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中国前，菲律宾最好解释一下：巴丹群岛为什么在自己画的线外

2026年6月30日，暨南大学联合国内多家高校与智库举办学术研讨会，围绕日菲海域划界背景下巴丹群岛的历史、法理与地缘问题开展专题研讨。相关学术观点流出之后，在菲律宾国内引发强烈反应。2026年7月9日，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在马尼拉接受媒体拦访（ambush interview，非正式专场记者会），针对与会中国学者提出的研究结论作出激烈回应，现场口头评价该类学术主张“baseless（毫无根据）、ludicrous（荒谬可笑）、nonsense（胡说八道）”，相关现场口述内容被菲律宾本土媒体Remate News Central以及路透社予以记录转载。需要着重厘清，研讨会上形成的判断仅属于国内学界的学术探讨成果，并不代表中国政府官方立场，中国外交部并未正式提出针对巴丹群岛的主权诉求，路透社原始报道也专门标注了这一重要前提。

7月10日，菲律宾外交部发布正式书面声明反驳相关学术观点，将中国驻佬沃总领事馆领区覆盖巴丹群岛作为己方主权论据之一。这一场舆论风波的特殊价值，并不在于岛礁权益本身，而在于它撕开了亚太海洋治理中长期被现实管控所掩盖的规则矛盾，集中暴露出菲律宾在领土界定、国际法适用、同盟战略布局层面的短板。

从现代国际法领土确权体系来看，奠基性国际条约是主权国家领土边界最具优先效力的法定依据，构成各国领土权属需要尊重的刚性框架。菲律宾作为近代殖民体系衍生的主权国家，其现代领土疆域完全依托美西战争之后签署的系列国际条约予以划定。1898年《美西巴黎条约》第三条，以闭合经纬度多边形划定西班牙割让给美国的菲律宾群岛范围，条约文本明确将北纬20度线作为割让领土的北部边界，所有割让岛屿均被限定在该纬度线以南。对照地理测绘数据，巴丹群岛主体岛屿巴丹岛坐落于北纬20°25′‑21°N区间，群岛最北端雅米岛达到北纬21°03′，整片群岛地理上处于条约划定割让范围之外。条约文本本身没有直接写明“巴丹群岛归属中国”，只是该群岛不在西班牙移交美国的领土多边形之内，这是后续学界展开法理辨析的原始文本基础。

1900年《美西华盛顿条约》、1930年英美北婆罗洲与美属菲律宾边界条约，均完整继承《巴黎条约》的领土划定框架，没有新增条款将巴丹群岛增补进入菲律宾领土清单。1946年菲律宾独立所签署的《马尼拉条约》，再次确认菲律宾继承的领土范围严格承袭殖民时代系列条约划定的疆域。1935年菲律宾宪法第一条，将国家领土界定为《1898巴黎条约》、1900《华盛顿条约》、1930英美条约割让的全部领土，同时纳入菲律宾殖民政府当时实际行使管辖的全部土地。该宪法文本没有直接写明“北纬20度”，菲律宾方面常援引“实际行使管辖权”条款，主张巴丹群岛属于本国领土；中方学界则认为附加条款不能突破《巴黎条约》经纬度划定的割让范围，这是双方法律辩论的核心分歧点之一。菲律宾本国1961年第3046号共和国法令，同样援引上述条约作为领土法律渊源。

菲律宾当下对巴丹群岛行使实际行政管辖，法律源头来自1961年颁布的第3046号共和国法令，通过国内领海基线立法，单方面将巴丹群岛纳入菲律宾领土基线之内。依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27条确立的国际法基本原则，主权国家不得以国内立法作为拒绝履行已生效国际条约的理由，国内法仅具备域内效力，不能单方面修改多国共同签署的边界条约。菲律宾方面的法律抗辩则认为，西班牙殖民时期已经将巴丹群岛划入卡加延省进行行政管理，3046号法令只是对殖民时期既成行政管辖事实的法律确认，并非单方面变更国际条约划定边界。这一分歧属于学界持续辩论的法律议题，尚未经过国际司法机构作出生效判决予以裁断。菲律宾依靠国内立法完成扩界之后，持续数十年对群岛实施行政建制、移民定居、地方治理，形成稳固的事实管控状态，事实控制与条约文本之间的张力，构成本次争议的法律原点。

