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稼雨：明清轶事小说论纲——《明清轶事小说选注》代前言

一般的文学史和小说史在谈到明清时段的时候，除了白话小说四大名著之外，文言小说能够榜上有名的基本就是明代志怪传奇的代表作，如明代瞿佑《剪灯新话》和清代蒲松龄《聊斋志异》等。

《明清轶事小说选注》

对文言轶事小说基本作忽略计，以至除了部分专业学者外，对于社会上大部分普通读者来说，文言轶事小说几乎是一块无人知晓的处女地。

这应该是一个不小的遗憾。事实上，作为中国古代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清轶事小说不仅在语言和体制上具有独特特征，而且在内容上也具有重要认识价值和文学价值，值得引起专业学者和普通读者的关注研究和阅读欣赏。

下面就明清轶事小说几个相关问题谈一下个人想法和意见。

一、关于轶事小说的文体类型归属

中国古代小说分按照语体为文言和白话两个系统。如果再按题材类型划分，白话小说内部可以分为“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魔”“世情”四大主题类型，而文言小说的题材类型，人们一般从“志怪”“传奇”“志人”三个方面理解。

这从普及性认知上没有大的问题，但深究起来，关于文言小说题材类型的划分和认知还有进一步思考的余地。

从中国小说起步形成的过程看，文言小说在先，白话小说在后。文言小说虽然能够以“小说”之名跻身于历代公私目录学著作子部之中，但与子部其他各家相比，仍然属于“不入流”的下等处境。

但与完全登不了大雅之堂的白话小说相比，这个位置至少有了正式的名分，能够参与到有关于它自身与其他古代文献之间与其内容题材相关的目录学归属讨论当中。这就给它的属性讨论认知提供了平台和空间。

而另一方面，文言小说概念的外延内涵又不像白话小说那么简明清晰，它一直处于动态变化中，与其他文献题材往往交混，因而对它的题材概念判断就具有较大的难度。

文言小说在早期目录学著作中的入类情况比较分散，但这给文言小说的题材类型划分创造了一定条件。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今人眼中文学性较强，更具有虚构想象特征的《搜神记》《幽明录》等今人所谓“志怪小说”在《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等唐代人所编史志中，没有被列入“子部小说家”门类，而是在“史部杂传”类。

而入选这些史志中“子部小说家”门类的却是《世说新语》《西京杂记》一类记录现实真实人物事迹，被今人称为“志人小说”的作品。

直到宋代人所编《新唐书·艺文志》中，这二者才出现合流，归并到子部小说家门类当中。前面这段分离的过程虽然令今人费解，需要另外分析，但这个分离的现象本身却提供了文言小说题材类型区分的一个认知起因。说明《搜神记》和《世说新语》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小说，需要区分开来。

除了史志入类对于文言小说的题材类型划分有参照价值外，其他一些史学著作也往往涉及这个问题，而且有些已经十分清晰明确。

《史通通释》

唐代刘知己从史学家的角度，在《史通》一书中对正史之外的各种杂史做了类型划分，其中涉及到六朝时期文言笔记小说。他把这些杂史分为十个类型，其中“逸事”“琐言”“杂记”“三类属于小说。

按照刘知己本人列举的书名实例，“逸事”指《西京杂记》一类记事为主的笔记小说，“琐言”指《世说新语》一类记言类笔记小说，“杂记”则是指《搜神记》一类志怪小说。

按照这个思路，并结合唐代开始出现并形成高潮繁荣局面的文言传奇小说，清代《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小说家类分为三类。其中“杂事”一类实际上即把刘知己所列“逸事”和“琐言”两类合并而成，另外两类“异闻”和“琐言”则分别指志怪小说和传奇小说。

这样，《四库全书总目》所谓“杂事”小说实际上就是涵盖《西京杂记》之类记事小说和《世说新语》之类记言小说的类型划分。后来的学者在表述这类小说内涵外延时，基本上采用的就是这两部分的内涵。但在名称使用上却各自有些出入。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设有“《世说新语》与其前后”一章，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一文中有“六朝时之志怪与志人”一讲。

从实际涉及作品看，鲁迅所用的“志人”这个概念实际主要是指《世说新语》一类“世说体”志人小说，并不包括《西京杂记》一类杂记体小说。

这样的处理界限是清楚了，但实际上等于把一批含有小说要素的杂记体小说作品排除在小说大门之外了。这不能不说是个损失，而且和《四库全书总目》相比也是一种倒退。

鉴于这种情况，我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做硕士学位论文《中国志人小说发展史论》 ，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版《中国志人小说史》，都需要面对和解决研究对象的内涵外延问题。

《中国志人小说史》

经过数年研究思考，我当时处理的结果是这样：采用鲁迅使用的“志人小说”这个概念名称，实际上包括《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杂事”一类小说所包含的《世说新语》一类“世说体”小说和《西京杂记》一类杂记体小说。

对于这个概念的使用理由，我在《中国志人小说史》绪论和《什么是志人小说？》一文中都有相关陈述[1]。这种对于志人小说概念界限的把握一直延续到九十年代以后我本人编撰《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到其他小说工具书的编写当中[2]。

从21世纪开始，我对这个问题又有了进一步的思考。思考的起因是在编撰《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到其他各种小说工具书的时候，遇到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就是：

有些文言笔记体作品内容比较庞杂，很难将其作为一部纯粹意义上的小说进入小说大家庭。但其书中又的确含有具有小说要素，有些甚至是一些比较精彩的小说故事。

对于小说书目之类工具书来说，这样的作品收与不收都有两难之困。应该是出于同样原因的考虑，程毅中先生在完成截止于唐五代的《古小说简目》之后，没有继续往下编下去，而是做了另外一件很有学术价值的时期。

《古小说简目》

那就是分别编纂了从宋元到明清共三卷的《古体小说钞》。这件事情对我的启发是，可以绕开避开一本书是否为小说的纠缠，直接深入到一本书当中，把其中具有小说要素和意味的作品摘录出来汇编成册。这样既避免了在一本书是否为小说问题上的纠缠，又能把各种杂书中的精彩小说故事捞出来。

于是，这个思路成为我这次整理这本《明清轶事小说选注》的重要参考意见。出于这样的缘故，我对这本书所面临的范围设定问题有了新的思考和决定，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首先，以我以往志人小说范围设定的《世说新语》一类世说体小说和《西京杂记》一类杂记体小说作为基本范围；

其次，适当遴选其他文言笔记作品和传奇作品中现实题材故事；

第三，将这类文言小说命名为“轶事小说”；

第四，本书的时间断限为明清两代。

二、关于轶事小说的界限和类型特征

在古代文言小说中，志怪和传奇的类型特征和界限都是比较清晰明显，不大容易混淆。只有轶事小说最难处理。

问题的原因在于，从语体类型上看，轶事小说和志怪小说都采用了笔记体。但因为志怪小说中含有神鬼灵怪之类非现实要素，所以特征明显，容易区分。

但同样采用笔记体写作的还有大量的子部杂家类、史部杂史杂传类作品。这些作品同样也没有非现实要素，同样记录现实事件。只是叙事描写的方式和程度上有些出入。因而造成人们在图书分类学上对于这类问题的困惑和棘手。

《通志》

宋代郑樵说：“古今编书所不能分者五：一曰传记，二曰杂家，三曰小说，四曰杂史，五曰故事。凡此五类之书足相紊乱。”[3]

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困难，明代胡应麟又进一步说：“小说，子书流也。然谈说道理，或近于经，又有类注疏者；纪述事实，或通于史，又有类志传者；他如孟棨《本事》，卢瑰《抒情》，例以诗话文评，附见集类，究其体制，实小说流也。至于子类杂家，尤相出入。郑氏谓古今书家所不能分有九，而不知最易混淆者小说也。” [4]

胡应麟的分析说明，小说中所隐含的说理部分容易与子书相混，而记录历史事件的历史题材小说又很容易与史传相混淆，还有些记载文人作诗撰文故事的小说，又与诗话极近。

面对这样小说与杂史容易混淆的难题，四库馆臣给出了大致方向的指南：“按记录杂事之书，小说与杂史最易相淆，诸家著录，亦往往牵混。今以述朝政军国者入杂史，其参以里巷闲谈、词章细故者则均隶此门。《世说新语》古俱著录于小说，其明例矣。[5]”

《四库全书总目》

四库馆臣在这里把“朝政军国”和“里巷闲谈、词章细故”作为区分小说和杂史的界限与方法，还是明确可行的。但是关于小说与杂家的界限如何区分，四库馆臣没有明确说明。而且《四库全书总目》在子部小说与杂家著作著录的处理上也往往存在模糊混淆的情况。

