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缓女囚离狱之谜

一场惊天丑闻的暴露

1994年7月底的一个夜晚，绵阳市检察院监所处蒋副处长正与友人把酒言欢。酒过三巡，友人突然神秘地压低声音：“蒋处长，你们检察院那个轰动绵阳的贪污案主角程秋菊，不是被判了死缓送进监狱了吗？你猜她现在在哪儿？”

蒋副处长不假思索地回答：“能在哪儿？当然是在第四监狱服刑呗。”

友人嘴角泛起一丝意味深长的笑意：“不，她正在绵阳大街上招摇过市，浓妆艳抹地逛街购物呢！”

蒋副处长闻言大惊失色，友人继续道出更令人震惊的消息——程秋菊的父亲在买啤酒时，兴高采烈地向他人炫耀：“秋菊终于出来了，我们要好好庆祝一下……这可是付出了代价的。”当被问及为救女儿花费了多少，程父神秘地伸出两根手指，暗示这笔费用不菲。

这个消息如同一枚重磅炸弹，瞬间惊醒了蒋副处长。他匆匆告别友人，火速向监所处处长汇报，随后层层上报至市检察院领导。一场针对这起离奇越狱案的调查由此展开，这起案件最终被写入了1995年3月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思卿在全国人大会议上的工作报告中，震动了整个中央。

贪污百万的”黄金情侣”

程秋菊原籍山东，1980年高中毕业后成为核工业部第24建筑公司的一名电工。1988年，她主动离职，投身个体服装业，自此成了一名老板娘。

1990年，她结识了已年届40岁的苏渝湘，一位曾在梓潼县城建委工作，后转至绵阳市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设计师。

尽管两人各自已有家庭和女儿，但这并未阻碍他们迅速坠入爱河。1992年，当海南房地产市场如火如荼之际，苏渝湘决定投身其中。通过程母的人脉关系，他被引荐给了绵阳宏达房地产开发公司总经理彭华清。

1992年10月，绵阳市永生食品厂与宏达房地产开发公司合资成立了永宏房地产开发公司。苏渝湘担任业务副总，程秋菊则身兼公关部经理和会计两职。

在促成一笔盈利交易后，他们于1993年2月获得了提拔——苏渝湘成为了公司法人代表兼总经理，程秋菊则晋升为副总经理，继续兼任会计。

这对情人掌控了公司的行政、人事、业务和财务大权，将永宏公司变成了他们的”两人天下”。随后，他们开始了一个野心勃勃的计划——收购海口市一栋建筑面积超过3万平方米、市值约1.2亿元的广琼大厦。

在一番讨价还价后，他们以每平方米4250元的价格达成了交易。为了中饱私囊，他们要求对方在发票上虚报金额至每平方米4288元，凭空多出38元。这看似微小的差额，让他们从中非法获利108万元。

正当房地产市场降温之际，他们以高出市场价500元每平方米的价格购入大厦，这一举动引起了公司董事会的警觉。经过商议，董事会一致决定解除苏、程二人的职务。

然而，这对贪婪的情侣并不在意失去职位，因为他们已经获取了巨额贪污款。他们将106万元从海口汇往成都，经过五个账户辗转，最终以真实姓名提取。其中，苏渝湘分得56万元，程秋菊则获得50万元。

两人计划于1993年7月底在成都会合，随后前往昆明，最终从云南边境非法出境。然而，法网恢恢，疏而不漏。1993年8月1日，程秋菊在昆明被绵阳市检察官逮捕；两天后，苏渝湘也在成都落网。

1993年12月底，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苏渝湘被判处死刑，程秋菊则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痴情警官的致命迷恋

程秋菊的命运本应就此终结，但她凭借聪明与美貌，在狱中遇到了”贵人”，开启了一段令人匪夷所思的越狱传奇。这位”贵人”正是绵阳市看守所管教干部高伦山。

高伦山，31岁，吉林省梅河口市人，任职绵阳市看守所，警衔一级警司。他身高1.93米，曾因出色的篮球技艺和英俊外表在部队中颇受瞩目。

1994年3月的一个下午，程秋菊在审讯中听到高伦山说普通话，便巧妙地拉近关系，也用普通话亲切地称他为”老乡”。虽然一个来自吉林，一个来自山东，但这并不妨碍她的套近乎战术。

