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怕笑话，上海男子跟5位四旬女同居，发现她们不图钱只图这几样

不怕笑话，上海男子跟5位四旬同居，发现她们不图钱只图这几样

我叫陈建国，今年三十六，上海本地人，在静安寺边上开了家修钟表的小铺子。铺子是父亲传下来的，藏在一条老弄堂深处，门面窄得只能容两个人侧身进出，玻璃柜里摆满了各式各样的老怀表、座钟，墙上挂着各式各样的钟摆，滴答声此起彼伏，像一场永远停不下来的细雨。这两年生意不好做，年轻人都戴智能手表，谁还稀罕修老钟表？可我也没别的本事，就这么耗着，一天修个一两块表，勉强糊口。

去年春天，母亲走了。她走之前拉着我的手，气若游丝地交代：“建国，那套老房子，你别卖，留着……”话没说完，人就去了。母亲说的是南京西路后面那套三层的老洋房，外公传下来的，墙皮剥落，木楼梯踩上去咯吱咯吱响，可地段值钱。我本来打算卖掉，换套小的公寓，剩下的钱够我吃几年闲饭。可中介来了两拨，看了看房子，都说：“陈先生，您这房子是保护建筑，不能拆不能大改，买家不好找，而且……”他们压低声音，“听说这房子以前住过人，闹过些不干净的事。”我听着就烦，什么不干净？外公外婆住了一辈子，母亲住到出嫁，我小时候也在那儿滚大的，哪来的不干净？

房子就这么砸手里了。我一个人住，三楼空着，二楼空着，一楼客厅就摆张行军床，夜里风穿过堂，呜呜地响，确实有点瘆人。那阵子我整宿整宿睡不着，靠在床头抽烟，听老钟的滴答声，觉得人生大概就这样了——孤家寡人，守着个破钟表铺，住着个空荡荡的大房子，这辈子怕是也就这样了。

转机来得莫名其妙。

那天下午，一个四十来岁的女人推门进了我的铺子。她穿着素净的灰毛衣，头发随便挽了个髻，脸上有些细纹，但眼睛很亮。她递过来一块老式上海牌手表，表盘都泛黄了。“师傅，能修吗？”她说话带着点苏北口音，轻声细语的。我接过来看了看，说能修，要两百块。她犹豫了一下，从口袋里掏出皱巴巴的两张票子，数了又数。我看她这样子，心里叹了口气，说：“算了，给一百吧。”她眼睛一亮，连声道谢。

等她来取表的时候，我们聊了几句。她叫刘素芬，扬州人，离婚三年，在上海给人家做保姆，一个月五千块，租住在闸北一个地下室，潮湿得关节炎都犯了。她说这些的时候，脸上始终带着温和的笑，好像在说别人的事。我鬼使神差地问了句：“我那儿有间空房，你要不要看看？房租……你看着给。”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我一个单身男人，招个陌生女人住家里，像什么话？可话已出口，收不回来了。

刘素芬跟着我回了老洋房，踩上咯吱响的楼梯，看了看二楼朝南那间屋子，窗外正好有棵老梧桐，叶子绿得发亮。她站在窗前，深深吸了口气，说：“陈师傅，这屋子有太阳的味道。”她说她每个月给我一千块房租。一千块在上海能租什么？一个床位都租不到。我摆摆手说随便吧。就这么着，刘素芬搬了进来。搬进来那天她做了顿扬州炒饭，米粒颗颗分明，火腿丁、青豆、虾仁颜色搭得好看，我一口气吃了两大碗，这才想起自己已经很久没好好吃过一顿饭了。

刘素芬住了不到一个月，有天吃饭时支支吾吾地跟我说，她有个姐妹，叫周红梅，湖北人，也是离婚的，在上海做保洁，最近被房东赶出来了，能不能暂时借住几天？我说行吧，住一楼那间。周红梅第三天就拖着两个蛇皮袋来了，个子矮矮的，圆脸，一进门就咧着嘴笑，嗓门大得很：“哎呀，这房子真气派！”她住了下来，每天天不亮就出门去写字楼打扫卫生，晚上回来还抢着做饭，做的都是湖北菜，辣得我直冒汗，可越吃越上瘾。

