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允彝赞他“国士”，为何他却一辈子只是个秀才？

曹家市，在阮巷东北。夏考功尝称曹千里为国士，今其子孙犹聚族于此，故名。

——乾隆《奉贤县志·市镇》

曹家驹活着的时候，松江府的官员和乡绅们常说一句话："曹生云何？"

遇事拿不定主意，先问一句曹家驹怎么说。等他说完了，大家点头称善，事情就交给他办。他也不推辞，"不辞劳勚，以身任之"。

他不是一个官。他只是一个秀才。

一个无官无职的读书人，凭什么让一府的官员和乡绅听他的？

答案在四个字里：事率办治——事情交到他手上，总能办成。在明末清初那个所有人都在说空话的时代，一个能把事情办成的人，比任何官衔都值钱。

一、国士

曹家驹字千里，号茧庵，松江府华亭县曹家市人。

他生活的年代，需要推算一下。康熙四十八年，公元一七〇九年，有人见到他，说他八十岁。按年推算，他大约生于崇祯三年，公元一六三〇年。如果活到八十七岁，大约终于康熙五十五年，公元一七一六年。

崇祯三年。那一年，距离明朝灭亡还有十四个年头。

他出生时，松江府城虽然不大，但东西南北"非官家栉比，即商贾杂居"，繁华得很。旗杆稠密，牌坊满路。特别是崇祯年间，松江缙绅大僚最多，子弟僮仆借势横行，"兼并小民，侵渔百姓"，凡触犯他们利益的，即使是中人之产，也无不立破。

曹家驹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的。

他交友圈里最亮眼的一个人，是夏允彝。

夏允彝是什么人？几社主盟，气节自许，有俯视松江的豪气。松江府遍地是才子，遍地是清流，夏允彝谁都不放在眼里。他逢人就夸曹家驹："国士国士，遇事敢言，不畏权势。"

"国士"是萧何评价韩信的词。夏允彝把这个词用在一个秀才身上，不是客套，是期许——他期待曹家驹能出将入相，封侯拜爵。

但曹家驹一辈子没当官。

不是不想当，是没赶上。他正当年的时候，明朝亡了。新朝来了，他不愿出仕。一个被夏允彝称为"国士"的人，终其一生只是一个秀才。没有荣衔，没有功名以外的任何头衔，没有在正史里留下传记。

乾隆《奉贤县志》给了他一句评价，八个字："亢直负气，有经济才。"

亢直，是性格。负气，是不服输。有经济才，是能办事。

一个秀才，没有官印，没有衙役，没有俸禄，靠什么办事？靠的是"曹生云何"四个字积累下来的信任。他每一次开口，说的都是真话；他每一次接手，事情都能办妥。二十年的信用积累，比任何官衔都好使。

二、三大事

乾隆《奉贤县志》列举了曹家驹一生最大的功绩，说"屈指其大则有四端"。

前三项，是赋役改革。

明末的赋役制度已经烂透了。白粮、漕米——江南最沉重的两项赋税——征收环节层层盘剥。百姓交一石粮，到官府手里只剩七斗，中间三斗被胥吏、粮长、地方豪强一层层吃掉。

白粮之官收官解，是第一个。

原来白粮的征收和解运，都交给民间粮长办理。粮长是什么人？是地方上有点家底的人，被摊派了这个差事。做了粮长，十有八九要破家——胥吏要打点，运军要勒索，损耗要贴补。曹家驹的办法很简单：白粮由官府直接征收、官府直接解运，跳过中间所有环节。听起来不过是流程优化，但在当时，每砍掉一个中间环节，就动了一个利益集团的口袋。

漕米之官收官兑，是第二个。

漕米原来是由纳粮户直接向运军交兑。运军是什么人？是负责把漕粮运到北京的军人。他们手握交兑大权，勒索无度。顺治九年，朝廷改行"官收官兑"——州县征收漕粮贮存仓廒，再由州县向运军交兑。曹家驹曾经乘巡按马腾升到文庙礼拜时，在明伦堂简要申说其措施，后到官衙中进公呈，曹氏列名在首位。结果在官收官兑工作完成之后，地方奸讼不已，曹氏颇觉苦闷，认为自己"履危涉险，不惮撄锋"，很是费劲。

里甲之均田均役，是第三个。

明末江南田赋不均，豪强隐匿田产，赋税全压在普通农户身上。曹家驹推动重新丈量土地、均摊赋役。这件事动了整个乡绅阶层的利益，阻力可想而知。但他做成了。不是因为他权力大——他根本没有权力——是因为他能让所有人相信：这件事非做不可，而且只有他能做。

一个秀才，没有官印，没有衙役，没有俸禄，靠的是什么呢？

是"遇事敢言，不畏权势"八个字。

松江知府李复兴（顺治年间）推行均田均役法，群蠹争为浮言，独马天麒持议甚力。曹家驹不是孤军奋战，但他是最持久的那一个。从明末到清初，他经历了赋役制度从"民收民解"到"官收官兑"、从"豪强隐匿"到"均田均役"的全过程。

