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正在长出“未来产业” | 活力中国调研行

界面新闻记者 | 查沁君
界面新闻编辑 | 文姝琪

傍晚十一二点，合肥一个只有70多平方米的小房间里，他们盯着一块荧光屏。屏幕上，一个比米粒还小的光斑突然亮了起来。

“本来挺累挺困的，所有人一下清醒了。”回忆起那个晚上，合肥国镜仪器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方小伟对界面新闻说。

这个小光斑背后，是一台长期被海外垄断的高端微观检测仪器。2023年，方小伟和多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友从国内外不同地方回到合肥，开始攻关这项技术。没有豪华办公室，没有成熟的产业链，创业最初，他们只有一群校友、一个想法和一项自己相信能够做成的技术。

一年多后，团队发布国内首台自主研发的冷场电镜样机，并推出全球首款台式冷场电镜。对方小伟而言，真正让人兴奋的并不只是“把光打出来”——而是有一天，这束光终于能拍出客户真正需要的图像。

“我们的技术先进性变成商业价值的时候，很自豪，也有信心继续往前走。”方小伟说。

国镜仪器镜头下的样品图片 / 受访者供图

从一束米粒大小的光，到一项能够被客户使用的技术，这条路有多长？答案或许藏在安徽越来越密集的实验室、企业、产业园和应用场景里。

8月初，界面新闻跟随“活力中国调研行”团队走进安徽，从合肥到六安再到蚌埠，从量子科技、深空探测到脑机接口、先进制造，一批原本停留在实验室里的技术正在寻找产业化出口。

这些看似分散的故事，共同指向一个问题：当“未来产业”还没有完全到来的时候，一座城市如何提前为它准备好土壤？

一座城长出107家量子企业

在合肥，量子科技有一条颇为形象的“产业坐标”。

从合肥高新区量子信息产业基地出发，一条约3.5公里的道路两侧，聚集着量子科技相关企业和科研机构。更令人咋舌的是，合肥目前已经培育集聚量子产业链企业107家，产业营收规模超过60亿元。

一个原本主要存在于实验室里的前沿科技，如今正在一座城市里形成产业集群。根据《2025全球未来产业指数报告》，合肥量子产业连续三年位居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旧金山。

为什么是合肥？

答案并不是最近几年才出现的。合肥的量子产业，更像是一张坐了几十年的“冷板凳”，今天终于开始迎来收获。

这张地图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是一个绕不开的坐标。早在几十年前，合肥就开始与中科大形成深度连接。此后，一批科学家在这里长期研究量子信息，科研成果又不断从实验室向产业延伸。

2003年，中国第一个量子计算研究小组在中科大成立；2009年，潘建伟团队创办国内量子科技产业化企业国盾量子前身；此后，杜江峰参与创立国仪量子，郭光灿、郭国平创立本源量子。

几条不同的技术路线，就这样从同一个科研土壤里长了出来。国盾量子、本源量子、国仪量子分别重点布局量子通信、量子计算和量子精密测量，被业内称为“量子三剑客”。如今，国盾量子和国仪量子已登陆科创板，本源量子正推进上市。

科研人员做出技术，年轻人把技术变成企业，资本陪着企业穿过漫长的产业化周期，企业再走向资本市场。这是合肥量子产业不断“长出新企业”的一个重要路径。

量子产业究竟在做什么？

如果把“量子产业”拆开看，它并不是一个单一的行业，而是至少包含量子计算、量子通信和量子精密测量等不同方向。

其中，量子计算最容易引发公众想象。

合肥市大数据资产运营有限公司项目管理中心主任王古月向界面新闻打过一个很形象的比方：“就像是走迷宫。经典计算在走到路口时，会一条路、一条路地遍历，而量子计算则是会立刻分身，只要遍历一次就能找到最短路径，效率大大提升。”

举一个更极端的例子，如果要分解一个超大数，经典计算可能需要上万年，而量子计算在特定算法和条件下，有望将时间压缩到秒级。

量子计算、量子通信、量子精密测量，听起来像三个距离普通人很远的词，但它们已经在合肥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雏形。量子通信已经用于信息安全，量子精密测量开始进入科学仪器、工业检测等场景，量子计算则正在从实验室里的原型机向实际应用探索。

合肥市官方资料显示，这里已经拥有全球第一个天地一体化量子通信网络、国际首个城域三节点量子纠缠网络；“祖冲之三号”刷新超导体系量子计算优越性世界纪录，“天衍-504”是全国单台比特数最多的超导量子计算机。