针对这种情况，我在《中国志人小说史》中提出了自己的相关意见：“志人小说与杂家有两点相似，一是阐发道理的成分，二是程度不同的故事性。区别二者在于以何为主。杂家著作以阐发道理为主，需要时以讲故事为辅，志人小说则相反。因此，志人小说与杂家著作相比，多具故事性，与杂史相比，多具传说性；而与志怪传奇相比又多具真实、平实性。这几条作为判定志人小说的标准[6]。”

从今天的情况看，这个表述基本上可以用于对“轶事小说”概念的界定。需要稍加说明的是，在世说体和杂记体小说之外，那些包罗万象的杂俎笔记和传奇小说中的“轶事”成分，也是这本《明清轶事小说选注》部分遴选的范围。

三、明清轶事小说的发展演变脉络

按照上面给出的范围界定，下面需要把明清时期的轶事小说发展演变情况做简单的梳理，并分析其背景原因所在。

从中国小说的社会文化属性上看，白话小说属于俗文化的范围，而文言小说则属于以文人士大夫文化为主的雅文化范围。

我在《中国文化“三段说”刍论》一文中，将中国文化按照时间顺序，分别划分为帝王文化（先秦两汉）、士人文化（魏晋南北朝至唐宋）和市民文化（元明清）三个时段[7]。

《先唐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类型索引》

各个历史时段的文学艺术，往往受到这个文化大背景的制约和掣肘。轶事小说发展演变的历程，正好也是验证这个规律轨迹的例证之一。

轶事小说的龙头是《世说新语》，其繁荣和高潮也是在士人文化刚刚起步的魏晋南北朝。《世说新语》的问世，将“世说体”轶事小说的体例和理念定于一尊，成为一种范式楷模和集大成者，为后代的同类小说提供了模范。

受其影响，南北朝时期出现了沈约《俗说》，谢绰《宋拾遗》，顾协《琐语》、孔思尚《宋齐语录》等以记言为主的世说体小说，把体现士人文化精神的志人小说推向高潮。

唐宋时期是中国士人文化的高潮时期，作为展示士人文化风貌渠道重要组成部分的轶事小说，也出现蔚为大观的局面。其中既有刘肃《大唐新语》、刘餗《隋唐嘉话》、王谠《唐语林》、孔平仲《续世说》等《世说新语》的模仿之作，还有能够反映士人文化多角度生活状况的轶事小说。

湖北官书处刊本《唐语林》

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反映唐代士人通过科举考试步入主流社会，以及撰文写诗故事的轶事小说，如《唐摭言》、《本事诗》《云溪友议》等等。同时还有一批以小说故事方式反映盛唐文化，并反思开元天宝之后唐代走向颓势的历史题材轶事小说，如《开元天宝遗事》《开天穿信记》《次柳氏旧闻》《刘宾客嘉话录》等。

从文学史、小说史的价值来看，这些小说既不能和《世说新语》为代表的六朝轶事小说的原创价值相媲美，也比不上同时代唐宋传奇那么抢眼和风光，但它们却能够从另外一个侧面，以文学和小说的手法，来再现和证明唐宋文化作为中国士人文化高潮时段的骄傲和辉煌。

从元代开始，中国文化的舞台主角由唐宋时期的文人士大夫转变为市民阶层。随着这个文化舞台重心的转移，作为文人是大夫阶层特有排遣心迹和情感诉求重要渠道的轶事小说开始走向颓势。其中有几个值得注意的走向和特征。

首先，作为轶事小说正宗和主流的“世说体”小说继续得到延续和变异，形成比较可观的规模效应。

其中最有价值和特色的是直接记录反映明清两代社会生活（主要是文人士大夫生活）的世说体小说，如李绍文《明世说新语》、吴肃公《明语林》、梁维枢《玉剑尊闻》、李延昰《南吴旧话录》、王晫《今世说》、易宗夔《新世说》等；其次是辑录汇编前代野史轶闻的世说体小说，如何良俊《何氏语林》、林茂桂《南北朝新语》、郝懿行《宋琐语》等。

这些小说一方面保留了自《世说新语》以来世说体小说的体例模式，另一方面，又采用这种传统体制来反映当下社会现实和回顾历史人生。这是世说体小说的生命力得以延续的重要表现。

《世说新语》全本·全注·全译·全解读

其次，作为轶事小说重要组成部分的“杂记体”小说，明清两代也得到延续发展，并出现新的变化。

比较传统的模仿《西京杂记》一类杂记体小说主要有彭时《可斋杂记》，王鳌《震泽纪闻》，文林《琅琊漫钞》，王士禛《香祖笔记》，俞樾《耳邮》，李伯元《南亭笔记》等。

早期这类小说基本上还属于传统文人士大夫遣兴休闲之作，但从李伯元《南亭笔记》可以明显看出，晚清社会发生动荡巨变给文人学士造成巨大触动，他们的作品中真实生动地记录反映了这段社会变化的历史，具有非常重要的认识价值。

与此相对，大约从明代中期开始，很多杂记体小说明显受到市民文化潮流的冲击影响，出现很多或者直接反映市民生活，或者以市民视角观察审视，乃至评价社会政治和文化问题。

这类小说主要有：祝允明《野记》，王同轨《耳谈》，纽琇《觚賸》，黄均宰《金壶七墨》，程麟《此中人语》等。

这类小说大抵是为登上社会文化新舞台的市民阶层代言，反映他们的生活，传达他们的诉求和观念等。为传统的杂记体小说摸索寻求新的出路和写作模式。

第三，除了以上两种类型传统轶事小说外，其他类型小说中的轶事成分也需要受到关注。

《古体小说钞》

其中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是文言小说汇编。从宋代开始，在《太平广记》影响下，陆续出现很多文言小说汇编。

这一情况到了明清两代愈发增强，文言小说总集类的编纂蔚然成风。其中有些含有大量轶事类故事。如冯梦龙《古今谭概》《情史》，褚人获《坚瓠集》等。这些小说是对以往诸多小说遴选汇集而成，因而能够荟萃精华，质量较高，文学价值比较大。

第二是部分杂俎类或以传奇小说为主的文言小说集中也往往含有相当一部分排除神鬼灵异故事，以记载真实人物言行的轶事小说。

如梅鼎祚《青泥莲花记》，宋永岳《亦复如是》，俞蛟《梦厂杂著》，潘纶恩《道听途说》，吴炽昌《客窗闲话/续客窗闲话》等。这些小说以往通常作为传奇小说出现于各类相关论著中，人们关注的重点一般是其中传奇佳作，而对于其中写实性轶事小说关注不够。从这个角度看，从轶事小说角度对它们予以关注，也应该是轶事小说范围需要关注的新目标。

第三是部分作者文集开始出现文言小说的内容。

如宋懋澄《九籥集》卷五“传”类中就收有作者所撰著名拟话本小说《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最早蓝本《负情侬传》，卷十又专设“稗”类，专收文言小说。其《九籥别集》总共四卷，除卷一为“尺牍”类外，其余三卷均为“稗”类。

其中不仅重新收录了《九籥集》中的《负情侬传》，而且还增加了很多明代重要并产生影响的文言小说作品，如卷二“稗”类《刘东山》和《珠衫》等。另外又如江盈科《雪涛阁集》卷十四专设“小说”一卷，全收文言小说。

《九籥集》

这个现象说明，小说到了明清时期，已经堂而皇之地步入大雅之堂，与传统主流文学形式诗文等已经可以并驾齐驱，分庭抗礼了。其中很多作品成为轶事小说的精彩看点。

四、明清轶事小说的社会文化内涵

如同所有的文学作品一样，文言轶事小说也有其传达反映社会文化内涵的功能。但由于自身文体特点的原因，轶事小说在这方面既不同于诗文作品，也不同于白话通俗小说，具有自己独特的功能和特征。

首先，与诗文等抒情文学形式相比，明清轶事小说和其他叙事文学作品相同，具有直观性和形象性，能够直接通过情节描述和形象塑造来反映社会生活，展示人物性格。堪称是直接反映社会历史生活的载体样式。

其次，与白话小说和古代戏曲相比，明清轶事小说作为文言小说的一种类型，在文化和载体社会属性方面偏重于文人士大夫文化。是文人士大夫以自己的眼睛和心灵发现和捕捉社会生活，反映社会生活的传统载体样式。

《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

第三，与文言小说志怪、传奇之类以超现实题材为主要特征相比，明清轶事小说基本属于现实真实生活描写。其中既有作者记录撰写反映明清当代社会生活的内容，也有从前代书中遴选辑录而成的内容。这样就使得明清轶事小说的内容具有更广更长久的历史范围。为读者认识了解明清两代的社会生活和之前的社会历史生活侧面，提供了鲜活生动的形象画面。

