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赵建国,今年刚满六十,上个月刚从国企后勤部退下来。说实话,办完退休手续那天,我心里空落落的,像是被抽走了什么重要的东西。在单位干了三十八年,从最初的小赵到后来的老赵再到赵师傅,这一路走过来,大半辈子都交代在那几栋灰扑扑的办公楼里了。退休前我是后勤部的副主任,管着整个单位的吃喝拉撒、车辆调度、维修保养,手底下二十来号人,每天忙得脚不沾地。突然一下子闲下来,那种感觉就像一辆跑了半辈子的车猛地踩了刹车,整个人都被惯性甩了出去。
退休金到手一万出头,在咱们这座三线小城算得上体面了。我们单位效益一直还行,加上我工龄长、职务也不算低,退休工资比一般企业的同龄人高出不少。可钱这东西,到了一定岁数就发现,够用就行,真正缺的不是钱,是身边有个说话的人。
老伴儿走了六年了。她叫周敏,走的时候才五十三岁,胰腺癌,从查出来到人没了,前后不到四个月。那四个月是我这辈子最难熬的日子,眼看着她从一个一百三十斤的圆润妇人瘦成了一把骨头,最后那几天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就拉着我的手,眼睛直直地看着我,嘴一张一合的,我知道她放心不下儿子,也放心不下我。她走的那天下午,外面下着大雨,我坐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脑子一片空白,连哭都哭不出来。后来殡仪馆的车来了,我跟在担架后面走,走到门口的时候雨突然停了,天边露出一小片亮光,我就想,周敏大概是上了天堂了。
这六年我一个人过着,说实话,不是过不下去,是过得没滋没味。早上起来煮碗面,中午随便对付一口,晚上有时候跟老同事喝两杯,有时候就一个人看电视看到睡着。家里的摆设基本没动过,周敏的东西我也没怎么收拾,她用的梳子还放在洗手台上的杯子里,她的拖鞋还摆在鞋架的最右边,就好像她只是出门买个菜,随时都会推门进来一样。
儿子赵磊在省城安了家,娶了个本地的姑娘,生了个女儿叫果果,今年五岁了。赵磊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做技术主管,收入不错,但忙得跟陀螺一样,一年到头能回来两趟就算好的了。每次打电话都是那几句话,爸你身体怎么样,吃饭了没有,天冷多穿点。我知道他孝顺,但他有他的日子要过,有老婆孩子要养,有房贷车贷要还,我不能什么都指望着他。逢年过节他回来,屋子里热闹两天,等他们一走,那个空就更大了,像是一个黑洞,能把人吸进去。
老哥们儿劝我再找一个,说六十岁不算老,现在人都长寿,往后还有二三十年呢,总不能就这么一个人熬着。我们单位老李,退休第二年就找了个老伴儿,两人一起买菜做饭逛公园,日子过得比退休前还滋润。老李见我就说,老赵啊,赶紧找一个吧,一个人那叫活着,两个人那才叫过日子。我嘴上说着不急不急,其实心里早就动了念头。每天晚上回到空荡荡的屋子,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电视机的声音开得再大也填不满那个空虚。有时候我在客厅沙发上坐着坐着,会不自觉地开口说一句“周敏啊,你说今天这事儿……”说到一半才反应过来,没人应我。那种滋味,没经历过的人真体会不到。
就这么着,我托人介绍,前前后后也见了几个。第一个是退休老师,姓刘,五十五岁,人挺斯文的,但聊了两次就发现性格合不来。她太讲究了,吃饭要用公筷,进门要换三双拖鞋,客厅一双、卧室一双、厨房一双,我说我记不住,她说这是基本卫生习惯。处了一个月,我觉得比上班还累,就算了。第二个是开小超市的,五十岁,性格倒是爽快,但一见面就问我退休金多少、房子多大、存款几何,又问我儿子做什么的、收入怎样,那架势比我们单位人事科的还专业。我请她吃了顿饭,客客气气送走了,再没联系。第三个更离谱,是朋友的朋友介绍的,说四十八岁,在商场做导购,见面的时候我差点没认出来,本人跟照片差了得有二十岁,聊了没几句就开始跟我说她儿子想出国留学,缺一笔钱。我借口上厕所,从后门溜了。
折腾了大半年,我都快死心了,觉得这事儿可能真跟我没缘分。直到老同事张姐给我介绍了方萍。张姐退休前是我们单位工会的,热心肠,谁家有个大事小情她都爱张罗。她跟方萍的姨妈是老姐妹,听说了方萍的情况后,第一时间就想到了我。
张姐跟我说这事的时候是在菜市场碰上的,她提着两兜子菜,把我拉到一边,神神秘秘地说方萍四十五岁,在市人民医院当护士,离异,有个儿子判给了前夫,一个人过。我当时心里就犯嘀咕,四十五岁,比我小了整整十五岁,人家能看上我?张姐拍了我一巴掌说,你这个人就是太实在了,你赵建国什么条件?退休金高,身体硬朗,人品又好,房子也有,儿子也不用你操心,在咱们这种地方,你这样的老头打着灯笼都难找。人家方萍就图个安稳,不求别的,就想找个知冷知热的人好好过日子,你正好是她想要的类型。
我半信半疑,还是同意见一面。张姐给我看了方萍的照片,是她在医院门口拍的,穿着白大褂,头发挽在帽子里,露出一张干干净净的脸。说不上多漂亮,但看着很舒服,眉眼之间有种沉静的气质,让人觉得很踏实。
见面那天我特意拾掇了一番。翻遍了衣柜,最后挑了件新买的藏蓝色夹克,是赵磊去年给我买的,我一直没舍得穿。又去理发店把花白的头发修了修,往后梳得整整齐齐,还破天荒地抹了点发胶。照镜子的时候我自己都笑了,这模样比当年跟周敏相亲的时候还上心。
方萍比我先到,坐在茶楼靠窗的位置。我一眼就认出了她,穿着一件素色的针织衫,米白色的,领口系了个松松的蝴蝶结,头发挽在脑后,露出一截白净的脖子。她面前的桌上摆着一杯柠檬水,她正低头看手机,侧脸在窗外透进来的光线里显得格外柔和。我走过去的时候她抬起了头,微微笑了笑,喊了声赵哥。声音不大,但听着很舒服,像是山间的溪水,清清凉凉的,不烫人也不冰人。
说实话第一眼我就有些心动。方萍身上有种很特别的气质,大概是在医院待久了,看多了生老病死,说话做事都透着股干净利落的劲儿,不扭捏也不做作。她给我倒了杯茶,问我想喝什么,我说随便,她就笑了,说她们医院有个主任也爱说随便,结果每次给他随便泡的茶他都不满意。我说那你就按你觉得好的来,她想了想,给我点了一壶普洱,说这个季节喝普洱好,养胃。
我们聊了一个多小时,她说起自己的情况时不急不缓,条理分明。前夫叫孙志刚,年轻时候做建材生意的,赶上房地产那一波红利,赚了些钱。钱多了人就飘了,在外面找了人,她发现的时候那女人的孩子都四岁了,是个男孩。方萍说她当时觉得天都塌了,但硬是一滴眼泪没当着孙志刚的面掉。她没闹,也没去单位堵那个女人,而是安安静静地签了离婚协议,带着儿子孙浩搬了出来。孙浩那年六岁,懵懵懂懂的,还问妈妈我们为什么不住大房子了。方萍说她抱着儿子在出租屋的床上坐了一整夜,等儿子睡着了才敢哭。
后来孙浩上初中的时候,孙志刚条件更好了,在省城买了别墅开了公司,通过法院把抚养权要了过去。方萍说她当时舍不得,但律师跟她说,孙志刚那边能给孩子更好的教育和生活条件,法院大概率会支持。她想了很久,最终还是没争,觉得孩子跟着父亲确实能有更好的前途。她说这些的时候语气很平静,像是在讲别人的故事,但我注意到她握着茶杯的手指关节有些发白,指甲掐进了掌心的肉里。
我心里一酸,觉得这个女人不容易。面上看着坚强,骨子里肯定也受了不少委屈。一个人从三十多岁到现在,把最好的年华都给了孩子,到头来孩子也不在身边了,那种孤独我太懂了。
那天分开后,我主动加了她的微信。她微信头像是一盆绿萝,名字就叫“方萍”,简简单单的,跟她这个人一样。晚上回去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全是她笑起来的样子,眼睛微微弯着,嘴角往上翘,不夸张也不张扬,就像春天的风,暖暖的,柔柔的。
第二天我给她发了条微信,说昨天聊得很愉快,问她什么时候有空再出来坐坐。她过了一会儿回我说这周排班比较满,周六下午可以。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好几遍,心里说不出的高兴,像是捡到了什么宝贝似的。
接下来一个多月,我们隔三差五地见面,有时候吃顿饭,有时候去公园走走,有时候就找个长椅坐着聊天。我从聊天里慢慢拼凑出她生活的全貌。她在市人民医院内科做护士,干了二十多年了,从最初的小护士到现在的护士长,业务能力没得说。科室里的医生护士都服她,说她扎针一针见血,对病人有耐心,再难缠的患者到了她手里都能安抚下来。她住在医院分的单身宿舍里,一个小小的单间,一个月租金便宜得可以忽略不计,她说这样省下来的钱能干别的。
方萍对我挺上心的。我记得有一次聊天我随口说了一句胃不太好,年轻时候在后勤部应酬多,喝酒喝伤了,现在稍微吃点凉的硬的就不舒服。我当时就是随口一说,说完自己都没当回事。结果第二次见面,她就给我带了一罐自己做的养胃茶,用决明子、山楂片、陈皮、麦芽配的,说是她们医院中医科的老主任给的方子,对慢性胃炎特别管用。那罐茶用透明的玻璃瓶装着,瓶子上贴了个小标签,写了冲泡方法和注意事项,字迹工工整整的,一看就是花了心思的。我捧着那罐茶,心里热乎乎的,已经很多年没人这样惦记过我了。周敏走了以后,我生病了都是自己去药店买药,发烧了就闷头睡一觉,从来没有人会记得我胃不好,更没有人会特意给我准备什么东西。
还有一次我随口提了一句肩膀疼,可能是年轻时候扛重物落下的老伤,一到阴天就隐隐作痛。方萍二话不说,让我把外套脱了,用专业的推拿手法给我按了半个小时。她的手劲不大不小,每一下都精准地按在穴位上,酸酸胀胀的,按完之后整个肩膀都松快了。我说你这手艺可以开个按摩店了,她笑着说她们护士都要学这个,帮长期卧床的病人活动筋骨,防止肌肉萎缩。我说那我以后是不是可以经常享受这个待遇了,她白了我一眼,耳朵尖却悄悄红了。那一下我心跳漏了半拍,心想这女人连害羞都这么好看。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她的话不算多,但每句都说到点子上。她不爱聊八卦,不喜欢说人是非,偶尔说起医院的事也都是围绕着病人和工作。她跟我说她护理过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太太,肝癌晚期,儿女都在国外,一个都回不来。老太太走的那天晚上,是她握着老太太的手,一点一点看着她咽气的。方萍说,那个老太太最后一句话是“谢谢你,姑娘”。她说这话的时候眼圈红了,但硬是没让眼泪掉下来。我听了心里堵得慌,心想这个女人经历了这么多生离死别,心还能这么软这么热,真不容易。