回溯二战之后的权属流转历史，能够进一步看清现实管控局面的形成过程。二战期间巴丹群岛被日本军队占领。《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确立日本归还其窃取他国领土的总原则，但两份文件并未专门提及巴丹群岛，战后该群岛的权属处置并未经过同盟国层面专门确权流程。战后美国军队接管巴丹群岛，在未完成同盟国层面正式确权、未与中方开展主权交割磋商的前提下，在菲律宾独立前后将群岛的行政管理权移交菲方。从国际法理层面，由于巴丹群岛战后并未经过同盟国确权程序，美国并不具备对该岛的完整主权处置权，该移交行为仅完成行政管辖权的转移，并不自动带来主权的法律让渡。菲律宾则主张，自身完整继承西班牙殖民时期的行政疆域，美国移交行政权即完成主权传承。战后东亚海域力量真空，客观上为菲律宾巩固对巴丹群岛的实际管辖创造外部条件，持续的事实占领并不等同于国际法层面合法取得主权。

西班牙于1783年将巴丹群岛并入西属菲律宾卡加延省并建立殖民行政建制。对于该殖民管辖是否构成国际法意义上完整的有效占领，中菲双方学界存在截然不同的解读，至今没有形成共识。菲方以殖民档案、行省建制作为历史主权的重要支撑；中方学者提出，该区域殖民统治力量薄弱，常驻治理不足，难以满足近代国际法有效占领的全部要件。

考古学与人文遗存的跨学科研究，还原了巴丹群岛与中国台湾地区绵延数千年的史前文明联系，该部分研究成果有公开考古报告与学术论文作为支撑。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考古学家彼得·贝尔伍德团队、菲律宾国家博物馆联合考古项目证实，巴丹群岛最早的新石器时代聚落，由自台湾岛迁徙南下的人群建立；群岛出土的磨光红陶、圈足带把陶器、渔猎专用网坠，器物形制工艺，与台湾东部富山、潮来桥史前遗址高度契合；当地长期流行的瓮棺葬习俗，同样与台湾东部史前丧葬文化一脉相承，上述文化特征，在吕宋岛本土同时期考古遗存中很难找到对应样本。

环西太平洋史前玉石贸易体系同样提供实物佐证，台湾花莲丰田玉是环南海史前十分重要的玉石原料。伊拜雅岛阿纳罗玉作坊遗址，出土大量玉石加工废料、毛坯与半成品，地质成分检测确认原料全部来自台湾花莲玉矿，证实数千年来台湾持续向巴丹群岛输出玉料与加工技艺，巴丹群岛是台湾史前手工业向外辐射的海上加工节点与贸易站点。语言学研究证实，巴丹群岛伊瓦坦语与台湾兰屿达悟语同属于南岛语系，反映古代人群跨海峡迁徙往来。需要明确的是，史前文化亲缘、族群迁徙联系，在现代国际法框架之下，不能直接推导出现代领土主权归属，这是文化史证据，而非领土确权的法律依据，菲律宾学界同样承认两地古文化交流，但不接受以此推导主权归属的学术结论。

本次议题带来的启示，是菲律宾长期在南海议题当中构建的规则话语体系遭遇到现实检验。过去十余年，菲律宾持续援引2016年南海仲裁案的裁决文本，塑造自身作为国际海洋秩序维护者的对外形象，频繁调动国际法话语，向中方施加舆论压力。但这套对外叙事，在巴丹群岛议题面前显现出内在矛盾。国际仲裁与司法机制的公信力，根基在于规则统一、标准一致、适用对等。如果认可仲裁庭所援引的条约法、海洋法原则拥有普遍约束力，那么效力层级更高的奠基性殖民条约就应当得到尊重，菲律宾以国内立法修改条约边界的行为便不具备正当性；如果承认一国国内立法可以推翻百年国际条约，那么南海仲裁裁决赖以成立的整套规则基础也随之消解。菲律宾在不同议题上对国际法进行选择性解读，对外博弈和自身领土问题采用两套评判标尺，使其多年塑造的守序国家形象受到冲击。

7月10日菲律宾外交部正式声明中，将中国驻佬沃总领事馆领区覆盖巴丹群岛作为主权论证依据。领事辖区是双边外交协商确定的外事服务范围，服务旅居当地本国公民，属于外事行政管辖范畴，和领土主权归属分属两套法律概念，全球外交实践中，领事领区划分从来不会构成领土主权的法律承认。

