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出品，超2亿字经典，可以在线阅读啦！

夏日的燕园，满目葱茏。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二层，一排排蓝底烫银的精装版《儒藏》“精华编”摆放于此，静待人们前来翻阅。未名湖边的古朴建筑才斋内，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简称《儒藏》中心）的学者们正埋首于古籍，就一些编纂细节进行讨论。

《儒藏》“精华编”

20多年来，由北大牵头，集中国、韩国、日本、越南四国数百名学者之力，一项对海内外3000多种儒学典籍文献进行全面整理的重大编纂工程持续展开。《儒藏》，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文社科领域最大规模的一项基础文化工程，旨在将历史上重要的儒家典籍集大成地汇编成为独立的文献体系，延续儒学文明。

近日，《儒藏》“精华编”斩获第十届教育部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同步规划的《儒藏》“精华编”数字化平台已正式上线。282册、近2亿字的厚重体量，凝聚着几代学人为修史立典、赓续文脉的心血与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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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藏添新典，时中协太和”

“我想，只要我活着一天，我就愿意为这个工程来尽我的力。”2014年6月，在北大举办的“《儒藏》‘精华编’百册出版发布会”上，87岁的北京大学哲学系资深教授、《儒藏》工程首席专家汤一介先生这样表达他的心愿。这是汤一介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汤一介晚年在工作中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和主流。从古至今，儒家“崇德贵民”的政治文化、“孝悌和亲”的伦理文化、“文质彬彬”的礼乐文化、“远神近人”的人本取向，已渗透到中国社会文化各方面。历史上，儒家思想辐射到韩国、日本、越南等地，产生了深刻影响。

虽然在中国历史上儒、释、道三家并称，可是千百年来，我国有《佛藏》《道藏》，而没有《儒藏》，始终没有把儒家思想文化的经典、文献集大成地编辑成一个系统。尽管明、清两朝均有人提议编纂《儒藏》，但终因工程浩大，未能实行。汤一介认为，这不仅与儒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流地位极不相称，更不能适应中国及世界对于儒家文化研究的迫切需要。

为此，汤一介郑重提出应编纂《儒藏》。他在《儒藏》总序中写道：为了传承和更新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把儒家经典及其各个时代的注疏，把历代儒家学者的著述，把体现儒家思想的各种文献，编辑成一部儒家思想文化的大文库《儒藏》，无疑将使我们可以更系统、更全面地了解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思想文化根基。

汤一介的提议得到季羡林、张岱年、饶宗颐、李学勤等先生和众多学者的支持。季羡林先生曾言：“《儒藏》是我们国家文化发展的需要，也是世界文化发展的需要，是世界对中国文化的期待。”

2002年，北大广泛邀请专家学者，举办多次《儒藏》项目论证会。在征求各方意见基础上，形成了《儒藏》编纂的基本方案，确定《儒藏》编纂分两步走，先进行“精华编”，然后是“大全本”。“精华编”工作，由季羡林先生担任首席总编纂，汤一介先生为项目首席专家，汤一介、庞朴、孙钦善、安平秋四位先生为总编纂。

《儒藏》“精华编”总编纂在北京大学治贝子园内合影（从左至右：孙钦善教授、庞朴教授、汤一介教授、安平秋教授）。

《儒藏》工作小组合影

2003年，“《儒藏》编纂与研究”作为中国重大基础性学术文化项目在教育部立项；2004年，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成立，负责组织实施编纂工作，《儒藏》工程正式启动。为了给项目实施提供有力保障，北大还专门成立了实体研究机构《儒藏》编纂中心，由汤一介担任中心主任，并配备专门编纂研究人员。2014年汤一介因病辞世，北大哲学系教授王博接任《儒藏》工程首席专家和项目负责人。

按规划，《儒藏》工程分两步走：第一阶段为“精华编”部分，主要收录中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和代表性的510种儒学文献，包括传世文献458种、出土文献52种，编为282册，以及韩国、日本、越南三国历史上用汉文著述的重要儒学文献160余种；第二阶段为全本的编纂，计划收书3400余种（含“精华编”），约10亿至12亿字，基本囊括中、韩、日、越四国历史上有价值的儒学文献。