高伦山对这位美丽的女犯一见倾心。每当他夜间值班时，便无视规定，将程秋菊从监室带出与之长谈。他问道：“你母亲、女儿、弟弟和妹妹都来看过你，为何你丈夫从未出现？”

程秋菊心思敏捷，善于用美貌俘获男性。对于有利用价值的男性，她从不放过机会。尽管她未与山东丈夫离婚，但她谎称婚姻早已结束：“这段婚姻是个悲剧，由父母安排嫁给山东的男人，婚后一直不和谐，早已结束了，哪有什么丈夫来看我？”

高伦山因与妻子关系紧张，于1992年离婚。二人同病相怜，交谈内容从家庭、工作逐渐转变为情感话题。短短一个月后，两人便确立了”恋爱”关系。

程秋菊深情地望着高伦山：“你能等我出狱后跟我结婚吗？”高伦山坚定地回答：“当然可以！没有什么能分开两颗相爱的心！”他已深陷情网，无法自拔。

此后，高伦山利用工作便利，为程秋菊提供各种特殊待遇，包括代为拨打电话、传递信件，安排与家人见面合影。5月2日，他甚至在自己生日当天将程秋菊带出监舍，共进晚餐。

6月5日，在最高法院下达程秋菊的执行令之际，高伦山租用一辆”标致”小汽车，谎称要去成都接东北归来的女儿，请假两天，将程秋菊送至宜宾监狱后立即返回绵阳。

办理入监登记时，程秋菊将高伦山标注为”丈夫”。

不久后，高伦山再次前往宜宾，通过关系见到了狱政科长，并与程秋菊会面一小时后匆忙返回绵阳。

6月25日，高伦山陪同程母井某到成都，在一位厅级朋友的引荐下第三次前往宜宾。他们会见了狱政科长，与程秋菊见面，井某还与监狱长冷代发商谈为监狱引进新项目事宜。

7月10日，高伦山第四次租车，陪同程秋菊的女儿、弟弟和妹妹一同前往监狱探视。他竟向狱政科长提出让程秋菊夜间不回监舍的请求，意外获得批准。

那晚，高与程在监狱招待所中共度一夜，直至次日中午程秋菊才返回监狱，脱离监管近24小时。

监狱体系的全面沦陷

7月15日，高伦山第五次租车，与井某及程妹一同前往监狱，与监狱长冷代发商谈引进新项目。高伦山表示，程秋菊必须亲自前往厦门考察。冷代发竟同意道：“你是程秋菊的丈夫，又是公安干警，如果你愿意担保，可以批准程秋菊离监前往厦门考察。”

高伦山毫不犹豫地以程秋菊丈夫的身份签署了担保书。就这样，入监仅38天的死缓犯程秋菊“合法”地走出了监狱大门。

然而，程秋菊对高伦山的感情究竟是真是假？检察官后来查获的一封程秋菊写给妹妹的信揭示了真相：

“小妹，姐姐有一事需告知。高干事终于鼓起勇气，向我表白了他对我的爱意，并承诺必将我解救。妹妹，人心难测，男子汉的诺言往往难以全信。你应明白姐姐此刻的境地，若能有所利用，不妨将计就计。不论他的真心与否，我都要表现得更加深不可测。若他真情实意，定会尽快设法营救我……妹妹，你可要牢记，务必与他维持联系，更要深入观察他的动向，随时向我汇报……”