我也跟方萍说了自己的情况。我说周敏的事,说赵磊的事,说我一个人怎么过的这六年。她听得很认真,偶尔点点头,偶尔叹口气,从来不打岔。等我说完了,她才轻轻说了一句,赵哥,你也不容易。就这一句话,让我差点没绷住。这些年身边的人都说老赵你条件好,退休金高,儿子出息,该享福了。可从来没有人说过我不容易。她这一句话,像是把我这些年攒着的委屈都撬开了一个口子,我低下头假装喝茶,缓了好一会儿才把情绪压下去。
儿子赵磊知道后打电话来问情况。我跟他说方萍四十五岁,是个护士,人很实在。赵磊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说,爸,你要是觉得合适,我不反对,但该了解的一定要了解清楚,别着急做决定。你现在这个年纪,经不起折腾了,千万别被骗了。我说你放心,你爸活了六十岁,在后勤部管了那么多年人和钱,看人的眼光还是有的。赵磊说那行,过年我回去见见。挂了电话,我心里其实挺欣慰的,儿子大了,懂事了,知道替我操心了。
其实那段时间我也在用心观察方萍。不是那种带着怀疑的审视,而是想真真切切地了解这个女人的一切。她花钱不大手大脚,但也不小气,出去吃饭她总要抢着买单,说她的工资虽然没我高,但也不能总让我花钱。有一次我们去吃火锅,我趁她不注意偷偷把账结了,她知道后非要AA,我说下次你请回来不就行了,她想了想说那好吧,但我请的时候你不能跟我抢。我说行。结果下一次见面她真的请了我一顿,去的是一家比上次档次还高的馆子,点了好几个硬菜,花得比我还多。
她爱干净,这个我看得出来。有几次我去她宿舍找她,小小的单间收拾得一尘不染。床单铺得平平整整,被子叠成了医院的方块形状。窗台上养了几盆绿萝和吊兰,长得郁郁葱葱的,叶子擦得油亮。墙角放了一个小书架,上面整整齐齐地码着护理专业的书籍和几本文学小说,书脊都朝着一个方向。桌子上只有一个水杯、一盒纸巾和一个小台灯,多余的杂物一概没有。这种干净不是装出来的,是从骨子里带出来的习惯,是一个人在漫长岁月里养成的自律。
她还有一个小习惯,每次见面都会给我带点小东西。有时候是她自己做的点心,有时候是一个护手霜,说冬天手容易裂。有时候是一双厚袜子,说老年人脚不能受凉。东西都不值钱,但每一样都送到了我的心坎上。我在心里给她打了高分,觉得这要是能成,晚年有她相伴,也算我的福气了。
相处两个月后,我跟方萍正式提出了想在一起的想法。那天是周末,我们在滨河公园散步,秋高气爽,河边的芦苇白了一大片,风吹过来的时候沙沙作响,像是在说悄悄话。我们在河边的长椅上坐下来,我酝酿了好一会儿,心跳得比年轻时跑五公里还快。我跟她说,方萍,咱们处了这么长时间了,我对你是真心实意的。你要是觉得我还行,咱们就正式在一起吧,以后相互照应,一起过日子。
方萍低头想了很久,两只手交握在膝盖上,大拇指来回搓着。我也不催她,就安安静静地等着。河面上有一只白鹭飞过去,翅膀扑扇的声音都能听得清清楚楚。过了大概有五六分钟,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睛里有一种我读不太懂的复杂神色。
她说,赵哥,我有个想法,你别觉得我事多。咱们这个年纪,经不起折腾了。我上一段婚姻就是太年轻太冲动,认识半年就结了婚,后来吃了那么多苦。所以这次我想慎重一点,想在领证之前,先在一起生活一段时间试试,算是试婚,觉得真的合适了再办手续,你看行不行?
我愣了一下,随即就明白了她的顾虑。她经历过一次失败的婚姻,心里有阴影,想要谨慎一些,这完全可以理解。再说我一个退休老头,也不怕她图我什么。我当下就答应了,心里还觉得这样挺好,提前磨合磨合,总比结了婚才发现问题强。我说没问题,就按你说的办,试婚一个月,不合适你随时可以走,我绝不拦着。
她说好,然后又补了一句,赵哥,谢谢你理解我。
我说这有什么好谢的,你能这么想说明你对这段关系是认真的,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她说那一个月为限,到时候不管结果如何,咱们都开诚布公地谈。我伸出手说一言为定,她也伸出手,跟我握了一下。她的手有些凉,但握力很实在,不是那种虚虚一搭,而是真真切切地握紧了。我心想,这就是方萍,做什么事都认认真真的,连握手都不敷衍。
我们说好试婚一个月,方萍搬到我这边来住。搬来的前一天,我把家里里里外外打扫了一遍。说起来有些惭愧,周敏走后这六年,我虽然也打扫卫生,但一个男人过日子,标准确实不高。地是拖了,但墙角总有灰;碗是洗了,但摸上去总有点油腻。我请了家政公司的人来做了个深度保洁,把厨房的油污彻底清了,把卫生间的瓷砖缝都刷白了,把每个房间的窗帘都拆下来洗了一遍。又去家具城买了套新床品,床单被套枕套全是纯棉的,颜色是方萍喜欢的浅灰色。床头柜上摆了一盏新台灯,光线柔和不刺眼,方便她晚上看书。
阳台上的杂物我也清理了一遍,把旧花盆扔了,去花市买了几盆新的。一盆茉莉,一盆栀子,还有两盆绿萝——我知道她喜欢绿萝。卖花的老板娘问我要不要买点开得艳的,说杜鹃正红,我说不用,她喜欢素净的。老板娘笑着说,给老伴儿买的吧,真有心。我嘿嘿一笑,付了钱抱着花回家了。
方萍来之前那天晚上,我又把家里上上下下检查了一遍。冰箱里塞满了菜,有排骨有鱼有时令蔬菜,还有两盒她爱吃的酸奶。洗手台上放了新的毛巾和洗漱用品,拖鞋也准备好了,一双粉色一双蓝色,摆在一起像一对。我在客厅里转了一圈,总觉得还少了点什么,最后想起来是缺了点人味儿——周敏的照片还挂在墙上呢。我把照片取下来,小心翼翼地擦干净,收进了柜子里。不是要忘了她,是觉得新生活该有个新的开始。对着照片说了句“周敏啊,你别怪我”,鼻子一酸,差点又掉下泪来。
老邻居王大姐看见我在阳台忙活,笑着打趣说老赵你这是要办喜事啊。我嘿嘿一笑,心里头美滋滋的,嘴上说着还早还早,脸上却藏不住笑意。王大姐说行啊老赵,这把年纪还能来个第二春,你比我们有福气。我说王姐你可别笑话我了,八字还没一撇呢。
方萍搬来那天是个周六的早晨。她只带了一个行李箱和一个小背包,简单得让我有些心疼。我说就这些?她说在医院住宿舍,本来就没多少东西,四季衣服和日常用品,一个箱子足够了。那个小背包有些旧了,帆布的都磨出了毛边,但她背在身上还是干干净净的样子。我帮她把行李拿进卧室,拉开衣柜的门给她看,说我给你腾了一半的位置,不够的话还有客房的大衣柜。她看了看房间,又看了看衣柜,最后目光落在床头柜上的绿萝上,忽然就笑了,说赵哥,你怎么知道我喜欢绿萝。我说那次看你微信头像猜的,还真猜对了。她没说话,用手指轻轻碰了碰绿萝的叶子,眼睛里亮晶晶的。
我又带她去阳台看花,茉莉正开着,小小的白花藏在绿叶间,香气若有若无的。她俯下身子闻了闻,转头跟我说了句真好。就两个字,但我听出她声音有些发颤,像是很久没有过属于自己的家了。我说,以后这就是你家,你想怎么布置都行。她说不用布置,这样就很好。我说那行,你随时想改随时说,咱们慢慢来。
头几天一切都好,好得简直像做梦一样。方萍上班是三班倒,不上班的时候就在家做饭洗衣,把家里收拾得妥妥帖帖。她干活麻利,不像我这个老头子磨磨蹭蹭的,一个上午就能把全家的卫生搞完,衣服洗好晾好,还能炖上一锅汤。她做饭手艺不错,会做很多家常菜,红烧排骨、清蒸鲈鱼、酸辣土豆丝,每样都合我的口味。她做的红烧排骨跟我妈做的味道特别像,酱油放得不多不少,糖色炒得恰到好处,肉炖得软烂入味,一咬就脱骨。我吃了两大碗米饭,她说赵哥你慢点吃,没人跟你抢,我说你这手艺太好了,我忍不住。
吃完饭我们就去小区里散散步。我住的是老街那边的老小区,楼不高,绿化很好,路两边种着高大的梧桐树,秋天的时候叶子黄了一地,踩上去嘎吱嘎吱响。小区里有个小广场,晚上跳广场舞的大妈们七点准时集合,音乐震天响。我和方萍就绕着小区外围走,避开热闹,安安静静地走。我走在靠马路的一侧,让她走里面,这个习惯是年轻时跟周敏养成的,现在自然而然地用在了方萍身上。她大概注意到了,抿着嘴笑了一下,没说什么,但走路的步子明显轻快了些。
有时候我们哪儿也不去,就窝在客厅里看电视。她喜欢看央视的纪录片频道,动物世界、人文地理之类的,偶尔也看看医疗剧。我说你看医疗剧不会觉得假吗,她说会的,每次看到演员拿听诊器戴反了都想笑,但还是忍不住看,大概是想看看别人是怎么演绎她们这个职业的。我说那你看我这样的退休老头会不会觉得无聊,她说不无聊,你经历多,跟你聊天能学到很多东西。我说我有什么好学的,她说你管了一辈子后勤,统筹调度的本事肯定厉害,我就学不会,什么事情都要一件一件来,多了就乱。我笑着说那以后家里的大事我管,小事你管,她说好。然后我又问那什么是大事什么是小事,她想了想说,买菜是大事,洗碗是小事。我说那不行,买菜多简单,洗碗才麻烦。她咯咯笑起来,笑声清脆得像窗外的风铃。
那些天我觉得自己像是枯木逢春,整个人都年轻了不少。早上起来有热腾腾的早饭,晚上回来有亮着的灯和等着的人,这种日子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过了。我开始注意自己的形象,刮胡子比以前勤了,衣服也知道搭配了,还偷偷在网上买了一瓶男士香水。方萍闻到了说挺好闻的,我就傻笑了一整天。
转折发生在试婚第四天的晚上。
那天方萍上夜班,下午四点出门,要到晚上十一点才下班。我一个人在家待着无聊,先是看了一会儿电视,又翻了翻手机,怎么也静不下心来。到了晚上九点,我想着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去接她下班,给她个惊喜。我们小区门口那条路晚上大车多,她一个人骑车回来我还真有点不放心。
市人民医院离我家不算远,骑电动车也就十来分钟。我九点半出的门,到了医院门口还不到九点四十五。急诊楼的灯亮得刺眼,不时有救护车鸣着笛进进出出,家属们脚步匆匆,脸上都是焦灼和担忧。我把电动车停好,在急诊楼外面的花坛边上找了个地方坐下来。