第四，一般的文学史和小说史通常将清代的下限划到1911年辛亥革命，把清代和民国易代作为划分界限。但从社会文化转型的实际情况看，很多传统文学文化样式并没有随着辛亥革命易代而立即出现文化和文学的换代。

真实历史情况是直到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出现新文化运动，包括文学在内的新旧文化转型局面才真正开始形成。因此，我们把明清轶事小说的下限延伸到1919年，以示对历史的尊重。

这样，明清轶事小说的内容历史范围上限大约从汉代开始，下限大约到1919年新文化运动出现为止。这个历史长度基本上涵盖了除先秦以外的中国历史文化长度。

同时，这个长度也基本上覆盖了我本人提出关于中国文化“三段说”（帝王文化、士人文化和市民文化）中的三个段落。从某种程度和侧面可以说，轶事小说是观察认识中国帝王文化、士人文化和市民文化的一个窗口，而明清轶事小说由于各种原因，在这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明清轶事小说所展示的历史文化内涵，是从文人士大夫角度观察认识的某些帝王文化、士人文化、市民文化侧面。

《清人轶事》

（一）明清轶事小说中的帝王文化题材描写

帝王文化的主体时段是先秦至两汉。从魏晋南北朝开始，帝王文化虽然开始离开中国文化舞台中心主角位置，分别让位于士人文化和市民文化，但作为中国专制体制的掌控者，帝王文化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的行政控制能力决定，士人文化和市民文化的舞台主角表演空间，不能超出帝王文化的控制范围。

帝王文化作为一种过去式和现在进行时，一起出现在士人视野，成为它们笔下轶事小说重要的反映对象。而这两个不同时段的帝王文化内涵，在明清轶事小说作家笔下，却产生两种不同的表现方式和内容。

对于明代之前帝王文化题材的描写，明清轶事小说明显体现出一种距离感。因为这些内容均采自前代各种正史杂史，非作者本人所写，所以在遴选角度和所选故事内容的态度倾向方面表现出局外人的冷眼旁观和优劣评骘，乃至反思历史，总结经验教训。这类情况主要反映在选编汇集南北朝历史轶闻的轶事小说中。

《明语林》

从中国文化“三段说”的角度来看，魏晋南北朝随着门阀士族的崛起，士族文人作为新的历史文化舞台主角出现在中国文化舞台中心位置。对此，当时《世说新语》一类轶事小说已经对魏晋士人的生活言行有了充分的记录和反映。

相比之下，南北朝文化的一个重要亮点就是帝王文化的式微，但南北朝及后来的唐宋时期的轶事小说似乎忽略了这方面的内容。

所幸的是，这些散见在南北朝诸史的帝王文化题材故事在明清轶事小说中似乎受到比较强烈的关注，出现了一批专门辑纂南北朝历史轶闻故事的轶事小说，这些小说主要有《南北朝新语》《南北史捃华》《南北朝世说》《宋琐语》等。

从这些小说是辑录的南北朝帝王文化题材故事中可以看到，尽管它们回避了很多南北朝时期帝王阶层内部那些骨肉相残、你死我活的政治角逐内幕，但却遴选出很多对于南北朝帝王文化进行反思回顾的故事。

这方面一个突出表现就是皇权易代的兴亡之感：

周武帝在云阳宴齐君臣，自弹胡琵琶，命孝珩吹笛。辞曰：“亡国之音，不足听也。”固命之，举笛至口，泪下呜咽，武帝乃止。（《南北朝新语》卷一《烈义》）[8]

帝王文化在经过先秦时期群雄争霸，秦皇汉武的文治武功，到汉代达到了顶峰。但从三国两晋便开始在内外交困的矛盾中逐渐萎缩，五胡乱华的急剧动荡更是把皇权这种颓势引向极致。

皇权的频繁更迭是这段历史的突出特征，而本条故事所描写周武帝之所以在强令北齐君臣吹笛之后又戛然而止，原因不外乎他猛然意识到，下一个被迫吹笛的人，未必不是他本人。

《南北朝新语》

造成兴亡无常，江山频易的重要原因，要么在于皇族内部斗争残酷，或者帝王本身的残暴无道，要么则是其生活的奢靡腐朽。这些在明清轶事小说中均有反映。如：

典御丞李集，面谏比帝于桀纣。帝令缚置流中，沉浮久之，复令引出。谓曰：“吾何如桀纣？”集曰：“向来弥不及矣。”帝又令沉之，引出更问。如此数四，集对如初。帝大笑曰：“天下有如此痴汉，方知龙逄、比干非是俊物。”遂解放，更引入见，竟腰斩之。（《南北朝新语》卷一《鯁直》）

说他们可比桀纣，并非无中生有，而是有据可查：

齐后主锁绰赴行在，至而宥之，问在州何者最乐？对曰：“多取蝎，将蛆混看，极乐。”后主即夜索蝎蛆，置诸浴斛，使人裸卧浴斛中，号叫宛转。帝与绰临观，喜噱不已。谓绰曰：“如此乐事，何不早驰驿奏闻？” （《南北朝新语》卷四《纰谬》）[9]

《六朝小说学术档案》

此举堪称桀纣后继有人，说明帝王文化中因专制孳生的纵欲腐朽，已经令人发指。稍有一点中国历史常识的人都会知道，能够和桀纣相提并论者，必有相同下场。正是因为专制权力是这种腐朽生活的保证，所以角逐争夺皇位便成为后宫常态。

《南北朝新语》卷三《宫闱·齐武帝为太子时》条描写王敬则周密筹划，大胆实施，挽救太子地位险遭废弃的齐武帝萧赜，表现南朝齐后宫政治环境险恶无常。则可见南北朝时皇族政治角逐之残酷。

而参与角逐并成功如愿者也仍然不过是为了继续享受奢华腐朽生活：

元嘉二十三年,造玄武湖,上欲于湖中立方丈、蓬莱、瀛洲三神山,尚之固谏乃止。时又造华林园,并盛暑役人工,尚之又谏,宜加休息。上不许,曰:“小人常自暴背,此不足为劳。”(《宋琐语·谈谐》)[10]

这段故事的看点，不仅在于刘裕大兴土木，开造玄武湖，更在于他对施工人员酷暑难熬的冷酷和颟顸无知。这一点连本书编撰者郝懿行也看不下去，特地加了一段注释：

按不知暑役为劳,反谓人常暴背,此与晋惠帝言“何不食肉縻”,并堪绝倒。纨裤膏梁,生而逸乐,罔识艰难,宋文号称令主,犹尚若斯,逮至孝武,遂嗤乃祖田舍翁,何足深责耶!（同上）

中国古代封建帝王的通常规律是，开国君主往往励精图治，雄才大略，其后嗣则一代不如一代，直至江山易主。刘裕作为刘宋王朝开国皇帝，乃是标准的雄才大略型。这样的帝王尚且如此颟顸，后面的君主们则更是小巫见大巫。

《宋琐语》

这种“何不食肉糜”式的昏聩在帝王圈子中则是屡见不鲜了：

司徒义康素无学术，待文义之士甚薄。袁淑尝诣义康，义康问其年，答曰：“邓仲华拜衮之岁。”义康曰：“身不识。”淑又曰：“陆机入洛之年。”义康曰：“身不读书，君无为作才语见向。” （《南北朝新语》卷四《痴呆》）[11]

萧应，庐陵王续之子。性不慧。至内库见金锭，问左右曰：“此可食不?”答曰：“不可。”应曰：“既不可食，并持乞汝。” （《南北朝新语》卷四《痴呆》）[12]

与此类昏庸无能之辈相比，后宫中那些荒淫无度，恶秽难闻的丑恶现象也无所不在。前举齐后主以蛇蛆蛰裸体人为乐已经令人发指，更有甚者如：

绰为冀州刺史，好裸人，画为兽状，纵犬噬而食之。有妇人抱儿在路，走避入草，绰夺其儿饲波斯狗。妇人怒号，绰怒，又纵狗使食。狗不食，涂以儿血，乃食焉。（《南北朝新语》卷四《纰谬》）[13]

《补三国两晋南北朝史艺文志著录小说资料集》

相比之下，《南北朝新语》卷三《镇定》所记山阴公主恣淫向士人求欢，《南北朝新语》卷三《宫闱》所记潘淑妃用撒盐引来帝王羊车以求宠幸等等大概可以算是后宫丑行中文明之举了。

