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我的军旅生涯：精简整编伴我一路走来（上集）

文丨周立胜

我于1969年12月参军入伍（见照片1，入伍通知书），1993年9月转业到地方工作（见照片2，军官转业证）。回顾我二十多年的军旅生涯，我发现自己在军营旅途上走出了一条有趣的轨迹：是部队的精简整编伴随我一路走来，催我进步、促我成长，让我蜕变，使我的职责和环境在不断变换、经历不断增多……

刚参军时，来到旅大军分区（后改为大连军分区），当时只有17岁（照片3）。新兵训练结束后，接我当兵的司令部军务科参谋提出要把我分配到军分区机关警通排，而军务科长苏志军认为我年龄小、不成熟，在机关当兵对个人成长没有好处，就决定把我分配到边远的、条件艰苦的海岛县——长海县人民武装部所属的县中队当兵。那时自己思想很单纯，觉得能当上兵就行，在哪里当、当什么兵根本没考虑。 因此，我真是唱着“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的歌子，被县中队来的班长把我们带到海岛上。

当时的旅大军分区，现役部队除了军分区机关和直属队及县、区人民武装部机关外，还有独立营（连）以及部分边防哨所和5个县中队（均为连的建制）。部队所担负的就是原来公安部队的职能任务。中国人民公安部队于1966年7月1日，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撤销其番号，所属部队统一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为“内卫部队”。主要担负铁路、桥梁、重要设施和党政机关、国宾馆、监狱（看守所）、劳改队等“重地”的守护警卫工作。这部分部队大都冠以“独立”字样，独立师归省军区领导，独立团、营（连）归军分区领导，县中队被军分区授权由县人民武装部领导。

长海县的军事地名为外长山列岛，由140多个岛、砣、礁组成。长海县城座落在大长山岛。岛上守备部队有：外长山要塞区、海军水警区和空军观通部队，县人民武装部及县中队、边防哨所属于地方部队，但后勤供给由要塞区后勤部门按守岛部队标准代供。海岛不仅交通困难，而且无长电、无自来水、无暖气、无新鲜蔬菜水果；干旱季节水井干枯连吃水都困难。地方交通船正常情况下每周往返岛上三次，遇有风天或雾天，十天、八天进出不了岛是常事儿。这些，不仅严重制约了海岛经济的发展，也影响了部队官兵的思想稳定。

我们县中队驻守在长海县城西部的一个叫南砣子的山坡上，主要担负看守所的警卫任务。当时每天的主要工作，除了站岗执勤、军政训练外，还参加守岛部队和民兵的联防联建，重点打击内潜外逃，落实歼灭小股匪特登陆（简称“歼小”）的方案。指导员在对我们新兵进行教育时讲到：海岛的战略地位及我们担负的任务，决定了我们的部队不仅处在反侵略的第一线，也处在打击国内各种违法犯罪活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线。双重的职责任务，使我们感到更光荣、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我在县中队当兵仅3个月，就被县武装部调去当打字员了。说是打字员，其实成了“三大员”：打字员、公务员兼通信员。担负这些工作白天忙忙碌碌，晚上下班后与值班干部和炊事员待在一起，觉得不如过连队生活有意思，所以我要求还回县中队住宿，晚上照常与大家一起活动，并排班站岗。虽然工作紧张一些，有时也觉得累，但我心情还是很快乐的，每天晚饭后到山底水井挑水，也和大家一样争先恐后。战友们说，在我身上“体现了‘以岛为家，以苦为乐’的守岛精神”。年底总评时，中队上下一致同意我为“五好战士”，我便领取了沈阳军区政治部颁发的“五好战士喜报”（见照片4）。第二年，县中队扩编增员，我又被任命回去当了班长，由身背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升级为五六式冲锋枪（见照片5），我心里为此高兴了好一阵子。入伍两年半，我被批准入了党，还通过言传身带，将黑龙江宾县入伍的新战士林祥带成了打字员。就这样乐乐呵呵地当了一年班长，我就被武装部调去当报道员了，与干事王可立一起搞宣传报道。