冯贤亮教授在《赋役故事》里说得好：曹家驹"并非地方上的显要人物，没有荣耀的头衔"，但他"亲身参与了地方的赋役制度改革"，"与有官职经历的乡绅们相比，他的身份更契合士民阶层的论说，也可看作是平民中的指导者"。

一个秀才，做了三件改变整个松江府几百万百姓生计的事。

三、海塘

赋役之外，还有第四件事——海塘。

崇祯六年，公元一六三三年，夏六月十五日。

海溢。

漴缺一带海塘被冲溃，溃口长达一百一十丈。海水倒灌，良田尽毁，百姓流离。

前两次抢堵都失败了。

第一次，金山卫柘林把总抢堵，同年中秋又被冲溃。第二次，金山卫指挥侯承祖用大船，两端凿洞钉上桩木，船中挑上泥土，堵塞了缺口。但刚刚完成，潮水即从船底渗入，到十二月初又被冲溃。

曹家驹去了海边。

他站在溃口前，看潮水涨落，看泥沙流动。他创了一个法子——先用木桩打一层，竹笆围住，挡住潮水，再在里面继续打桩、垒土、构筑三层。这个"木桩、竹笆囤皮法"，不是什么高深的水利技术，就是一个读过书、懂计算、肯蹲在工地上看潮水的人，想出来的笨办法。

但笨办法管用。溃口堵住了。

崇祯七年，知府方岳贡创建漴缺石塘，长二百八十九丈。吴嘉允（清修地方志避讳写作吴嘉胤）董其事，曹家驹与唐大谟、张一凤、钱鼎新、蔡之蛟、顾谔等六人为首批董事。后又加选鞠俨基、宋绍皋、殷建略、顾高、吴献寅、陆鸿逵、王臣、宋琬、顾仪、胡学文、陈采等十一人，分号各肩其任。

是役也，用塘石四万四千七百五十四块，护桩石二千二百二十九块，结面六尺纵石一千七百三十八块，五尺长横石五百七十四块，用桩木一万七十株，费二万一千八百有奇。

这些数字，曹家驹记在《海塘记略》里，一个一个，清清楚楚。

崇祯十三年，他又随举人何刚续筑。

清顺治二年，松江府再次修筑漴缺石塘，知府委任他为"义首"。顺治七年，又协助吴钦章（吴嘉允之子）筑塘。康熙四年、十一年，他还在参与海塘事务。

前后四十余年，换了三个朝廷——明朝、南明、清朝——曹家驹一直在海边。谁修海塘找他，他都去。他不问谁是皇帝，他只问海塘修不修。

后来他被奉入漴缺报功祠，与同里宋际、庄征麒并祀。一个秀才，进了报功祠。不是因为他忠于哪个王朝，是因为他修的海塘，挡住了海水，救了人。

四、梦

曹家驹晚年写了一本书，叫《说梦》。

《说梦》一共六卷。封面题"说梦，凡六卷，云间曹家驹撰"。后人评价这本书"文直事核，议论平允，可以广见闻、备法戒焉"——文字直白，记事翔实，议论公允，可以增长见闻，可以作为法戒。

文直事核。四个字，概括了曹家驹一生的风格。

他为什么要叫"说梦"？

《说梦》的叙言里，他自己解释了：

"人生一梦也。夜之所梦，旦以告人，曰此梦也。惟人亦曰此梦也，彼此皆知为梦，而何以言之者娓娓、听之者津津也，则此一刻之顷，分明以梦缘为觉缘。夫梦既可以为觉，安见觉不可以为梦？"

意思是：人生就是一场梦。夜里做了梦，早上告诉别人，说这是个梦。彼此都知道是梦，但为什么说话的人说得津津有味，听的人听得津津有味？这一刻，分明是把梦的缘分当成了醒的缘分。梦既然可以变成醒，怎么见得醒就不能变成梦呢？

他接着写：

"试从数年后追忆数年前事，恍同一梦，而况岁月迁流，变故百出，积之既久，其为梦也，不既多乎？百年之内，劳劳攘攘，尽为梦所驱役，而为啼为笑，不克自主，亦可哀矣。"

几年后回忆几年前的事，恍如同一场梦。何况岁月流逝，变故百出，积久了，梦难道还少吗？百年之内，忙忙碌碌，全被梦驱使，哭也罢笑也罢，自己做不了主，也可悲啊。

这是曹家驹的自我剖白。一个秀才，被称作"国士"，却没有做官；经历了三个朝代，却没有忠于任何一个；修了一辈子海塘，最后进了报功祠。这一切像一场梦。

他写《说梦》的时候，夏允彝已经死了。崇祯十八年——其实是弘光元年，公元一六四五年——清军南下，夏允彝在松江抗清失败，自沉松塘殉国。陈子龙也死了。吴嘉允也死了。当年那些称他为"国士"的人，那些和他一起喝酒、谈天下、谋划赋役改革的人，一个接一个地走了。