从这些前朝帝王生活的描写中可以折射出明清时期轶事小说作者们的历史评判态度：如此残暴，如此荒淫，如此昏庸的帝王群体，已经不存在持续延绵的理由。这种认知已经为魏晋南北朝发轫肇始的士人文化取代帝王文化成为中国文化舞台主流提供了一定认识理由。

在反映明清当代的帝王生活故事中，轶事小说似乎有分寸的把握。一方面，对明清两代的帝王不良行为也能或明或暗，或隐或现地予以披露和针砭，另一方面，也有不少粉饰太平，歌功颂德的阿谀之作。

披露和针砭类故事主要集中在对明清两代皇权统治者政治残暴的描写反映。

高祖微行大中桥旁，闻一人言繁刑者，语近不孙。上怒，遂幸徐武宁第。武宁已出，夫人出迎之，上问：“王安在？”夫人对以何事在何所。夫人欲命召，上止之，又言：“嫂知吾怒乎？”夫人谢不知，因大惧，恐为间而抬首，请其故。上曰：“吾为人欺侮！”夫人又误为上怒甚。不言久之，命左右往召某兵官帅兵三千持兵来。上默坐以待，夫人益恐，以为决屠其家矣，又迄不敢呼王。顷之，兵至。上令二兵官守大中、淮清二桥，使兵自东而西门诛之，当时顿减数千家。上坐以伺，反命而兴。（《野记》卷一）[14]

《野记》

因为在南京大中桥听到有人抱怨酷刑，朱元璋竟然派人将一条街数千户人家全部赶尽杀绝。如此凶残行为，堪谓惨绝人寰。

又如李伯元《南亭笔记》卷一“王八挠了”条记载康熙因为皇后说王八年龄大衔不住钩子时某妃子看了自己一眼，便认为说者无意听者有心，遂终生冷落。《南亭笔记》卷一“么六牌”条，通过雍正派人盗走某中丞正在玩的一张牌，反映清代特务高压统治的无所不在。

黑暗专制统治，必然造成封建官吏的贪污腐化和昏庸无能。《明世说新语》“黄白米”条记载宦官李广纳贿的巨帐，令人发指。《古今谈概》“唾壶”条，写严世蕃唾要用美婢口接的腐化丑行。

《南亭笔记》“采办”条写刘巡抚派其熟人采办，那人却将八十万公款全部挥霍，却还有恃无恐。因他抓住了上司的把柄，刘贪污船政公款的帐目，他全掌握。两人互相包庇，双双逆遥法外。

至于颟顸昏庸者，更是不乏其人。他们或者把孔明当作孔子的后代；或者把“美媲东山”倒念，以至得出山东不能跟美人相比的结论；或者把乌龟代称的“夏徵舒”认作自己的祖宗（均见《南亭笔记》）。另一方面，明清轶事小说中也不乏客观记述帝王轶事，甚至不乏褒扬溢美倾向的内容。

这方面以《客窗闲话》卷一“明武宗遗事五则”最有代表性。该篇通过明代正德皇帝五件轶事描写，从才能、智慧、性情等各方面赞美其“亦一代英主也”。《新世说·贤媛》“香妃”篇记乾隆对香妃之一往情深，也颇能感人。

这些故事作者与所述帝王时间相距较远，已经没有切身利害关系，属于时间距离造成的审美效应。

（二）明清轶事小说中的士人文化题材描写

尽管明清时期已经进入中国市民文化的时代，市民文化是这个时期的文化主流。但由于特殊的机缘和理由，无论是辑纂前代作品而成的汇编类小说集，还是反映当代社会生活者，明清轶事小说中的士人形象却保持了自《世说新语》以来的传统惯性，始终以正面和美好的面貌出现。这其中有两方面原因。

一是由轶事小说文体的社会属性所决定。轶事小说根植起源于士人文化崛起的魏晋南北朝时期。

滥觞于魏晋门阀士族崛起和玄学清谈背景下，以《世说新语》为代表的轶事小说，其作者、读者乃至反映对象的主体基本上是三位一体的士人阶层。可以说，轶事小说是传承中国士人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体现士人文化基本精神是轶事小说的基本底色。

《六朝志人小说研究》

二是由士人文化的持续张力所支持。

士人文化的高潮时段起于魏晋南北朝，经唐代之后终于两宋。这段时间长达1000多年，在士人阶层经营打造下，不但文学艺术从礼制附庸中解放出来，成为全面替换以往帝王文化底色的文化旗帜，而且士人阶层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情境，也成为包括帝王和市民阶层在内全社会都普遍向往的理想人生境界。

这种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的基本内核，扎根并贯穿于后来的全部中国社会文化之中。因此，明清轶事小说中的士人生活和情境，也就成为盛宴不衰，并能引起全社会共鸣认同的美妙人生。

从明清轶事小说的内容来看，尽管存在辑纂汇编前人之作和新撰当代人故事两种方式，但在彰显和正面肯定士人美好生活情境方面并无明显差别，所以这两类作品可以等同观察审视。明清轶事小说中描写反映士人形象故事大致包括品德人格、才干能力和修养情操三个方面。

《中国历代名人轶事小说500篇》

在反映士人形象品德人格一类故事中，描绘隐士形象，张扬隐逸文化精神，占有较大比重。隐逸文化是士人文化重要组成部分，是士人群体保持人格精神独立，形成人格优越感的重要表现形式，也是对帝王文化背景下专制统治的自我化解与超越：

刘訏与阮孝绪、族兄歊日夕招讲，遇都下谓之三隐。尝著谷皮巾，披衲衣，每游山泽，辄留连忘返。神理闳王，姿貌甚华，林谷之间，意气弥远。或有遇之者，皆谓神人。家甚贫苦，并日而食。隆冬之月，或无毡絮，訏处之晏然。自少至长，无喜愠之色。每于可竞之处，辄以不竞胜之。有陵之者，莫不退而愧服。（《南北朝新语》卷一《栖隐》）[15]

“以不竞胜可竞”，“陵而退服”，消化了《老子》“以柔克刚”和“知白守黑”的人生哲理，堪称隐逸文化精神的精髓。这种散淡人生态度由先秦道家的理论设计逐渐被中国士人演变为一种人生实践：

林逋隐居杭州孤山，常畜两鹤，纵之则飞入云霄，盘旋久之，复入笼中。逋常泛小艇西湖，诸寺有客至逋所居，则一童子应门延客坐，为开笼纵鹤。良久，逋必棹小船而归。盖常以鹤飞为客至之验。（《何氏语林》卷二十《栖逸》）[16]

林逋梅妻鹤子，隐居西湖，成为历代士人心中理想的人生境界。又如《何氏语林·德行》“吕徽之”条记元末明初吕徽之隐其姓名，以渔耕自给，并安贫乐道，冬季其妻子竟然坐在米桶中御寒，也属此类。

《何氏语林》

在这些隐逸行为中，有些是自己主动选择，有些则与某些政治环境或境遇变故有关：

陶潜，字渊明，或云渊明字元亮。寻阳柴桑人也。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为彭泽令，公田悉令吏种秫稻，妻子固请种秔，乃使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秔。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宋琐语·高趣》）[17]

陶渊明的隐逸，应该属于境遇变故导致隐逸生涯的代表。类似情况还有《玉堂丛语》卷四《忠节》所记明代建文朝某编修因逃避建文与永乐政治角逐隐逸洞庭湖之滨的故事等。

与隐逸故事相关则是士人阶层的独立个性和洁身自好题材。明清轶事小说中有大量学人士子蔑视强权贵胄，坚守个性节操的故事：

《舌华录》

宋世祖至殷贵妃墓，谓羊志曰：“卿等哭贵妃若悲，当加厚赏。”羊即呜咽甚哀。他日有问羊者曰：“卿哪得此副急泪？”羊曰：“我自哭亡妻耳。”（《舌华录·冷语第六》）[18]

张士诚弟士信闻元镇善画，使人持绢缣，侑以币，求其笔。元镇怒曰：“予生不能为王门画师！”即裂其绢而却其币。一日，士信与诸文士游太湖，闻渔舟中有异香，此必有异人。急傍舟近之，乃元镇也。士信见之，大怒，欲手刃之。诸文士力为劝，免，命左右重加箠辱。当挞时，噤不发声。后有人问之曰：“君被士信窘辱而一声不发，何也？”元镇曰：“出声便俗。”（《云林遗事·高逸第一》）[19]

