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寡第7天，亡夫夜夜索欢，她依了却发现牌位后有镇魂符

周明远下葬那天，九江下了一场冷雨。

送葬的人不多，零零散散站在墓地里撑着黑伞，雨滴砸在伞面上噼里啪啦地响。我站在最前面，看着那个黑漆漆的墓穴，把最后一捧土撒在骨灰盒上。泥土落在盒盖上，发出沉闷的声响，像是有人在地底轻轻敲了敲门。

七天。从他心梗突发死在办公室里到现在，刚好七天。这七天里我一滴眼泪都没掉过，不是不难过，是哭不出来。我总觉得他还在——他坐在客厅沙发上看手机，他在厨房里找宵夜，他翻了个身把手搭在我腰上，嘟囔一句“早点睡”。可每次伸手去碰，碰到的都是冰凉的空气。

头七那天晚上，我十点上床，很快睡着了。

不知道睡了多久，迷迷糊糊中感觉到身后的床垫陷了下去。不是那种重物突然砸下来的陷法，而是缓慢的、熟悉的、像有人小心翼翼掀开被子一角然后轻轻躺进来的那种陷法。接着，一只手从背后环过来，搭在我腰上。那只手的温度不冷不热，力道不轻不重，掌心贴着我腰侧的那块皮肤，跟过去六年里每一个平凡的夜晚一模一样。

我猛地睁开眼。卧室里一片漆黑，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只有床头那个电子钟发着幽蓝的光——凌晨三点四十七分。我想转身，身体却动不了。不是被压住的那种动不了，是恐惧本身像一盆冰水从头顶浇下来，把我浑身上下每一块肌肉都冻住了。

“明远？”我的声音在发抖。身后没有回答，但那只手动了。它从我腰上滑下去，指尖轻轻勾住了我睡裙的下摆，往上撩了一寸。那个动作太熟悉了。过去六年里，他在无数个深夜用这个动作唤醒过我。有时候我刚睡着，有时候我还在做梦，但只要他指尖碰到我裙摆的那一刻，我就会醒过来。

可是他已经死了。我亲眼看着他的骨灰盒被埋进土里。

“你死了，”我说，声音像是从别人嘴里发出来的，“你已经死了。”

身后终于有了回应。不是说话，是一声叹息。那声叹息很轻，贴着我的后颈，带着一种我说不上来的凉意，顺着颈椎一路滑下去，沿着脊柱蔓延到四肢百骸。没有温度——活人的呼吸贴在后颈上应该是温热的，但他呼出的那口气是凉的，不冰，是凉的，凉得像深秋清晨的露水。

我僵在那里，浑身的汗毛根根竖起，心脏在胸腔里跳得像是要把肋骨撞碎。理智告诉我应该推开他，应该跳下床跑出这间卧室，应该尖叫着打开所有的灯。但身体不听话。六年的肌肉记忆比我强大得多——当他指尖撩起裙摆的时候，我的身体自动给出了回应。就像巴甫洛夫的狗，铃铛一响，唾液就分泌。他碰我，我就软了。六年婚姻训练出来的条件反射，不会因为一张死亡证明就自动消失。

接下来发生的事，我说不出口。不是因为羞耻，而是因为我不知道那到底是真实还是幻觉。我明明能感觉到他的重量压在我身上，能感觉到他的手指穿过我的头发，能感觉到他嘴唇贴在我锁骨上那一片凉意。但我伸手去摸他的脸的时候，指尖碰到的只有空气。然后，在某个被快感和恐惧同时淹没的瞬间，我睁开眼看见了床对面那个供桌。供桌上摆着他的遗照，照片前面是香炉和果盘，再往前，立着他的牌位。

牌位后面，有什么东西在发红。

那是一种极暗极暗的红，像是被什么东西压住了、闷住了、烧不起来又灭不掉的火光。它藏在牌位的阴影里，一闪一闪的，频率很慢，跟心跳差不多——不，不是跟心跳差不多，是跟我的心跳完全同步。我心跳一下，它就亮一下。我心跳加速，它就亮得越来越快。

