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公费师范生，已违约

在今年的高考招录中，公费师范生，这条被称作“体制内另一条热门赛道”的路，意外上演了一出“同专业不同命”的戏码。

在安徽，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这两所部属师范的公费师范生投档线冲到了674分、665分，把国防科技大学、武警工程大学等军警院校部分专业甩在身后，让人直呼“高攀不起”。

然而在四川、湖南等地，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华东师范大学、西南大学等高校的学前教育、特殊教育、地理科学等公费师范专业，却一次次躺在征集志愿名单里。

这背后，是公费师范生政策正在经历的一次深刻调整。2024年，国家启动“本研衔接”师范生公费教育改革，部属师范大学的公费师范生培养正式从本科升级为“本科直通硕士”，但与此同时，毕业后的定向服务范围也明确排除了省会城市及主城区。

2026年，四川、湖南等多省陆续公布缩招计划，部分专业招生名额大幅缩减。如湖南公费师范生招生计划从2025年的1078人骤降至437人，降幅达59.5%，与2022年的7030人相比缩水超94%；河南、广西等地招生规模亦大幅削减逾50%。

政策的“升级”与“收缩”并行，使得考生和家长在选择时更加审慎，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区域间的冷热分化。

作者 | 杜一兰

编辑 | 木 木

头图 | 视觉中国

这不是今年才有的景象。近几年，“冰火两重天”几乎成了公费师范生的固定剧情。

火热的一边，是编制、免学费、就业兜底，承载着无数家庭的安稳期待。冰冷的一边，却是另一番现实：河南汝州、广东河源、福建莆田等地教育局，近年来陆续公示公费师范生违约名单，有人退培养费，有人交违约金，有人被记入诚信档案。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曾对某部属师范大学的公费师范生进行了追踪调查，结果显示，在追踪到的1242人中，有33人违约，占总人数的2.66%。

“尽管违约数量所占绝对比例不大，但近几年定向师范生违约人数却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东北师范大学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研究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张源源指出。此前公开数据显示，湖南省2017年公费师范生违约率在5%以下，到了2022年，这一数据上升至10%。

数据勾勒的是轮廓，而个体的选择与挣扎，才真正呈现出这条“体制内赛道”的温度与纹理。

近期，红星教育传媒·橡树实验室与三位曾经的公费师范生聊了聊，她们中，有人早在2016年就主动离场，有人在服务期满前选择交钱走人，也有人刚站上讲台一年，正盘算着六年合约到期后的出路。

她们的故事，或许能让那些抽象的数字和“稳定”“编制”“违约”等标签，变得具体可感。

笃定不后悔，一个“被迫入局”者的逃离

南希 | 35岁 | 黑龙江

南希的公费师范生身份，始于2009年一场“被迫”的志愿填报。

那时她想去上海，想学服装设计，一心想去东华大学。但父母不同意，一合计，让她填了提前批。但是在提前批里，她的分数和军校差一点点，要想实现去上海的愿望，只有公费师范生可选。

“我寻思全省就招18个，又不收学费，竞争肯定很激烈吧，没想到就录取了。”

就这样，南希成了部属师范大学的公费师范生，专业是心理学。虽然她很不情愿，但她父母很高兴，觉得当老师是“铁饭碗”。

在父母的压力之下，南希以“公费师范生”的身份在这所学校度过了四年。2013年毕业时，她考下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甚至在上海找好了一份助理咨询师的工作，但南希的妈妈不给她交违约金。

没办法，她只能回到哈尔滨，在一所普通高中当语文老师，兼任班主任。

她带的第一届学生就是高一，也是因为是第一届学生，感情很深。若非如此，“第一年摸清情况后，我可能就‘无痛离职’了。”

南希回忆，那个时候当老师，工作本身不算难，压力不大，事务也没超纲。让她不适的，是跟学生和家长打交道，以及“一眼望到头”的循环感。

“能考到我任职普高的学生，也就比职高学生好一点，但不多。”学生们的“幺蛾子”不少，打架是常事，此外和家长沟通也闹心。

有一件事，她记了很久。高一军训时，他们班里一个男生把一把西瓜刀藏在校服里。中午休息时，南希瞥见他胸前口袋里疑似有烟，让他过来检查。

男生一动，衣服里传来塑料袋的窸窣声，刀就这样被搜了出来。

“幸好发现了，不然不知道得啥样。”

当然也有让她感到暖心的时刻，比如学生嫌她办公室乱，每天休息时就有人悄悄来收拾。

“其实工作内容和氛围都还可以。”真正让她恐惧的，是时间。“就三年一个循环，人生就这样过去好吓人。”