在羊志自哭亡妻和倪瓒宁肯被箠辱也决不低头的气节风骨面前，宋世祖和张士信这些帝王贵族未免渺小可怜了。而士人风骨的另一表现则是洁身自好：

孔奂为晋陵太守，清白自操，妻子并不之官，唯以单船临郡。所得秩俸，随即分赡孤寡，郡中号为神君。富人殷绮，饷以衣毡一具，奂曰：“百姓未周，岂容独享温饱；况太守身居美禄，何为不能办此？劳卿厚意，幸勿为烦。” （《南北朝新语》卷一《清介》）[20]

刘怀慰为太守，不受礼谒。有饷其新米一斛者，怀慰出所食麦饭示之曰：“食有余,幸不烦此。”及卒，明帝谓徐孝嗣曰：“刘怀慰若在,朝廷不忧无清吏。” （《南北朝新语》卷一《清介》）[21]

《玉剑尊闻》

那是一个以清廉为荣的时代，令人向往。《明世说新语·德行》记载南京国子监祭酒崔銑忤旨罢归时行囊无江南一物，故自嘲为“若水”；《玉剑尊闻·德行》写刘大夏离任广东布政使，坚决拒收历任成为惯例据为己有的官库余款等等，可见清廉行为之广。

描写士人才干能力的题材在明清轶事小说中占据较大比重。这与士人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与帝王文化生成的合作关系具有重要关联。

经过魏晋南北朝的政治动荡和文化变迁，唐代开始，中国文化出现繁荣高潮。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帝王文化与士人文化的成功合作。

虽然从魏晋南北朝开始士人文化取代帝王文化成为中国文化舞台的主角，但士人文化面临一个严酷瓶颈就是门阀政治制度下按出身取士的人才选拔机制严重阻碍了真才实学者的进身发展机会。

而唐代科举制度则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一难题。帝王文化方面利用制度优势，用科举制度为青年才俊制造了平等竞争机会，为人才优化创造了有利条件；士人文化方面通过科举考试渠道获取了步入社会文化中心舞台的门卡，把士人文化成为社会主流文化从理念变为具有社会制度保证的现实。

《全唐五代笔记》

尽管科举制度到明清后期出现很多弊端，但从士人文化延续千年的内在支撑作用来看，科举制度功不可没。而由科举制度作为人才培育导向的主要人才选拔和社会评价标准，则主要表现在才干能力方面。明清轶事小说对于士人形象的正面肯定，也主要体现在这个方面。

士人文化的基本构成要素就是士人通过求学充实自己的知识储备，成为博学者。很多轶事小说描绘了很多士人这个殊途同归的人生历程：

杨忠愍生七岁，家贫，父使饭牛。间往里塾，睹群儿读书。心好之，归谓兄，请得受学。兄曰：“若幼何学？”艴然曰：“幼者任牧牛，乃不任学耶！”兄言于父。听之学，然犹不废牧也。（《明语林·文学》）[22]

一千多年的士人文化培育形成过程中，逐渐形成“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等把读书求学视为人生优先道路的共识。本篇所写为一特定角度，又如：

吴趋之里有娶妇者，夜而风雨，烛灭。无与乞火。哄然惊谓曰：“南濠都少卿家有读书灯在。”叩门，果得火。（《明语林·文学》）[23]

莹少耽书，父母恐其成疾，禁之。密于灰中藏火，父母寝，然后燃火读书。先以衣被蔽窗户，恐漏火光为人所觉。内外呼为“圣小儿”。（《儿世说·文学》）[24]

《中国古代十大轶事小说赏析》

两篇故事的共同点就是以夜间读书必须的灯火为描写对象。而知识如同灯火光明一样，指引人类前进的道路，具有象征寓意。

刻苦读书学习必然收获就是博学多才：

竟陵王子良登秦望山，有始皇刻石，令宾僚读之，皆茫不识。末问范云，云曰：“下官常读《史记》，见此刻文。”三句一韵，读之如流。子良大悦，以为上宾。（《南北朝新语》卷二《学问》）[25]

顾宁人处士在京师酒次，与客论经学。或举唐石经误为《十三经》者。顾厉声曰：“此与宋板大明律何别！”其傲岸多类此。（汪琬《说铃》）[26]

所谓“艺多不压人”“腹有诗书气自华”，就是在士人文化积蕴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以博学为人生最大优势的社会价值观念。

《说铃》

按照儒家给士人设定的人生优选路径，如果说求学博学还只是士人“修身”的起步阶段的话，那么科举制度为士人开辟的人生发展道路必然将其引入到“治国平天下”的知识应用广阔领域中。

与之相应，明清轶事小说中颇多关于士人从政之后的各种擅政故事描写：

有御史怒某县令，县令密使嬖儿侍御史，御史昵之，遂窃其符，逾墙走。明晨起视篆，篆箧已空。心疑县令所为，而不敢发，因称疾不视事。海忠介时为教谕，往候御史。御史闻海有吏才，密诉之。海教御史夜半于厨中发火，火光烛天，郡属赴救。御史持篆箧授县尹，他官各有所护。及火灭，县令上篆箧，则符在矣。（《古今谈概·谲知部第二十一》）[27]

况钟知苏州。初至，佯不解事。吏抱案请署，钟顾左右，问吏。吏所欲行止辄听。吏乃大喜，谓太守愚。阅月，集诸吏，诘之曰：“某事应行，若故止我；某事不应行，若故诱我行。是皆有贿。”缚诸吏投庭下。诸吏大惧，谓太守神明。（《明语林》卷三《政事》）[28]

海瑞与况钟，堪称中国古代智慧官员两大王牌。此举二例，可见一斑。另如《琅琊漫钞》所写明正统时翻译官吴官童出使蒙古也先部，左右逢源，曲尽周折，最大限度维护朝廷利益；《何氏语林》卷六《政事》写胡长儒使用心理战术，迫使盗窃者现身等，均属此类。

作为体现士人文化重要组成部分，明确轶事小说中还有很多文人雅士生活故事。如《青泥莲花记》中《王朝云》《琴操》记载苏轼身边两位妓女故事，《古今谭概·佻达部第十一》记载明代吴中才子唐寅和祝允明轶闻雅事等等，不胜枚举。

《古今谭概》

（三）明清轶事小说中市民文化题材描写

与前代相比，明清轶事小说一个重要变化和亮点就是受到市民文化潮流的影响和冲击。这一特点在传统世说体小说与杂记体轶事小说中已经有明显呈现，而在杂俎和传奇集和部分文集中的轶事小说故事，表现尤为突出。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明清轶事小说中的市民文化题材与明清两代的白话通俗小说，特别是拟话本小说之间具有相当广泛的联系和互通。

很多轶事小说故事成为拟话本小说和戏曲的题材来源，成为明清时期传统的士人文化文体样式与新兴的市民文化对接互融，在为新兴的市民文化输送题材营养的同时，也为自己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生命力。

明清轶事小说中市民文化题材最抢眼亮点就是对于市民阶层婚姻恋爱生活的描写反映。尤其是明代中期以后，在市民文化的思想先行者李贽倡导推动下，不仅市民阶层的利益诉求得到关注，而且反映市民阶层生活也成为当时文学艺术领域的一个新变。

《名人逸事中国古代志人小说精品选》

这个历史转变本身也成为轶事小说描述记录的作品：

汤临川创为《牡丹亭》。张新建相国语之云：“以君之辩才，握麈而登皋比，何渠出濂、洛、关、闽下，而逗漏于碧箫红牙队间，将无为青青子衿所笑？”临川曰：“显祖与吾师终日共讲学而人也不解也。师讲性，显祖讲情！”张无以应。（《玉剑尊闻·规箴》）[29]

走出“濂洛关闽”（理学名家代表），投身于“碧箫红牙队间”，正是市民文化取代士人文化成为文化舞台主流的形象描绘。如同拉开市民文化舞台的开场帷幕，一幕幕市民文化大戏便接连登台上演。

市民文化最突出抢眼的题材是市民阶层对自由婚姻爱情的向往和追求。由于宋代以来理学思想逐渐被演绎 “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念，封建纲常观念成为限制男女交往恋爱的桎梏障碍，成为市民阶层深恶痛绝的人性之敌。

如同戴震所论：“后儒不知情之至于纤微无憾是谓理，而其所谓理者同于酷吏之所谓法。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所以，轶事小说作者几乎是完全站在市民阶层立场，用诸多笔墨勾画一幕幕张扬自由爱情婚姻观念场景。

《明世说新语》“嫁株儒”条，写刘氏女由于父母包办婚姻，被迫嫁给一个一个不具备男子能力的侏儒，刘氏当然不满于自己的命运，然而当家里人准备让她再嫁时，却遭到她拒绝。因为她自己没有选择的自由，“又得一不如意者，奈何？”她的潜台词是：不废除“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规范，就不会有妇女在婚姻问题上的彻底解放。