周红梅住了半个月，有一天红着脸跟我说，她还有个干姐妹，叫李翠兰，四川人，老公跟人跑了，一个人在七宝卖串串，最近那地方拆迁，她没处去……我端着饭碗愣了半天，我这成收容所了？可看着周红梅那可怜巴巴的眼神，我又心软了，说：“住可以，让她赶紧找房子。”李翠兰第二天就搬来了，高高瘦瘦的，皮肤黑，手上全是烫伤的疤。她话不多，但勤快，每天把家里擦得一尘不染，三楼那间原本堆满杂物的屋子被她收拾出来住了。她每天晚上在厨房熬红油，那香味飘得满弄堂都是，隔壁阿婆都来敲门问卖不卖。

三个女人一台戏。刘素芬温柔会照顾人，周红梅热闹会逗乐子，李翠兰沉默但手脚利索。我这空荡荡的老房子突然就有了烟火气，早上有人熬粥，晚上有人等着吃饭，连那些老钟的滴答声听起来都不那么寂寞了。可我没想到，戏还能往下唱。

那天李翠兰的妹妹从成都来上海看她，叫张桂芳，三十九岁，在老家小学当老师，因为没生孩子被婆家嫌弃，离婚后就想出来闯闯。张桂芳戴副眼镜，斯斯文文的，说话慢条斯理，跟我那几个钟表倒是投缘。她晚上在灯下看书，看我修表，问这问那，说她小时候爷爷也有块老怀表。住了几天，她悄悄跟我说：“陈哥，你这房子这么大，空着也是空着，我能不能……”我摆摆手：“住吧住吧，反正都住了三个了，不差你一个。”张桂芳脸一红，说自己不能白住，可以在附近找个培训班教小孩作文，赚了钱给房租。

四个了。我有时半夜起来上厕所，看着走廊尽头那几间亮着灯的屋子，觉得自己大概在做梦。我陈建国，一个修钟表的，何德何能，让四个女人围着我转？虽然都是四十来岁的阿姨，可人家好歹也是女人。弄堂里风言风语就起来了，邻居阿婆见了我直摇头：“建国啊，你这像什么样子？传出去怎么做人？”我干笑两声不接话，心里也犯嘀咕，可又舍不得让她们走。这人啊，孤独惯了，尝过热闹的甜头，就回不去了。

真正把人凑齐，是第五个。

那是入秋后一个下雨的傍晚，我正收拾铺子准备关门，一个女的冲进来躲雨，浑身上下湿透了。她抹了把脸上的雨水，问我能不能避一避。我给她倒了杯热水，她双手捧着杯子哆嗦了半天，才缓过来。聊起来才知道她叫王美兰，本地人，四十二岁，以前在纺织厂当会计，厂子倒闭后干过保险、卖过保健品、做过直销，钱没挣到，反欠了一屁股债。丈夫嫌她没用，两年前离了，女儿跟着前夫去了澳洲，一年打不了一个电话。她现在的住处，就是虹桥火车站附近一个日租房，一天八十块，已经住了快一个月。

“我明天就得搬，”她低着头看杯子里的水，“钱用完了。”她抬起头来，眼眶红红的，但嘴角还是往上翘，努力挤出个笑来，“陈师傅，你心好，能不能……借我五百块，我找到工作就还你。”

我看着她那张狼狈却还在强撑的脸，突然想起母亲当年下岗的时候，也是这样红着眼眶笑着跟我说：“建国，没事，妈能行。”我喉头有点堵，说：“不用借，我那儿有间房，你先住着。”王美兰愣了好一会儿，眼泪唰地就下来了，啪嗒啪嗒掉进杯子里。

就这样，五个女人凑齐了。我有时候觉得自己像个捡破烂的，别人不要的，我都往家搂。可她们真的像破烂吗？刘素芬每天把我那几件衬衫熨得平平整整；周红梅回来总带点菜市场收摊时的便宜菜，但每道菜都做得有滋有味；李翠兰的红油越熬越香，弄堂里好几家都来买，她干脆就在门口摆了个小摊；张桂芳还真在社区中心找了个教作文的活儿，每晚回来给几个女人讲故事，听得她们笑得前仰后合；王美兰会计底子没丢，主动帮我理账，铺子里的进出项理得清清楚楚，还研究着怎么在网上卖点复古小玩意儿，帮我开了个微店。