离职的决定，她“软磨硬泡”了父母两年多，从进入这所高中任职开始，她就一直在给父母打预防针。

直到2016年，她终于成功，“没交违约金就跑了”，成为一名北漂。

在黑龙江省，公费师范生是带着编制进学校的，她说自己走了，“等于空出一个编制，所以没人拦我。但你要是不交清这些钱，考研、考公肯定不行。”

因为去意已决，父母那边还是没招，双方也没有争吵。“主要是有另一件事儿他们更上火，因为我同步宣布的另一项人生规划是，不要小孩儿。”

她偶尔会想，即便当年交了违约金去当心理咨询师，日子也不一定好过，每天接收太多负面情绪，太痛苦。

如今回头看，当年那份“没意思”的直觉，或许救了她。

她还提到，公费师范生的履约机制，在当时还留了缝隙。南希记得，同学里有人嫁到上海，通过某省教育厅协调，办了手续就在上海工作了，“主要看地方教育厅放不放人。”

她没走这条路，而是选择彻底跳开系统。

现在的她，还在北漂，工作之外，她会和朋友一起看演唱会、脱口秀，也会玩剧本杀，还会到处旅行，可支配时间更多了，生活也更丰富多彩。

谈及当年那个主动放弃“铁饭碗”的决定，她依然觉得那是正确的，“不后悔。”

两年违约金，换一次重新开始

杨雪 | 27岁 | 山东

时隔九年，杨雪至今还记得2017年夏天查分时的情形：500多分，不高不低，刚好卡在一个尴尬的位置。

分数出来后，她有一丝想学中医的想法，觉得那是一门神奇的学科，也在志愿里填了山东中医药大学。但她父亲的一句话，改变了事情的走向。

杨雪的父亲是老师，建议她报提前批的公费师范生，因为“录不上也不影响普通批”。她想着肯定录不了，随手一填，结果就被济南的一所师范院校录取了，专业是小学教育。

“当时都没听说过公费师范生，也从来没想过当老师。”知道结果那一刻，她有点伤心，一想到要跟小孩打交道就觉得烦。后来真正跟孩子待在一起，发现他们其实挺可爱。

2021年大学毕业后，杨雪被分配到山东省西北部一个县级市的九年一贯制学校，教小学四年级的数学。那是当时学校最高的年级，因为是新学校。

学校位置太偏了，这是她对学校的第一印象，“我一个同事刚去的时候都哭了。”因为是个县级市，她感觉留不住人。“周围的年轻同事，只要不是本地的、没在当地结婚的，都想考走。”

事情也多，新学校意味着杂事一箩筐。她除了上课，还在教务处干活，巡课、管打印室……打印机出点小毛病就找她。“可烦了，”她说，“用你一次觉得好用，就逮着你使劲用。”

在大多数人眼里，这是一份体面又稳定的工作。她不这么看。“谈不上体面，体面是跟工资挂钩的。”她一年税前收入不到8万。“可能在相亲市场上比较体面，”她打趣道。

因此，刚开始工作不久，受朋友的影响，她考了山西大学非全日制的研究生，专业还是小学教育。“主要也不知道报什么专业，索性就选了老本行。”

本来她想研究生毕业就辞职，但读研太累，想着还能借“老师”这份工作休息一段时间，又拖了拖。直到2026年初，她终于下定了决心，向学校提了离职。

还因为服务期未满，她交了2万元违约金。“一年一万，根据工作年限慢慢减少，我还剩一年半不到两年，就按两年算了。”

她坦言，其实挺喜欢这份工作，把知识教给学生，很有成就感。

但是这所学校在她看来太偏了，离家远，让她很没有归属感。“背井离乡，赚不到钱，就为了一个编制，没必要。”

对于她的选择，父母肯定不赞同，但她非要辞，他们也没办法。“辞职后你就再考吧。”杨雪父亲这样说。

之前的校长也劝过她：“现在人家都不招人了，你辞了干嘛？还得重新备考。”她也在想，不当老师，难道就活不下去了吗？如果有机会，她有可能想去试试销售，一份考验情商和表达的工作，这恰恰是她想提升的地方。

当被问及是否也有一眼望到头的感觉时，她承认确实有。她也想象过自己五十岁时，依然每周一早上站在校门口值班的样子，重复得让人不安。但她随即反问：谁的人生不是日复一日地重复呢？

现在回过头看，当老师这件事，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杨雪的性格。她原本不喜欢教人做事，但当了老师，似乎理所应当要去管学生。这让她很矛盾，经常想：我为什么要管他？这种管，对他到底是好是坏？可能在管教下，学生当下的行为变了，但拉长到整个人生，这真的是好的影响吗？

聊到孩子时，她的语气软了下来。“肯定会舍不得。”

杨雪记得，当同学们知道她要离开学校，有个孩子给她写了一封信，递给她的时候这个孩子表情看起来像要哭了。她接过来一看，信上写着：“老师，我想你的时候，我就看天上的星星，星星守护我。”