搞新闻报道，开始我压力很大。不掌握新闻稿的写作技巧不说，还缺乏政治敏感性，没有识别新闻的“眼睛”，写不出有指导性、有价值的新闻稿；客观上看，海岛交通不便，信息闭塞，没有电视了解动态信息，没有电脑、传真处理稿件，更没有手机微信的使用，唯一对外联络的方式就是电话和书信。一般采访写完稿子后便打印或用复印纸在稿纸上复写几份，装上信封就送往邮局发出去，尽管每个环节都是快节奏，但寄到新闻单位就成了“旧闻”，就这样，也记不清为新闻单位的废纸篓里装了多少费稿？为尽快提高写作能力，实现新闻报道工作的突破，我不仅利用大量业余时间学习研究，还坚持不断地写、不停地练，王干事也不厌其烦地帮我修改。经过半年左右时间的实践摸索，我逐步掌握了写新闻的技巧和规律，也懂得了抓问题、抓特点，接二连三地写出了一些有特色的海岛民兵常备不懈抓战备、军民团结搞联防和“双拥”共建方面的稿子，被新闻单位采用后产生良好反响。此后，我也连年受到省军区、军分区以及新闻单位的表彰。

通过搞新闻报道，我走遍了全县24个住人岛屿，到过绝大多数的渔村、哨所，也采访过许多驻军单位，因而向岛上军民学到了许多优秀品质和作风，也建立了深厚友谊。那时，客运船只穿行几个公社级（现在的乡镇）的大岛，小岛不通客船，渔民为支持我的工作，常常开着小机动船顶风冒浪接送我上下岛。小船在浪谷里穿行颠簸，晕船呕吐不说，还极具风险，我也真正体会到了海岛艰苦生活的滋味。1972年冬到最前哨的海洋岛采访时，岛上还时常出现敌情：夜间来路不明的信号弹随时飞起。岛上军民始终高度警惕、严阵以待。公社武装部长朱金玉见我没带武器，便让我住在他们武装部的值班室，并把配备给他的驳壳枪压满子弹交给我。我在训练中用这种枪打过靶，精准度很高，于是还挎着他的枪在值班室窗外留了影（见照片6）。

1973年6月，我被军分区下令提为干部，按正常规律我应该被提拔为县中队的干部，让比较老的中队长或指导员到县武装部任职。年轻人一般都先从基层干起，这是惯例。但我却被直接由班长提升到县武装部政工科当了干事。对此，我感觉主要原因是：那时虽然我只是一个初中毕业生，但在四、五十年代入伍的、没有多少文化的老参谋、老干事面前，还算个小“知识分子”，部机关缺少有文化、能“动笔”的干部，我虽然算不上写材料的“成手”，但领导通过实际考察认为我还有点发展潜力。另外，县中队还有不少老兵表现很优秀，因社会关系等原因却没提干，也许组织上怕因此给我带来工作上的困难？不管啥原因，对我来说，由士兵提升为干部，就是人生的重大转折——不仅改变了农村人的“户口”，也由部队基层连队进入了机关工作。

几乎与此同时，在“文革”中被错误打倒的国家领导人邓小平同志复出了，他担任了党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并兼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他重返政坛后，面对“文革”造成的“烂摊子”，开始了大刀阔斧的“全面整顿”。对于军队的整顿，他不仅提出要解决“软、懒、散”问题，而且明确指出要“消肿”，要精简整编。随后不久，县中队便离开解放军序列，连人带武器装备，全部交由当地公安部门暂时接管（武警部队正在筹建中）。就这样，我入伍后进入的第一个部队，就首先被动“刀子”，从人民解放军的序列中“砍掉”了。回想起来，如果当初我提干在县中队任职，那后来就是武警的干部了，就不会有调到军分区和海军部队工作的事了。

这次精简整编，除县中队交给公安部门管理外，县武装部机关也减少了一些干部编制，我们政工科就由7人减为5人（见照片7），除了正、副科长，只有3名干事。减了两人后，领导就给我压“担子”了，我由单纯的做宣传工作，又兼职了组织干事的工作，还分担了干部干事的一部分工作，即：下属公社一级武装部的专职武装干部的选拔、考核和任用，以工代干“专武”干部的转正和任免等由我承办。这项工作，需要与地方党政机关的组织和人事部门合作办理，工作量很大、程序复杂。这是我参军后经历的第一次精简整编，通过减人，给我增加了工作量，使我有了多学习掌握其他业务的机会。