相较于法理层面的争论，巴丹群岛巨大的地缘战略价值，才是菲律宾官方反应激烈的深层动因。巴丹群岛扼守巴士海峡‑吕宋海峡北端，最北端雅米岛距台湾岛约142公里、距兰屿约98公里，处在第一岛链北段关键咽喉位置，是南海海水通往西太平洋的重要海上通道。近年来美菲同盟持续强化，巴丹群岛成为美菲联合演训的重点区域。2025年4月至6月，在“肩并肩”及“KAMANDAG‑9”联合军演框架下，美军第3海军陆战队濒海团（3rd MLR）使用KC‑130J运输机将NMESIS远征反舰导弹系统投送至菲律宾北部，并运抵巴丹群岛开展演习。该系统搭载海军打击导弹（Naval Strike Missile, NSM），射程约185公里，可从陆基阵地打击水面舰艇，理论上具备威慑巴士海峡海上通道的能力。演习中，美军第3濒海作战团、第1多域特遣部队与菲律宾海军陆战队第10营登陆队联合演练了“关键海上地形”夺取与防御等科目。演习结束后，菲律宾海军证实NMESIS系统并未撤出菲律宾，留在当地“用于训练目的”。相关装备调动属于演习框架下的机动行动，并非美军永久固定驻防。菲律宾在巴丹群岛巴坦岛马哈陶镇建成马哈陶前沿作战基地（Mahatao Forward Operating Base，Mahatao FOB），由菲军掌控，是该区域规模最大的军事建设项目，主要服务于菲方海域态势监控等日常管控任务，美军使用需经菲方授权，通常在联合演习期间依托该基地开展相关行动。整套面向台海方向的侦察、反舰打击演训布局，全部建立在菲律宾对巴丹群岛拥有合法主权这一前提之上。

与此同时，2026年5月“肩并肩”演习期间，日本自卫队首次在菲律宾境内实施实弹课目，于吕宋岛北部海岸发射两枚88式岸基反舰导弹，击中约75公里外海面靶船。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菲律宾境内开展导弹实弹射击。此外，巴丹群岛相关法理讨论，也对日菲台东海域划界磋商形成现实约束。2026年5月28日，日本与菲律宾正式宣布启动针对台湾东侧海域的专属经济区、大陆架划界对话，双方对外声明谈判不损害第三方权益，但整个磋商进程并未邀请中国参与。巴丹群岛条约地位被重新纳入学术审视，直接消解菲律宾参与该海域划界的法理基础，对日菲未经中方参与便推进台湾东侧海域划界磋商的行为形成现实法理牵制。

放置到更长的历史周期观察，巴丹群岛风波，是冷战遗留不合理地缘现状与现代国际法秩序发生碰撞的典型案例。二战结束之后，亚太海域多处出现依靠权力真空、大国临时接管形成的实际管控局面。部分国家依托事实占领，通过国内立法持续扩张领土与海洋权益，对国际法采取实用主义的取舍方式，优先选取对本国有利的条约条文，回避不利于自身的历史约定。菲律宾领土主张的矛盾根源就在于此：现代国家疆域起源于殖民时代国际条约，独立之后又希望依靠国内立法突破条约划定的边界，现实管控优先于条约文本，实用主义压倒规则统一。

在国际法实践当中，长期持续的实际控制会在领土争端当中形成现实影响力，但单纯的事实占领，并不能自动抵消奠基性国际条约的效力，占领行为也不会随着时间流逝自动洗白源头。菲律宾拥有数十年稳定行政管辖、人口定居、地方建制等客观事实，是菲方阐述自身主权主张的现实依据；条约文本划定的疆域边界，则是另一套法律维度，二者不能互相替代。

区域海洋治理向前演进的方向，应当摒弃“实控即主权”的旧式思维，回归条约文本、历史事实，坚持国际法规则统一适用。菲律宾面前存在两条现实路径：一是继续依靠军事演训、同盟背书强化事实控制，延续差异化解读国际法的博弈模式，但该路径会持续消耗外交信誉，不断放大自身法理短板；二是正视殖民条约划定的原始边界，以对话协商方式处理岛礁与海域相关争议，尊重各方合法权益。

巴丹群岛议题的启示已经超越双边岛礁之争。在后冷战时代的西太平洋，大量殖民、战争遗留的领土海洋矛盾并未真正消解，不少现实管控格局来源于大国博弈与权力真空，并非全部具备完整条约法理链条。当博弈各方仅仅把国际法当成博弈工具而非共同遵守的准则，区域秩序就将持续处于不稳定状态。只有做到规则对等适用，不根据自身利益随意裁剪条约条文，才能够维护西太平洋海域的长期稳定。#头条精选-薪火计划#

文 | 宋涛 媒体人、评论员、军事研究者、《传奇武器的消逝》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