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届年轻人为什么这么痛苦？

《过春天》

近年以来，年轻一代中普遍存在的空虚感和消极态度，始终是公共讨论的热门话题。

这一代人往往受过比父辈更高的教育，享受着更为宽裕的物质生活，对自己的未来也曾有更多期许。然而，他们却自嘲“吃上了时代黑利”，感觉机会和上升空间越来越少：经济增速是减缓的，就业市场是过饱和的，工作晋升是要熬资历的，退休年龄是延迟的……

这种局面催生了一代人的存在主义危机。年轻人们不约而同地开始叩问自身的意义，并试图通过阅读、写作、关心国家大事和社会议题等种种方式，以安放这种内在焦虑。

然而，内在的危机并未得到舒缓，年轻人却日益被困在自己的孤岛上，谁也无法改变他人，谁也无法被改变。面对不同观点，相比没有效果乃至暗含火药味的争论，回避似乎是更合适的方法。

在《富足一代》中，伊险峰和杨樱采访了三位出生于1995年至2005年间的年轻人。他们都对未来的生活表现出一种安全感和低物欲，但与此同时，三人也都处于一种“可以活下去，但不知道往哪走”的意义缺失状态。

他们都试图追求某种更加宏大或形而上的价值，但也被困在各自的困境或偏见中。戴小萌决心为社会做贡献，但当他和朋友们政见不合时，他自觉选择聊游戏来回避话题；曾紫薇希望以后做一份有价值的工作，比如记者，但她说不上什么是“价值”，只能先期望不再和父母要钱；黄轶重视尊严和责任，想要通过写作来实现自我主张，但他从小到大的思考似乎却未曾企及他人的困境和社会的不平等……

以下，是他们三人的故事。

下文摘自《富足一代》

伊险峰 杨樱 著

01

“钱够花了就可以了，那我奋斗的意义是什么？”

戴小萌父母都是江西人，分别出生在1967年和1969年。父亲做过建筑工人，做过开发商监理，一路自学，接近于成为企业家；母亲1994年随丈夫一起来上海，开始在工厂做工人，后来觉得效益一般，也去了工地，现在也是工程监理。

他们一直没有上海户口，但很早就买了房子。

戴小萌很贴心，总是担心周边环境会太吵，影响录音质量。他说自己从小就扮演懂礼貌的孩子的角色，招那些看着他长大的老头、老太太喜欢，每次见到他，必然会说：“你小时候老可爱的！”

戴小萌自告奋勇地说他愿意接受访问，因为我们的招募条件中有一条是“爱国青年”，一位中间人觉得他再合适不过。

戴小萌现在学法律。他认为这是一个理想奔现途中应有之义。

戴小萌大学实习赶上了移动互联网的好时候，几家网站市场推广做下来让他有点迷失。老板底薪给了1.5万，每个月还有业绩提成，按照他的标准，“赚了很多很多钱”。那时候手上大概有20多万，全部放在了股市里。

结果就遇到了贸易战，特朗普一发Twitter他就会少很多钱。这事积极的一面是让戴小萌从消费主义幻影中跳出来再度关注国计民生，金融资产亏了一半的时候，他的人生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开始用一种宏观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发现很多行业都没有钱了，不景气的迹象越来越多……

他跳槽去了一个做化妆品外贸的公司，月薪还是1.5万，没有绩效。

他谈了女朋友，但同居一年之后分手了，因为女孩子太小，还不想谈婚论嫁。

现在戴小萌改变了应该成家立业的想法，他决心要对社会做点贡献了。

戴小萌并没有像他高举高打的理想那样笃定。他所表现出来的问题与他的雄心勃勃几乎“相辅相成”。

“钱够花了就可以了，那我奋斗的意义是什么”这样的想法很容易在戴小萌的生活中出现，并且以后无数次出现在相当多的被调查者身上——不管他有什么样的家庭背景，他自己有什么样的未来预期。