然而，由于编纂工程浩大，仅“精华编”问世，就花去廿载光阴。直至2023年，《儒藏》“精华编”中国部分全部整理完成，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总字数近2亿。全本《儒藏》的编纂工作随即启动。2023年3月，《儒藏》“精华编”正式入藏国家图书馆。

《儒藏》“精华编”收录的文献，有约半数是首次校点整理，该部分书稿校点成果的问世，填补了学术空白。三年来，“精华编”已成为学界广泛征引的儒学文献资源库。一批高水准多学科研究成果依托这套精校文本问世，为开辟新的学术生长点和建设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打下了较为坚实的文献基础。

首次整理的文献

后出转精的文献

“新时代推进《儒藏》编纂，是盛世修典传统在当代的体现，被饶宗颐先生誉为‘三藏添新典，时中协太和’，中国几辈学人以高度使命感和责任感付出了巨大努力。”回望一路走来编纂工作的艰辛历程，王博感慨良深。

二、“质量是《儒藏》的生命”

从先秦到清代，儒家典籍文献浩繁如海，散布各地。要编纂出内容齐备、文本可靠、阅读方便的大型丛书，需要各方通力合作。20年间，北大邀集了海内外近百所高校与研究机构近500位专家学者联合攻关研究，这也使得《儒藏》成为中国人文学界的一项大规模国际学术合作和文化交流项目。

“《儒藏》‘精华编’重点收录三类典籍：第一个是儒家的经典、经书，第二个是反映儒家思想的著作，第三个是体现儒家经世做人原则的著作。”孙钦善说，“在编纂工作中，我们始终抱着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心态。因为我们深知，质量是《儒藏》的生命。”

季羡林先生曾言，《儒藏》编纂“宁可慢一点，也要保证质量”。为此，《儒藏》中心特地制定了涵盖收书范围、编纂原则、校勘要求等各方面工作准则的《儒藏》编纂《凡例》，以及相关条例和具体细则。正是有了这样严谨、具体的各类规则示范，编纂人员才有清晰的参照标准。

王博介绍，“精华编”在编纂过程中遵循严格学术标准，坚持质量第一的原则。传世文献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分类，大类、小类基本参照《中国丛书综录》和《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出土文献单列为一个部类，原件以古文字书写者一律收录其释文文本。韩国、日本、越南儒者用汉文写作的儒学著作，编为海外文献部类。校勘以对校为主，坚持少而精的原则，校记力求规范、精练。

《儒藏》编纂的一项基础工作是选择正确的底本和校本。中国古籍，特别是影响广泛的重要典籍，往往存在多达十几个、几十个不同版本，它们或分属不同系统，有卷次、篇目、编排之不同；或出自同一系统，递相翻刻中产生异文。即使同一版本，因印次不同，往往有增刻、补刻等情况，形成不同印本的篇目或文字差异。以儒家经典之一《左传》为例，仅宋代刊刻的《左传》版本，今存就有将近30种。

《儒藏》中心副研究员李峻岫说，在如此浩瀚纷繁的版本之林中，如何提纲挈领，由源及流，厘清一部古籍从古至今的传刻体系，并从中选取内容最完整、错误最少、校刻最精的作为校点整理的底本，同时精选版本体系中具有代表性、有校勘价值的几个版本作为校点整理的校本，对每一部经典古籍来说，都是一个极为复杂、充满学术挑战性的过程。

《儒藏》中心研究员张丽娟说，中心除了广泛调查海内外馆藏目录，收集各类影印本、网络资源、书影资料外，校点人及责任编委、审稿专家还需走访各大图书馆，通过大量版本实物的调查，比勘各本篇卷编次、文本体例、版刻形式及文字异同，以确定各本关系，归纳所属体系，梳理版刻源流。由于涉及版本众多，许多珍贵版本分藏海内外收藏机构，而前人对版本的鉴定著录又多存在不准确、不详尽等问题，版本调查研究艰难。

“为了找到好的底本和校本，编纂人员有时不得不辗转全国各地的图书馆、藏书机构，甚至会寻访到海外。”《儒藏》中心副研究员谷建说。例如，南宋理学家胡寅的《斐然集》在南宋端平年间有刻本，但刻本久佚，国内仅有包括四库本在内的几种抄本流传，而日本静嘉堂文库则藏有明代影写宋端平元年本。为看到此本，编纂中心历时一年多，多方联系，费尽周折，最终通过日本京都大学图书馆所藏胶卷过录到了此本，使《斐然集》的整理获得了突破。