十月的夜晚有些凉了,我穿着夹克还觉得有风往领口里灌。花坛里的月季已经谢了大半,剩下几朵蔫头耷脑地挂在枝头。我点了根烟慢慢抽着,看着医院大楼里灯火通明的窗口,心想方萍就是在这些窗口中的某一个后面忙碌着呢。也不知道她吃晚饭了没有,医院食堂的夜宵她吃不吃的惯。
十点四十五左右,我看见方萍从住院部大楼出来了。她换了便装,穿着一件深蓝色的风衣,背着她那个米白色的小包,脚步匆匆的。我刚想迎上去,却发现她没往医院大门这边走,而是拐了个弯,朝停车场方向去了。
我有些纳闷。方萍不会开车,平时上下班都是坐公交或者骑共享单车,她去停车场干嘛?我犹豫了一下,把烟掐灭在花坛边上,站起来远远跟了过去。我也说不清自己为什么要跟,也许是一种本能的警觉,也许是潜意识里已经有了不好的预感。
停车场在医院侧门外面,是一片围起来的空地,晚上没什么人,只有几盏路灯孤零零地亮着,把地面照得明一块暗一块的。方萍走到一辆黑色轿车旁边停了下来。那车我认识,下午过来的时候我就看到了,是辆老款的帕萨特,少说也有七八年了,黑色漆面上有几道明显的划痕,但整体擦得还算干净,看得出来车主是个讲究人。
车门打开,下来一个男人,四十多岁的样子,穿着件深色的夹克外套,头发有些乱,但看身形挺结实的,个子得有一米八左右,比方萍高出一个头还多。方萍走到他面前,两个人站在车边说起话来。停车场很空旷,他们离我大概有四五十米的距离,风把声音吹得七零八落的,我一个字都听不清。
我心里咯噔一下,本能地往后退了几步,躲在一辆面包车后面。面包车身上全是灰,蹭了我一袖子,我也顾不上了。我倒不是怀疑方萍什么,只是这个时间这个地点,她和一个男人在一起,任谁看了都会多想。而且从方萍走路的速度和姿势来看,她明显是知道这个人在等她的,一点都不意外,这就更奇怪了。
我躲在面包车后面,心脏咚咚咚跳得厉害,像是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这种感觉太糟糕了,像是一脚踩空从楼梯上滚了下去,整个人都是悬着的。我远远看着,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但能看出两个人的表情都不轻松。方萍好像在解释什么,双手比划着,身体微微前倾。那个男人皱着眉头,时不时摇头,一只手插在裤兜里,姿态看着很不耐烦。
过了大概五六分钟,情况突然有了变化。那个男人伸手拉住了方萍的胳膊,动作不太客气,方萍挣了一下没挣脱,往后退了半步又被拽了回去。她的语气变得急促起来,声音提高了些,我隐隐约约听到“你放开”几个字。我这下坐不住了,不管他是谁,大半夜的对一个女人动手动脚,我不能当没看见。我刚要走出去,就看见方萍从包里掏出一个信封递了过去。那个信封是牛皮纸的,鼓鼓囊囊的,一看就知道里面装的是钱。那男人接过信封捏了捏,大概是在数厚度,然后才松开手,转身上了车。
帕萨特的引擎发动了,尾灯亮起两个红点,缓缓驶出了停车场。方萍站在原地,看着那辆车消失在夜色里,肩膀微微塌了下去,像是卸下了什么重担。她的背影在昏黄的路灯下显得格外单薄,风把她的头发吹乱了,几缕碎发飘在脸颊两侧,她没有伸手去拢,就那么怔怔地站着。
我在暗处看着她,心里翻江倒海的,各种念头一起涌了上来。那个男人是谁?方萍为什么给他钱?他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前夫吗?可她说过跟前夫早就没联系了。男朋友?那她跟我又算什么?骗子?但我脑海里立刻浮现出方萍给我做养胃茶的画面,浮现出她抢着买单的坚持,浮现出她说“真好”时发颤的声音,怎么都没法把她和骗子联系在一起。
可存折是事实,信封里的钱也是事实,大半夜在停车场跟前夫偷偷见面还是事实。我站在那里,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心里头像是打翻了一锅沸水,烫得我浑身难受。
我想冲出去问个清楚,但理智告诉我不能这么做。我要是现在冲出去,不管真相是什么,我和方萍之间的关系都会变得很尴尬。而且万一真的是我误会了呢?万一那个人只是个普通朋友呢?万一她给钱是有什么正当理由呢?我不能仅凭一个远远看到的画面就给人定罪。
我咬着牙,悄悄退了出去,绕到另一个出口离开了停车场。骑上电动车的时候,我的手都是抖的。夜风呼呼地吹在脸上,带着深秋的寒意,我却感觉不到冷,脑子里翻来覆去全是刚才的画面。方萍被拽住胳膊的样子,她掏出信封的样子,那个男人捏信封的样子,方萍站在原地目送车子离开的样子,每一个画面都像烙铁一样烫在我心上。
回到家的时候已经快十一点半了。我坐在客厅沙发上,灯也没开,就那么摸着黑坐着。茶几上还摆着方萍早上出门前给我泡的一杯养胃茶,早就凉透了,茶叶沉在杯底,水面上浮着一层薄薄的油光。我看着那杯茶,心里五味杂陈。
方萍回来的时候已经十一点四十了,比正常下班时间晚了将近一个小时。她进门换了拖鞋,看见我坐在客厅沙发上,愣了一下说,赵哥你怎么还没睡?她的声音跟往常一样温柔,听不出任何异常。我说不困,等你回来。她哦了一声,去厨房倒了杯水喝,我借着厨房的光看她,神色跟平时没什么两样,甚至还哼着不知道什么歌的调子。
她端着水杯走过来,在我旁边坐下,问我晚上吃了什么,胃有没有不舒服。我说吃了,没事。她又说明天她休息,想包饺子,问我爱吃什么馅的。我说随便。她就笑了,说又是随便,那我就按我喜欢的来了,韭菜鸡蛋的,再放点虾皮提鲜。我说好。
她坐了一会儿就去洗澡了,浴室里传来哗哗的水声。我盯着她放在茶几上的小背包,心里那个疑问憋得难受,但我忍住了。我告诉自己不能冲动,万一是一场误会呢?我贸然质问,说不定会把事情弄僵,把一个好人冤枉了。我决定先观察观察,看看能不能找到更多线索再做打算。试婚试婚,不就是要在婚前把问题都找出来吗?既然有问题了,那就查清楚,总比糊里糊涂结了婚才发现强。
接下来几天,我表面上一切照常,但私下里留了心。方萍还是那个方萍,勤快贤惠,对我体贴周到,看不出任何异常。她照常上班下班,照常给我做饭洗衣,照常叮嘱我吃药养胃,照常陪我在小区里散步。但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她接电话的时候总是躲着我。
以前她接电话从来不避讳,就当着我的面接,有时候是同事打来说工作的事,有时候是朋友约吃饭,她都大大方方的。但现在不一样了,手机一响,她看一眼屏幕,表情就会微微一变,然后快步走到阳台或者卫生间去接,说话声音压得很低,我从旁边经过她就停下来不说了,等我走远了才继续。有几次她接完电话回来,眼睛微微泛红,像是刚哭过,我问她怎么了,她说没事,科室的事,有点烦。
还有一个细节,她的微信来消息的声音调成了震动。以前是响铃的,现在不管什么时候都只震不响。有时候她手机放在茶几上嗡嗡震动,她就会很快地拿起来看一眼,然后锁屏放回去,或者干脆翻过来屏幕朝下扣着。这些小动作在别人看来可能不算什么,但在有心思的人眼里,每一个细节都像是敲在鼓面上的槌子,咚咚咚,震得人心发慌。
第八天下午,方萍上白班去了,我一个人在家坐立不安。电视开着,但我一个字都看不进去。我起来在屋子里走了两圈,又坐回沙发上,然后又起来,如此反复了不知道多少回。脑子里两个声音在打架,一个说相信方萍,她不是那种人;另一个说亲眼看到的还能有假?你都被骗了还帮人数钱呢。
我想起方萍有个习惯,她的一些重要的东西都放在那个小背包的夹层里。有一次她找身份证,拉开夹层拉链的时候我瞄到过一眼,里面有一个棕色的小本子,还有一些票据什么的。当时没多想,现在这个画面突然跳了出来,在我脑子里反复播放。
犹豫再三,我终于还是打开了她的背包。我知道这么做不光彩,甚至可以说很卑劣,翻别人的私人物品,不管出于什么理由,都是不尊重人的行为。我赵建国活了一把年纪,自认做人坦坦荡荡,从没干过这种偷偷摸摸的事。但我实在需要一个答案,需要一个能让我踏实的东西,不管是好是坏,至少比现在这样不上不下地吊着强。
我的手都是抖的,拉开夹层拉链的时候差点把拉链拽坏了。夹层里确实有一个棕色的小本子,是本市一家银行的存折。我抽出来翻开,第一页是户名——孙志刚。三个字,清清楚楚,我借着窗外的光看了又看,确认自己没有看错。
我顺着日期往下看,存取记录密密麻麻的,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从三年前开始,几乎每个月都有一笔存款记录,少则一千两千,多则四千五千,偶尔还有整笔的大额存入,最多的一笔是三万块,发生在去年年底,我猜可能是方萍的年终奖。这些钱存进去之后很少取出来,只有偶尔几次小额的支取记录,存款的日期也很有规律,基本上都是每个月发工资后的那几天。
我的目光最终落在存折最后一页的余额上——九万七千三百二十元。
我合上存折,手控制不住地抖。孙志刚。方萍的前夫。她每个月往一个以他名字开户的存折里存钱,三年如一日,从不间断。这意味着什么?如果他俩真的像方萍说的那样早就断了联系,那这个存折怎么解释?如果她心里没有他,为什么要省吃俭用地给他攒这么多钱?九万多块钱,对一个护士来说不是小数目,方萍一个月工资加奖金也就六千出头,除去吃穿用度,能攒下来的不会太多。她住在医院宿舍里,过得那么简朴,衣服翻来覆去就那么几件,从不乱花一分钱,结果钱全存进了前夫的账户?
我脑子里飞速转着各种可能性。最常见的一种:她和前夫一直有联系,甚至可能还保持着某种关系。那天晚上停车场里的男人,十有八九就是孙志刚本人。她给他钱,他来找她,两个人暗度陈仓。那她跟我在一起又是什么意思?是图我每个月一万多的退休金?是想骗我结了婚,然后再名正言顺地从我这里拿更多的钱去贴补那边?
这个念头一冒出来就像野草一样疯长,堵都堵不住。我想起她第一次见面时说自己只图个安稳,想起她给我泡养胃茶时的温柔,想起她收拾房间时的认真,想起她看着我说“赵哥你也不容易”时眼里的心疼——这些难道都是装出来的?如果她能装到这个份上,那她不去当演员真是可惜了。
可我又想起另一件事。有一次我们去逛超市,我看中了一双鞋,打完折八百多,我嫌贵没买。方萍看见了,第二天悄悄跑去把那双鞋买了回来,放在我床头。我说你花这个钱干什么,她说你的旧鞋底都磨平了,走路容易滑倒。那双鞋她花了将近半个月的工资。一个骗子会花自己的钱给被骗的人买东西吗?
