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在明收到了一大外交成果，高市越看越不对劲，情况对自己很不利

8月9日，韩国东亚研究院公布了一项民调结果：46.4%的韩国民众不信任美国，高于信任比例的45.4%。这是该机构自2017年启动这项调查以来，"不信任"首次超过"信任"。日本的情况类似，47%的受访者不信任美国。美国在东亚的两个核心盟友，民众同时站到了不信任那一边。数字本身只反映结果，真正值得追问的是：短短一两年间，信任为什么流失得这么快？当同盟关系中的信任基础开始松动，对两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对美关系乃至日韩互动会产生什么连锁反应？

从信任到不信任，这个转折是怎么发生的

韩国民众对美国的好感度从72.8%掉到47.5%，但有意思的是，对美国总统个人的负面评价只从73.1%升到77.4%。这说明民众的情绪已经越过了特朗普个人，开始重新打量美国这个国家本身。

从今年以来美韩关系中发生的变化来看，这种情绪其实很自然。1月26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直接发文，以韩国国会没批准贸易协议为由，把韩国输美汽车、木材、药品的关税从15%提高到25%。韩国总统府发言人当天说“尚未收到美方正式通报”。这种操作方式比关税本身更伤人——没有谈判，没有照会，一个社交媒体帖子就改了规则。韩国汽车业界估算，仅现代和起亚两家一年就要多交5万亿韩元的税。7月份美国又以“强迫劳动”为由，依据301条款对全球60个贸易伙伴加征关税，韩日被征12.5%，英国和欧盟只要10%，“铁杆盟友”的待遇排在了欧洲后面。

日本那边的情况也一样。丰田等六大车企在2025财年因为关税损失的营业利润高达2.4万亿日元。日本承诺的对美投资总额5500亿美元——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相当于把国家相当一部分财富向美国转移。但协议落地一年，实际到位的投资只有1090亿美元，完成率20%。美国那边不管完成率多少，关税已经先降了，等于日本用空头支票换来了美国实际的关税减让，后续投资压力全在日本这边。

贸易上的损失还只是一部分，安全层面的变化才是更大的隐忧。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在5月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公开宣布——美国补贴富裕国家防务的时代结束了，印太盟友的国防开支必须提到GDP的3.5%。韩国现在是2.4%，日本是2%。要拉到3.5%，意味着每个国家每年要多掏几百亿美元。这些钱大部分会变成对美国军火的采购订单，等于盟友自己掏钱补贴美国的军工产业。

更让韩日警惕的是美国核战略的调整方向。美国正在考虑在地区冲突中更侧重使用短程战术核武器。这话在美国人听来是增强威慑，但在韩日听来完全是另一回事——降低核门槛意味着一旦有事，战火可能首先在他们的土地上烧起来。韩国媒体已经在讨论美国战术核武器是否可能重新部署到朝鲜半岛。1958年到1991年，美国在韩国部署过核武器，如果重新回来，半岛就成了核前沿阵地。日本那边担心的则是中东局势推高油价，对高度依赖中东石油的日本经济形成冲击。

还有一个因素是欧洲的示范效应，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今年5月的调查显示，欧洲15国中将美国视为盟友的受访者只有十分之一。韩日不是孤立现象，是更大范围结构性变化的一部分。当你的盟友都在重新评估与美国的关系时，你很难不跟着重新评估。

这里有一个需要区分的东西。62.3%的韩国民众仍然认为维持或适度强化韩美同盟足以保障国家安全。这个数据和46.4%不信任美国放在一起看，会产生一个很有意思的结论——韩国民众现在对美国的认知是：我需要同盟来保障安全，但我并不信任你。信任和必要性，这两个东西正在分离。

这种分离带来的直接影响是，政府在对美政策上的操作空间变了。以前民众信任美国，政府在安全和经济上向美国倾斜不会遇到太大的民意阻力。现在民众不信任了，政府再做同样的倾斜，就需要面对选民的质问。这也是为什么李在明能在对美维持同盟的同时，大幅度转向对华修复关系——民意基础给了他这个空间。