真正的变化发生在应用端。

过去，量子科技更多是科学家的事情；现在，企业开始被要求回答一个更现实的问题：技术突破之后，谁来用？

合肥正在建设量子计算与经典计算融合的公共算力基础设施。今年初，合肥量超融合计算中心上线，依托“巢湖明月”超级计算机，部署超导量子计算和离子阱量子计算资源，并将量子计算与CPU、GPU等经典算力结合。

王古月告诉界面新闻，量子计算并不是经典超算的替代品，而是与超算、智算形成互补。“量子计算要想走向实用化，现阶段需要与经典计算协同发展。”

合肥超量融合计算中心项目/ 受访者供图

目前，该中心已经向江淮汽车、科大讯飞以及本地高校、科研院所开放，探索人工智能、新材料研发等场景。

量子安全技术则应用于政务、金融、医疗、能源等多个领域。例如，政务移动办公、金融手机银行、医疗远程会诊、能源安全监测等场景，都可通过量子技术提升数据安全。目前，中电信量子集团已推出100多个行业解决方案，服务超过5000家行业客户，让量子技术从“黑科技”真正变成“生产线上的工具”。

这意味着，量子产业的竞争开始从“谁的技术参数更高”，转向“谁能找到真实的应用场景”。

合肥市科技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乔冠军告诉界面新闻，合肥下一步仍将推动量子科技从“落地生根”走向“开花结果”。目前，合肥正落实安徽省量子信息“千家场景”行动，主推包括民生领域在内的标志性应用场景。

科漂不再漂

一项技术从实验室走出来，真正困难的往往不是“能不能做出来”，而是做出来之后怎么办。

科学家擅长回答技术问题，却未必熟悉场地、融资、招聘、市场和销售；企业知道市场需要什么，却不一定找得到高校院所里那些尚未产业化的技术。两者之间，隔着一段并不短的距离。

在合肥，这段距离正在被一群特殊的人和机构一点点填上。

2024年，安徽首次提出“科漂”这一概念。科大硅谷公司助理总裁吴丹解释，“科漂”不是简单的地域标签，而是指从海外、省外，甚至从高校“漂”到安徽，带着科技成果和创业梦想而来的创新人才。

“上海有沪漂，到合肥不能叫‘肥漂’，这个有点奇怪。”吴丹笑着说，于是，“科漂”成了安徽为这群科技创业者创造的一个新名字。

这个群体中，有海外归国创业者，也有从高校走向产业的科研人员，还有连续创业者。科大硅谷做的，是尽可能降低他们“落地”的门槛。

“我们希望让他们先体验、再决策。”吴丹向界面新闻介绍，科大硅谷打造“科漂驿站”，为初来合肥的创业者提供15天免费住宿和办公工位；决定落地后，再提供租房补贴、办公空间以及政策咨询等服务。

“这样一算，一个创业者来到合肥，前一年半的办公和住宿成本，基本都可以帮他解决。”

对于真正开始创业的人来说，场地只是第一关。

2023年，方小伟和多位中国科大校友从海外回到合肥，攻关高端微观检测仪器。创业初期，除了技术，团队在场地、市场、融资上“几乎两眼摸黑”。科大硅谷为团队匹配场地、对接场景，并通过直投基金投资500万元，帮助其完成3000万元天使轮融资。

方小伟告诉界面新闻，团队最终选择合肥，一个重要原因是这里形成了从人才、资源到产业需求的硬科技创业环境。对于他们而言，真正困难的并不是技术本身，而是如何让实验室里的技术经得起客户的检验。

这也是不少科研创业者必须完成的一次转变：技术先进只是起点，客户愿意买单才是商业化的开始。

国镜仪器正在经历这一过程，公司目前已经实现产品少量交付，并通过客户样品测试持续优化产品。方小伟坦言，国产高端仪器在品牌认知、客户应用场景理解等方面仍需要时间，但他判断，未来3至5年，高校智力资源向高端仪器产业化转化的速度还会进一步加快。

这种“科漂”生态并不只发生在合肥。

在六安，一项同样面向“卡脖子”技术的国产替代正在加速。长期以来，氮化镓激光芯片被日本日亚化学、德国欧司朗等少数国际企业掌握，国内下游应用几乎依赖进口。

2023年8月，格恩半导体在国内率先实现氮化镓激光芯片规模化量产，填补国内产业空白。“我们将芯片电光转换效率从35%提升至42%以上。”公司董事曹凌对界面新闻说，这几个百分点的提升，背后是团队针对晶体缺陷、热阻和腔面失效进行的数百次攻关。