我坐在床边,双手抱着头,整个人像被撕成了两半。一边是眼睛看到的证据,一边是心里感受到的真诚,两边各执一词,谁也不让谁。我就这么坐了不知道多久,直到窗外天色暗了下来,屋里的一切都笼罩在昏黄的暮色中,我才慢慢站起来,把存折原样放回了夹层,拉上了拉链。
晚饭的时候我没什么胃口,方萍做了红烧鱼和蒜蓉西兰花,都是我喜欢吃的菜。我夹了两筷子就放下了,说今天不太饿。方萍看看我,又看看菜,说是不是不合口味。我说不是,就是有点累。她伸手摸了摸我的额头,又摸了摸自己的,说不烫,然后转身去厨房给我煮了碗姜汤,放了红糖和枸杞,端到我面前说喝了吧,驱驱寒,这天越来越凉了。
我端着那碗热气腾腾的姜汤,双手抱着碗壁,感受着那股暖意从掌心一直传到胳膊上。姜汤的热气氤氲上升,模糊了方萍的脸。我心里又酸又涩,想开口问她,孙志刚是谁?你为什么要往他的账户里存钱?那天晚上在停车场你们说了什么?话到嘴边,打了个转,又咽了回去。我怕问出口之后,现在这种平静的日子就彻底碎了。人就是这么矛盾,明明想要一个答案,却又害怕答案不是自己想要的。
这样的日子又过了两天。这两天里我整个人像是被架在火上烤,吃不好睡不香,人都瘦了一圈,眼窝都陷下去了。方萍察觉到了我的不对劲,好几次问我怎么了,是不是哪里不舒服,要不要去医院看看。我都找借口搪塞过去,一会儿说是换季感冒了,一会儿说是老胃病又犯了,一会儿又说是想孙子了。我编的借口越来越离谱,连我自己都不信,方萍又怎么会信呢。
终于在那天晚上,我绷不住了。说实话,再绷下去我怕自己先垮了。
那天是周六,方萍休息。她上午去菜市场买了排骨和山药,说要给我炖汤补补。天冷了,山药排骨汤暖胃又滋补,正好适合我的老胃病。我看她在厨房忙活,系着那条碎花围裙,头发用夹子随意地夹在脑后,几缕碎发垂在耳边,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她身上,给她整个人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她一边切山药一边哼着歌,是一首很老很老的歌,邓丽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声音很轻,断断续续的,有的地方还跑调了,但听着让人心安。
山药去皮的时候汁液沾到手上会发痒,她戴了一双橡胶手套,是医院发的那种,淡蓝色的,松松地套在她纤细的手腕上。排骨先焯了水去掉血沫,然后放进砂锅里,加上姜片、料酒和几粒枸杞,文火慢炖。她做这些的时候动作娴熟流畅,一招一式都透着常年在生活里摸爬滚打出来的熟练。我靠在厨房门框上看她,心里像压了块大石头,喘不过气来。
中午喝汤的时候,方萍给我盛了一大碗,排骨炖得酥烂,山药入口即化,汤头浓郁鲜香,上面飘着细细的葱花。她坐在对面,一边喝汤一边跟我说医院里的趣事,说今天有个老大爷特别逗,医生让他少吃盐,他跟医生讨价还价说能不能一周吃三次咸菜。方萍说这些的时候眼睛亮亮的,像个跟大人分享学校里好玩事的小女孩。
我有一口没一口地喝着汤,心里在盘算着怎么开口。直接质问吗?还是委婉一点?是从存折开始说,还是从停车场开始说?我在脑子里排演了好几遍,都觉得不妥当,要么太冲,要么太绕,要么就是语气不对。我赵建国年轻的时候在单位里处理过不少刺头的人和事,嘴皮子不算差,可面对这个女人,我突然变得笨嘴拙舌了。
吃完饭,她收拾完厨房,擦了手,坐到我旁边想跟我说什么。我闻到她身上有淡淡的洗衣液的味道,混着一点消毒水的味道,是医院带回来的。她开口想说今天看到的一个新闻,讲一对老夫妻结婚六十年还手牵手的,挺感动的。我没接话,从沙发上站起来,走到窗前站了一会儿,然后又走回来,从口袋里掏出手机。
我深吸一口气,点开手机相册,翻出那张在停车场偷拍的照片,把屏幕转向方萍。照片是晚上拍的,光线很暗,像素也不高,但能清楚地看到方萍侧身站立的姿势,和她面前那个男人的轮廓——个子很高,肩膀很宽,一只手正抓着方萍的胳膊。
方萍看到照片的那一刻,脸上的笑容一下子僵住了。就像一面镜子突然裂了一道缝,血色一点一点从她脸上褪去,变得煞白。她张了张嘴,嘴唇翕动了几下,没说出话来。她的目光从手机屏幕上移到我脸上,眼神里有惊恐,有慌乱,还有一种被揭穿后的窘迫。她大概从来没想过我会出现在那里,更没想过我会拍下这个画面。
我收回手机,努力让自己的语气平静一些,但声音还是控制不住地发抖。控制不住,怎么也控制不住,像是嗓子里有一双手在掐着。我说方萍,那个人是谁?你给他的是什么?是钱对不对?
她没说话,嘴唇在微微发抖。
我又说,孙志刚。你每个月都往一个叫孙志刚的人的存折里转钱。我在你包里看到了那个存折,名字是你前夫的。那个人是不是他?你们到底什么关系?
方萍的眼睛一下子红了。眼白里迅速布满了细密的血丝,像是被什么东西从里面撞碎了。但她没哭,眼泪在眼眶里转了好几圈,硬是没掉下来。她只是紧紧攥着围裙的边缘,手指一根一根地收紧,指节捏得发白,围裙边缘在她手里扭曲变形,发出细微的摩擦声。
客厅里安静极了,只有墙上挂钟的滴答声,一下一下,每一声都像敲在我心尖上。秒针走得很慢,慢到每一秒都能清晰地感受到。窗外有鸟叫,楼下有小孩在笑,远处有汽车喇叭声,但在这间屋子里,时间仿佛凝固了。
她沉默了很久很久。久到我以为她不会回答了,久到我心里的怒气开始慢慢变成一种荒凉的空洞感。我甚至开始想,也许沉默本身就是答案,她不说话,不就是默认了吗?
终于,她开口了。声音轻得像怕惊动什么似的,嘴唇一张一合的,每个字都像是费了很大的力气才从喉咙里挤出来。
她说,赵哥,对不起,我该早点告诉你的。孙志刚是我前夫。
虽然我早就猜到了这个答案,但听她亲口说出来,还是像被人迎面打了一拳。前夫两个字像一盆冷水从头浇到脚,冰凉彻骨。我腾地站起来,动作太猛,膝盖撞到了茶几的边角,疼得我倒吸了一口凉气,但我也顾不上疼了。我的声音也跟着拔高了,像一根绷到极限的琴弦。
我说你们离婚这么多年了,你还给他钱?他来找你你就给?你们这是什么关系?方萍你要是心里还有他,你跟我说清楚,我不耽误你,我赵建国不是那种死缠烂打的人。但你这样一边跟我处着,一边和前夫牵扯不清,你把我当什么了?当冤大头吗?
我越说越激动,越说越觉得自己委屈。这些天积攒的猜疑、愤怒、不安、失望,所有的情绪一股脑地涌了上来,像是决了堤的洪水,挡都挡不住。我在客厅里来回走了几步,又停下,又走,手不知道该往哪里放,干脆背在身后,然后又放下来,握成了拳头。
方萍被我的样子吓到了。她从来没见我发过这么大的火,在她的印象里,赵建国应该是个温和的、好脾气的、永远笑眯眯的老头,不是眼前这个暴躁的、失控的、额头青筋直跳的男人。她站起来想拉我的手,我下意识地一甩,她的手被我甩开了,整个人往后退了一步,撞在了沙发扶手上。
她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不是那种嚎啕大哭,也不是那种抽抽噎噎,而是无声的、一颗一颗的,大颗大颗地从眼眶里涌出来,顺着脸颊滑下来,砸在手背上。她用手背去擦,越擦越多,最后索性不擦了,就那么让眼泪淌着。
她说赵哥,你听我解释,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说行,你解释,我听着。但你得给我说清楚,一分一毫都不能瞒我。我是真心实意想跟你过日子的,你要是骗我,你就趁早说,我经得起这个。
方萍抹了把眼泪,坐回沙发上。她没有瘫坐,而是挺直了腰板,双手交握在膝盖上,像做错了事的孩子,又像是在给自己找一个支撑。她低着头,吸了一口气,又吸了一口气,像潜水的人在下水前做的准备动作。然后她慢慢地开了口,从很多很多年前说起。
原来方萍和孙志刚离婚的时候,儿子孙浩判给了方萍。那时候孙浩才六岁,刚上小学一年级,虎头虎脑的,特别爱笑,门牙掉了两颗,笑起来像个小老头。方萍带着他搬出了孙志刚买的房子,在城郊租了一个一室一厅的小套间,一个月五百块钱,房间朝北,冬天冷夏天热,但好歹有个遮风挡雨的地方。
孙志刚那时候生意刚起步,给不了多少抚养费,一开始每个月还给八百块,后来渐渐就不给了。方萍也没去要,她骨子里有股倔劲儿,觉得离了婚就不欠彼此的了,她靠自己的工资也能把孩子养大。护士工资不高,但胜在稳定,加上加班费和夜班补贴,一个月到手三千多块,在那个年代,够母子俩吃穿用度和孙浩上学的开销了。日子虽然紧巴巴的,但母子俩相依为命,家里有孩子的笑声,有热饭热菜,方萍觉得这样就够了。
可是老天爷没打算放过她。孙浩十一岁那年,查出了白血病。方萍说,那天孙浩在学校上体育课,跑步的时候突然晕倒了,送到医院一查,血常规的指标不对劲。她赶到医院的时候,急诊科的同事看见她,脸色都不对。她心里咯噔一下,就知道大事不妙了。她自己在医院工作,太清楚那些表情意味着什么。后来骨穿结果出来了,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高危型。
方萍说到这里的时候,声音开始发抖,像是那两个字至今仍然能把她的世界震碎。她说她当时站在走廊里,手里捏着化验单,眼前一阵一阵发黑,整个人靠着墙滑下去,蹲在地上半天站不起来。走廊里人来人往,有人从她身边经过,有人停下来问你怎么了,她什么都听不见,耳朵里嗡嗡作响,像是有一万只蜜蜂在飞。
从那天起,她的人生就只剩下了一件事——救孩子。
为了给孩子治病,她把能借的钱都借遍了。亲戚朋友、同事邻居、同学熟人,能开口的都开了口,不能开口的也硬着头皮去求了。她卖掉了住了十几年的房子,那房子是她离婚后省吃俭用攒了十年才付了首付买下的,刚住了不到三年。卖房的钱全部砸进了医院。值钱的东西都当了,她妈妈留给她的金镯子,奶奶传下来的玉坠子,还有结婚时候买的一条金项链——那是她唯一留着的跟过去有关的东西,本来想留给孙浩娶媳妇的时候送给他媳妇的,也当了。当铺老板看她可怜,多给了她三百块。
孙志刚那时候生意刚好转,听说儿子病了,拿了一笔钱出来,前前后后加起来有十五六万。方萍说孙志刚那时候还没完全变成后来那副落魄的样子,手里还有点底子,但也撑不了多久。白血病治疗是个无底洞,化疗一次就是上万,进口药一盒就是几千,加上住院费检查费护理费,每天睁开眼睛就是钱钱钱。
方萍说最难的时候,她一天打三份工。白天在市人民医院正常上班,傍晚下班后去一家私人诊所帮忙,给人打针换药,干到晚上十点。周末也不休息,去康复医院做护工,伺候那些半身不遂的老年人,翻身擦洗接大小便,什么脏活累活都干。她的同事们都劝她别这么拼,身子会垮的。她说我不能垮,我垮了浩浩怎么办。
可即使这样,钱还是不够。有一次孙浩化疗后感染了,高烧四十度不退,住进了重症监护室。ICU一天的费用就要七八千,还不算药费和检查费。方萍站在缴费窗口外面,翻遍了所有的口袋和银行卡,连一千块都凑不出来。收款员在里面喊,下一位。她让开位置,站在一边,看着长长的缴费队伍,每个人都面带愁容,每个人都拿着薄薄的缴费单和厚厚的希望。那一刻,她体会到了什么叫绝望。不是愤怒,不是悲伤,而是绝望,是一种彻彻底底的无力感,像溺水的人看着水面上的光越来越远,手脚却一点都动不了。