《耳食录 耳邮》

《耳邮》“小家女”条，写一个自幼被许嫁给人的女子，父母死后跟哥哥生活。当她听说自己未来的丈夫堕落以后，决心解除这个婚约。她把自己做工积攒的钱交给哥哥，让他赎回自己的婚书。岂料被浮浪子弟的哥哥的假婚书所骗。女子信以为真便托媒与王某结婚后，却被原聘夫却告到官府，官府将女子仍然判给了原聘夫。

这个女子希望掌握自己的命运，但她个人的力量过于单薄，“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在封建政权的保护下，象一张巨大的法网，使她插翅难飞。

故事结束时作者说：“以律以礼固应尔也，然女之不能安其室，则可卜矣”。既然女子的未来是不幸的，那么把她置于这种境地的“律”、“礼”，就值得怀疑其存在价值了。这表现了作者的思索精神，也是他写这篇小说的目的所在。

同书“阿胜妻”条。写一个海外行商者阿胜，要在国内找配偶，阿胜对女家索重聘极为不满，断绝了关系，重赴外国。某女却因此对阿胜产生好感，竟然一人远涉重洋，在美国旧金山找到了阿胜，两人成就了婚姻。

《明代笔记小说大观》

这是对父母包办婚姻的挑战，也是对买卖婚姻的否定。具有强烈的民主色彩。阿胜所说的“礼”，已远非封建旧礼教所能容纳而是賦与了新的内涵。

明清轶事小说表现婚姻爱情题材最精彩的部分是篇幅较长，市民色彩较重的传奇体轶事作品。其中很多明清时期的小说名篇，为文学史的重要篇什。

如《九籥集》卷五《负情侬传》本篇描写李生辜负妓女杜十娘一片痴情，听信谗言，欲将十娘卖给新安人；杜十娘于交割之时怒沉价值连城宝物后投江而死，赞颂杜十娘用生命捍卫女子人格尊严壮举，令人震撼。

即为冯梦龙《警世通言·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最早故事源头，而本篇采用文言书写，情采俱佳，与话本小说笔法又有不同风味，堪称相得益彰，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

类似题材还有《道听途说》卷四《姚崇恺》篇写妓女曹翠之先后被姚崇恺和程三官两个男子所负，与此事件相关两位女子一位入狱处死，一位削发为尼。故事表现女子对自己命运的关注和努力，但无法挣脱社会的巨网羁绊束缚的社会现实。

又如《耳谈》卷一《武骑尉金三》以金三为舟人毁盟退聘，后骤富又重与舟女结合的故事，指责舟人背信弃义，歌颂金三与舟女的忠贞爱情。冯梦龙据以铺演为《警世通言·宋小官团圆破毡笠》。《觚賸》正编卷三《吴觚》“睐娘”篇写睐娘爱情悲剧故事，内容裂人肝胆，催人泪下，更由于作者笔府功力之不凡，是轶事小说中难得之上乘之作。

《梦厂杂著》卷十《潮嘉风月·郭十娘》描写金柳南与妓女郭十娘的真挚爱情，凄婉欲绝，催人泪下，而情采斐然，颇有唐人小说风韵。

《柳崖外编》卷一“巧巧”篇写浦四郎与巧巧两情相悦，但因两家门第相差悬殊，巧巧父母将其许配他人，巧巧得伤寒而死。故事表现封建婚姻制度对青年男女自由婚姻爱情的严重桎梏，比较深刻。

书业堂刊本《柳崖外编》

在众多明清轶事小说中婚姻爱情题材故事中，有些开始对这个领域的相关问题进行多方位的多种思考，表现出市民阶层对此类问题体验和认识的深入。

其中有些故事开始重新思考家庭夫妻关系中的贞洁问题。如《九籥别集》卷二《珠衫》篇以楚中贾人常年在外,其妻空房难守,遂有苟合之事,并因此产生家庭婚姻悲欢之变事,对商妇之难有所同情,对传统贞节观念也有所冲击。

有的则在复杂的社会男女关系中重新定位正确夫妻关系。如《耳谈》卷一《某孝廉》篇为明清以来江湖歹人常用的仙人跳故事。但与同类仙人跳故事相比，本篇仙人跳女主角有自己的命运追求。当她在仙人跳剧情按预设行进过程中发现受害者为可靠之人后，毅然背叛与自己合谋的丈夫，选择与受害者私奔，很有主见和掌握自己命运的欲望。

凌濛初《初刻拍案惊奇》卷十六《张溜儿熟布迷魂局 陆蕙娘立决到头缘》正文即据此篇铺演。另明沈璟有《博笑》传奇，本事亦出此篇（见《远山堂曲品》）。

《远山堂曲品》稿本

侠义题材也是明清轶事小说中市民阶层观念意识的重要部分。侠义题材的社会文化基础来自于市民阶层对于社会上善恶是非失衡而希望采取的主动纠正愿望，并由此派生对于武功侠义精神的崇尚。

其中有的通过侠义故事张扬惩恶扬善的正义精神。《耳谈》卷四《蔡指挥女》通过蔡指挥女忍辱为父报仇的故事，塑造了一个坚毅而富有心计的女性形象。冯梦龙将此事铺衍为《醒世恒言》卷三十六《蔡瑞虹忍辱报仇》。有的借侠义故事阐释某些生活哲理。

《九籥别集》卷二《刘东山》篇通过捕盗人刘东山口出狂言，遭到无名少年严厉教训的故事，说明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的道理。本文描写曲折紧张，动人心魄。李渔《笠翁一家言·秦淮健儿传》(又见收《虞初新志》卷五)等,俱本此。凌濛初又据以演成《初刻拍案惊奇》卷三《刘东山夸技顺城门 十八兄踪奇村酒肆》。

有的则为比武者搭台唱戏。《客窗闲话》卷三《某驾长》篇写小舟舵手以非凡勇力震慑互不服气，打算一比高下的医者王和寺僧，彰显勇武阳刚之气。

《客窗闲话》卷三《白安人》篇写普通女子白安人随夫赴任航运途中遇巨盗，智勇退敌，令人刮目相看；故事结尾写当年被击盗首与丈夫钟俊成为莫逆而相见，更具奇妙之效。

由于切身利害关系的原因，公案题材也是市民阶层最为关注的社会问题之一。公案题材的社会基础与侠义题材相关。侠义故事希望通过包括自己在内的非官方途径解决社会不公正问题。

而公案故事则把解决问题的希望寄托于清官。有的公案故事揭露封建司法的窳败。如《古今谈概·杂志部第三十六》“醉殴奇祸”篇通过官员主观臆断和大加箠楚，使士兵屈打成招，造成醉汉冤死，士兵作死的故事，揭露封建官吏断案的弊端。

《笔记小说案例选编》

又如《道听途说》卷二《卢裁缝》篇写淫荡女子陈氏伙同奸夫杀害丈夫卢裁缝后，双双逍遥法外，案情真相不白，多人冤死，反映当时官府草菅人命的腐败现实。

有的则赞美清官断案的能力。《古今谈概·颜甲部第十八》“聂以道断钞”篇写有某人在拾得十五金处等候失主，失主却诬说丢失三十金，邑宰聂以道则将十五金断给拾金者，惩恶扬善，大快人心。

《道听途说》卷一《祝蔼》篇写祝蔼为维持与项女长久私情，经周密设计，助邻里宋五娶项后将其杀害。不想被邑宰采用逻辑推理加心理分析找出案情要害，使真相大白。可供司法刑侦工作参考，其情节设计随逻辑推理分析步步深入，能引人入胜。

除了以上题材，明清轶事小说中还有很多明清两代市民阶层脍炙人口的名人轶事，除前面已经列举者外，还有吴三桂与陈圆圆，钱谦益与柳如是，乾隆与纪晓岚，乾隆与香妃，洪钧、瓦德西与赛金花等等。这些故事是了解明清社会文化的重要素材，限于篇幅，不再胪列。

《清代笔记小说大观》

五、明清轶事小说的体制与书写方式

作为文言小说的一支，明清轶事小说在体制形式与书写方式方面既有自己的特性，也有与其他文言小说相同的共性特点。

（一）关于明清轶事小说的体制形式与表现特点

轶事小说体制形式多样，在文言小说中体制最为完备。如前所述，文言小说的体制不外世说体、杂记体和传奇体三种。其中传奇体为传奇小说所用，杂记体为志怪小说和轶事小说共享，而世说体则为轶事小说所独有。