《迟开的向日葵》

戴小萌的社会地位分析是这样的：家里是中产阶级，肯定能过下去，再怎么样也能生活。而且自己这个世代，获得阶级跃升的可能性太小了。既然如此，那么我奋斗的意义是什么？

2018年的时候，戴小萌把所有的苹果产品都换成了“华为全家桶”。他打了一个比方，就好像小猫小狗，他碰到了肯定会救，但不会主动去做那种志愿者。

支持国产产品也是一个道理，全部换成华为，就是一种他的行动。不过iPad他还留着，上上网课、下载一点工作软件什么的还是iPad好用。

国家利益就是每个人的利益，现在他觉得自己和还是学生的时候有很大的不同，还是学生的时候不会感知这些东西。现在不一样，只有中国经济好了，每个人的生活质量才会提高。

至于影响中国经济的原因，戴小萌没有想过。他给自己的转变画了一条线，高中、大学的时候就是一个愤世嫉俗的人。

愤世嫉俗是一个类别，在戴小萌的体系里，人大概有这么几种：爱国、支持国家，愤世嫉俗，行尸走肉。

他自己有个由四个男生组成的群，本来经常会谈政治话题，但近来政见不同，总是引发争执，所以现在大家努力谈游戏来维持热络，自觉绕开政治话题。

《阳光灿烂的日子》

我们后来遇到一位高中二年级的采访对象，当时17岁，和戴小萌有类似的观点：在观点不平衡或者需要鉴别的时候，职级更高的那个人更可信。

他们还争执过AO3被饭圈举报的问题。知乎上有一些人的观点是举报的人都是错的，这个他不能同意。我跟他探讨了打小报告的道德问题，以此类推举报是不是真的没问题，是不是需要考虑。他最后的结论是，AO3跟他其实没有太大关系……

这个时候他又忘了他对利益共同体的理解了。

最后的话题落在戴小萌与他人的交流上。结果就是，事实上他无人可以交流，除了那个小组。他也不会在网上跟人吵架，也不会去说服别人，因为知道别人无法说服他，他也不能说服别人。

02

“不能再朝爸妈要钱了”

曾紫薇跟很多东北人一样，先介绍自己是东北人，要是问到细处，才会具化为某个更小的地理单位。她自定义自己所在的城市为五线城市。

在她印象里，大城市是沈阳，北上广这些不算，不算的原因是不在她的生活范围之内，这是办奥运会、世博会的地方，是另外一个体系的存在。

她出生于1999年，毕业于当地最好的高中，即将从上海一所财会高校毕业。

她身上有很多的标签，最重要的一个可能是“下岗职工子女”。她的父母当年都丢掉了工作，本来在当地著名的酒厂上班，后来，父母开一家小饭店——那种开了黄、黄了再开的街头不起眼的小饭店。

她有一个姐姐，大她十八岁，几乎可以算是一个长辈。姐姐在沈阳生活，挣学区房，老公上进，有一个儿子，也上了初一。她旁观姐姐的生活，觉得意思不大，所以希望远走。

《过春天》

关于“下岗”这件事，我们跟她聊了很多。在聊到这个话题之前，她从来没想过自己的花销对父母来说意味着什么。她只是认为自己没有提过非分的要求——有钱人的那些宏大的计划，比如去国外读书，定期的出国或者国内的旅游。

她是一个克制的人，虽然想不出来为什么花掉了这么多钱。

她也觉得自己消耗父母太多——你能看出她反射性的内疚——当场检查了支付宝。5月，3600元；4月，4200元。“天啊，我也不知道花哪儿了。”再仔细看，“居然都是吃诶。”

曾紫薇说到自己是“下岗职工的女儿”的时候，在我们头脑当中，它暗含着各式信息：不是有钱人家的孩子，她得替家里着想，她的童年可能比别人苦一点，如此等等。我们对下岗那段历史有了解，但事实证明，一个正在上学的人的视角和我们的还是相当不同。