后来医院有个医生看她实在可怜,私下跟她说,有一种临床试验的新药可以免费试用,针对的就是孙浩这种高危型的淋巴细胞白血病,但名额有限,需要科室主任签字同意。方萍二话没说,跑去求科室主任。主任是个五十多岁的女人,人挺好但原则性强,说名额已经满了,让她等下一批。方萍知道下一批意味着什么,孙浩等不起。她就跪在主任办公室门口,跪了整整两个小时。来来往往的医生护士病人看见她,有人劝她起来,有人偷偷抹眼泪,有人绕道走。主任最后从办公室出来,看见她还在跪着,叹了口气,在申请表上签了字。
孙浩靠着那个临床试验的新药,又多撑了一年多。那一年多里,方萍眼睁睁看着儿子从一个活泼好动的小男孩,慢慢变成了一把骨头。化疗让孙浩的头发掉光了,原来虎头虎脑的小脑袋变成了光溜溜的圆球,他自己还开玩笑说妈妈你看我像不像少林寺的小和尚。后来他瘦得颧骨高高凸起,眼窝深深凹陷,四肢细得像麻杆,肚子却因为肝脾肿大鼓了起来。他开始吃不下东西,吃什么吐什么,但为了不让妈妈担心,每次都努力咽下去,等方萍不在的时候再偷偷吐掉。
方萍说这些的时候,眼泪已经流了满脸,声音碎得不成样子,像是被人从嗓子眼里一块一块掰碎了再吐出来的。我在旁边听着,一开始是站着,后来坐下了,手撑着膝盖,低着头,不敢看她。我不敢看她说这些话时的眼睛,我怕我承受不住。
孙浩走的那天是个秋天,跟现在差不多的季节,窗外的梧桐树叶落了一地。他刚满十五岁,走之前拉着方萍的手,手指上一点力气都没有了,像一根轻飘飘的羽毛搭在方萍手心里。他说,妈,别哭了,我不疼了。方萍说浩浩你说什么呢,你不疼了就好,妈妈不哭。孙浩又看了看站在床尾的孙志刚,说爸,你也别跟我妈吵架了。那是他说的最后一句话。
方萍说孙浩走的那一刻,她没有哭。她坐在床边,握着儿子的手,感觉那只手的温度一点一点地流失,从温热变成微凉,从微凉变成冰冷。她就那么握着,握了很久,直到护士进来拔管子,她才松开手。走出病房的时候,她看见走廊尽头的窗户外面,天空灰蒙蒙的,有一只鸟飞过去,很小很小的一只,很快就不见了。她这才哭出来,哭得整个人都弯了下去,扶着墙都站不住。
孙浩的葬礼很简单,来的人不多,方萍这边的几个亲戚,孙志刚那边几乎没有。墓地在城郊的一座小山上,是个新开发的陵园,孙浩是那片区域里年纪最小的一个。方萍在墓碑上让人刻了一行字:浩浩,妈妈永远爱你。落款只有一个字:妈。
我听到这里,心里像被人狠狠攥了一把,又酸又疼,眼眶热得发烫。我赵建国这辈子不算没经历过风浪,但我儿子健康长大,娶妻生子,我没尝过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滋味。那种痛,光是想想就让人喘不过气来,何况方萍是真真切切地扛过来了。
我哑着嗓子问,声音粗粝得不像自己的,那孙志刚现在跟你要钱是怎么回事?
方萍吸了吸鼻子,用袖子擦了擦眼泪,袖口洇湿了一大片。她缓了缓,努力让自己的声音稳下来,但每个字还是带着颤。
她说孙浩治病那几年,孙志刚确实把能拿的钱都拿出来了。十几万在那个年代不算少,他把公司的流动资金抽空了,生意做不下去了,后来干脆把公司关了。他又把自己开的那辆奥迪卖了,换了一辆破旧的二手帕萨特,差价也填进去了。能借的钱也都借了,亲戚朋友那里欠了一屁股债。方萍说虽然她恨孙志刚在婚姻里的背叛,但在孩子这件事上,他确实尽了全力了。一个男人愿意为了儿子倾家荡产,至少说明他心里是有这个孩子的。
孩子走后,孙志刚整个人就垮了。那种垮不是一天两天的,而是一点一点地、不可逆转地崩塌。最开始是酗酒,每天喝得烂醉如泥,喝完了就哭,哭着喊孙浩的名字。后来酒越喝越凶,身体喝出了问题。他本来就有高血压,常年在工地上跑,吃饭睡觉都不规律,四十出头的年纪身体底子早就掏空了。丧子之痛加上巨额债务,再加上长期的酗酒和精神崩溃,身体彻底撑不住了。
三年前,他查出了尿毒症。
方萍说孙志刚在这世上已经没有亲人了。他的父母早些年就走了,父亲是肺癌,母亲是心梗,前后脚走的,相隔不到一年。他是独生子,没有兄弟姐妹。那些曾经称兄道弟的朋友,因为他借钱的事都疏远了,电话打过去不是关机就是空号。他查出尿毒症后根本没钱治,一个人住在城中村的出租屋里,一个月一百五十块的那种,连个窗户都没有,屋子里暗无天日,到处是酒瓶和方便面盒子。
他差点死在里面。
是房东闻到了异味才发现的。那个房东姓周,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去收房租的时候敲了半天门没人应,但里面电视开着,她就觉得不对劲。拿钥匙开了门,一股恶臭扑面而来,孙志刚躺在床上,人已经昏迷了,嘴角有白沫,旁边倒着几个空酒瓶。送到医院的时候,肌酐指标高得吓人,医生说是尿毒症晚期,再不透析就来不及了。
方萍是在孙志刚的手机里看到自己的号码被设成了紧急联系人,医院才联系上她的。那是孙志刚出事后的第三天,她在医院上班,座机响了,同事说找你的,外线。她接起来,对面是另一家医院急诊科的护士,说这里有一个叫孙志刚的病人,手机紧急联系人是你,你能过来一趟吗。
方萍赶到那家医院的时候,看到前夫瘦得脱了相,蜷在病床上,脸色灰白,眼窝深陷,胳膊上缠着透析用的纱布,整个人看起来像个六十多岁的老头。他看见方萍进来,第一反应是把头扭到一边去,用被子蒙住了脸。方萍站在床边,看着他露在被子外面的一截胳膊,瘦得皮包骨头,血管的走向都看得一清二楚。
她当场就哭了。不是为孙志刚哭,是为了孙浩哭。因为她看到孙志刚这副模样,就想到了孙浩临走前的样子。同样的骨瘦如柴,同样的眼窝深陷,同样的命悬一线。方萍说她恨过孙志刚,恨他在婚姻里的背叛,恨他在外面有了人,恨他把儿子从她身边夺走后又照顾不好。但在孙浩走的那天,她看见孙志刚抱着儿子的遗体哭得晕过去三次,又醒过来,又晕过去。那一刻她知道了,这个男人虽然对不起她,但对孩子的爱是真的。不管他年轻时犯过什么错,在丧子这件事上,他们的痛是一样的。
方萍说她做不到眼睁睁看着孙志刚等死。不是因为她还爱他,她早就不爱了,那份感情在知道他在外面有人的那一刻就死透了。但她没法看着孙浩的父亲就这么死在出租屋里,没人管没人问,连个收尸的人都没有。她是护士,救死扶伤是她的本能。更重要的是,孩子走了以后,这个世上真心实意为孙浩哭过的人,除了她,就只有孙志刚了。如果孙志刚也死了,那浩浩在这个世界上就真的没有痕迹了。
她拿了一笔钱出来给孙志刚做了初步治疗,把命先保住了。但尿毒症是终末期肾病,根治的办法只有换肾,在那之前需要长期透析维持生命。透析一次的费用虽然医保能报销一部分,但自付的部分加起来,一个月也要三千多块,再加上药费、检查费、营养费,对于没有收入来源的孙志刚来说,是一笔根本无法承担的开销。
方萍的工资不高,一个月加奖金也就六千多块。她住在医院宿舍,一个月租金才几十块钱,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她把生活成本压缩到了最低,不买衣服,不买化妆品,连手机都是用了四五年的老款,屏幕碎了一个角也舍不得换。她省下来的钱,都存进了那个以孙志刚名义开的存折里,用来支付他的透析费用和日常开销。
存折上那将近十万块钱,是她这些年一分一分攒下来的,加上从朋友那里借了一些,准备留给孙志刚做换肾手术的费用。虽然配型还没找到,换肾遥遥无期,但她想着万一哪天有机会了呢?总不能因为没钱就眼睁睁放弃一条命。她说她没觉得自己多伟大,就是做了一件自己觉得应该做的事,换作任何一个母亲,如果孩子的父亲落到这个地步,大概也会这么做。
那天在停车场,孙志刚又来找她要钱。他平时透析是每周两次,但最近因为并发症,医生建议增加到每周三次,费用一下子多了不少。他不好意思打电话,就跑到医院来等她下班。他拉住方萍的胳膊,是因为方萍要给他钱,他不要,他说他欠她的太多了,这辈子都还不清。方萍硬塞给他,他就推,推来推去动作就大了些。至于他后来为什么会收下,是因为方萍说了一句,你要是死了,浩浩会怪我的。孙志刚听了这话,手就松了,接过信封,转身上车的时候,肩膀一直在抖。
方萍说她之所以瞒着我,是因为不知道怎么开口。我们刚认识那会儿,一切都挺好的,她怕说出来会把我吓跑。试婚这些天,她好几次想跟我说,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因为她太珍惜这段日子了,太想有个家了,怕一说出来就什么都没了。她说赵哥,我四十五了,这辈子折腾够了,我就想安安稳稳地过完后半辈子。你要是介意孙志刚的事,我明天就搬走,不给你添麻烦。存折里的钱是我自己攒的,没花过你一分钱。以后也不会花你的,我自己能处理。
方萍说完这些,整个人像是被掏空了,靠在沙发上一动不动,眼泪无声地往下淌,流到下巴那里聚成一滴,落在她交握的手背上。她的肩膀不再抖了,整个人安静得像一尊雕像,只有眼泪还在不停地流,像是在替她诉说着那些说不出口的委屈。
客厅里安静了很久。窗外的天色早就黑了,路灯亮起来,橘黄色的光透过窗帘洒进来,在地板上画出一道一道的光影。楼下有人在遛狗,狗的铃铛声隐隐约约地传上来,叮当叮当,清脆又遥远。隔壁的电视开着,好像是在放戏曲节目,一个女声咿咿呀呀地唱着,隔着墙壁听不太真切。
我坐在那里,脑子里乱成了一锅粥。煮开的粥,咕嘟咕嘟冒着泡,滚烫的,黏稠的,分不清哪里是米哪里是水。我想过无数种可能,甚至想过她是个骗子,但我万万没想到真相会是这样。她不是骗子,她是个比谁都重情重义的人。她不是和前夫纠缠不清,她是在救一个走投无路的生命,因为那个生命是她的孩子的父亲。她不是图我什么,她就是想要一个家,一个能让她在风浪过后歇歇脚的地方。
这个女人前半辈子被丈夫背叛,中年丧子,一个人扛着所有的苦和难,到头来还要去救那个曾经伤害过她的男人。她图什么呢?她说不出什么大道理,来来回回就是那句“他是浩浩的爸爸”。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理由,支撑着她三年如一日地往一个没有血缘关系、没有感情基础、甚至曾经伤害过她的人身上搭钱搭时间搭精力。她不图他感谢,不图他还钱,甚至不图他领情,她只是做了一件她觉得对得起自己良心的事。
我忽然觉得自己很不是东西。我是个小人,是个心胸狭隘的混蛋。我怀疑她,翻她的包,偷拍她的照片,用审问犯人的语气逼她交代一切。她照顾我的胃病,给我炖汤按摩,帮我收拾屋子,而我呢?我在背后翻她的东西,偷偷跟踪她,把她逼到墙角让她哭着解释。我赵建国活了一把年纪,自认光明磊落,结果干的都是些什么事。
我站起来,走到方萍面前,蹲下身子,仰头看着她。她的眼睛红得像兔子,脸上全是泪痕,嘴唇干裂了好几道口子。她看着我的眼神小心翼翼,带着恐惧和不确定,像一个等待判决的犯人。那种眼神让我心都碎了。
我伸手去擦她脸上的眼泪,她下意识地往后躲了一下,肩膀缩了缩。那一下躲避像刀子一样扎在我心上。我说方萍,是我不好,我不该那样对你。我不该怀疑你,不该翻你的东西,不该那样跟你说话。她摇摇头说,赵哥,我不怪你,换谁都会多想的。是我不对,我该一开始就跟你说清楚。你要是介意,我明天就搬走。
我一把按住她的手,声音不由得提高了些。搬什么搬,谁让你搬了?请神容易送神难,你进了这个门就别想走了。
方萍抬起头看着我,眼睛红红的,里面全是小心翼翼和不确定,像一只被雨淋透了的小猫,躲在屋檐下试探着往前迈一步又缩回去。她用气声问我,赵哥,你不嫌我麻烦吗?