生活热热闹闹地过着，像个大家庭。当然也有摩擦，五个女人一台戏，唱得好了是团圆戏，唱不好就是吵架戏。周红梅嗓门大，李翠兰性子闷，两人在厨房因为油盐酱醋吵过好几回。刘素芬嫌王美兰把洗衣机占了太久，王美兰嫌张桂芳晚上看书不关灯影响她睡觉。可吵归吵，过不了一天又好了，周红梅会端碗酸辣粉去敲李翠兰的门，刘素芬会替王美兰把晾在外面的衣服收回来。我夹在中间，有时劝两句，有时干脆躲到三楼去修表，等她们闹完了再下去。

可外头的闲话越来越难听。弄堂里的阿婆们凑在一起嗑瓜子，见了我妈以前的老姐妹就摇头：“陈家那儿子，本事没有，花花肠子倒不少，弄五个老女人在家，啧啧啧……”更离谱的是，有人传到街道办去了，说我家搞不正当的男女关系，社区民警还上门来问过一次。我给人家沏茶递烟，解释了半天，说是租房的房客。民警走的时候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陈先生，你自己注意影响。”

我那天晚上坐在客厅里，闷头抽烟。五个女人都下来了，围坐在我旁边，谁也不说话。最后还是刘素芬先开口：“建国，要不……我们搬走吧。”周红梅一拍桌子：“搬什么搬！我们又没做亏心事！”李翠兰小声说：“可这样对陈哥名声不好。”张桂芳推了推眼镜：“要不我们联名写个东西，证明我们只是合租关系？”王美兰苦笑：“写东西有什么用？人家要看的是热闹。”

我看着她们你一言我一语，心里忽然涌上一股说不清的东西。我掐了烟头，说：“谁也不用搬。这房子是我的，我想让谁住就让谁住。外面爱说什么说什么，我陈建国不在乎。”她们愣愣地看着我，周红梅首先眼眶红了，然后刘素芬也开始抹眼泪，李翠兰转过身去，肩膀一耸一耸的。那天夜里，王美兰炖了一锅排骨汤，大家在桌上喝了个痛快，张桂芳还念了首诗，什么“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被周红梅笑骂酸不拉几的。

生活继续往前走。可平静的日子没过多久，更大的麻烦来了。

那是冬天的一个早晨，我还在被窝里，楼下突然传来周红梅尖利的叫声：“陈哥！陈哥你快下来！”我披了衣服冲下去，只见客厅中央站着个穿皮夹克的男人，四十多岁，脸横肉，身后还跟着两个膀大腰圆的小伙子。周红梅躲在刘素芬身后，脸色煞白。那男人看见我，上下打量一番：“你就是陈建国？周红梅的男人？”我还没来得及开口，男人就嚷起来：“我是她丈夫！她离家出走大半年，我找她找得好苦！听说她住你这儿，还跟你……”他话没说全，但那意思谁都明白。

周红梅从刘素芬背后探出头来，声音发抖：“陈哥，他是我前夫……可我们已经离了，真的离了……”那男人冷笑：“离了？谁给你签字了？你单方面说离就离？红梅，跟我回去，别在这儿丢人现眼。”说着就伸手要去拽她。我下意识挡在前面，说：“这位大哥，她说你们已经离婚了，你要是有什么法律上的纠纷，可以走法律程序，别在我这儿闹。”

男人眯着眼看我：“你算什么东西？一个修破表的，睡我老婆，还敢跟我横？”他身后那俩小伙子往前凑了一步。老实说，我腿有点软。我陈建国这辈子没跟人动过手，修表的手精细惯了，哪扛得住这个。可身后五双眼睛看着我，我又不能怂。我说：“我再说一遍，周红梅是租我的房子住，我们清清白白。你要是再闹，我报警。”我掏出手机，手指有点抖，但按下了110那三个键，放在屏幕上给他看。

男人盯着我看了几秒，又看了看我身后那五个女人，突然嗤笑一声：“五个老娘们儿，你也玩得转？行，陈建国，我记住你了。”他一挥手，带着那两个小伙子走了。门关上的那一刻，我腿一软差点坐地上，后背全是汗。周红梅哇地哭出来，扑过来拉着我胳膊：“陈哥，对不起，是我连累你了……”其他几个女人也都围过来，七嘴八舌地说那男人不是东西，说红梅离婚证明明办下来了，他就是来找茬的。

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我想了很多——我图什么呢？这五个女人，没一个是我老婆，没一个跟我有血缘关系，我为了她们差点挨揍，名声也坏了，值得吗？可另一边又有另一个声音说：建国，你想想，没有她们之前，你过的是什么日子？空荡荡的房子，冷锅冷灶，整宿对着钟表发呆。现在呢？每天有人做饭有人说话，连铺子里的生意都好了些——王美兰帮我弄的那个微店，上个月居然卖出去两块老怀表。