她能说的也就这么多了，并非有意隐瞒。对于1999年出生的她来说——她的记忆大约要到2004年才开始，对贫富概念的理解可能要到2010年前后，而这个时间对于在十几年前下岗的父母来说，或者已经度过了最危急的岁月，或者窘迫已经成为一种常态，总之对于她来说，“下岗”没有太多的延展含义。

但她知道“父母是下岗职工”这件事有点特殊，因为每当她提起这一点，正如我们所反馈的那样，别人会投来同情的目光。但在她自己的记忆里，她只是被教育，她们家不是有钱人家。要省着过——大部分有点居安思危的普通人家，都会这么教育孩子。

但她知道姐姐对阶层更敏感。姐姐认为，只有读书才会改变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姐姐对教育狂热，对儿子各种培养，目标必须是985之类，她挺反感。姐姐对她好，但她们很多观念不一样。

她姐姐也学会计，念了大专。姐姐出生于1981年——也就是说，在父母最难的时候，她即将进入青春期，正是对身份之类的事情敏感的时候。

《小舍得》

“我从来不主动跟她交流，因为我们政治观点不一样。我觉得不可交流。”

当交流容易引起冲突，戴小萌和曾紫薇 都更倾向于选择回避 。

她基本不和人聊天，尤其是身边的大学同学。按她自己的说法，她以惊人的挂科和看没用的书而让同学关注。

同学们学习、考各种证，“觉得读书是很荒诞的一件事”，因而“他们会觉得我荒诞”。她也没打算在这个专业里有所作为，那些银行之类的金融机构校招，她也不会参加。她只关心她关心的东西，别的不关心。

她反复提，“我没啥目的”。你可以从文艺的角度理解为对生活的欲求不高，甚至不流于世俗；但很多时候，你要跟她有不同意见，她几乎下意识地就说：“嗯，你说得对，懂了。”

到底是避免争论还是认为对方言之有理，不好判断。因为太快，你都怀疑她是否真诚。至少，聊天没有我们认为的那么平等。

那天话题进展到“工作价值”的时候，是从她对我们工作的赞美说起来的。她觉得做新闻记者很有价值，而她即将进入教育培训行业，去做一个教写作文的老师没有什么价值。

“如果教书的不是你，一个做教育培训的人站在你面前，你会否定她的工作的价值和意义吗？自力更生是一种价值啊，哪怕就是帮人发快递。”

她换了一个概念：“你说的快递、保洁、保安，他们这些工作……我的价值是得做有意义的事。”

在我们试图理清楚她对职业、身份、阶层和个人选择的不同态度的时候，我们变得有点混乱，因为直觉她没有恶意，只是基于直觉在回答急促的问题。

最后她沉默了，再开口的时候说：“我以前没怎么想过这个事情，我只是自私地想我自己要做什么事情。”

“我现在工作的意义就是，可以租个房子，做点自己愿意做的事情。不能再朝爸妈要钱了。”

03

“我觉得自己做喜欢的事情就可以”

黄轶，1999年生，在江苏一所大学的日语系读大二，上海人。

自我介绍的时候，他似乎知道自己作为一个上海学生，读江苏的大学，这么剑走偏锋的求学路径，会被看成是一个学渣。他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准备了一个词修饰自己的过往：挑战规则。

“我高考的时候就想跳出那个规则，那时候感觉到人生很虚无，觉得高考这种东西很玄乎，所以就不想复习考试。”

他爸爸是上海人，个体户，卖塑料袋和一次性饭盒。他妈妈是安徽人，在上海一个饭店里做服务员，嫁给了他爸爸。

他的兴趣是在网上写作。初中开始，贴吧上有文学社团，都是初中生、高中生，二三十人，每月设立一个小主题，魔幻题材为主，一个人跟着另一个人写，他也跟着“砌楼”。

为什么会喜欢写文章呢，就是觉得这样拉风，格调高的样子。黄轶说这得益于他是一个喜欢思考的人。这习惯初中的时候就已经有了，那时候回家的路上要坐公交车，没有手机打游戏，就会一直思考问题。