我看着她的眼睛,郑重其事地说,方萍,我赵建国活了六十年,什么人没见过?有贪财的,有好色的,有偷奸耍滑的,有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但你这样的,我是头一回遇到。你愿意为了一个已经没有关系的人做到这个份上,说明你是一个有情有义的女人。我以前还担心你是图我什么,现在我知道了,你什么都不图,你就是想好好过日子。我要是因为这件事就不要你了,那我才是老糊涂,是老混蛋,是瞎了眼。
方萍听了这话,眼泪又涌了出来。但这次不一样,她不是无声地流泪,而是笑着哭的。嘴角往上翘着,眼泪往下淌着,又哭又笑的模样说不上好看,但在那一刻,在我眼里,她是这世上最好看的人。她靠在我肩膀上,额头抵着我的肩膀窝,身子微微发抖,像一只终于找到了窝的倦鸟。我一只手拍着她的后背,一只手按着她的后脑勺,把她的头轻轻压在我的肩膀上。她的手慢慢抬起来,拽住了我夹克的衣襟,越拽越紧。
我能感觉到她的眼泪透过我的衣服渗到皮肤上,温热的。屋里很安静,只有她压抑的、细碎的啜泣声,和我自己砰砰的心跳声。我拍着她的后背,一下一下,心里又酸又胀,暗暗发誓以后一定要好好待这个女人,不能让她再受苦了。她这辈子已经吃了够多的苦了,往后的日子,该让她尝尝甜的了。
那天晚上我们在客厅坐了很久,她靠在我肩膀上,从天黑坐到夜深。后来她不哭了,就那么安安静静地靠着,偶尔吸一吸鼻子。我跟她说,以后有什么事都不许瞒着我,天塌下来咱们一起扛,你要是再跟我藏着掖着,我可真生气了。她嗯了一声,声音闷闷的,带着浓重的鼻音。
第二天一早,我跟方萍说,带我去见见孙志刚。
方萍有些犹豫,说赵哥,要不还是算了吧,他那个人现在脾气不太好,我怕他乱说话让你不舒服。我说他能把我怎么着,我一个退休老头还怕他不成?你放心,我不是去兴师问罪的,我就是想去看看他的情况,看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方萍看着我,眼睛里有感动也有担忧,最后还是点了点头。
去的路上我去水果店买了一兜子苹果和一箱牛奶,方萍说不用买这些,我说看病人哪有空手的,这是最基本的礼数。方萍没再说什么,但上车的时候,她悄悄握住了我的手,放在她膝盖上,两只手包着我的手,手心温热。
孙志刚住在城东一个老旧小区里,那一片是原来老国企的家属院,房子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建的,红砖墙,木头窗框,楼道里阴暗潮湿,墙上贴满了各种小广告,通下水道的、修空调的、办证的,一层摞一层。孙志刚租的房子在最里面一栋的五楼,没有电梯,我和方萍一步一步爬上去,楼梯间里弥漫着一股说不清的霉味和油烟味。
方萍掏出钥匙开门的时候我愣了一下,她解释说孙志刚有时候透析完了会头晕站不稳,怕晕倒在家里没人知道,就给她留了一把钥匙,万一联系不上了她能来看看。我心里转了一下,但没说什么。经过昨天那一番掏心掏肺的谈话,我对她的信任已经不一样了。她说这是为了方便照应,那就是为了方便照应。
门开了,里面的景象让我脚步顿了顿。房子很小,大概二十来平米,是个单间带一个巴掌大的厨房和卫生间。屋里除了一张铁架床和一个老式电视机,几乎没什么像样的家具。床头堆着各种药盒子,花花绿绿的,有的是处方药,有的是保健品,瓶子摞着瓶子,盒子叠着盒子,占据了大半个床头柜。墙角放着几个空的矿泉水桶,窗户上挂着一块洗得发白的格子布当窗帘,地板是水泥的,扫得倒还算干净。
孙志刚靠在床上,身上盖着一床薄被子,被套是医院那种蓝白条纹的,一看就是方萍从医院拿回来的。他的脸色灰白,像是很久没见过阳光的那种白,眼窝深陷,颧骨高耸,胳膊上缠着透析用的纱布,纱布下面露出一截青紫色的血管。他整个人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了二十岁不止,四十六七岁的人,看着比我这个六十岁的还要老相。他看见我跟着方萍进来,明显愣了一下,随即露出一个虚弱的笑容,那种笑容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像是尴尬,又像是认命。
他说,方萍,这位就是你提到的赵哥吧?他说话的声音有气无力,像是每一个字都要费好大的劲才能从胸腔里挤出来。我点点头,在床边的一张塑料凳子上坐了下来。凳子有些晃,我调整了一下重心才坐稳。
方萍把水果和牛奶放在桌上,又去厨房烧水。厨房里传来水龙头哗哗的声音和燃气灶打火的声音。我跟孙志刚面对面坐着,气氛有些微妙,像是两个拳击手在对峙,但又没有人要出拳。沉默了一会儿,孙志刚先开了口。他说赵哥,我的事方萍都跟你说了吧?你放心,我跟方萍之间什么都没有,她就是心善,看不得我死。等我找到合适的肾源做了手术,身体好了,我立马就出去找工作,欠她的钱我一定还。
我摆摆手说,钱的事以后再说,你现在安心养病要紧。我今天来不是兴师问罪的,就是想看看你的情况。方萍既然选择帮你,说明你有值得她帮的地方,我尊重她的决定。
孙志刚听了这话,嘴角抽动了几下,眼眶一下子就红了。他扭过头去,面朝着墙壁,好半天才哑着嗓子说,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方萍。年轻的时候不懂事,有点钱就飘了,在外面胡来,害得她一个人带着孩子吃了那么多苦。后来浩浩病了,她把能做的都做了,我这个当爸的反倒什么都做不了,就拿了点钱,还觉得自己挺了不起。现在她又这样帮我,我这心里比死了还难受。有时候透析完了疼得整夜睡不着,浑身骨头都像被人拿锤子敲,我就想,这大概就是报应。
他这番话是真心还是假意,活到这把年纪,我还是能分辨出来的。一个人嘴上说的漂亮话和心里话是不一样的,眼睛里的东西骗不了人。孙志刚说这些的时候,眼睛里有实实在在的愧疚和悔恨,那种眼神不是一个会演戏的人能装出来的。我看着他眼角深深的皱纹和鬓边的白发,心里叹了口气。人这一辈子,谁还没犯过错呢?关键是有没有那份悔过的心。孙志刚欠方萍的恐怕这辈子都还不清了,但至少他还有这份愧疚,比那些到死都不知悔改的人强。
方萍端着热水从厨房出来,看到我们说话,也没打扰,默默把水放在床头柜上,又把药盒子整理了一下,把空瓶子扔进垃圾袋里,动作很自然,没有刻意的关心,也没有刻意的疏远,就像一个家人该有的样子。我看到她把孙志刚散落在床头的药片分类装好,用一个小药盒分成早中晚三格,又把脏衣服收进盆里,端着去卫生间洗了。搓衣服的声音从卫生间传出来,一下一下,有节奏的,跟她的性格一样,不慌不忙,认认真真。
我坐在那里,心里说不上是什么滋味。说嫉妒吗?好像有一点,但更多的是另一种东西,一种我不太能描述清楚的感受。这个男人曾经伤害过方萍,让她流了不知道多少眼泪,但现在他病入膏肓、孤苦无依,方萍却能不计前嫌地照顾他。这不是旧情未了,这是一种更高级的东西——是仁至义尽,是问心无愧,是一个人把人情世故做到了极致,把该做的都做了,往后余生心里没有亏欠。
回去的路上,我和方萍并排走着,谁都没说话。从孙志刚住的小区出来,穿过一条窄窄的巷子,就到了大街上。街边种着两排法国梧桐,秋风把叶子吹落了一地,踩上去沙沙响。路过一个菜市场的时候,方萍停下来看了看水产摊上的鲫鱼,卖鱼的是个胖大姐,围着黑色的橡胶围裙,手脚麻利地给鱼刮鳞。方萍挑了两条,问晚上想不想喝鱼汤。我说好,她就让胖大姐杀了清理干净,装进塑料袋里拎着。我抢着付了钱,方萍也没跟我争,只是微微笑了一下。
就是这么平常的一幕,我却突然觉得鼻子发酸。这个女人要的真的不多,就是普普通通的日子,买菜做饭,有个知冷知热的人在身边。可命运偏偏给了她那么多磨难,一次又一次,没完没了。丈夫背叛了她,儿子离开了她,她一个人扛过了最黑暗的日子,好不容易遇到了我,又要为了前夫的医药费偷偷摸摸、遮遮掩掩,生怕失去这点来之不易的温暖。而她呢,咬着牙扛过来了,还能腾出手去帮别人。她自己站在雨里淋得透湿,还想着给别人撑伞。
我伸手接过她手里的鱼,另一只手牵住了她的手。她愣了一下,然后紧紧回握住了我。她的手不软,甚至有些粗糙,指腹上有薄薄的茧,是常年在医院干活磨出来的。洗手洗的,消毒水泡的,橡胶手套戴的。我把那只手握得更紧了一些,力气稍微大了点,她看了我一眼,嘴角翘了一下。
我说方萍,以后咱家买鱼,都咱俩一起来。她没说话,但我感觉到她握着我的手又紧了几分。
回到家后,方萍去厨房收拾鱼,我在客厅里坐了一会儿,拿起手机给赵磊打了个电话。电话响了好几声才接,赵磊在那头说爸,我正在开会呢,等会儿给你回过去。我说行。过了大概半个小时他回了过来,说会开完了,问我什么事。
我把方萍的事从头到尾说了一遍。从相亲认识开始,说到试婚,说到停车场,说到那个存折,说到孙志刚的尿毒症,说到方萍这三年怎么省吃俭用救前夫,说到她在ICU门口跪了两个小时,说到她儿子十五岁就走了。我说的过程中赵磊一直没插话,只能听到他呼吸的声音,偶尔有敲键盘的动静。
我说完以后,电话那头沉默了很长时间。长到我以为信号断了,喂了好几声。赵磊才开口说,爸,我在呢。又沉默了几秒,他说,爸,这个女人值得你对她好。你要是想帮那个孙志刚,我这边也能出一些,虽然不多,但总归是份心意。果果的压岁钱还存着呢,拿出来也能用。
我听了心里一暖,说不用你的钱,你爸这点退休金还够用。你好好过日子,把果果养好就行。赵磊说那行,反正你有什么需要随时跟我说,别自己扛着。顿了顿他又说,爸,过年我带媳妇孩子回去,正式见见方阿姨。我说好,果果爱吃糖醋排骨,让你方阿姨给做。赵磊在电话那头笑了一声说,那果果可有口福了。