从“卡脖子”技术到国产化产品，格恩半导体的成长背后，同样有地方政府的持续托举。

项目落地之初，六安市组建专项服务专班，为企业协调解决建设、设备运输等问题。企业负责人说，当初在合肥、厦门、上海等地都考察过，最终选择六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地“特别重视”，服务和产业条件也比较匹配。

疫情期间，企业设备运输受阻，六安市还协调跨区域运输，安排工作人员在高速路口接应，帮助设备进场。“安徽政府只要你开口了，他真的是有求必应。”

在这样的支持下，格恩半导体从签约到投产仅用了10个月。

从合肥的科大硅谷，到六安等地，安徽正在把对科技人才的支持从“招进来”延伸到“留下来、长起来”。目前，科大硅谷已吸引各类创新创业人才超过7万人，并形成了“科漂驿站—科漂学院—科漂社区”的服务体系。

对安徽而言，“科漂”最终要解决的，不只是人才来了多少，而是来了之后，能不能把一个想法变成一家企业，把一项技术变成一个产业。

等风来的时候，产业已经长在这里

并不是所有技术，都能这么快走到产业化。有些技术已经有明确的客户和订单，有些技术还在寻找第一个应用场景，还有一些技术，面对的是更长的时间尺度。

深空探测就是其中之一。

8月初，界面新闻走进位于合肥的深空探测实验室。在这里，科研人员正在研究月壤原位利用、月面建造等技术。相比已经开始进入产业链的量子科技和高端仪器，这些技术距离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显然更远。

深空探测实验室一隅 / 界面新闻拍摄

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没有产业价值。从全球看，深空经济正处于爆发前夜。有关机构预测，到2040年，全球深空经济规模将突破万亿美元，深空产业作为深空经济的重要支撑，也将迎来新的增长空间。

国内的产业化进程同样在加速。随着载人登月工程全面启动、国际月球科研站筹建等重大工程推进，深空探测正在从单一科研任务，逐步形成涉及装备制造、材料、能源、通信、机器人等多个领域的产业链。

对于合肥而言，这并不是一个突然出现的产业方向。

截至目前，合肥商业航天相关企业及机构已超过170家，产业链规模突破百亿元；2025年，合肥高新区空天信息产业规模达到120亿元，同比增长33%。按照现有增速推算，2028年前后有望突破300亿元，并向千亿元级“空天系”产业生态迈进。

合肥选择的，依然是从技术和科研优势切入。

如果说量子产业已经证明了“科研成果可以长成产业”，那么深空探测更像是在回答另一个问题：当产业还没有完全形成时，一座城市是否愿意提前为它准备能力？

这也是深空探测实验室科研人员正在面对的问题。

在月壤原位利用研究中，科研人员试图利用月球本地资源完成材料制备和基础设施建设。实验室此前开展的月壤原位3D打印研究，就是希望利用月面环境中的资源，减少未来深空任务对地球物资运输的依赖。

这类技术的特点恰恰是，它很难像一款消费电子产品一样迅速找到市场，但在深空环境中，很多今天看起来“没有市场”的技术，一旦未来任务真正启动，就可能成为必须解决的问题。

深空探测实验室行星科学研究中心魏广飞对界面新闻表示，今天的深空探测竞争，已经不只是“谁率先完成一次任务”，而是正在从“任务竞争”向“能力竞争”转变。

在他看来，未来真正决定竞争力的，是能否持续提出重大科学问题、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支撑重大工程实施，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自主发展、持续迭代的创新能力。

“归根到底，是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升持续实施重大深空探测任务的能力，掌握未来发展的主动权。”魏广飞说。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深空探测需要提前布局。对于企业而言，市场往往决定今天投入什么；但对于一座城市而言，未来产业的布局不能只看今天有没有订单。

从一束米粒大小的光，到107家量子企业，再到尚未形成订单的小行星防御技术，安徽正在做的其实是同一件事：让技术不要停在实验室里。

有的技术，需要“科技红娘”牵线，让科研人员找到场地、资本和客户；有的技术，需要产业链和应用场景，让产品真正经得起市场检验；还有一些技术，今天甚至还没有市场，却需要提前布局，等待未来的产业窗口。

这也是“未来产业”最难的地方——既不能只等市场成熟再行动，也不能只在实验室里自我循环。

从合肥到六安，再到安徽更多城市，一套围绕人才、技术、资本、场景和产业的转化机制正在逐渐形成。

对安徽而言，真正要争夺的或许并不是某一个具体的“风口”，而是在下一轮产业真正到来之前，先把人才留下来、把技术做出来、把场景准备好。

等风来的时候，产业已经长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