另一大挑战是“组织工作”。仅在国内，《儒藏》工程就有25家合作单位、近50所高校及研究机构参与。协调人力、沟通问题、整合资源、统一标准，每个环节都考验着组织者的心力与智慧。

对此，编纂组织者琢磨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比如，《儒藏》“精华编”经部诗类主编之一、山东大学王承略教授要求大家在家里设立一个“工作摊”，把需要整理的稿子放在眼前，每天挤出一定时间做《儒藏》工作。《儒藏》中心则设立了“流程卡”环节，要求为每部书稿“建档立卡”，记录处理书稿的起止时间、各环节负责人，以及审稿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和调整方案。

初审意见、退改备注、流程负责人处理意见、编辑处理意见、编委复核意见……一部稿件的流程卡上，娟秀的字迹清晰地展示出编纂的流程，记录着书稿的来源和去处。

“在编纂过程中，我们千方百计保证学术质量，在选择善本、校勘等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儒藏》“精华编”执行总编纂、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魏常海说。

据介绍，为保证质量，一系列严格制度出台，审稿、编纂流程做到严密布置，层层把关，编纂流程多达十几个环节。例如，书稿在《儒藏》中心须经过初审、通审、复核、抽检等数次严格审定，在出版社还要经过三校三审，专设的校对科负责全程校对，错误率不得超过万分之一。

《儒藏》中心副研究员甘祥满说，为保证标点和校勘的质量，自己往往需要仔细调查对比多个版本，有时仅仅为了核查一个小小的标点，就要花费数小时的时间。“本来预期要审万字，结果一天看下来，可能只看了区区千字。”

编辑根据文献本身特点，进行异体字处理，一书一议，一书一统，每一种书都有自己的《字形处理表》，以便校对参考。

此外，编纂的一个显著特色是，没有采取相对容易的影印方式，而是采用了简明校勘并加现代标点的排印方式，这极大增加了《儒藏》整理的难度。但是，经过校勘、标点并进一步数字化处理的文本，更加适应现代人阅读习惯，将方便读者阅读、检索和利用，成为中国古籍文献走向世界、更大范围传播的重要突破。

《儒藏》“精华编”总编纂、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安平秋回忆，编纂工作刚开始时，初稿校点人员所交书稿约有60%以上需要退改，还有些书稿在中途更换了校点者，这些都大大拖延了工程进度。编纂中心增加了工作流程中的审校环节数量，扩大审稿队伍，增强点校人员的筛选力度，取得了一定成效。

“一个标点的错误，一个校勘取舍的失误，都会是硬伤。所以，首先标准要高，态度要认真。”孙钦善总结，“只要我们心存敬畏，踏踏实实认认真真来做，还是能够做好的，‘精华编’的成功证明了这一点。”

《儒藏》整理手稿

三、《儒藏》背后的关键人物

二十年磨一剑。来自各地各高校及研究机构的“儒藏人”在本职工作之余，默默无闻地在传世古籍中艰辛跋涉。岁月流转，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编纂工作中，他们有的已白发苍苍，有的已经离世，有的成长为知名学者，有的则带出了徒弟，三代人共同为这部旷世盛典付诸心力。如今，许多人在谈到当年为何加入“儒藏”，为何能数十年如一日坚持下来，都提到一个名字——汤一介。

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

魏常海说，《儒藏》编纂从提出、设计、论证、筹备到正式立项形成了一个有中韩日越四国近500位学者参与、编纂字数可能超过《四库全书》的浩大学术文化工程，这一切都与首席专家兼总编纂汤一介先生呕心沥血、亲力亲为的努力密不可分，“我真的不知道，还有哪一位学者在这方面能与汤先生相比”。

2003年，76岁高龄的汤一介开始主持《儒藏》编纂工作。当时，他已经被诊断出肝硬化，病情一直反复。有人问他为什么还要坚持编纂《儒藏》，他说道：“事不避难，义不逃责。将中华文化发扬光大，是知识分子应有的对国家对民族的担当与职责。”