我在那个瞬间清醒了。不是那种迷迷糊糊半梦半醒的清醒，是整个人被一盆冰水从头浇到脚的清醒。我一把推开身上那个看不见的重量，从床上滚下来，连滚带爬地扑到供桌前。手在发抖，膝盖磕在地板上发出沉闷的声响，我伸手绕到牌位后面，摸到了那个东西。

那是一张黄纸，巴掌大小，用朱砂画着我看不懂的符咒。纸张已经有些旧了，边缘微微卷起，朱砂的颜色却鲜艳得像是刚画上去的。纸面微微发着热，那种热不是阳光照射的温度，是一种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带着某种不知名力量的热。我捏着那张符，浑身的血一下子冲上了头顶。

这东西我见过。

两年前周明远去西安出差，回来的时候行李箱里多了一个锦缎盒子。我问他买了什么，他说是给朋友带的纪念品。但那天晚上我半夜醒来，发现他不在床上。书房的灯亮着，门虚掩着，我推门进去的时候看见他正弯着腰，把那张符纸小心翼翼地贴在什么东西后面。他看到我进来，手一抖，差点把香炉碰倒。我问他干嘛呢，他笑着把我推出书房，说我最近老做噩梦，去求了张符镇一镇，没什么大事。后来我们搬家，牌位跟着搬，那张符也跟着牌位一起搬到了新房子里。我从来没问过他符还在不在，因为我从来就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过。

可是此刻，我把符纸从牌位后面揭下来，牌位后面露出来的木板是焦黑色的。不是油漆的颜色，是被什么东西烧过的焦黑。符纸的背面，朱砂渗透了黄纸，浸出了一个暗红色的掌印，大小跟周明远的右手一模一样。而我注意到一个更细思极恐的细节——那张符咒的下方，用蝇头小楷端端正正地写着我的生辰八字。

他把我的命押在了这张符上。

供桌上，香炉里的香灰忽然无风自动。灰白色的粉末从香炉边缘溢出来，像是有什么东西正在香灰下面缓缓地爬行。我盯着那些溢出来的香灰，后背的汗毛再次竖起——香灰洒在桌面上，无声地排列成了两个字：“回来。”

电话是凌晨四点多打出去的。接电话的是一个认识了十几年的老街坊，小时候住我家隔壁，后来搬走了，再后来我听说他干了一个很冷门的行当——专门替人处理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事。电话响了很久，就在我以为没人接的时候，那头接通了。

“你家那个位置，”他的声音有些沙哑，带着刚被吵醒的低沉，“是不是供着牌位？”

我握着手机的手又抖了一下。“你怎么知道？”

他没有回答，只是问我牌位后面是不是有符。我说是，黄纸朱砂，还写着我的生辰八字。电话那头忽然安静下来，安静到我能听见他那边墙上挂钟的滴答声。过了很久他才开口，声音很低很低，低到我几乎以为是自己的幻觉——“你现在，还‘看得见’吗？”

我抬起头。卧室里，黑暗之中，供桌旁边的穿衣镜里映着一个人影。那个人影站在镜子深处，穿的不是寿衣，而是一件我无比熟悉的旧T恤——领口有些松垮，胸前印着永华集团年会的字样。周明远站在镜子里面，正对着我笑。那个笑容不是他死前那种被工作和生活压得疲惫不堪的笑。是他二十四岁追我的时候，在我家楼下站了三个小时，举着一把破伞淋成落汤鸡，然后冲我呲牙咧嘴的那个笑。

他手里捏着一沓东西，灰扑扑的，残破不堪，像是从火堆里抢救出来的纸片。借着镜子深处幽幽暗暗的光，我看清了那沓纸是什么——是一叠用了一半的黄纸，上面全是朱砂画了一半的符咒，每一笔都歪歪扭扭，每一道符都有头无尾。那是活人写给死人的信，每一封都没写完。因为写完的符咒，是拿来镇魂的。而没写完的，是拿来思念的。

他画了那么多没写完的符，一张都不敢烧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