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年白求恩临终前，向聂荣臻提出要求：请给我的离婚妻子拨一笔钱

一个快要死的人，脑子里想的都是啥？

尤其是个大英雄，一个被无数人当成活菩萨供着的人。

按理说，他该想着他那还没干完的伟大事业，或者念叨几句激励后人的话。

可诺尔曼·白求恩，这个名字在中国响当当的加拿大医生，在1939年河北唐县那间破屋里，快咽气的时候，却跟聂荣臻司令员提了个怪事儿。

他写的遗书里，除了交代工作，最上心的，居然是钱的事儿，还是给他那个早就离了婚的老婆的。

信里说：“…

请国际援华委员会给我的离婚妻子拨一笔生活的钱，分期给也可以…

这话听着就邪乎，一个把命都豁出去救中国人的英雄，心心念念的，竟然是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女人。

这事儿得倒回十好几年前的加拿大。

1924年的多伦多，诺尔曼·白求恩已经三十五了，在胸外科这行里，那可是个角儿。

技术没得说，人也张扬，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一聊起医学，两眼都冒火。

就在一堂医学院的观摩课上，他这团火，一下子就注意到了一个叫弗朗西丝的姑娘。

弗朗西丝那年二十四，还是个医学院的学生，人长得文静，也聪明。

那天她上台操作，一紧张手抖了，搞砸了，导师脸拉得老长，她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就在这节骨眼上，白求恩站了出来，三言两语就把场子给圆了，还挺温和地跟她说，下课后他可以单独给她讲讲。

一个是大名鼎鼎的天才医生，一个是心里装着医生梦的小姑娘，俩人都有股子对医学的痴迷劲儿，这还能不走到一块儿去？

在白求恩看来，手术刀下的那个世界就是他的全部。

可在弗朗西丝眼里，能跟这么个男人搭伙过日子，那简直就是最带劲儿的事。

没过多久，1926年，俩人就办了婚礼，日子过得挺简单。

可过日子跟谈恋爱是两码事。

结了婚的白求恩，还是老样子，整个一工作狂，医院就是他的家，不，比家还亲。

他脑子里压根儿就没有上下班这个概念，一天到晚不是在做手术，就是在搞研究。

弗朗西丝能理解，干这行的都忙，可她也是个活生生的人，也想丈夫能陪陪自己，说句暖心窝子的话。

她记得有一次过生日，她提前一个礼拜就跟白求恩说好了，要出去吃顿好的。

那天她打扮得漂漂亮亮，在家从天亮等到天黑，结果呢，白求恩压根儿就忘了，他接了个急诊手术，在手术台上奋战呢。

别说道歉了，他连想都想不起来。

手术台上的命是命，可家里那个守着冷灶的女人，心也是肉长的。

更让弗朗西丝心里打鼓的，是白求恩那颗总也不安分的心。

1928年，他在多伦多的事业干得好好的，突然就说要去伦敦闯一闯。

弗朗西丝心里直犯嘀咕，觉得这事儿不靠谱，可她犟不过白求恩。

白求恩那双眼睛，只要一说起他的理想，就跟有火在烧一样，谁看了都得让步。

弗朗西丝妥协了，心里揣着一堆的不安，跟着他漂洋过海去了英国。

到了伦敦，日子比她想的还难。

白求恩把俩人攒的钱全砸进去开了个诊所，可人生地不熟的，根本没几个病人上门。

为了省钱，他们俩挤在一个又冷又潮的小阁楼里，冬天连生个炉子都舍不得。

弗朗西丝实在熬不住了，哭着劝他回加拿大算了。

这话可捅了马蜂窝，白求恩的自尊心一下就炸了，他冲着弗朗西丝就吼：“你就是个怕吃苦的，一点追求都没有！”

就这一句话，把弗朗西丝心里那点儿残存的温情全给吼没了。

她算是彻底看明白了，自己这个丈夫心里那个所谓的“理想”，就是个无底洞，里面根本装不下一个家，也容不下一个安稳的日子。

第二年，也就是1929年，弗朗西丝提出了离婚。

很多年以后，再有人跟她提起白求恩，她就淡淡地说了一句：“他是个好医生，但真不是个好丈夫。”

