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三百藩之久保田藩（105）佐竹义尧被骗婚

前文述及，佐竹义尧继任久保田藩藩主后，以一系列得当的施政举措，深得藩内上下信服，更是得到了幕府将军德川家茂的器重，最终获赐随驾上洛、觐见天皇的殊荣。

此次德川家茂上洛，并非寻常的礼制性朝拜，而是迫于当时错综复杂的幕末政局，暗藏深层政治博弈，所以家茂此行具有举足轻重的时代意义。

文久三年（1863年）正月，佐竹义尧随德川家茂抵达京都，于二月九日正式谒见了孝明天皇。同年三月，获幕府敕许归藩，四月安然返回久保田藩领地。

此番京都之行是否彻底重塑了佐竹义尧的政治思想，现已无从详考。但从日后久保田藩倒向新政府的抉择不难推断，彼时身处京都的义尧，已然敏锐的察觉到了京城内部暗流涌动、时局异变的征兆。

正是洞悉了京都纷乱诡谲的局势，同年七月，当幕府再度下达上洛敕令时，佐竹义尧便以身染疾患为由，遣藩中重臣户村义效代替自己上京履职，自身则选择避事不出。

元治元年（1864年）二月，佐竹义尧再奉幕府政令，承担京都警备之职。彼按当时幕府定规，各藩奉命承担的公务差事，一切经费粮草皆由各藩自行筹措承担。为维系警备事务运转、填补巨额开支，为此，佐竹义尧不得不下令发行新币两万两，并调运粮食三万五千石，以济差事所需。

沉重的警备事务极大的加剧了久保田藩的财政负担，却也为佐竹义尧赢得了仕途晋升之机。同年四月十七日，他叙任从四位上、左少将。如前文所述，左少将一职为佐竹氏历代当主所担任的官位，此番再度授官，足见幕府有意拉拢安抚久保田藩，稳固其佐幕立场，防范藩国倒向倒幕阵营。

彼时京都政局动荡、乱象丛生。佐竹义尧初次离京不久，禁门之变就爆发了，佐幕与倒幕两大势力彻底决裂、相互攻伐，天下纷争四起。一时间，天诛暗杀之风盛行，席卷京城，朝野惶恐、人心不安。

动荡纷乱的时局，令佐竹义尧避离京都纷争、远离政治漩涡的心意愈发坚定。故而即便获授幕府高阶官位，其对京都警备的公务依旧消极应对、敷衍处事，不愿深陷幕末党争之乱。

直至庆应二年（1866年）七月，佐竹义尧方才遣家臣小野冈右卫门上京，接手京都警备事务。其本人则于八月二十九日抵达江户后，便托病滞留江户城，始终不肯亲自赴京履职。

无论其滞留江户是属实抱恙，还是刻意观望天下大势，这一审慎避事的姿态，都让久保田藩成功规避了诸多战乱纷争，极大减少了藩内的人力、物力损耗。

久保田藩地处东北边陲，远离政治中心，藩内攘夷思潮却尤为盛行。平田笃胤、佐藤信渊的革新学说在领内广为传播、深入人心。随着幕府对外示弱、妥协退让的态势日益凸显，原本单纯的攘夷理念，逐渐演变为倡导体制革新、推翻幕府统治的倒幕思想。

彼时的佐竹义尧，表面仍恪守幕臣本分、效忠德川幕府，但其人务实开明，乐于接纳新思潮，早已将藩政核心定于保全领地安稳、守护领民生计，以久保田藩的长远存续为第一要务。

佐竹义尧思想开明、行事不拘世俗桎梏的特质，在其三段曲折的婚姻经历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据前文所载，佐竹义尧入继岩崎藩时，迎娶了岩崎藩藩主佐竹义纯之女多喜。可惜多喜福薄早逝，此时佐竹义尧还没有成为久保田藩的藩主。其后，义尧续弦，又迎娶了伊势久居藩藩主藤堂高听之女增铭子。