《儒藏》中心负责整个编纂计划的具体落实工作、编纂质量和进度的把关工作，而中心全职人员加起来也不过十几个人。“千条线一根针”，工作千头万绪、纷繁复杂，汤一介都亲自安排，事无巨细。随着项目的实施，资金、人员等方面都遇到了困难，特别是整理点校工作中所出现的各种问题，迫使计划一再调整，工程进度也远没有原来想象中那么顺利。“经费筹措难、人才招徕难、组织协调难”成为《儒藏》编纂的三大挑战。其中人才问题尤为严峻，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工程参与者的能力和积极性都未能达到期望水平。

无数次开会讨论，费心筹措资金，与合作单位和学者们协调处理难点问题，想尽办法诚恳邀请各地学者加入，帮助中心工作人员解决职称等实际困难……十几年间，汤一介全身心投入《儒藏》的事业中，用他的学术声望、出色的组织能力、处理问题的智慧和人格魅力，凝聚人心，延揽人才，领导着《儒藏》工程的大团队，也成为这项浩大工程的关键人物。

多年繁重工作、日夜操劳、呕心沥血，终于压垮了这位老人。即使病重后，汤一介也没放下《儒藏》，还时常坐着轮椅到中心办公室看一看。2014年6月27日，出席《儒藏》“精华编”百册出版发布会时，汤一介已是肝癌晚期。73天后，汤一介就离开人世，离开了他所挚爱挂念的《儒藏》事业。

直至今天，许多编纂人员回忆起这位为文化传承事业倾注全部生命力量的老人时依然感慨，成就《儒藏》这个大事业，汤先生真的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汤先生所付出的心血和艰苦卓绝的努力，在整个编纂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深圳大学教授、《儒藏》“精华编”子部儒学类性理之属主编之一景海峰说。当年他响应汤一介的号召加入《儒藏》，“整整十年中，我亲身经历和目睹了他为《儒藏》工程所付出的艰辛努力，现在每每想来，不由得从内心深处升腾起对他的由衷佩服和无限敬意”。

“汤先生堪称仁者。”魏常海认为，“仁者爱人”，“仁”的本质就在于处理好人与人的关系。汤一介对所有编纂人员都一贯是信任、支持、关爱、呵护，不仅关心中心每个人的工作，还把其个人困难和家庭困难放在心上，犹如一团火温暖、凝聚所有人，这种关爱和信任，成为《儒藏》编纂能顺利推进实施的重要原因。

“汤先生对大家是充分信任，永远是那么温和、谦逊，总会认真倾听每一个人的意见建议。”《儒藏》中心责任编委、副主任杨韶蓉认为，汤一介身上体现了儒家的“真精神”，就是真的关怀社会、关心中国文化，从不计较个人得失。

面对古籍人才断层的危机，《儒藏》编纂“抢救”书，也“抢救”人。多年来，在汤一介诚挚邀请和精神感召下，各地各院校机构的学者们纷纷加入《儒藏》编纂的队伍中，组建了老中青相结合的专职编纂团队，一批年轻学者因此得到磨炼，迅速成长为古籍编纂的新生力量。《儒藏》逐渐成为古籍整理人才培训基地和古籍整理研学一体的培训平台。

“我最初参与的时候，也就三十出头，这一路下来，我的学生现在也30多岁了，他们也参与到《儒藏》校点中来，得到了很好的锻炼。”复旦大学教授、《儒藏》“精华编”经部孝经群经总义类主编之一邓志峰说，文化传承和发展，关键是对年轻人的教育和培养。古籍整理有难度，应该给年轻人机会，让他们能尽快成长，就像学游泳一样，如果不参与其中，实际上很难学会。

《儒藏》中心责任编委、副主任沙志利2005年从北大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毕业，正赶上《儒藏》中心需要人手，便来此工作，一干就是20年，如今已成为编纂工作的中坚力量。他的工作常态是面前一台电脑，长时间审稿、校对或查询数据库，眼睛要在纸面和电子屏幕之间反复切换。成堆的稿子在桌上放不下就放地上，最后竟堆得比人还高。他埋头点校，捧起稿子对照底本仔细核对，累了就揉揉眼睛，跑到楼下抽一根烟，再回来继续干。常年高强度的用眼使视力下降，年纪尚轻，眼睛却花了。

四、让中华文明在数字时代“活起来”