离了婚的白求恩，好像把身上最后那点儿过日子的烟火气也甩掉了。

他一头扎进了更广阔的天地里，先是跑去西班牙参加内战，在前线当医生。

后来，他在报纸上看到日本人是怎么在中国烧杀抢掠的，他那股子劲儿又上来了。

他知道，一个更大、更需要他的地方出现了。

他跟朋友说：“真正的战场，在中国。”

这话不是头脑一热，这是他憋了半辈子的那股子劲儿，终于找到了最终的去处。

1938年，白求恩费了好大劲儿凑了些医疗设备，拉起一支小队，千里迢迢地来到了中国的战时首都武汉。

在那儿，他见到了周恩来。

周恩来跟他一握手，就详细地跟他讲了敌后战场的情况有多艰难。

白求恩那颗躁动的心又被点着了，他当场就要求去最苦的地方——延安。

在延安的土窑洞里，白求恩跟毛泽东见了面。

为了这次见面，他还特地换了身崭新的八路军军装，把他那张宝贝得不行的加拿大共产党员证，小心翼翼地放在上衣口袋里。

当他把党员证递给毛泽东看的时候，毛泽东挥着手，用湖南话大声说：“我们是志同道合嘛！”

就这一句话，白求恩觉得，自己这辈子总算是找对地方了。

到了晋察冀的黄土高坡上，白求恩整个人就像是火山爆发。

那里的条件，比他能想到的最差的情况还要差一百倍。

没有消毒水，他就让大家用盐水，把井水烧开了用；没有正经的手术台，他就让人把老乡家的门板拆下来用；医疗器械缺得叮当响，他就手把手地教战士们怎么用竹子削成镊子，怎么把普通的剪刀磨得能当手术刀使。

他在战场上搞出来的那些东西，简直就是医疗史上的土发明。

他捣鼓出一个叫“卢沟桥”的流动手术台，就是个带轮子的担架，能把手术室直接推到离火线不到五里的地方。

有一次，日本人的飞机就在头顶上扔炸弹，警卫员拖着他让他赶紧躲一躲，他正按着一个伤员肚子上的大口子，头都不抬就吼：“我一松手这人就没命了！

你们快躲开！”

在枪林弹雨里，他曾经一口气干了六十九个小时，做了115台手术，把一个个年轻的战士从鬼门关给拽了回来。

他再也不是当年在伦敦那个因为没钱而发愁的落魄医生了，他是中国士兵嘴里传的“神医”，是能起死回生的“外科之神”。

可神仙也是人，也扛不住病。

就在一次给伤员做手术的时候，他的左手中指不小心被手术刀划了一下。

在当时那种缺医少药的环境里，这一下就让他感染了败血症，要了命了。

就算是烧得人事不省，左胳膊肿得跟大腿一样粗，他还挣扎着要去手术台边上，嘴里念叨着指导别人怎么做手术。

当聂荣臻司令员知道这事儿，下死命令无论如何也要救活他的时候，已经晚了。

白求恩自己就是顶级大夫，他心里清楚，自己的时间不多了。

他就躺在床上，用最后一点力气，口述他的遗嘱。

他把自己那些宝贝得不行的医疗器械、带来的那些书，一样一样都交代清楚要留给谁，就好像在安排一场自己不能参加的战斗。

最后，就在信的末尾，他提到了那个已经被他藏在心底快十年的名字——弗朗西丝。

请国际援华委员会给我的离婚妻子拨一笔生活的钱…

这个请求，在整封充满革命激情的信里显得那么突兀。

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这个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理想的战士，终于没能绷住，露出了他心里最软、也最觉得亏欠的一块地方。

他这辈子救了数不清的人，对得起他的信仰，对得起他选的这条路，可他唯独对不起那个女人，那个曾经陪他挨过饿、受过冻，最后却被他的“理想”推出门外的女人。

他没能给她一个安稳的家，这成了他心里唯一的疙瘩。

这笔钱，是他用生命最后的气力，写下的一份忏悔书。

1939年11月12日，诺尔曼·白求恩在中国去世。

这封信后来被送了出去，信里提到的那笔钱，也几经辗转，最终交到了远在加拿大的弗朗西丝手中。

当她收到这笔来自生命尽头的汇款时，她已经再婚，过上了她一直渴望的平静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