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景亚 曹安国：真假包拯墓

真假包拯墓

文/王景亚 曹安国

包拯（999年5月28日－1062年5月13日），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肥东）人，北宋名臣，以清廉公正闻名于世。仁宗天圣五年（1027），包拯登进士第。累迁监察御史，建议练兵选将、充实边备。历任三司户部判官，京东、陕西、河北路转运使。入朝担任三司户部副使，请求朝廷准许解盐通商买卖。改知谏院，多次论劾权幸大臣。授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移知瀛、扬诸州，再召入朝，历权知开封府、权御史中丞、三司使等职。嘉祐六年（1061），任枢密副使。曾任天章阁待制，人称“包待制”，后为龙图阁直学士，故后人亦称“包龙图”，卒赠礼部尚书，谥孝肃。有《包孝肃公奏议》传世。

包拯廉洁公正、立朝刚毅，不附权贵，铁面无私，且英明决断，敢于替百姓申不平，故有“包青天”及“包公”之名，京师有“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之语。后世将他奉为神明崇拜，认为他是文曲星转世，由于民间传其黑面形象，亦被称为“包青天”、“包黑子”。

1062年5月13日包拯逝世，按宋制陪葬宋真宗于永定陵区，即现永安路街道后泉沟村东岭。这里东靠青龙山，西临洛水，南眺嵩山，北与寇准墓相望，东南1000米即为永定陵，正南500米是真宗杨、刘二后妃陵。

包拯墓区南北长65米，宽20米。墓座北向南，呈圆形，高5米，周长33米。墓前神道竖清康熙年间所立石碑一通，碑额正中有“大清碑记”四字。碑阳正中有楷书“宋丞相孝肃包公墓”八个大字。碑阴刻有“宋丞相包文公墓碑记”。其碑文因风雨剥蚀，已无法辨认。包拯墓于1982年2月被认定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

《宋史·礼志》载：“诏葬”中规定，“勋亲大臣薨卒，多命诏葬，遗中使监护，官给其费，以表一时之恩。坟所有石羊、虎、望柱各二，三品以上加石人二人。”包拯为二品官，应有石人二，现除缺石人外，均与巩县宋陵包拯墓前石刻吻合。

根据考古部门钻探资料证明，墓室结构为“甲”字形。墓道长26米，甬道长2米，宽6米。墓道填土夯实，层次明显可辨。墓室为下方上圆尖顶形。地面保存墓冢高2米。直径8米许。为了加强墓冢的保护工作。于1982年间，对墓冢封土加大，变为现在看到的高5米、直径11米。

据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的《巩县志》载：“包拯墓，在县西孝义保”。《语石》载：“包拯墓，宋，蔡庄（属永定陵区的行政村）”，“包公祠，宋，西回郭镇（在包公墓西）。”《大清一统志》载：“包拯墓，在巩县西南。”乾隆四十四年（1779）的《河南府志》卷一一六载：“宋包拯墓，《东都事略》拯拜礼部侍郎、枢密副使，终于位，年六十四。赠礼部尚书，谥曰孝肃。按巩县西南后泉沟有孝肃墓，亦陪葬真宗陵也。”《民国巩县志》引《节录已酉志》载：“宋包拯墓，在巩县西南后泉沟，亦陪葬真宗陵者。”《中国名胜词典》载：“宋陵陪葬宗室及王公大臣，如寇准、包拯共百余人，形成庞大陵墓群。”《中国历史大辞典》载：“宋陵陪葬宗室、王公大臣如寇准、包拯等百余人。”《中国历代陵寝纪略》中记：“如今巩县宋陵除帝陵八座外，还有皇后陵二十一座，亲王冢十五座，寇准、包拯等大臣墓七座。”该书又加注说：“包拯墓，在真宗刘、杨后二后陵外一华里，墓前竖有清代石碑一通，正中书‘宋丞相包孝肃墓’。与包拯墓隔沟相望的是寇准墓。”可见包拯墓在巩义有史可考。

　 包拯墓在解放前多次被盗，盗洞敞开，石刻倒地。建国后数次修葺，如今旧貌换新颜，远来的游人都不愿错过感怀“包青天”的机会。洛阳大学副校长兼师范学院院长、《当代师范》主编、河南省省情参事谭杰游览后作诗赞叹：“谒罢宋陵地, 独慕后泉沟。欲请包公起，尽斩贪官头。”电影《少林寺弟子》也在此取景拍摄。