遗憾的是，安政六年（1859年），也就是佐竹义尧接任久保田藩不到三年，增铭子也因病离世。此时的佐竹义尧尚未满三十五岁，正值壮年；也算是如狼似虎的年纪了。

无论从武家藩主的身份出发、维系政治联姻的规矩，还是从人情常理而言，他续娶正室皆在情理之中。即便府中已有侧室侍奉，他仍决意再立正室，稳固藩府名分。

然大名婚姻，向来无关情爱，实为藩国政治博弈、邦交联结的工具。经多方甄选，丹波筱山藩藩主青山忠良之女成为联姻人选。青山忠良得以与佐竹氏这一源氏名门联姻，亦是欣然应允、引以为荣。

依照武家旧例，政治联姻皆为包办，新婚夫妇必待洞房花烛之夜方得相见。但佐竹义尧思想新潮、行事破格，不愿拘泥旧俗，又因担忧女方容貌有失，所以执意先行相亲，亲自核验样貌。

相亲当日，他所见女子貌美如花、仪态温婉，立刻一见倾心，当即敲定了这门婚事。

未曾想大婚揭盖之时，眼前新娘与相亲之人判若两人，从小家碧玉突变成当世恐龙，这心情应该和我早年间与网友见面后的感受是一样的。其容貌之平庸粗陋，与此前的绝代佳人差距悬殊。

佐竹义尧惊愕之余勃然不悦，当即向岳父青山忠良诘问缘由。青山忠良方才据实以告，因亲女容貌不佳，恐遭义尧退婚失仪，遂令府中貌美侍女冒名顶替，代为相亲，刻意隐瞒实情。

此番欺瞒之举，令佐竹义尧如遭雷击，未曾想名门大名竟以投机欺瞒之术促成婚约。

可惜此时婚礼已成、婚约既定，并且已经报备幕府、公示于世，木已成舟，无从反悔。佐竹义尧无奈之下只得如期成婚，但是义尧也不是一位愿意隐忍迁就之人，婚后不到十日，就找个事由离婚休妻、解除了婚约。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这场荒唐的骗婚闹剧，给佐竹义尧留下了深重的心理阴影。此后终身不复续娶正室，所幸府中侧室侍奉周全，日常起居无有缺憾，正室之位便就此空置。

这段荒诞的婚姻经历，恰是佐竹义尧个人风格的真实写照：行事果敢决绝，敢于打破世俗陈规，拥有远超幕末同期大名的开明思维，在一众守旧藩主中也算显得特立独行了。

虽然承袭了佐竹氏世代担任的左少将高位，但义尧并未因此依附、亲近幕府。他在江户城托病滞留一年之后，就以领内前年遭遇荒歉、需归国赈济安抚领民为由，向幕府奏请归藩。

幕府并没有立刻同意义尧的归藩请求。在幕府看来，都给你加官赐爵、施以恩宠了，但义尧却始终态度暧昧、不表忠心，只想着尽快归藩自保，这也太不给领导面子了。

所以佐竹义尧只能继续滞留江户、静待归藩时机。幸运的是，德川家茂发起的第二次长州征伐惨败而归，幕府权威自此一蹶不振。家茂病逝后，德川庆喜继任征夷大将军。

德川庆喜（とくがわ よしのぶ）

长州征伐的失利，彻底瓦解了德川幕府的统治威信。随后，明治天皇在萨摩、长州等倒幕强藩的拥戴下，颁布了《王政复古大号令》，倒幕大势既定、幕府颓势难挽。借此政局剧变之机，佐竹义尧终获幕府许可，得以归藩。

脱离江户城这一是非漩涡后，佐竹义尧丝毫不敢松懈。动身归藩的同时，他两度派遣藩内重臣上京，名义上是代替自己履职朝觐，实际上则是暗中探查京都政局动向，研判天下大势，为久保田藩的存续与转型谋定前路。

那么，回归领地的佐竹义尧，将如何带领久保田藩，从容应对这场翻天覆地的时代变革？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文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