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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卓恒
展览:风中写生
展期:8月4日—10月7日
地点:泰康美术馆
在泰康美术馆展厅里,黄永砅近三十米长的装置《蟒蛇计划》从头顶压下来。木质构件、麻绳和弯曲的骨架占据一层展厅大半个空间,观众从它下面穿过。巨蛇下方,宋紫薇记录的是另一种尺度。她请北京CBD白领讲述每天刷卡、过闸机、乘电梯、抵达工位的路线,看起来相似的通勤者一旦开口,疲惫、犹豫和各自的生活经验也随之出现。
两种尺度的相遇
这组并置把展览“风中写生”最有分量的问题呈现在视觉中央。《蟒蛇计划》带着中国当代艺术以巨大体量、复杂制造和全球流动形成的历史,宋紫薇记录的则是发生在写字楼里那些个体的普通生活。展览让两种尺度在同一个空间里相遇。
“风中写生”是泰康三十周年纪念展,汇集56位/组艺术家的74件/组作品。序厅以1905年、1942年、1977年等历史节点,交代泰康收藏与研究所依托的坐标。主体展览则以“皮肤”“风”“泥土”“痕迹”“留下”五个词组织,把时间带回身体、家庭、劳动、迁徙、故乡和死亡。
两套语言接在一起并不完全顺畅。从《资本论》(第一版)、《国富论》和中国现当代艺术的历史坐标,突然转入父子关系、每日通勤和返乡经验,变化十分明显。这处接缝也露出了周年展内部的两种需要。机构要说明三十年做过什么,艺术家更关心这些年在人身上留下了什么。
艺术家的策展方法
策展人是艺术家辛云鹏,他长期使用装置、影像、现成物和特定空间工作,对身体如何被空间和日常规则安排保持敏感。由他担任策展人,展览没有沿着年代、流派和媒介建立一部整齐的机构史。“皮肤”“风”“泥土”“痕迹”“留下”算不上严格的艺术史分类,更像艺术家处理材料和经验等时使用的工作词汇。宽松的边界把不同年代和媒介的作品拉到一起,也给现场判断留下了空间。
有些并置确实打开了作品原有的含义。宋冬把自己的手部影像投射到照片中父亲身体上,那只手看似完成了触摸,光影与肉身的距离却始终存在。李燎把亲密关系中对艺术劳动的质问带进作品,收入、责任和家庭生活随即撕开了“艺术家生活”的浪漫想象。两件作品都从家庭出发,留下的却不只是温情。
展陈设计把这种构想转化为空间结构。门洞安排身体的进入和离开,窗洞把目光提前引向尚未抵达的区域。锐角、转折和遮挡使观众很难维持一条平稳路线。黄永砅的巨蛇因此更加逼近身体,部分影像的声音也越过展墙。大型装置有时会盖过小作品的声音,多组影像在人群密集时也会互相干扰。放在一个强调总结和成果的周年节点上,这种不整齐反而保留了艺术自身的尺度。
被生命叙事柔化的现实
从“皮肤”进入“风”,展览的现实感逐渐增强。曹斐的《我的未来不是梦》让工厂劳动者暂时离开流水线的规定动作,进入角色扮演和个人想象。隋建国把“MADEINCHINA”做成沉重的钢铁雕塑,商品标签由此获得制造业、劳动和国家形象的重量。梁硕的《城市农民》把快速城市化中的身份落差压进一个称谓。蒋竹韵的眼球追踪装置则让观众的目光成为系统捕捉和计算的对象。
走向“泥土”“痕迹”和“留下”,展厅里的问题开始改变。父亲、故乡、告别、梦境与生命终点成为主线。厉槟源在《自由耕种》中一次次跳入泥水中,把身体交给父亲留下的土地。《最后一封信》让陌生人分段朗读父亲的文字,如此多的声音却仍然拼不回一个完整的人。向京的纪录片《回到北方》跟随艺术家王广义返乡,人回到出生之地,才发现土地、房屋和自己都已改变。
这个转向让后半段更容易进入,也让现实中的冲突变轻了。工厂、城市和技术,逐渐被故乡、记忆与死亡接住。曹斐作品中的劳动者、梁硕作品中的身份落差,以及《蟒蛇计划》背后的全球化条件,都可能被包进“生命经验”这个宽泛的主题。观众找到了共情的位置,作品中拒绝和解的部分却容易被削弱。展览把漫长的三十年还给具体的人,摆脱了周年展的常规做法,但当不同作品最终都流向关于生命的感叹,作品所针对的制度、历史和社会条件便不再那么清楚。
“陪伴”需要留下档案
展览之外,还有一条机构史必须提及。2003年,泰康空间成立。2023年,泰康美术馆向公众开放。策展团队介绍,主体展览中约三成作品来自泰康收藏,其余主要为外部借展。两个数字说的是不同的事。艺术家与机构有过关系,不能直接换算成馆藏比例。“陪伴”也因此成为理解这场周年展的关键词。
艺术家厉槟源在开幕式上说,他刚毕业时,一位青年艺术家有没有被泰康空间选中,一度是判断其是否正式“出道”的标准。他也曾问,自己已经这样努力地做艺术,为什么泰康空间还没有看到他。多年后,他离开北京,回到湖南生活,又以参展艺术家的身份来到展厅。
等待、错过和重新相遇,比一张成功者名单更接近艺术机构与艺术家的真实关系。结果最容易讲述,但机构史中更难处理的是,当时为什么选择这位艺术家,哪些作品没有被收藏,艺术家转向或离开中心城市以后关系有没有继续,机构的判断又在哪些时刻发生过变化。这些问题决定“陪伴”是一种长期工作,还是从今天向过去倒推出来的成功叙事。
黄永砅《蟒蛇计划》的重新安装,提供了一个可供参照的方法。团队先在外部仓库完成预搭建,逐件检查木构件、麻绳、编号和保存状况,再根据美术馆的层高与现场条件调整方案。这个过程堪称一次“考古”。作品的历史由此落到材料老化、包装运输、构件关系和历次安装的记录中,保存工作也从幕后技术变成可以被讲述的知识。
机构自身同样需要这样的考古。收藏讨论有内部边界,艺术家材料也涉及授权,全部公开并不现实。不过,项目年表、作品进入收藏的年份、持续研究中的调整,以及展览与收藏之间的变化,可以逐步整理出来。当过程能够被查阅和讨论,“长期同行”才会从一句机构表述,变成可供后来者核对的公共知识。
把过程交给后来者
一件近三十米长的装置可以再次展开,收藏、研究、出版和公共项目也得以长期维持,但一家机构是否专业,还要看专业人员能否作出判断,尚未得到市场确认的艺术能否获得机会,以及公众能否了解这些工作如何发生。
“风中写生”没有把三十周年办成一场标准的馆藏回顾。作品在并不宽裕的空间里互相挤压,有些关系准确,有些关系牵强,声音也会彼此干扰。三十年的收藏和机构积累也因此被置于新的历史关系中,没有停留在成果展示上。
对于一家持续介入艺术三十年的企业,谁来写这段历史,用什么材料写,成功之外保留了多少犹豫、遗漏和修正,后来的人能否依据公开档案作出不同判断——这些问题已无法回避。现在需要补上的,是那些尚未进入展览的材料。它们会让后来的人看见今天的结果怎样形成,也留下重新判断的可能。
图源/泰康美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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