作为笔者之一的曹安国1955年出生在巩县（现巩义市）后泉沟村，包拯墓在村东400米的岭上（现已被民居围在其中），村民称其为“老包坟”。曹安国从小就在老包坟周围拔草放羊，在老包坟后的泊池坑（村民俗称“老包洗脸盆”）里洗澡游泳，听着几代老人传说的包公故事长大，参加劳动后就在老包坟周围耕种，每天上下工都要从老包坟后的大路上经过，可以说有关包拯的传说和历史故事浸染了他一生。

小时候，老包坟的北面（紧挨大路边）正中间有一个直径约0.8米的遗弃盗洞，可以通到墓内，曹安国和玩伴们也曾多次钻进去玩耍。那时少不更事，只感到好玩，并不知道这个洞的来历。长到十一、二岁时，一个偶然的机会，和本生产队的一位妇女（张二煤妻子，当时五十多岁。新中国成立初期张二煤曾任后泉沟村农会主席）在一起干活，无意间又谈到老包坟上那个洞，她给大家讲了她亲身经历的事情，解开了这个谜。原来在民国年间，大约是1928前后，老包坟被盗，留下了这个洞。盗贼走后，有些村民也钻进去拣宝，她也跟着进去过。据她说，里边很黑，她拿了个簸箕和笤帚，下去后只管将浮土往簸箕里扫，端上来后再仔细筛查寻找土里的东西，她亲自捡到过珍珠。这说明老包坟肯定不是一座空墓！

多年以后翻民国十八年的巩县志，在卷十六的金石志篇里看到如下记载：治平钱。治平，宋英宗年号。有“治平元宝”、“治平通宝”两种。“治平通宝”有正书者，有篆书者，此其正书也。此种制钱《食货志》曰：“岁铸钱一百七十万暋。”其钱流传甚多，无甚可异。缘近年盗掘包孝肃（原文误为胥字）墓，土人得之冢旁，因拓以纪其事。后边还附有该钱币的拓片。这也印证了张二煤夫人说的事实。

现在合肥也有包拯墓，对外宣传力度挺大，与巩义包拯墓各有说辞，让不明历史的一般人真假难分。从多方面分析，巩义的应该是真的，起码是原始的。理由有五：一是巩义风水极佳，南有嵩山为屏，北有邙山为靠，东有青龙（山）崛起，西有洛水长流。按北宋“五音利姓法”堪舆理论，是最好的阴宅之地。包拯作为北宋重臣，当时京城又在开封，没有理由不葬在巩义。二是北宋时期提倡薄葬，按照当时的丧葬制度，任何人生前不能修墓，皇帝7个月下葬，大臣5个月左右，一般老百姓死后立即安葬，战场战死的兵丁就地掩埋，有名望有功劳的文臣武将陪葬在皇陵附近。北宋皇陵共有9个皇帝，除徽宗、钦宗被金兵掳走埋在塞北沙漠外，其余7个皇帝加上赵匡胤的父亲赵弘殷、皇亲贵族及大臣墓共计2000多座，对外号称七帝八陵。有名望的文臣武将埋在巩义的寇准、赵普、高怀德、狄青、曹彬等能和皇帝葬在一块，那是至高无上的荣誉。包拯是宋仁宗时期有名的忠臣，得急病死后仁宗皇帝赵祯亲自到包府上吊唁，极尽哀荣。当时正是北宋鼎盛时期，他死后不可能违反制度礼仪葬到老家合肥。三是包拯墓前的石像生与其他北宋皇陵的石像生石质上、雕凿艺术风格上大致相同。北宋皇陵石像生用的大青石全部取材于偃师大口镇的山区，距包拯墓不远，现在还有遗址，通过对比包拯墓石像生石材出自此处。现合肥包拯墓前也有石像生，但那是安徽省文物部门委托巩义文物专家傅永魁先生，按照巩义宋陵石像生的尺寸，在河北省保定市曲阳石雕厂复制的，石材同巩义宋陵的是南辕北辙毫无关联。四是包拯墓附近地方流传着主动关于包拯的传说，如鬼搭桥、老包洗脸盆（波池坑）、猫冢（狸猫换太子传说的遗物）、老包靶群僧等，历史悠久，传承面广。五是巩义包拯墓在明清县志、府志上都有明确记载，民国时期当地老百姓也曾从废弃的盗洞里扫出过珍珠，都可证明这不是一座空墓假墓。