为了保证在人员减少后的工作质量和效率，部领导坚持“以变应变”，着重在提高干部业务能力和改进工作方法上下了功夫。首先是通过适当的加班，来延长工作时间。那时，海岛因为家属就业和子女教育受条件所限，大多数干部的家属随军没有随队，下班后没有家务困扰，饭后除了海边溜溜，再无可逛之处，适当加点班，大家都愉快接受。其次是加强全员业务培训，将武装部的主要业务按作训、动员、征兵、装备、政工、公文写作等内容，由“能者为师”授课，实行岗位练兵，按“一专多能”、“一兵多用”的标准要求所有干部。再次是实行统筹法，坚持分工合作、互相配合，分工不分家。因为交通不便，导致上、下岛常常既不能及时走，也不能及时回，时间都耽误在“等船”上。因此，部里规定：干部要懂得对工作全盘考虑；部里及时互通情报，让干部了解全局，立足本职，兼做它职；下基层调研或了解情况，不“跑单线”，全面掌握，回来后再按分工转交；外出开会或办事，去一人能解决就绝不去两人，去的人可帮其他人带回“精神”、领回“任务”。对此，大家还编了顺口溜：“出门一把抓，回来再分家。绝不‘跑单线’，捎上你和他。”

别看那些老“抗战”、老“解放”牌首长没有多少文化，但他们把作战时应用的“以变应变”战术，运用为我们精简整编后的举措，还真是有用、有效。我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对业务知识由不知到知，由不会到逐渐掌握的，也为后来的巩固提高奠定了坚实基础。

受老首长工作方法的启发，我也注意在工作实践中创新运用。在开展民兵工作、征兵工作和军民联防活动中，我看到参与的民兵和团员青年都具有“双重”身份，便在经常蹲点的海洋岛、獐子岛试行与共青团合作，一些活动共同组织，分别要求，发挥各自优势，相互助力，互相促进、共同提高，受到了地方党、团组织的欢迎。1978年11月6日，我应邀参加共青团长海县第十二次代表大会，还被选为团县委常委（见照片8，长海县团委常委和委员们合影）。进入团县委常委会班子，使工作合作更紧密。基层的一些团委书记们还经常给我提供一些军民联防、民兵和“双拥”方面的线索和资料，使我的新闻宣传有了丰富资源。1980年，我获得沈阳军区新闻报道二等奖（见照片9），在东北地区数百个县、区武装部中名列前茅。

1981年，根据中央军委关于部队精简整编的要求，沈阳军区制定了省军区、军分区和县（区）人民武装部新的编制方案，裁减机关干部员额较大。特别是旅大军分区，由于城市知名度高，进入人员多，军分区机关干部超编严重，按新的编制自然精简员额很大。但是，人员减额过大，工作却没有减掉，又带来了工作难以应付的问题。因此，军分区机关又从工作需要出发，从下属单位选调一定数量的“实干家”充实机关，我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于10月份被调到军分区政治部干部科的。许多人不理解质问我：“军分区机关精简这么厉害，大批干部往下走，你怎么还逆势而上调到机关了，什么背景？”我回答说：“我根本没有任何背景啊！”事实上，军分区有关部门几年前就给我透话说要调我去，但因为要去大机关的人太多，我却始终没有去成。现在精简人员了，我为什么却被调进军分区机关？还是政治部谭成德主任在与我谈话时，说出了真相。他说：“政治部减人减得连正常工作都难以应付了，我再不抓几个能干活的人，我这个主任还怎么当？现在讲编制就是法规，不允许超员，我没办法，是以省军区给干部科新增加1个管老干部工作的人员的编制，调你到干部科的。但你可不要局限于干部科工作，要发挥好自己的特长，成为‘多面手’，否则你的优势也就没有了”。谭主任的话说得很到位。其实我心里也清楚：军分区机关并不缺人，而是精简整编后需要“实干家”和“多面手”。我肯定算不上“多面手”、“实干家”，只是因为上一次精简整编，我们政工科人员减少，我由单纯做宣传工作，又多做了点工作，加上武装部老首长给予的教育培训，使自己受了益，多了解掌握了一点宣传部门以外的其它业务，分区政治部各科对我的工作也给予了认可。所以，我才有机会在精简整编时被调到军分区机关。

此后，我除了做老干部工作外，还由主任、副主任调遣，哪里需要哪里去，实质成了“机动人员”。这是我人生的第二次转折——由小机关调到了大机关，由海岛调到了城市，也是我经历的第二次精简整编。回想在军分区工作的7年多，我有幸参与并见证了部队改革和精简整编的几件大事：