两条不同的应对路径

面对同样的民情变化，李在明和高市早苗走出了完全不同的路。

李在明的操作很务实。今年1月他带了200多人的经贸代表团访华，签了15份合作文件。他在访华期间说中韩经济合作应该从“垂直结构”转向“水平合作、平等协作”——以前韩国在中美之间是单向依赖，现在要改成双向平衡。

这套操作的成效是看得见的。韩国对华集成电路出口有望突破900亿美元，韩国综合股价指数总市值从全球第13位升到第7位。盖洛普民调显示李在明施政支持率64%，“外交”被列为首要积极评价。韩国民众对美国的信任在下降，但对中国的好感并没有同步上升——认为韩中关系良好的受访者只有14.5%。但李在明不需要民众喜欢中国，他只需要民众看到和中国打交道能带来实际利益。韩美关系良好和韩中关系良好的比例分别是17.8%和14.5%，几乎持平——这在几年前是不可想象的。

高市走的是另一条路。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把中国定位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日本法学馆宪法研究所所长伊藤真指出，白皮书提出以“综合国力”应对安全挑战，推动民用技术和社会资源全面纳入防卫体系——暗含“举国战争动员”的危险意图。高市政府4月已经解禁了杀伤性武器出口，白皮书明确日本将进一步谋求“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包括研发空射版和海射版反舰导弹。

经济上高市的让步同样惊人。今年3月访美她带去了730亿美元的投资大礼包，加上此前的承诺，日本已经在美国压力下承诺了上千亿美元投资。根据日美协议，这些投资项目在收回成本前美方拿走50%收益，收回成本后美方拿走90%。日本经济界代表团原定1月的访华行程被推迟，这是2012年以来首次非疫情原因的推迟。

两条路线走下来，结果已经很明显。李在明拿到了实质性的经贸合作，韩国企业在日本企业被迫让出的市场空间里抢了先机。高市拿到的只有不断恶化的对华关系。日本国内对美国主导的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支持率只有9%，高达82%的民众反对。高市在伊朗问题上的表态是公开谴责伊朗——和八成以上日本民众的立场完全相反。

在这一轮变局中，日韩关系本身的变化容易被忽略。8月3日公布的第13次日韩国民相互认知调查显示，54.3%的韩国受访者对日本持正面印象，创下2013年调查以来的最高。日本人对韩国的好感度从24.8%升到35.3%。读卖和韩国日报5月的联合民调显示，认为日韩关系良好的日本人有59%，韩国人66%，双双创下2010年以来新高。

这个变化对李在明来说是利好。日韩之间的民意基础变好了，他在外交上的操作空间就更大了。但对高市来说反而是压力——日本民众对韩国的亲近感在上升，对美国的不信任在上升，高市那条“强化美日同盟、对抗中国、冷处理韩国”的路线，和国内民意的方向是拧着的。

两个政府的困境和出路

高市面临的问题比看上去更棘手，她的政治基础建立在“强硬”和“亲美”两个支点上。民众对美国的信任在流失，她的第一个支点就在松动。民众对强硬路线带来的经济代价感受越来越深，她的第二个支点也在松动。丰田等六大车企2.4万亿日元的利润损失，不会因为白皮书多写几页“中国威胁”就补回来。日本经济界因为对华关系恶化失去的市场机会，也不会自动回来。高市越是对外展示对美忠诚，国内民众越是困惑——你到底是为日本服务还是为美国服务？

李在明的情况正好相反。民众不信任美国，他在安全上维持同盟、在经济上转向中国的做法，踩在了民意变化的节奏上。不信任美国不代表要撕毁同盟，但意味着需要在同盟之外找更多选项。李在明给的就是这个“更多选项”。韩国民调中62.3%的人认为维持韩美同盟足以保障安全——这说明他不会放弃同盟。但韩国民众对中美两国关系良好程度的评价已经几乎一样了，这说明在李在明的操作下，韩国民众对美国和对中国的认知关系正在趋近。

回到那个民调，不信任对信任，差距不大，但方向变了。方向变了，很多事情就回不去了。关税可以谈判，核战略可以讨论，但“美国是否值得信赖”这个根本问题一旦被民众普遍质疑，就不是靠几次首脑会晤能修复的。这个趋势对李在明是利好，对高市是利空。这一切的起点，不过是一份民调数字。但外交格局的变化，往往就是从数字的微小偏移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