历史上志怪小说曾经有过类似《世说新语》的分类体制，但没有形成气候，流传下来。而轶事小说中的世说体却是一枝独秀，代不乏作。

明清轶事小说的世说体作品在唐宋续作的基础上逐渐完善并发展，在门类设定上共有三种方式。

一是全部照搬《世说新语》门类旧目，如《明世说新语》《明语林》等。

二是在承袭《世说新语》门类的基础上加以增删，如《何氏语林》在《世说新语》原书基础上增添“言志”“博识”两门；《玉堂丛语》共五十四个门类，其中二十二个承袭《世说新语》，三十二个为自立；《今世说》则删除《世说新语》中作者认为有伤人之嫌的六个门类，保留其余三十个门类等等。

三是完全不用《世说新语》门类名称，全部自立。如《舌华录》《南吴旧话录》（二十四卷本），以及《宋琐语》等。

《世说新语资料汇编》，刘强编著，凤凰出版社2020年版。

从明清轶事小说这些门类名称承袭变化中，可以折射出传统文化在继承中获得更新的痕迹。《世说新语》所设三十六个门类中，先从“孔门四科”的“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入手，然后根据人物的性格和气质属性和身份特征进行分类。其背后的文化总体动因就是全面反映在门阀士族崛起和清谈玄学背景下文化士人的人格精神风貌。

如果说，明清世说体轶事小说门类设置中承袭《世说新语》者为继承传统的表现的话，那么新增的门类则体现出社会时代变迁的影响和制约。

如《玉堂丛语》新增的三十二个门类中，诸如“铨选”“筹策”“荐举”“科试”“科目”等与明清科举制度科目和内容相关的类目名称占据很大比重，就反映出明清科举制度盛行对世说体门类设定的影响；《宋琐语》新设门类中的“吏才”“综练”“机权”“兵略”则反映出清初以来“经世致用”思想潮流的影响制约。

世说体是轶事小说的独有形式，其按内容分类，以类相从的体制在内容表达和人物塑造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和特点。

因为每一门类中收录了内容性质相同和故事内容不同的诸多人物故事，所以从内容表达的角度看，每一门类实际上是一个同类主题内容的汇聚。这正是世说体从类书那里借鉴而来的编纂方式，目的就是用不同的故事来反复渲染同一主题的思想。

《唐人轶事汇编》

而从人物塑造的角度看，世说体又有另外一种独特功效。一个人的故事事迹，分别被编排在不同的门类当中。每一个门类中同一人物的内容好似是这个人物某个性格内涵的侧面，而同一人物在全书各个门类中故事的整合，就是这个人物全部的性格内涵。

这种人物形象塑造方法无论是在文言小说当中，还是与白话小说相比，都具有独一无二的特质。

与世说体相比，杂记体的个性特征不够鲜明，但与前代杂记体轶事小说相比，也有一些在原有基础上的变化表现。

表现之一是全书篇幅的伸缩更加自由。明代以前的杂记体小说全书篇幅大体比较均衡持中，很少有长短差异很大的。明代开始则出现多样化趋势，短者不乏一卷成书者，长者则几十卷。这样的体制变化给作者带来较大的自由度，可以随意尽兴而为。

表现之二是出现部分专记地方故事轶闻的杂记体小说，如《苏谈》《吴中故语》《汝南遗事》《泉南杂志》等。这类小说此前也零星出现过，但未形成规模。

明代以来城市经济更加繁荣，使这类小说成批涌现。地方型杂记体小说能集中反映某时某地人物轶闻，特色更加鲜明。由于这些新的变化，使传统的杂记体小说在原来基础上又呈现出新鲜气息，也扩大和增强了杂记体小说在体制层面的表现力。

除了传统的世说体和杂记体，明清轶事小说在体制上还有外部体制的介入和协助。其中主要包括杂俎类辑纂小说和传奇体制中的现实轶事成分。

明清文言小说在原有基础上，陆续成批出现摘录辑纂前人书籍汇编为较大规模的杂俎类小说汇编。

清抄本《坚瓠集》

这些小说选材广泛，规模庞大，题材也比较齐全。其中不少作品含有大量轶事小说成分，如冯梦龙编纂《古今谈概》《情史》《智囊补》，褚人获编辑《坚瓠集》等等。

这些小说因为系从前代各类文献中摘录小说故事，因而具有优选优势，能够汇聚集中前代小说精粹之作。其中大量各类轶闻故事丰富扩展了轶事小说的阵容，增添了很多精彩故事。

传奇小说发展到明清也出现多样化的态势。其主流是从《剪灯新话》到《聊斋志异》之类偏重传统烟粉灵怪题材，文采绚烂的高雅传奇作品。但也出现一批反映普通市民生活，描绘市井人物形象，然而故事又比以往世说体和杂记体小说曲折生动，非常接地气的通俗传奇小说。

这类小说尽管体制上在轶事小说两种传统体制之外，但就其写实实录的写作精神来说，又与轶事小说的实录精神完全吻合，因而可以将其作为轶事小说的编外成员加以归拢。

（二）关于明清轶事小说的人物形象塑造

人物形象是小说文体的基本要素，也是衡量小说艺术质量的主要参照。明清轶事小说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出现双水合流的态势，即传统的简笔勾勒式与来自传奇体的细腻描绘式走向合流。

旧抄本《西京杂记》

以《世说新语》为代表的世说体和以《西京杂记》为代表杂记体是传统轶事小说的两大体制模式。这两类小说在人物形象描写上的共同特点是短小简约，其细微差别是《世说新语》更有韵致传神功效，《西京杂记》则偏于逼真写实。这两方面的传统都为明清轶事小说所继承。

但与此同时，无论是世说体小说还是杂记体小说，一方面力求保留以往既定传统，另一方面，在人物形象描写塑造方面又都有以增加细腻描写的方式扩大轶事小说在人物形象方面的趋势和表现。

《此中人语》“童子获虎”条记载一个捡菜拾柴的儿童，被老虎衔去。醒来以后，童子用计杀死了老虎，脱离了危险。

作者在刻划儿童形象时采用了心理描写和细节描写的手法。当他吓昏醒来准备逃跑时，忽然想到“我若逃，虎必吃我，是速我死也。”表现出他头脑清醒和临危不惧的特点。接着他想出了制伏老虎的办法，先轻轻抚摸老虎，使其威风减下，再将打柴的绳索解下，一头系在老虎阴囊上，一头系在树上，然后悄悄离去。当老虎发现童子离去时，大吼扑来，谁知阴囊已去。儿童趁势用石头打死老虎。

其中抚摸老虎和系绳索的描写，作者写得很细致，这就入微地表现了儿童的机敏、勇敢。这种细致的刻划人物的方法，在轶事小说的发展史上，具有突破性的意义。

《明代笔记小说》

又如《古今谈概》“佣”条，记载唐寅看中别人的丫环，跟踪尾随，了解住址，然后冒充佣书，与丫环结合，双双逃走的故事。文中对唐伯虎采虚实相间的手法，先用实写，描写他跟踪人家，受雇于人的经过，使人了解其精明手段。入华府后，采用了虚写的手法，没有具体写他和丫环结合的过程。因为前面的交代，已使人确信唐寅必会达到目的。

这种比较细腻的描写已经能够看出向传奇小说人物形象塑造靠拢的痕迹。其他如《何氏语林》“让功”条钱若水，《觚剩》“云娘”条云娘的形象等，也都有类似的倾向。

另一方面，唐代以来已经非常成熟的传奇小说人物形象塑造方法在明清时期写实题材的通俗传奇作品中也得到很好发挥和张扬，塑造了很多人物性格饱满丰富的文学形象。

如《九籥集》中《负情侬传》的杜十娘形象，《觚賸》中《睐娘》睐娘形象，都非常成功，可以和唐代传奇名篇相媲美。另外在《青泥莲花记》《道听途说》《客窗闲话》《柳崖外编》中的很多人物形象，也都有不少成功之作。

这些人物形象与《剪灯新话》《聊斋志异》相比，稍显平实，但却与轶事小说自身的质实本色相吻合。虽然它与传奇小说的高雅华丽风格稍有变异，但却与传统轶事小说人物形象描绘的细腻描写变化取得默契和共鸣，共同为轶事小说人物形象从简单描绘走向文学塑造添砖加瓦，襄助其成。

《明代笔记考论》

（三）关于明清轶事小说的情节结构经营

如同人物形象塑造一样，情节结构也是作为叙事文学的小说文体重要本色。但早期轶事小说在情节结构方面并不十分出色。

相比之下，早期杂记体小说中的故事情节性要大于世说体小说。世说体小说即便是安排设置了故事情节，也需要读者用知识和阅历去意会其中的韵味。

而杂记体小说中的情节描写一般会直接用人物故事去捕捉牵动读者阅读注意力，像《西京杂记》中描写王昭君、赵飞燕、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故事等都是如此。