2023年4月28日，北大英杰交流中心会议厅内暖意融融，《儒藏》全本编纂工作正式启动。《儒藏》“精华编”中国部分的出版，标志着此项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接下来，全本《儒藏》面临着一项新使命——让中华传统文化在数字时代“活起来”。

王博表示，与编纂工程刚开始时相比，全本《儒藏》的编纂具有更加有利的社会环境、学术积累、人才储备和技术支撑。数字技术在古籍整理领域的广泛深入应用，对《儒藏》全本的实施推进带来极大便利。

中办、国办《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先后出台，对新时代古籍发展工作作出全面部署，明确加快古籍数字化、加强古籍数字化资源管理和开放共享等，都为《儒藏》工程的后续推进增添了新动力。随着数智化时代到来，数字技术在古籍整理、研究和普及中的作用日益显著。

上传底本影像、建立书目条目后，古籍平台通过OCR（光学字符识别）自动识别文本，再经过人工粗校将书稿影像转化为可编辑、可检索的电子文本，由AI初步完成标题提取、标点、分段等工作……借助数字技术，一套全新的高质量、高效率的古籍编纂流程正在形成。

与过去“皓首穷经”“伏案点校”的大众想象不同，如今的整理校勘工作几乎都是通过电脑在线上完成。“识典古籍”是字节跳动联合北京大学共同打造的古籍数字化平台，如今已成为全文《儒藏》编纂的重要技术支撑之一。一部一万字的稿子，在“识典古籍”平台上，大约两天就能完成OCR校对和多版本校勘，而由人工进行初步处理，同等的工作量可能需要花费十天左右。

“以前古籍要达到出版级别，要一竖排一竖排做折校，每个字都要一一对应。”沙志利说，现在“识典古籍”整理平台能提供与折校相同的视觉效果，通过用不同颜色标记出“置信率”较低的文字，大大减省了折校的工作量，也降低了漏校的比例。

尽管数智化浪潮滚滚而来，部分编纂专家认为，《儒藏》的数字化编纂工作仍需坚守学术标准，在推出质量可靠的新的整理文本来服务学界的同时，也为国家古籍数字化战略的顺利实施储备优质数智资源。“如果让差错率高的古籍文献大量占领网络，大众接触到的将是错误甚至被扭曲的文化信息，之后再想‘拨乱反正’，可能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杨韶蓉说。

目前，全本《儒藏》首批50余种校点整理成果已在“识典古籍”上发布，纸质出版工作正加紧推进。《儒藏》“精华编”韩国、日本、越南之部也正着力推进中，纳入出版计划。

修史立典，存史启智，以文化人，是中华民族延续数千年的传统。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而儒学，体现着“何以中国”的文化密码。“盛世修文”不仅仅要赓续中华文脉，更要发扬其所承载的中华民族的深邃智慧和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推动中华文明历久弥新。

王博记得，在汤先生的研究室里，挂着时年90岁的哲学系杨辛教授撰写的书法作品“旧邦新命”。在他看来，“旧邦”指有5000多年历史的中华文明，“新命”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当代中国既是历史中国的飞跃，又是历史中国的延续，由此造就了守正创新的文化气质。

“《儒藏》工程不仅是学术工程，还具有极其浓厚的文化象征意义，是时代精神的象征，应放在‘旧邦新命’、‘返本开新’、中华文化复兴的视角下来理解。”王博说，新时代推进全本《儒藏》编纂与研究，深度契合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精神，将助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儒藏》“精华编”执行总编纂、北大哲学系教授李中华认为，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人类社会存在着极为复杂的种种矛盾和问题，而儒学经典里的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等思想，契合人类文明发展，具有普遍价值意义，可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有意义的思想文化资源。

“我们希望《儒藏》能为全世界研究和喜爱儒学的学者和读者提供一个文本可靠、校勘精审、检索便捷的儒家文献资源宝库，把儒学经典代代传承下去，为人类文明作出新的贡献。”他说。

如今，在书香四溢的典籍间，在手指轻敲的古籍数字库里，在未名湖的清风静水中，汤一介先生生前常说的话犹在耳畔：“中华文明之所以没有中断，就是因为有经典存世。编纂《儒藏》，关系到中国人的文化自强、文化自信。将中华文化发扬光大，是知识分子应有的对国家、民族的担当与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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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草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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