他跟他爸妈会有很多争论，话题类似于“读书是不是为了赚钱”这种。他说他妈妈当然觉得赚钱最重要，“她以前就是服务员嘛”，至于为什么服务员会这么觉得，“当服务员的时候认识了我爸爸，她肯定觉得我爸爸嘛，上海人，而且又有房子。那时候我爸爸年纪也大了，所以就结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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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话说起来自然放松，好像觉得其中的逻辑都是天经地义，顺理成章，无意中给他妈妈贴上了某种标签。

他似乎没想过，儿子的这个逻辑或许也是妈妈会有离家出走这样的举动的原因。

他妈妈是否得到了家庭内部的足够尊重的话题并没有持续，因为他紧接着说他自己对爸妈的态度就是包容。

“亲人是无法选择的。”他强调，虽然他这么说是为接下来“政见不合”做的准备。

所谓政见不合，是客气了，黄轶实际上想表达的是他们没有政见。

“以前看新闻，我就会给他们讲讲哪个其实说得不对，哪个其实只说了一部分。有的时候我妈就会说我屁股歪什么的，后来我发现这是我妈妈的语言风格问题，她没有恶意，仅仅是表达反对。她说我崇洋媚外，但她也不太知道这个词到底什么意思，毕竟也没什么文化，所以我不应该特别愤怒。之前蛮愤怒的，高中的时候有好几次吵架，大家都哭来哭去，所以我觉得应该控制自己，现在已经做得不错了。”

黄轶所呈现的问题内核总是与“意义”有关，他从中再度总结出“尊严”和“责任”。

“顾及家人的感受是我的责任的一部分，我大一时思考了这个问题。我觉得对家人的责任应该大于对自己尊严的在意。我之前跟他们的对抗很多时候只不过是想维护自己的尊严。”

反抗规则，这东西似乎不仅仅是作为黄轶给自己找的理由而存在，还上升到了他的人生信念的高度。而他给自己的人格贴的标签之一，则是厌恶竞争。

“高考不能升华我的灵魂，我感觉这就是一个走仕途用的东西。以前我想进大公司，初中到高中一直想，现在就不这么想了。我觉得自己做喜欢的事情就可以，当然还是要有份工作，但那就无所谓了。我怎么样也是能喂饱自己的。所以我觉得学习就是为了找工作，目的和动力都是找工作，就觉得没什么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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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理想生活方式就是没有太多竞争，能养活自己，当然也要获得认同和陪伴，自我主张可以很好地实现，做点实际的事情，比如写作和翻译。”——至少在2020年，对竞争的提防和反感已经在每个人身上都有体现了。

这又勾起了他对“意义”的追寻。他说他看了一些哲学书，本来想找个人追随，但是好像也没有找到。

前几天他爸爸和几个朋友吃饭，把第二代也叫去，就是大家认识认识的意思。有一个人的女儿是北大的，就说起来她给一些公众号写软文什么的。

“我就很不理解，为什么这种顶级学府的人也要写这种垃圾文章？”

那个饭局之后，他想到了“钱”的意义，思索了好一阵子，已经有了结论：喜欢钱就是喜欢索取，而像我们这种支持人文的，是燃烧自己，是在创造东西。

这时，他仿佛又一次看到了闪着光的自己。

但有时我们看到的不尽然如此。他说到他在大学里从市场营销专业转到日语专业，他说日语算是一技之长，将来实在不行可以靠翻译来养活自己。

然后他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你想，我是上海人，家里有三套房，肯定不愁温饱。像我在外地读书，日语系第一名的那个同学就超焦虑，男生，所有的事情都不关心，只想学好日语，然后找一份好工作。湖南人，家里人都在江苏打工的，肯定焦虑房价之类的事情，只能拼命挣扎。”

封面来源：《昨日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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