到了明清轶事小说这里，与人物形象塑造的情况也比较类似，出现双线并行的情况。

一方面，一些以辑纂前代小说而成的世说体小说从前代既有的小说和历史文献中，努力按照世说体对于轶事小说的定义去遴选那些具有蕴含韵致的人物故事，如《舌华录》《宋琐语》等。

一些反映当代社会生活的世说体小说也努力按照《世说新语》的老模式来模仿操作，但老字号的产品需要老字号的原材料。

用新的原材料想去做老字号的招牌菜，毕竟不会是原汁原味，而是有了新材料的时代痕迹。比如《玉剑尊闻》《明语林》《今世说》等。

另一方面，杂记体小说在原有比较注重写实实录的基础上，进一步追求小说故事情节的丰富曲折和引人入胜。

如《此中人语》“守节难”条，写一个年轻的寡妇，忍受不住青春的寂寞，向孩子的老师求爱，却遭到拒绝。一怒之下砍下自己两手指，立志守节。后孩子中举，提出给母亲请旌。主考官也就是他原来的老师却不批准。后来寡妇拿出自断的二指，考官知其苦心，终于批准。

《清代笔记小说研究》

这个故事采用倒叙的手法，先写老师不辞而别，再写儿子应试得举，请旌不准，最后才引出寡妇年轻时候的故事。这样处理，显得波澜起伏，有戏剧性效果。

《新世说》“郑板桥”条，记郑板桥被人以狗肉换去书法手迹。小说运用悬念的手法，吃狗肉时，人们并不知道主人为谁，直到最后商人交底，大家才恍然大悟。

另外象《金壶七墨》“某太守”条，《野记》“蒋霆得妇”条，情节安排都比较出色。已经明显看出迈向传奇小说靠拢，追求更加丰富的情节变化和复杂故事设置，与现代小说情节手法也日趋接近。

与杂记体小说情节结构趋向复杂细腻化的走势相吻合，写实题材传奇作品在情节结构的复杂细腻方面更展示出自己固有优势，同时也与白话通俗小说中理念中的“尚奇”说遥相呼应，争奇斗艳，在用传奇体撰写编织故事方面表现出更大的成绩。

《明清笔记谈丛》

如《九籥别集》卷二《珠衫》篇以楚商妻子所赠婚外情人珠衫又为丈夫得到后作为休妻证据等曲折而巧合描写，使故事情节变化跌宕，引人入胜。

该篇故事情节也颇富变化，在明清小说戏曲中产生过广泛深远影响。冯梦龙将其收入《情史》卷一六中,宋存标《情种》卷四亦收此文。冯氏又据此演为《古今小说·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另明闲闲子《远帆楼》传奇,柳氏及袁于令《珍珠衫》传奇,叶宪祖《会香衫》杂剧,皆铺写此事。柳敬亭说书中亦有此一目。

《道听途说》卷一《祝蔼》所写祝蔼杀人后企图嫁祸于人被邑宰智慧侦破，其情节设计随逻辑推理分析步步深入，吸引读者不忍释卷，均能引人入胜。

（四）关于明清轶事小说的语言表达

小说作为语言艺术，语言表达既是经营故事的基础，又是展示特征之所在。明清轶事小说在保持传统特色的基础上，又随社会时代变化调整更新，更趋完善。大致有三个走向：承续世说体小说语言传统的简约体，受传奇小说影响的传奇体，受白话通俗小说影响的白话体。

传统轶事小说语言表达特征明显而又享有盛誉者为《世说新语》，这部以“言约旨远”见长的世说体小说被鲁迅称为“记言则玄远冷峻，记行则高简瑰奇”，堪称高冷而凝练的杰作。

这一特点在明清部分轶事小说中继续得到承续。其中包括两类作品，一是从前代子史杂书中蒐集故事汇编而成的世说体小说，如《何氏语林》《南北朝新语》《舌华录》《宋琐语》等，二是追踵世说体的明清人新著，如《玉剑尊闻》《明语林》《今世说》等。

这两类小说尽管因语言第一书写者的时代差异而略有出入，但在追求模仿《世说新语》“言约旨远”语言特征方面却完全一致。

《明清笔记史料丛刊》

明清轶事小说中人物形象和情节结构的扩展增强要得力于语言表达的充分，而语言表达的充分主要又是传奇小说助力滋养的结果。唐代传奇小说语言表达的成功经验为明清轶事小说所汲取吸收，为明清轶事小说语言表达的充分细腻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无论是杂记体小说对于扩大小说容量规模的努力，还是采用传奇体进行实录写作的通俗轶事小说，都因为传奇体语言能量的支撑而获得成绩。

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叙述语言体量增大。不仅杂记体小说的叙述语言逐渐趋向丰富细腻，而且连向来以“言约旨远”著称的世说体小说也部分开始“转型”——向叙述语言的丰富细腻发展过渡。如作为世说体终结之作的《新世说》所写“香妃”和“赛金花”故事，已经基本离开传统世说体小说高冷凝练的传统，而采用传奇小说较为宏大的叙事容量，明显表现出语言风格的变化。

《清世说新语校注》

二是语言的华美文雅，具体表现为绚丽的语言描述和用典的增加。如《九籥集·负情侬传》所写杜十娘故事，词采华美，铺排雍容，凄婉欲绝，如泣如诉，其文学语言表达能力堪为明清轶事小说巅峰之作。其他如《觚賸》中所写柳如是、陈圆圆、睐娘故事，《新世说》所写香妃、赛金花故事等，均有美词可观。

三是明清时期市民文化主流所造成文学艺术“适俗”倾向在文言轶事小说领域也有波及，具体表现为语言口语化、白话化的态势。其中以李伯元《南亭笔记》为代表。该书中部分故事或用白话叙述故事，或直接用白话陈述人物语言，语言通俗化倾向十分明显：

康熙暮年，牙齿尽脱。尝在池上率嫔妃钓鱼取乐，偶举竿得一鳖，旋脱去。一妃曰：“亡八挠了。”皇后在左曰：“光景是没有门牙了，所以衔不住钩子。”妃斜视康熙而笑不止。康熙怒，以为言者无意，笑者有心。因贬妃终身不使近御。（《南亭笔记》卷一）[30]

纵观明清轶事小说以上三个方面语言表达的现象，可见轶事小说这一起源于汉魏六朝的古老形式，到了晚清仍然在变异中生存，堪称文学形式的一棵不老常青树。

《笔记小说大观》

综上所述，可见无论是从全面深入认识和发掘中国小说史宝贵遗产的角度，还是从普通读者更多了解古代文化遗产，阅读古代优秀文学作品的角度，明清轶事小说都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 值得深入发掘研究，值得阅读欣赏。

注释：

[1] 参见宁稼雨：《什么是志人小说》，《文史知识》2018年第一期。

[2] 参见宁稼雨：《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前言》，齐鲁书社1996年版。

[3] 郑樵《通志·校雠略·编次之讹论》，《四库备要》本。

[4]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下》，中华书局1964年排印本。

[5]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小说家杂事类跋。中华书局

[6] 宁稼雨《中国志人小说史》第一章绪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页。

[7] 参见宁稼雨《中国传统文化“三段说”刍论》，《求索》 2017年第三期特稿。

[8] 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高洪钧校注本，第27页。

[9] 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高洪钧校注本，第480页。

[10] 岳麓书社1985年排印本，第328页。

[11] 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高洪钧校注本，第485页。

[12] 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高洪钧校注本，第486页。

[13] 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高洪钧校注本，第480页。

[14] 清同治十三年(1874)元和祝氏刊本。

[15] 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高洪钧校注本，第99页。

[16] 嘉靖二十九年（1550）华亭何氏翻经堂刊本。

[17] 岳麓书社1985年排印本，第279页。

[18] 岳麓书社1985年排印本，第44页。

[19]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说郛三种》本《续说郛》，第1011页。

[20] 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高洪钧校注本，第47页。

[21] 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高洪钧校注本，第53页。

[22] 黄山书社1999年陆林校点本，第47页。

[23] 黄山书社1999年陆林校点本，第46-47页。

[24]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说郛三种》本《续说郛》，第1111页。

[25] 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高洪钧校注本，第183-184页。

[26] 《清人说荟》第二集。

[27] 春风文艺出版社1989年卜维义、吴涤尘校点本《笑史》（《古今谈概》异名），第284页。

[28] 黄山书社1999年陆林校点本，第35页。

[29] 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1986年赐麟堂刻本卷七。

[30] 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影印上海大东书局1919年胡寄尘校订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