我想不明白，索性不想了，爬起来去客厅倒水。路过一楼李翠兰的屋子，灯还亮着，门虚掩着，里面传来低低的说话声。我凑近一听，是刘素芬的声音：“……咱们几个想想办法，不能老让建国吃亏。”周红梅说：“我明天去派出所问问，那个混蛋要是再来，我就报警抓他。”王美兰叹了口气：“他不是怕报警，他是要钱。你们不知道，红梅那前夫就是个无赖，上回在老家就跟人要了五千块才肯签字离婚。”李翠兰说：“那咱们凑钱给他？”张桂芳急了：“凭什么给他？给了这次还有下次！”刘素芬说：“这样，我明天去找个律师问问，看能不能申请个禁止令什么的……”

我站在门外，听着她们为我的事操心的样子，心里那块堵了一晚上的石头，忽然就松动了。我轻轻回到楼上，躺在床上，听着楼下渐渐安静下来，听着老钟的滴答声，觉得这房子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暖和过。

第二天一早，我下楼的时候，五个女人已经在餐桌前坐齐了，桌上放着热腾腾的豆浆油条。刘素芬递给我一个信封：“建国，这是我们五个凑的五千块钱。你收着，万一那个人再来，给他，买个清静。”我看着那信封，没接。我说：“钱你们收回去。真要给，也是我给。你们住我这儿，我没照顾好你们，反倒让你们操心，这钱我要是拿了，我还是人吗？”

周红梅又要哭，被王美兰按住了。王美兰说：“陈哥，我们现在是一家人。一家人不说两家话。这钱你拿着，不是给你的，是咱们家的紧急备用金。万一以后谁有个头疼脑热，谁家有个急事，都能用。你管账。”她这话一说，其他人都点头。我看着她们，喉咙里像塞了团棉花，半天憋出一句：“行，我管着。”

这事儿后来还真解决了。刘素芬找了个法律援助，了解了情况，周红梅的离婚证是真的，有法律效力，她前夫再来就是寻衅滋事。她又打电话给老家派出所备了案。那人后来再没出现过。我们这一家子，又恢复了往日的热闹。

可老天爷好像就爱考验人。刚摆平这事，又来了新的坎。

入冬以后，一个穿西装的中年男人找上门来，带着房产证复印件，说这栋老洋房他有份。他说他是我外公的侄子——也就是我表舅的儿子，当年外公去世时，这房子有继承纠纷，一直没厘清。他说按法律他父亲有份额，现在他父亲去世了，就该他来继承。我翻了家里留下的老材料，果然有几页泛黄的协议书，上面写着我外公去世后，房子归我母亲居住使用，但产权确实有争议。当年外公走得急，没立遗嘱，几个子女分了家，这房子因为我母亲一直住着，别人也没来争。可现在房子值钱了，有人惦记了。

那表弟拿着文件来，意思很明确：要么他起诉分房子，要么我出一笔钱把他的份额买断。他要三百万。三百万我哪拿得出来？把我那钟表铺连表带柜台都卖了也不值三百万。我连着几个晚上睡不着，一个人爬到三楼阁楼上去翻旧箱子，想找找有没有别的证明材料。五个女人跟着我着急，张桂芳帮我整理老文件，刘素芬给我煮安神的汤，王美兰拿着计算器算了又算，说铺子和微店加上存款，大概能凑八十万，差得远。

有一天晚上，我正阁楼上翻得灰头土脸，张桂芳举着一张发黄的纸跑上来：“陈哥你看！”那是外公生前写给母亲的一封信，上面歪歪扭扭写着：“桂珍（我妈的名字），这房子你住着，就是你的。其他人都分了别的，这个留给你，算是爸给你的嫁妆。”信上没写日期，也没公证，法律效力未必有，可上面有外公的签名和手印。张桂芳推了推眼镜说：“这个可以作为旁证，证明外公当时的意愿是房子归你母亲。而且我查了查当年的分家协议，你表舅那一房已经分走了虹口一套房子，按老理儿，拿了别的就不能再来争这个。”