挂了电话,我坐在沙发上笑了。这是赵磊第一次管方萍叫方阿姨,叫得自然而然,没有半点勉强。这说明他从心底里认可了这个女人。我想起赵磊小时候,他妈做什么事他都爱插一嘴,如今长大了,懂事了,知道替我操心了。儿子认可了方萍,我心里最后一点顾虑也烟消云散了。
晚上喝鱼汤的时候,我把赵磊的话跟方萍说了。鱼汤熬得奶白奶白的,上面飘着细碎的葱花和香菜,香气扑鼻。方萍端着碗正准备喝,听到我说赵磊管她叫方阿姨,手一抖,碗里的汤差点洒出来。她端着碗愣了好一会儿,然后低下头,肩膀轻轻耸动。我知道她又哭了。这次我没去劝,就安安静静地坐在旁边,把纸巾盒推到她面前。有些眼泪是苦的,有些眼泪是甜的,她这些年攒了太多苦的,能流些甜的出来,是好事。
她抽了一张纸巾,按在眼睛上,好一会儿才缓过来。她说赵哥,你们家人怎么都这么好。我说那是你还没见到赵磊他妈,那才是真正的好人,可惜走得太早了。方萍说,她要是还在,一定会为你高兴的。我笑了笑,端起碗把剩下的鱼汤一口干了,觉得那碗汤喝起来格外暖,从头暖到脚。
接下来的日子,我和方萍商量了一下,做了一个决定。孙志刚的透析费用,我来分担一部分。我的退休金一万出头,加上方萍的工资,两个人过日子绰绰有余。我们算了一笔账,每个月生活开销三千块足够了——水电煤气物业费加起来七八百,吃饭买菜一千出头,偶尔下馆子买点东西再留点余量,三千块能过得很不错了。我每个月再固定存三千块钱,留着以后应急或者给果果当学费。剩下的四千多,拿出一千五来帮孙志刚,对他的透析费用来说是一个有力的补充,对我们来说也不会影响生活质量。
方萍一开始不同意,说她不能让我出这个钱,这是她的事,不该拖累我。她说话的时候表情很认真,不是那种虚情假意的推脱,而是真心实意地觉得不该把我扯进来。我说这怎么是拖累呢,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你的心结就是我的心结。我问她,如果孙志刚因为没有钱治,死在了那间出租屋里,你这辈子心里能安生吗?你想想那个画面,他的房东打电话来说人没了,你去收尸。你能受得了吗?
方萍沉默了,她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她这个人我算是看懂了,面上坚强,心里比谁都软。她恨过孙志刚,但如果他真的因为没有得到治疗死在了她眼皮子底下,她这辈子都会背着这个包袱,走到哪里都放不下。我不想要她带着遗憾跟我过日子。我想让她开开心心的、轻轻松松的,把这个女人从前半生的泥潭里彻底拉出来,往后余生的每一步都是轻快的。
方萍听了,抱着我哭了很久,她说赵哥,我怎么就遇到你了呢。我拍着她的后背,像哄小孩一样慢慢拍着,说这话该我说才对。你遇到我,是你的运气。我遇到你,是我的福气。咱们俩加起来一百多岁了,谁也别嫌弃谁,好好把剩下的日子过好,比什么都强。
当然我也不是冤大头,我有我自己的原则和底线。我跟方萍说得很清楚,帮孙志刚可以,但不能无底线。我不是开慈善机构的,我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我找了个时间又去见了一次孙志刚,这次是我一个人去的,没让方萍跟着。有些话当着方萍的面不好说,两个男人之间反而能说开。
孙志刚看见我一个人来了,明显有些紧张,从床上坐直了身子,把被子拉了拉,盖住自己瘦骨嶙峋的腿。我坐在上次那张塑料凳子上,接过他递来的一杯水,放在桌上没喝。我把话摊开了说,语气不算严厉,但每个字都说得清清楚楚。
我说孙志刚,你现在的情况我和方萍会帮,这是看在浩浩的面子上,也是看在你确实走投无路了。但帮归帮,有些规矩得立。第一条,你要积极配合治疗,不能再自暴自弃。医生让你什么时候透析你就什么时候去,让你吃什么药你就吃什么药,不能偷懒,不能破罐子破摔。你这条命是方萍从鬼门关上拽回来的,你要是自己都不珍惜,那谁帮你都没用。第二条,等你身体条件允许了,我会托人帮你找一份轻松点的工作,看大门也好,守仓库也好,一个月挣一千也行两千也行,你能自食其力的时候,就不能再全靠着方萍了。她养了你三年了,够意思了,一个前妻做到这个份上,天底下找不出第二个。第三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你要彻底戒酒。我不管你是有瘾还是借酒浇愁,从现在开始,一滴都不能碰。医生说你现在的身体状况,再喝酒就是找死。你要是再喝,我就让方萍断了跟你的联系,说到做到,我赵建国这个人向来说话算话。
孙志刚红着眼眶点头答应,赌咒发誓说他早就戒了,以后也绝不会再碰。他说赵哥你放心,我不是不知好歹的人。方萍对我这样,我心里有数。我孙志刚这辈子欠的人情太多了,以后我做牛做马也要还。我说不用你做牛做马,你好好活着,把身体养好,就是对我和方萍最好的报答。
从那以后,我和方萍的生活步入了一个新的轨道,一个踏踏实实的、有奔头的轨道。方萍还是三班倒,不上班的时候就在家做饭收拾,偶尔去看看孙志刚,帮他打扫一下卫生,给他带些吃的。我不忙的时候会跟她一起去,有时候陪孙志刚说说话,有时候帮他把坏了的灯泡换一换,或者把漏水的水龙头修一修。你别说,时间长了,我跟孙志刚反倒处出了一些交情。
他这个人其实不坏,年轻的时候确实混账过,但经历了这么多事,性子早就磨平了。他跟我说了很多以前的事,说他跟方萍刚结婚那会儿,两个人都年轻,什么都没有,住在一个十来平米的出租屋里,冬天漏风夏天漏雨,做饭要用公共厨房,上厕所要去外面的公厕。方萍怀着孙浩的时候反应特别大,吃什么吐什么,但为了多挣点钱,一直坚持上班到临产前两天。生孙浩的时候难产,疼了十多个小时才生下来,方萍从产房出来的时候脸都是紫的,但看到孩子第一眼就笑了。
孙志刚说着说着就沉默了,手里捏着一个空纸杯子反复转着,眼眶泛红。他说这么好的女人,他当初怎么就不知道珍惜呢。怎么就鬼迷心窍了呢。钱多了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觉得自己了不起,在外面乱来,把这个家作没了。现在回头看看,这辈子最幸福的时候,恰恰是那个时候——穷得叮当响,但是老婆孩子在身边,日子再苦也有奔头。后来有钱了,反而什么都没了。
我没接话,这种时候说什么都多余。后悔药这种东西,世上没有卖的。但我心里想,人这一辈子,有些错犯过了就再也回不了头,能做的只有往后余生都记着这个教训。孙志刚现在明白了,虽然晚了,但至少他明白了,总比有些人到死都糊里糊涂的强。
一个月试婚期满的时候,我正式跟方萍求了婚。没有戒指没有鲜花,也没有单膝跪地——我这个老膝盖骨跪下去怕是站不起来了。就是一个普通的晚上,吃完饭后方萍在洗碗,水龙头哗哗地响着,我靠在厨房门框上,手插在口袋里,攥着那个前两天偷偷去买的一枚金戒指,手心都攥出汗了。
我说方萍,咱们去把证领了吧。明天就去,我看了黄历,是个好日子。
方萍正在洗碗的手一顿。水龙头还开着,水柱打在碗沿上溅起细碎的水花,哗哗地响着。她背对着我站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没听见,正要再说一遍,她突然转过身来,满脸都是泪。手上还沾着洗洁精的泡沫,围裙上溅了一片水渍,头发有几缕贴在脸颊上,被眼泪黏住了。
她说赵哥,你真不嫌我麻烦吗?带着孙志刚那么大一个包袱,甩都甩不掉的那种。我说什么麻烦不麻烦的,两个人过日子,本来就该互相扶持。你有你的过去,我也有我的过去。周敏走了六年了,我柜子里还放着她的照片和衣服,你嫌过我吗?你没有。你有孙志刚要照顾,我理解。我肩周炎犯了半夜疼得睡不着,你给我按摩。我的胃不好你变着法儿地给我熬汤。我的儿子叫你方阿姨。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你的难处就是我的难处,咱们一起扛。
方萍点点头,嗯了一声,那一声嗯里带着浓重的鼻音,是我听过最动听的一个字。我走过去把水龙头关了,把她湿漉漉的手拉起来,从口袋里掏出那枚金戒指套在她手指上。不大不小,刚刚好。她低头看着手上的戒指,又哭又笑地说,赵建国,你还偷着量了我的指围。我说那可不,我这叫有备无患。
领证那天是个晴朗的上午,秋高气爽,天蓝得像被水洗过一样。民政局的人不多,前面只有两对,一对是年轻人,穿着情侣装,女孩头上戴着白纱,男孩抱着花,两个人甜甜蜜蜜地依偎在一起。另一对是中年人,跟我和方萍差不多,各自带着一个孩子,看起来是再婚重组家庭,两个孩子在旁边各自低头玩手机,谁也不理谁,场面有些尴尬。
我和方萍坐在等候区,她今天穿了一件枣红色的毛呢外套,是我陪她去买的,她说结婚要穿红色的。头发没有像往常一样挽起来,而是放下来了,柔顺地垂在肩膀上,发尾微微往里扣着。她坐在椅子上,两只手放在膝盖上,腰背挺得笔直,像个小学生在等老师点名。我问她紧张吗,她说有点,然后把手伸过来,我握住,她的手指冰凉冰凉的。
轮到我们的时候,工作人员是个四十多岁的大姐,戴着眼镜,表情淡淡的,大概每天见惯了各种各样来领证的人,早就麻木了。她把表格推过来说填一下,我和方萍一人一张,并排坐着填写。姓名、性别、出生年月、身份证号、婚姻状况——方萍在婚姻状况那一栏顿了一下,写下“离异”两个字的时候,笔尖用力重了些,几乎把纸戳破了。我填完侧头看她的表,在紧急联系人那一栏,她写了我的名字:赵建国,关系:配偶。我的心里一热,像是有人在我胸口放了一个小火炉。