曹家驹还活着。他活到了八十多岁。

他写《说梦》，写的不是梦，是醒着看到的一切。他写白粮怎么收、漕米怎么兑、海塘怎么修、均田怎么推——每一件事都是他亲手做过的。他把它们写下来，大概是怕后人忘了——忘了这些事情怎么做成的，忘了那些人是怎么死的，忘了这个时代是怎么从废墟里一点一点重建起来的。

《说梦》在曹家驹生活的当时已引起不小的关注，以至于纷纷传抄。上海图书馆所藏一种钞本《说梦》，卷首是僧人志莹的序。序文提供了很重要的信息：康熙四十八年夏季，曹家驹避暑于旷心丈室时，与志莹"畅谭禅旨，深得三昧"。在曹氏看来，"世人好梦，快心之事为吉梦，拂逆之遭为恶梦，区区灵府，被他汩没殆尽，是可哀也。"

他拿出《说梦》书稿给志莹看。

五、醒

"说梦"——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也许他觉得，这一生太不真实了——一个秀才，被称作"国士"，却没有做官；经历了三个朝代，却没有忠于任何一个；修了一辈子海塘，最后进了报功祠。这一切像一场梦。

也许他在想另一些人——夏允彝、陈子龙、吴嘉允——那些选择赴死的人。他没有随他们去，他选择了活下来，选择了在海边修塘，在衙门里算账，在灯下写书。他活到了八十多岁，看着新朝一天天稳固，看着旧朝的影子一天天消散。有时候他大概也会问自己：我是醒着，还是在做梦？

但他还是把书写完了。六卷，文直事核，一字一句，全是真话。不管是梦是醒，该做的事，他都做了。

他在叙言的最后，道出了撰写《说梦》的目的：

"夫既能听之，必能说之，则何不以笔代舌，使后人得寓目焉，广其旧闻乎？间有可以备法戒者，是亦后事之师也。昔左邱明作传，羽翼《春秋》，而论者讥其失之诬，岂肓史不免耳食之过乎？余则非目覩不敢述，匪曰传信，或不至梦中说梦云尔。"

大意是：既然有人愿意听，就一定有人愿意说。那何不用笔代替舌头，让后人也能看到，增广旧闻呢？其中有些可以备为法戒的，也是后事之师。从前左丘明作传，辅佐《春秋》，但论者讥讽他有失实之处，难道是盲史不免道听途说之过吗？我则不是亲眼目睹就不敢记述，不敢说完全可信，但大概不至于梦中又说梦吧。

"非目覩不敢述"——这六个字，是曹家驹给自己定的规矩。我没亲眼看见的，我不写。

六、国士

崇祯、顺治、康熙——三朝过去了。

曹家驹不是任何一朝的臣子。他只是一个修海塘的人。海水不会因为改朝换代就不涨了，百姓不会因为换了皇帝就不吃饭了。他在海塘边站着，一铲土一铲土地填，一桩一桩地打。那些事不会写进正史，但那些事救过人命。

夏允彝说他是"国士"，说得没错。国士不一定非要出将入相，封侯拜爵。一个在废墟上修塘、在乱世中理赋、在灯下写书的人，也是国士。

只是他自己大概不这么想。

他大概只觉得，这些都是该做的事。

康熙年间的松江名士蔡显，偶然言及曹氏的这个稿本，评价一般，大概认为多有梦说之嫌："《说梦》上、下卷七十三条，皆我郡事，《楚梼杌》、《碧云騢》之类也。"

但道光八年冬天，有个号称"醉沤居士"的人抄录了这个《说梦》，并作了这样的总结：

"《说梦》一编，漕泾曹千里先生取云间旧事而著之为书者也。其名'说梦'者，盖先生身当鼎革，而追思少壮之措施与夫畴昔之交际，诚为一梦矣。然其事俱身所亲历，说之信而有征，而善善恶恶之旨，亦时时寓于其间，洵乎吾松之文献也。"

——确实是我松江的文献啊。

*主要参考文献：乾隆《奉贤县志·独行卷》"曹家驹传"、嘉庆《松江府志》卷五十七"人物"、乾隆《江南通志》报功祠条、冯贤亮《赋役故事——明末清初松江一个秀才的经历和记忆》（《古代文明》2017年第4期）、曹家驹《说梦》叙言及钞本序（上海图书馆藏）、僧志莹《说梦序》（康熙四十八年）、吴嘉允《石塘问答》、何刚《续筑海塘记》、道光八年"醉沤居士"钞本跋语。曹家驹生年据冯贤亮推算：康熙四十八年（1709）曹氏八十岁，约生于崇祯三年（1630），约终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享年约八十七岁。* *海塘工程数据据《嘉慶松江府志》卷十二"海塘"及曹家驹《海塘记略》还原。白粮官收官解、漕米官收官兑、均田均役三大事据乾隆《奉贤县志》"屈指其大则有四端"条及冯贤亮《赋役故事》考证。夏允彝（1596-1645）抗清自沉松塘事见《明史·忠义传》及陈子龙《报夏考功》。吴嘉允（1569-1645）筑塘及自缢事见《奉贤县志》及《华亭县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