我们拿着这些材料找了律师，律师说虽然信的法律效力有限，但结合分家协议和几十年居住事实，对方要全盘翻盘也不容易，大概率是调解。果然，表弟那边见我有准备，又请了律师一分析，知道打官司耗时耗钱还不一定赢，最后坐下来谈了个价，我东拼西凑了一百二十万给他，这件事总算平了。这其中有一半是五个女人凑的——她们把积蓄都拿出来了，刘素芬甚至把老家的地卖了，周红梅找亲戚借了钱，李翠兰卖了她的串串摊，张桂芳取光了存折，王美兰当掉了唯一一条金项链。我说什么也不肯要，刘素芬一句话把我堵了回去：“建国，房子没了，我们住哪儿？这一百二十万是给我们自己买的安稳。”

钱凑齐的那天，我在客厅里给五个女人鞠了个躬。周红梅笑骂我酸，李翠兰红了脸躲进厨房，张桂芳掉了几滴泪，王美兰拍着我的肩膀说一家人客气什么。只有刘素芬静静地坐在那儿看着我，眼睛里有一种我说不出的温柔。

所有风波都过去以后，日子慢了下来。春天又来了，梧桐树又绿了。我们这一大家子还住在一起，谁也没提搬走的事。我铺子的生意竟然慢慢好了起来，王美兰把微店做得有声有色，那些老怀表、老座钟在上海滩一群复古爱好者里突然就火了。周红梅辞了保洁的活儿，帮我看铺子接待客人。李翠兰的红油生意做大了，在弄堂口盘了个小门面卖麻辣烫。张桂芳的作文班越办越好，还在社区图书馆开了公益讲座。刘素芬依旧是管家，把所有人的日子安排得妥妥帖帖。

有一天傍晚，我坐在客厅里擦一块刚收来的老怀表。刘素芬端了杯茶放在我手边，随口说了句：“建国，你当初怎么想的，就敢让我们五个住进来？”我拧着表盖想了想，说：“大概是因为……我害怕一个人吧。”她笑了笑，坐在我旁边的沙发上，窗外的夕阳照在她脸上，那些细纹像金色的河。她说：“我们也害怕一个人。”她顿了顿，又说，“你不怕别人笑话吗？一个男人，带着五个中年女人过日子。”我低头看了看手里那块表，里面的齿轮咬得紧紧的，一个带动一个，才走得准。我说：“一开始怕。后来不怕了。日子是自己的，管别人怎么笑呢。”

刘素芬没再接话，只是端起自己的茶杯，轻轻碰了一下我的杯沿。那只老怀表在我手里，滴答滴答走得稳稳当当。

现在想想，那五个女人跟着我，图什么呢？图钱？刘素芬给我一千块房租，后来涨到两千，还不够这个地段一间厕所的价。周红梅那点保洁工资，李翠兰的串串钱，张桂芳的课时费，王美兰的会计活，没一个是有钱的主。她们住在一起，有时候为了水电费谁多出几块还要拌嘴。可她们就是不走。

后来有一天晚上，我们几个坐在阳台上乘凉，周红梅喝着啤酒，突然说：“你们说，咱们这一大家子，到底图个啥？”张桂芳想了想，说：“图有个地方，晚上回来灯是亮着的。”李翠兰闷声说了句：“图有人等着吃饭。”王美兰望着天上的星星：“图有人听我说废话。”刘素芬剥着毛豆，头也没抬：“图心里踏实。”

我靠在藤椅上，听着她们你一句我一句，想起母亲临终那句话，她说房子别卖。我那时候不懂，现在明白了。母亲留给我的不是那几面墙、几块地砖，她留给我的是一个能装下人的地方。而我，糊里糊涂地就把它装满了。

五个人，五个离了婚、没了家的女人，她们不图我钱，不图我人，她们就图那盏亮着的灯，那碗热着的汤，那个无论多晚回去都有人在的屋子。我图什么呢？我以前以为我图热闹，后来以为图有人做饭，再后来以为图她们帮我过日子。其实到最后我才明白，我跟她们一样，图的就是一句“回来了”，一声“饭好了”，一个“别怕，有我们在”。

钟表铺里那些老钟还在滴答滴答走着，每一块都有自己的节奏，可它们都住在同一个柜子里，吱吱呀呀响成一片，听久了，就是一首曲子。

我今年三十六岁，没老婆没孩子，守着个修钟表的破铺子和五个四旬女人。说出来大概谁都要笑。可我不怕笑话了。日子嘛，自己过得好就行。你说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