生命长度，但是他所做的一切，跨越百年时光，依旧能够打动今天的我们。

云南大地，涌现出许许多多这样的革命青年，毕昌杰只是其中一员。他们来自不同的州县，出身不同的家庭，却怀揣同样的理想，在西南边陲播撒革命的火种。很多人年纪轻轻就献出生命，没有机会亲眼见证自己奋斗而来的新世界。我们今天享受着和平年代的一切，不应该把这一切当成理所当然。

很多地方都有这样本土烈士的铜像、纪念馆，很多人路过只是匆匆一瞥。不知道你的家乡，有没有这样一位容易被大众忽略的本土英烈。或许是街边的一座雕像，或许是公园里一块不起眼的石碑，背后藏着一段不为人熟知的热血往事。欢迎在评论区聊聊，你有没有听过家乡那些少有人知的革命先辈故事，你又是怎么看待先辈们短暂又滚烫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