填完表我们去照相,照相的是个小伙子,让我们坐得近一点,再近一点,笑一笑。方萍笑了,嘴角往上翘着,眼睛里有光。快门咔嚓一声,那一刻被定格了下来。照片出来的时候我看了很久,照片上两个人都不年轻了,脸上的皱纹和眼角的细纹一览无余,但两个人都在笑,那种笑是从心里漾出来的,藏不住。
领完证出来的时候还不到十点,阳光正好,街道两边的银杏树黄了一树一树的,金灿灿的叶子在微风里轻轻摇晃,有几片落下来,打着旋儿飘到人行道上。方萍挽着我的胳膊走在人行道上,踩着满地的银杏叶,走得慢悠悠的,像是要好好享受这个时刻。
她说,赵建国同志,从现在起你就是我丈夫了。我说,方萍同志,你也是我妻子了。她忽然停住脚步,转头看着我说了一句,我有家了。就四个字,简简单单的,干干净净的,像是从心底深处浮上来的一串气泡,轻飘飘的,又沉甸甸的。我的心一下子就软成了一滩水。我握紧她的手说,对,你有家了,以后都有家。
那天中午我们去吃了一顿好的,就在民政局附近的一家老字号馆子,点了清蒸鲈鱼、东坡肉、炒时蔬,还有一个菌菇汤。方萍破天荒地要了一瓶啤酒,给我和她各倒了一杯。我们碰了一下杯,玻璃杯发出清脆的响声。她说,赵建国,谢谢你给我一个家。我说,方萍,谢谢你愿意来我的家。
后来我和方萍的生活归于平淡,平淡得像一杯温开水。不烫嘴也不冰人,恰到好处的温度,每天喝都不腻。方萍继续在医院上班,每天早上七点出门,我骑电动车送她。以前她都是自己骑共享单车去,风里来雨里去的,我说以后我送你,她说不用,就十几分钟的路。我说反正我闲着也是闲着,送你一趟还能活动活动筋骨。其实我心里想的是,我想跟她多待一会儿,哪怕就是电动车后座上那十几分钟。她坐在后座,两只手搭在我肩膀上,有时候风大,她会把脸贴在我后背上,我能感觉到她的呼吸透过衣服传过来,温热温热的。
下班的时候我也去接她,风雨无阻。医院门口有个保安亭,保安老刘跟我混熟了,每次看见我都冲我招手说,赵师傅又来接媳妇了,模范丈夫啊。我嘿嘿一笑,递根烟给他,他说医院门口不能抽烟,我说那收着回头抽。方萍从住院部大楼出来的时候,我远远就能认出来,她走路的样子和别人不一样,步子不大但很稳,背总是挺得直直的,不管多累都不塌肩膀。她看到我,脸上就会露出那个笑容,不夸张不张扬,就是嘴角往上翘一点点,眼睛亮一下,好看得很。
不上班的时候,我们一起去菜市场买菜,去公园散步,偶尔去看场电影。方萍喜欢看爱情片,但看到感人的地方不哭,反而是我,每次都能被煽出眼泪来。有一次看一个讲老年痴呆的片子,看到老头给老伴喂饭的那一段,我眼泪止都止不住,方萍递纸巾给我的时候抿着嘴笑,说没想到你是个爱哭鬼。我说那不是哭,那是眼睛出汗。
邻居们都说老赵找了个好媳妇,年轻又能干,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的,人也和气,见了谁都笑眯眯地打招呼。我们这栋楼里住着好几户老人,儿女都不在身边,方萍有时候会帮他们量个血压、测个血糖,谁有个头疼脑热的找她,她都乐意帮忙。楼下的王大爷说,老赵啊,你找了个保健医生回来,我们跟着沾光。我笑着说,那是,我媳妇可是正经三甲医院的护士长。
孙志刚那边的情况也在慢慢好转。透析的效果稳定下来之后,他的气色好了很多,脸上渐渐有了一点血色,虽然还是很瘦,但不再像之前那样灰白得吓人了。人也胖了一些,方萍说体重从原来的一百零几斤长到了一百二十斤,虽然还是偏瘦,但已经在正常的轨道上了。最重要的是他的精神状态完全不一样了,以前整天躺在床上,蓬头垢面,跟谁都不说话,现在能下床走动了,每天还坚持在小区里散散步。
方萍托人给他找了一份在社区老年活动中心看门的工作,活儿不累,就是登记登记来访人员,打扫打扫卫生,帮忙摆放桌椅,一个月两千块钱。钱不多,但孙志刚干得很认真,说这是他这些年来第一份正经工作,一定要好好干,不能给赵哥和萍姐丢脸。他每天提前半个小时到岗,把活动室的地拖得能照出人影,把每张桌子椅子都擦得干干净净,还把棋牌室的麻将牌一副一副地洗了一遍。活动中心的老人们都喜欢他,管他叫小孙,说他勤快又老实。
有一天傍晚,我和方萍去看他。老年活动中心在社区的一个小院子里,平房,门口种着两棵桂花树,正是开花的季节,满院子都是甜丝丝的香味。孙志刚正坐在门口的椅子上,跟几个下棋的老头聊天。他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工作服,是活动中心发的,胸口印着“社区服务”几个字。头发剪短了,胡子也刮了,整个人精神利索了不少。看见我们来了,他从椅子上站起来,笑着迎上来,步子虽然不快,但很稳当,比三个月前那个躺在床上连翻身都困难的人判若两人。他脸上的灰白气色退了不少,竟然有了几分血色,眼窝也没那么深了,看起来像个正常的中年人了。
方萍把带来的饺子递给他,是她自己包的,猪肉白菜馅的,孙志刚最爱吃的口味。他接过去的时候说了声谢谢萍姐,又看了看我,郑重其事地说了句,谢谢赵哥。他的语气很真诚,不是那种敷衍的客套,而是一个人在心底里反复掂量过之后才说出口的话。我说客气什么,你好好干,早点把身体养好,将来还指望你请我们吃饭呢。孙志刚说一定一定,等我攒够了钱,请你们去城里最好的馆子吃一顿。
我们在活动中心坐了一会儿,院子里的桂花香一阵一阵地飘过来,下棋的老头们吵吵嚷嚷的,气氛热热闹闹的。孙志刚给我们倒了茶,还特意给我搬了一把带靠背的椅子,说赵哥你腰不好,坐这个舒服。我心里一动,这个男人变了,变得知道关心别人了,不再是那个自怨自艾、躲在出租屋里等死的醉鬼了。
回去的路上,夕阳正好,把整条街道都染成了橙红色。我和方萍沿着人行道慢慢走着,她挽着我的胳膊,把头靠在我肩膀上,步子跟我保持一致,一左一右,节奏默契得像是一个人。我闻到她头发上淡淡的香味,是超市里最普通的那种洗发水,但在她身上用起来,怎么闻都好闻。
她说,建国,谢谢你。我说谢什么,咱们是夫妻。她说还是要谢,没有你,这些事我可能扛不下来。我说你一个人扛了这么多年,也该有人帮你扛一扛了。她没再说话,但我感觉到她挽着我胳膊的手又紧了几分,像是要把自己嵌进我的身体里。
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两个影子叠在一起,在铺满落叶的人行道上慢慢往前移动。梧桐树的叶子已经黄透了,偶尔飘下来一片,落在方萍的头发上,我伸手帮她摘下来,她侧过头冲我笑了一下。那个笑容在夕阳里特别好看,让我想起我们第一次见面时她坐在茶楼窗边的样子,清秀的、安静的,像一朵开在秋天的菊。
我想起大半年前自己还是孤家寡人一个,每天对着空屋子说话,晚上睡不着就起来看电视,看到在沙发上睡着,天亮醒了接着看。现在身边多了方萍,生活里多了烟火气,多了牵挂,也多了责任。早上起来有人给你准备好早餐,晚上回来有人等你吃饭,衣服破了她给你缝,胃疼了她给你熬汤,肩膀疼了她给你按摩。这些事说起来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但日子就是由这些小事堆起来的。没有了这些小事,日子就不叫日子,叫熬。
我有时候会想起周敏。她要是还在,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应该会高兴吧。她走之前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我,拉着我的手说不出话,眼睛一直看着我,我知道她想说什么——老赵,你要好好的。我现在挺好的,有人陪着,有人惦记着,有人管着我的胃和不让我吃凉的。周敏,你可以放心了。
人这一辈子,到了我这个岁数,还能遇到一个愿意跟你相濡以沫的人,已经是天大的福分了。年轻的时候觉得爱情是轰轰烈烈的,是山盟海誓的,是电光火石之间的怦然心动。到了这把年纪才知道,爱情其实是在一起吃过很多很多顿饭,走过很多很多段路,在一个又一个平常的日子里,把彼此的习惯和脾气都摸透了,还能相看两不厌。爱情是我知道你所有的难处,还愿意跟你一起扛。
至于那些波折和磨难,反倒让这份感情变得更加瓷实了。如果没有停车场那个晚上的误会,没有那本存折的发现,没有那一场激烈的争吵和坦诚的交代,我和方萍之间的信任也许不会那么牢固。正是因为经历了这些,我们才真正看懂了对方的心,才知道这个女人有多值得珍惜,这个家有多值得守护。
日子就是这样,哪有十全十美的。人生在世,谁还不是带着一身的故事和一身的伤往前走。遇到了对的人,两个人把故事放在一起讲,把伤口互相包扎好,然后手牵着手继续往前走,往后余生的每一步,都是好日子。
现在的我,每天早上送完方萍上班,回来浇浇花,然后去老年活动中心打打太极下下棋。十一点多开始准备午饭,方萍中午回来吃,吃完了她小睡一会儿,下午又去上班。我下午要么去逛逛菜市场,要么去图书馆看看书,要么约老李他们喝喝茶。傍晚接方萍下班,有时候拐去孙志刚那边坐坐,看看他过得怎么样。晚上两个人一起做饭吃饭看电视散步,平平淡淡的,踏踏实实的。
这样的日子,就是我想要的,也是方萍想要的。我们终于都有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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