历史记载，宋景德四年(1007)正月，宋真宗奠谒皇陵，住永安镇行宫，谒罢诸陵，下诏曰：“永安镇特建为县，隶河南府，同赤县。”析巩县、偃师、缑氏、登封四县之地，合并而成，拟名永安县。当时县分七等：赤、畿、望、紧、上、中、下，赤县就是一等县。建县的唯一目的，就是为祭祀、管理陵寝。政和三年(1113)三月，宋徽宗将永安县改制为永安军。县治升格，提高了政治地位，也使宋陵得到了很好的保护。

靖康元年(1126)十一月，金兵渡黄河南下，攻占永安军，进驻永安城。年底，汴京陷落，徽、钦二帝被俘，宋皇室南逃，金兵便开始对宋皇陵及永安城大肆洗劫，毁坏地面建筑，将宋哲宗尸骨暴尸荒野，十分凄惨。此后的一百多年间，金兵、宋军（包括南宋军）、蒙古军三方在芝田一带进行了反反复复的占领与收复、进攻与撤退的战争。民国十八年《巩县志》引《三朝北盟会编》记载，南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四月，韩世忠与金兀术曾大战于永安后涧（今永安办后泉沟）。连年战乱让芝田一带遭到毁灭性的破坏，皇陵几成焦土，县城十室九空。金海陵王贞元元年(1153)改永安军为芝田县。元世祖至元二年(1265)芝田县被废，辖地回归各县，城区改称芝田镇。

再说合肥包拯墓。现在合肥包河东畔，芜湖路58号也有一座包拯墓，占地3公顷，立有神道碑、石像生等。同时还有包拯夫人董氏墓、儿子包绶墓等。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990年笔者之一的王景亚到合肥出差采访过在安徽离休的副省级干部李振东，李振东是巩义西村人，老革命家。当时任安徽省宣传部长。据他讲，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徐州挖出一个范曾墓，反响较大，激起合肥要挖包拯墓。但是并没有挖出什么有价值能证明是包拯墓的证据。后来又挖出了一块墓志铭、遗骨等。李振东就问当时的文化局长，说你们挖包拯墓时打的报告里并没有发现什么东西，怎么现在出了墓志铭、遗骨啊？文化局长说，文化大革命中，你被打倒了，我也被打倒了，我也说不清啊。

有关资料显示，合肥发现包拯墓是1973年，当时投建合肥第二钢铁厂，修砖窑时发现几个墓葬 ，没有任何标志和地面建筑，当地传说这是包氏祖坟，安徽省就开始挖掘。先挖出一个较大的墓坑，是包拯夫人董氏的墓，发现包拯和董氏的墓志铭在一起，又听包氏一个后人说，包拯墓传说在东边的一块油菜地里，于是文物队又按指点开挖。在这个墓坑里挖出了金丝楠木棺材、遗骨、12个陶俑等。后来把遗骨送到中国科学院鉴定，确认死者为男性，40多岁，身高1.65米，有关方面认定这就是包拯。为此1980年后就在包河东芜湖路边修建包拯的迁葬墓，也就是现在的合肥包拯墓。

按照以上所述，一般人确实无法判断两个包拯墓的真伪，但细查巩义包拯墓所在地的历史进程，或可推演出两个包拯墓的丝丝缕缕。

包拯死在北宋嘉佑7年（1062）的仁宗时期，那是北宋最强盛的时代，永安军（芝田）有御林军守卫，包拯奉诏陪葬真宗，他不可能也不敢在皇陵里建衣冠冢。巩义包拯墓距芝田城仅2.5公里。当时包拯墓也不可能被盗和迁走。再说合肥包拯墓志铭和夫人墓埋在一起，从时间上来讲，他们不是一天去世的，如何能埋在一个墓坑？由此可以确认，合肥包拯墓最有可能的是在上述的北宋衰亡，永安军没落，金兵大掳掠肆破坏宋陵期间包氏后人迁葬到合肥的。为了防止再次招致战乱损毁，防止包拯政敌后人破坏，特意隐蔽埋葬，地面没有设立任何标志。

当然，包拯作为一代名臣，跟中国历史上诸多名人一样，能够受到民间的追捧和后人的祭祀，多一个怀念的地方也无可厚非，至于孰真孰假，那是专家们考证的事。

巩义北宋皇陵是世界上最集中、规模最大的帝王陵墓群。目前仅开发了一座永昭陵，而且地宫尚未开发，这同文物的历史地位既不协调。在提倡全域旅游的今天，应该大力宣传，争取国家有关方面支持，这的确是巩义文化旅游的一块瑰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