讽刺的是，这封信很可能是由高伦山亲自从看守所取出，转交给程妹的。

监狱体系的全面沦陷

除了痴情警官高伦山，看守所副所长王芳全也是这起司法腐败案的关键人物。自1993年8月程秋菊被羁押起，其母井某便多次前往王芳全家中送礼，请求对女儿予以关照。

王芳全，48岁，副县级副所长，女党员，多次利用职权为程秋菊传递信件、送来食品，安排与家人见面。在她的庇护下，程秋菊在女监里成了”大姐大”，无人敢得罪。

井某先后九次赠予王芳全共5800余元现金、一枚金戒指和一尊”玉石菩萨”。

另一关键人物是监狱长冷代发。他在程秋菊入狱登记表上看到她曾是房地产公司副总经理，便希望借助她的人脉为监狱引进合资项目，这给了程秋菊逃脱的希望。

井某迅速与厦门的二女婿联系，找到了一个合适项目。7月15日，她向冷代发提出：必须由程秋菊亲自去厦门考察合资事宜。未经党委会研究，冷代发擅自批准了程秋菊外出，指示高伦山担保，并由政委批准了五天休假。

在监狱科技科徐科长陪同下，程秋菊、高伦山、井某和程妹四人深夜出发，次日上午抵达成都。高伦山向徐科长建议程秋菊需返回绵阳筹备服装事宜，徐科长同意解除监管。徐科长自己则前往省劳改局汇报赴厦门考察事宜，自然不会提及同行中有死缓犯。

程秋菊回到绵阳后，程家欢庆数日。高伦山购买了机票，准备与程秋菊等人于21日前往厦门。

抵达厦门后，生意谈判进展顺利。徐科长告知冷代发，港商希望法定代表人亲自签署协议。26日，冷代发到达厦门，与港商就”宝石钮扣”台资项目达成初步意向。

7月30日，一行人返回成都。高伦山提议其父母想与”媳妇”见面，冷代发同意程秋菊返回绵阳两天，要求她8月2日到成都会合后返回监狱。

7月31日凌晨，高伦山雇车前往成都，接冷代发及其侄儿到绵阳。中午和晚上，他们设宴款待，晚上还去舞厅娱乐，有专业陪舞小姐，死缓犯程秋菊甚至与监狱长共舞。

受到热情款待后，冷代发主动提出帮助程秋菊申诉，称在绵阳中级法院有几位好友。井、高、程三人决定送3000元作为冷的”请客”经费，由高伦山转交。

最后的疯狂与案件终结

8月1日中午，冷代发离开后，程秋菊贪恋自由，想再多逗留几天。她指使高伦山找人谎称她患子宫肌瘤大出血，需紧急手术。高伦山联系了曾在治安大队共事的友人张某，通过其在中心医院工作的兄长张医生，安排程秋菊住进妇产科病房。

当晚，高伦山给冷代发打电话，称程秋菊”大出血”入院手术。次日，冷代发与徐某赶到病房，见张医生介绍病情，井某焦急不安，“病人”正在输液，他们便信以为真。

高伦山为”妻子”伪造请假条，冷代发批准了七天假期，要求程秋菊8月9日前返回监狱。冷、徐离开后，程秋菊结束”表演”，离开病房。

获得自由后，程秋菊与高伦山在厦门和绵阳公开以夫妻身份同居，一起逛街、购物、拍照。8月8日，高伦山通过关系在涪城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领取了与化名为”陈菊”的程秋菊的婚前体检表和培训资料，准备正式注册结婚。

然而，他们的行径因一次不经意的聚会被揭露。检察院迅速展开调查，经过半年侦查，这起全国罕见的监狱枉法舞弊案真相大白。

1995年3月23日，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王芳全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高伦山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冷代发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

司法系统的警示教训

这起案件揭示了司法系统的严重腐败问题，一个被判处死缓的重大贪污犯，仅入狱38天就能在多名司法人员的纵容下重获自由，不仅暴露了个别司法工作人员的道德沦丧，也暴露了监管制度的严重漏洞。

从看守所副所长王芳全接受贿赂、特殊照顾程秋菊，到监狱长冷代发为经济利益擅自批准死缓犯外出，再到公安干警高伦山因情感纠葛协助罪犯逃脱法律制裁，整个司法链条的崩塌令人触目惊心。

这起案件最终被写入最高检工作报告，成为全国司法系统的反面教材，也为后续的监狱管理制度改革提供了重要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