妥善安置好部队离休老干部，是军队改革和精简整编的首要任务。那时部队还没有干休所，军分区自身加上接受外部队来连安置的离休干部有210余名，负责这项工作的加上我也只有两个人。在解决老干部问题上，首先是要给老干部们落实政策，确定待遇。这些人都是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在战火纷飞、部队居无定所的情况下，基本都没有建立完整的个人档案。许多人都是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回国后才建立档案的，而且入伍时间大都凭记忆填写的。过去没有划出时间杠杠确定待遇的时候，谁也没介意这个事儿，现在有了“红军”、“抗战”、“解放”牌等杠杠，还有的早年参加游击队、自卫军、地下党和地方干部转业入伍等各种特殊和复杂的情况，就需要对参加革命的时间重新准确的来界定了，因为这关系到老干部的切身利益，差一天，待遇就可能差一个档次。我们的工作就是按总政治部的文件规定，核实证据材料，起草请示文件，提交军分区党委讨论后，再按职务审批权限，分别报上级党委批准。此项工作情况复杂，政策性强，要求仔细精准，因此我们认真慎重，不厌其烦，不仅按时完成了任务，也没出现丝毫差错，为老干部脱离部队编制、移交给干休所奠定了基础。同时，对干部科的其他工作，我也积极参与，特别是参与了几次全区干部的全面考核，并向省军区写出详细的分析报告，为精简整编后干部的配备使用提供了依据。

老干部工作转入正常服务以后，我便被任命到组织科当干事，并兼任党委秘书。1982年3月，军分区接到省军区通知，做好所属部队独立营移交给武警部队的准备工作。涉及到政治工作，除干部工作外，其他工作均由组织科负责，因为此时组织科长已调到海军预备役高炮师任职，组织科的工作便由我牵头，许多事儿就得由我抓落实。

在解决众多积累的问题中，有一个多年未解决的棘手问题，首长要求我们做好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一定要在移交前将问题解决，绝不能将“包袱”甩给武警部队。这就是：迁走独立营五连原副连长王X国的骨灰。王的老家在辽宁省朝阳市农村，他是因为部队内部发生的一起凶杀案而牺牲的，其母亲也因儿子的死精神受到刺激处于癫疯状态，虽然被定为烈士，却不让儿子的骨灰回老家安葬，骨灰一直安放在大连市烈士陵园。她的理由是：儿子死在大连就要安葬在大连；儿子是部队的干部，祭祀活动部队就得出面帮忙。因此，每年儿子的忌日前，其母都要带上亲人来大连，以悼念儿子的名义在军分区招待所住上一两个月、甚至更长时间，部队管吃管住不说，还要安排观光旅游。由于连队远离市中心，所以他们每次来，都直接找军分区政治部，为此，组织、宣传、干部、保卫、秘书部门等都曾接待过他们，牵扯了首长和机关很大精力，谁提起这个事儿都头痛。因为其母情绪变化无常，稍不如意，就发疯发狂，大哭大闹，根本无法商量。我是后调到军分区的，对历史情况不完全清楚。为解决这个问题，我与大家一起梳理情况，研究办法，商量出了一个“两步走”的方案：第一步，重点做好王的姐姐的工作，让她说服母亲。王的姐姐是母亲的“高参”，不仅每次来大连都缺不了她陪同，而且只有她的话能左右其母的态度。我们着重对她讲清部队变更，迁走其弟骨灰的意义和必要性，指明不迁走的自负后果，并告诉她部队可以出面与当地民政局协商，解决安葬事宜。第二步，与其家乡民政局联系，从尊重死者、安抚亲人的角度出发，按当地风俗搞一个较像样的安葬仪式，增加烈属的尊严和光荣感。此方案报首长同意后，我便在其他同志的配合下，分别组织实施。通过反反复复的做工作，在当地民政部门的配合下，王X国的骨灰终于被迁入了家乡所在县的烈士陵园，困扰部队多年的“老大难”问题终于解决。这是我经历的第三次精简整编。事后，我因工作成绩突出，被选为大连市“团代会”代表，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大连市第十次代表大会（见照片10，参会代表证），并被选为团市委委员。1983年3月，我被军分区评为一九八二年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先进个人（见照片11，奖状和奖章）。

（待续，欢迎持续关注）

☆ 本文作者简介：周立胜，大连市企业退休“高管”人员，曾在陆军部队服役17年，在海军部队工作了7年，一直从事部队政治工作，曾是党报、军报多年的通讯员、人民海军报实习编辑、特约编辑，所写稿件被各新闻单位采用1200余篇，多次受到沈阳军区、海军、辽宁省军区、北海舰队和旅顺基地等领导机关的奖励，还荣立两次三等功。转业地方工作后，曾任大连市保险学会秘书长、中国保险报记者并兼任大连记者站站长、保险经纪公司总经理、大厦党总支书记等。在大连市驻连新闻单位第五届、第六届“大连杯”竞赛活动中，均被评为优秀新闻工作者，获奖文章60多项，著书8部，被评为高级政工师。

原创文章，感谢阅读分享，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编辑：易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