“让人哭笑不得，但真的很感动，也还是要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临走前，她对孩子们说了一个善意的谎言：“我要出国了，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回头咱们顶峰相见。”

如今，杨雪正在备考，准备考家里的学校，“除了老师，也不知道还能做什么。”前不久，她还收到学生给她发的消息：“老师，你还回来吗？我昨天晚上梦到你了。”

看到这条消息，她有一种想哭的感动，也认真回复了消息：“能被你梦到，是老师今天收到最好的礼物啦！如果有机会回去，一定去学校看看大家。你最近学习累不累，暑假好好玩，健康快乐成长。”

作为过来人，她直言，如果有人真心想当老师，公费师范生确实值得考虑，它能让生活从18岁到58岁都安安稳稳。可如果像她一样，没想清楚就做了决定，后来才发现不想干，那也没关系。

“人生不会因为18岁的一个选择就彻底定格，不同的路还有很多，千万别给自己设限。”

“虽然很稳定，但是一眼望到头的穷”

周敏 | 24岁 | 重庆

三位受访者中，周敏是唯一还在当老师的，但她已经动了“想走”的念头。

2021年，周敏考了600多分，在当地历史类排名1500左右。这个分数不算低，能冲一冲985。

但她没想好学什么，父母因为不太了解每个专业，只让她自己选，唯一的要求就是尽量选川渝的高校。

她不想留在川渝，也没有完全违背父母的意愿，于是在志愿里填了一半川渝高校，比如四川大学、重庆大学等，也填了一半省外学校。

最终，她被武汉一所部属师范院校录取，专业为经济学。入学后她才发现，经济学是个万金油专业，也不是这所学校的王牌专业。

于是在大一下学期，她申请转到了生物科学专业，那时她还只是个普通师范生，没想到毕业就当老师。大二进了实验室，才发现科研和她想象的不一样，“我没有科研的匠人精神。”

她又再次申请转成公费师范生，“印象中没那么难转，不挂科就能转。”

就这样，周敏成了一名公费师范生，学费住宿费全免，还退了大一的学费和住宿费。

不过2025年毕业那年，周敏没有等着分配。公费师范生有一个“保底”：回生源地，等教育局分配。但她提前给老家那边的教育局打了个电话，对方倒也实诚：如果等分配，大概率是往乡村的学校去，“别人挑剩下的，才轮到你们。”

周敏一听，心里就凉了半截，她不想要那个“剩下”。

于是她参加了双选会，简历递出去，面试一场接一场，最后“上岸”重庆中部一个市辖区的中学。算不上什么名校，但好歹是自己选的。

目前，她在这所学校当了一年的生物老师。说起刚上班的那几个月，她还是有一些后悔。

周敏原本报的是初中生物，冲着双休去的。结果领导看了简历，直接把她调到高中。从此只有单休，每周一节晚自习，上到晚上十点。

一个人住在那边，没有父母，没有朋友，日子像复印机一样重复。

这种生活，令性格外向的她非常难熬。“我大学时放假到处旅游，到这里后，都不知道去哪，想约人出去玩，对方都说要带孩子。”

后来她想通了，改变不了，就接受。她开始规划自己的人生：继续读研，考雅思，攒钱出国。到那时她差不多30岁，父母大概率也不会再催婚，她可以去想去的地方。这样的底气来自她的家庭：家里不止她一个孩子，父母不需要她养老。

她也清楚，这份工作虽然不满意，但确实兜了底。她的经济独立了，下班后虽然没有丰富的娱乐活动，但多了时间学习、培养兴趣，没什么试错成本。

“比起那些还在考公考编或读研迷茫的同学，我算幸运的。”

周敏还提到她的同学，在另外一所重点高中工作，一入职就被安排当班主任，早晚自习连轴转，工资跟她差不多。

“虽然很稳定，但是一眼望到头的穷。”她语气清醒。

教师这行，躺和卷，工资差不多，“完全凭良心”。她也不讳言自己的疲惫，发现投入和回报未必成正比。她也敬佩有教育理想的人，但坦诚自己可能不是。

周敏还记得有一次年级上的班会活动，她作为年级干事，站在台下拍照。看到孩子们在台上唱歌，台下不少家长悄悄抹泪。那一刻，她感受到了教育的意义。

当看到还有学生在上面跳“优雅企鹅”舞，让她想起自己的大学和青春，“感觉自己已经老了，我的青春一去不复返了”。

谈到未来，周敏可以肯定的是，等六年合约期满，她不会继续在这所学校工作，可能往主城走，或者转行。但她除了教书，不知道还能做什么，只能慢慢摸索，好在还有几年时间。

“后悔也没用了，”她说，“只能往前走。”

（南希、杨雪、周敏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