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是公交车上刺眼的“贞洁是女孩最高贵的嫁妆”,一边是外籍网红冒充复旦研究生、靠名校光环接近多名女性。两个热点相隔不到几个月,却出现了完全不同的舆论温度:前者被媒体集体围剿,后者却很少看到同等力度的追问。
8月12日,南京大学博士汤家凤在社交平台发问:“上次四川公交车事件我看到有些报纸义愤填膺,这次上海王水牛事件你们在放假吗?贞洁是糟粕,难道这是你们认为的精华吗?”这句话很快冲上讨论中心,网友纷纷翻出当初的媒体评论名单,追问同一套舆论监督标准,为什么不能用在另一件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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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井研县的公交广告发生在今年3月下旬。3月25日起,北京日报、新京报、央视网、中国妇女报、人民网、光明网等媒体接连发声,认为这类宣传把女性价值捆在所谓“贞洁”上,是对人格的物化,也不该进入面向所有人的公共空间。红星新闻、澎湃新闻、南方都市报、川观新闻等媒体随后跟进,相关企业最终被责令撤下广告、整改。
这场批评并不难理解。公交车是公共场所,车身广告面对的是所有乘客,没人可以选择不接受。当企业把一种带有明显性别偏见的婚恋观,包装成“最高贵”的人生答案时,它传递的已经不只是个人观点,而是借助公共设施向陌生人灌输价值判断。
问题出在,到了上海王水牛事件,舆论却明显安静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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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水牛长期在网络上使用“复旦大学研究生”的身份包装自己,账号拥有约16万粉丝。复旦大学后来回应,他只参加过几个月的非学历语言培训,并不是学校研究生,课程结束后也早已离校。一个语言班经历,竟被包装成名校学历,这层人设就这样在社交平台上撑了一年多。
随着争议发酵,网上还出现了大量关于其交友方式的指控:通过“免费起英文名”等方式筛选女性,再以辅导中文、参观住所等理由见面;交往中经常由女方买单,并被指同时与多人保持暧昧关系。更严重的爆料称,有女性怀孕后遭到劝说打胎,随后被拉黑、失联。
这些私人经历中,部分细节仍需要警方调查和证据确认,不能仅凭网络帖子就直接下结论。但“伪造复旦研究生身份”已经被校方明确否认,其他争议也不该因为当事人是外国人、拥有网红流量,就被轻轻放过。
两件事的性质确实不完全相同。公交广告属于公共传播中的违规内容,证据清楚,主管部门也迅速处理,媒体评论自然有明确落点。王水牛事件则牵涉私人关系、网络爆料和身份造假,很多细节尚未形成完整的官方调查结论,媒体保持谨慎,并非完全没有道理。
但公众真正不舒服的地方,也正在这里:谨慎不等于沉默,不能因为事件复杂,就连最基本的事实核查和价值判断都不做。复旦是否承认其学历,这是清清楚楚的;平台是否审核过“复旦研究生”标签,也是可以追问的;一个人是否借外籍身份和名校光环获取信任,更是值得公共讨论的问题。
两种舆论反应放在一起,就显出了某种不平衡。批评“贞洁标语”,往往安全、明确,也容易获得掌声;但批评“外籍加名校”的崇拜滤镜,就会碰到更多顾虑:担心被说成排外,担心把个案扩大,担心讨论变得不够“理性”。于是,受害者被提醒要提高警惕,骗子却被包装成一段“人生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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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有点荒唐了。反对贞洁观念压迫女性,不代表可以把责任推给被虚假身份欺骗的人;提醒年轻人交往时核验身份,也不等于指责受害者“恋爱脑”。一个人学历高、工作体面,不意味着她在亲密关系中就必须像办案民警一样,随时审查对方的每一句话。
真正需要排在前面的,是涉嫌造假和伤害他人的行为本身。伪造学历、利用身份差异建立信任、同时接触多人、在发生身体风险后逃避责任,这些都不能只用一个“渣男”轻轻带过。是否涉嫌违法,应由警方和司法机关调查认定;但外籍身份绝不是天然的免责牌。
平台和高校也不能置身事外。平台让“复旦研究生”的标签长期存在,算法不断放大所谓精英人设;高校对学历生、进修生、语言班学员的身份边界,也应该让公众一眼就能分清。名校校徽、上海城市光环、外国面孔,本来只是信息,不能变成无条件的信用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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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底,反对“贞洁枷锁”和反对“崇洋滤镜”,其实是一件事:别用标签替代对人的判断。女性不该因为所谓贞洁被定义,外国人也不该因为国籍就自动获得信任。
公交广告已经撤下,王水牛的虚假学历人设也已经破裂。真正该拆掉的,不只是车身上的一句话,还有人们心里那句“外籍、名校、阳光,就等于可靠”的默认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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