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年我去二伯家麦场脱粒，队长闺女盯我半天，我妈冲来捂住我嘴

75年我去二伯家麦场脱粒，队长闺女盯我半天，我妈冲来捂住我嘴：别说，他已经有人了

那年我十八，刚高中毕业。七月的日头毒得像要剥人皮，麦场上金灿灿一片，打麦机的轰鸣震得耳朵嗡嗡响。我二伯家劳力少，我就过去帮忙，图的是管三顿饭，还能省下家里的口粮。（欢迎来到喜宝讲历史聆听故事请动动发财的小手点点赞谢谢）

才把一捆麦个子塞进脱粒机，就觉着后脊梁发烫，回头一看，麦场边上站着个姑娘，两根油亮亮的麻花辫垂在胸前，白底碎花的褂子浆得平平整整，正一眨不眨地盯着我看。麦芒和尘土在阳光里乱飞，她的眼睛却亮得像井水。

“卫东，发什么愣！”二伯在机器那头吼了一嗓子，“麦个子往里推！”

我慌忙转过身，麦芒扎进脖子里的刺痒都顾不上。后来才知道，那是二伯他们生产队队长赵德厚的闺女，叫赵小燕，在公社卫生院当护士，是十里八村有名的俊姑娘。

接下来两天，赵小燕总“碰巧”出现在麦场附近。不是提着一壶凉茶说是给她爹送的，就是抱着一摞洗净的麻袋片。每次路过我跟前，步子就慢下来，眼睫毛扑闪扑闪的，嘴角抿着要笑不笑。我推麦个子推得更猛了，麦灰呛得直咳嗽。

第三天傍晚收工，我蹲在井台边洗脸，水泼在发烫的皮肤上滋滋响。一抬头，赵小燕就站在两步远的地方，递过来一条叠得方方正正的毛巾：“擦擦吧，后脖子上全是灰。”

毛巾是新的，带着股胰子香味。我接过来时指尖碰了她的，两人都像被烫了似的缩回手。她脸腾地红了，转身就跑，辫梢在晚风里甩出一个好看的弧度。

那天晚上我躺在二伯家的偏房里烙饼似的翻来覆去。月光从窗户纸透进来，照在墙上挂的旧蓑衣上。我想起赵小燕的眼睛，又想起自己的成分——我爹是“历史反革命”，虽然早死了，但这顶帽子还扣在我们家头上。她可是堂堂生产队队长的闺女。

第四天中午，太阳最毒的时候，打麦机突然卡住了。我趴上去掏堵塞的麦秸，耳朵里全是机器的轰鸣。这时候嘴突然被人从后面死死捂住，一股子热乎乎的气喷在我耳根子上。

“别说，他已经有人了！”是我妈的声音，又急又气，带着哭腔。

我挣扎着回头，看见赵小燕正站在三米开外，脸白得像纸。她身后还跟着她爹赵德厚，黑着脸，眉头拧成了疙瘩。我妈一只手捂着我的嘴，另一只手攥着我的胳膊，指甲都快掐进肉里了。

“卫东妈，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赵德厚往前迈了一步，“我家小燕就是来给她二伯送个信，你闹这一出给谁看？”

我妈松开我，喘着粗气，胸脯一起一伏的。她理了理被风吹乱的头发，脸上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德厚哥，我没别的意思。卫东他……他跟邻村的秀兰已经定了亲了，这不是怕孩子们误会嘛。”

“定亲？”我和赵小燕同时出了声。

我妈狠狠瞪我一眼，那眼神我认得，是不容我多嘴的警告。她小时候为了护着我跟我爹，没少挨批斗，被打断过两根肋骨，从那时起我就知道，我妈说一不二的脾气是拿血换来的。

赵小燕嘴唇哆嗦着，眼泪在眼眶里打转，看了我一眼，那一眼里有委屈有疑惑，还有什么我说不清的东西。然后她一扭身跑了，碎花褂子的背影很快消失在麦垛后面。

赵德厚哼了一声，背着手走了。麦场上只剩下我和我妈，打麦机还在嗡嗡响，二伯在远处喊吃饭了。

“跟我回家。”我妈拽着我胳膊就走，力气大得吓人。

一路上她走得飞快，我几乎是小跑才能跟上。到了家她把门一摔，从柜子里翻出张黑白照片递到我面前：“你看看，看看她是谁！”

照片上是个梳双丫髻的小姑娘，站在一棵枣树下笑。我认了半天，突然想起来——是秀兰，以前住村东头的秀兰。她家跟我家是邻居，我小时候老带她爬树摘枣。后来她爹成分也不好，全家搬去了邻县投亲，再没回来过。

“她上个月回来了，就在她姥姥家住着。”我妈一屁股坐在炕沿上，眼圈红了，“卫东，赵家的闺女咱攀不上。你爹是怎么死的你忘了？赵德厚当年带着人抄过咱家，你爹的检讨书都是他逼着写的。你要是跟小燕好，她爹能答应？到时候再给你扣个‘腐蚀贫下中农子女’的帽子，你这一辈子就完了！”

我想说赵小燕是赵小燕，她爹是她爹，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我妈说的对，那些年的事我虽然小，可也记得。

“那秀兰呢？”我哑着嗓子问。

“秀兰那孩子可怜，她爹去年没了，娘又瘫在床上。她回来就是想找个依靠。咱家虽然穷，可好歹有个遮风挡雨的地方。我跟你二伯说好了，过两天让秀兰过来，你们见见面。”

窗外蝉鸣得撕心裂肺。我看见我妈鬓角的白发在阳光里刺眼地亮着，突然觉得她老了。这个被生活磨得粗糙不堪的女人，一辈子都在替我想，想我吃饱，想我不挨打，想我好好活着。

“妈，”我走过去坐在她旁边，“我听你的。”

秀兰来的那天是个阴天，空气闷得像蒸笼。她比以前黑了些，瘦了些，但笑起来还是那两颗小虎牙，跟小时候一模一样。她提着一篮子鸡蛋，进门就叫我妈“婶子”，叫得亲热又自然。

我给她倒了碗水，她接过去的时候手指上有裂口，是干活磨的。我们坐在院子里那棵老槐树下，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小时候的事。她说她还记得我因为偷她家的枣被她爹追了半条街，我笑着说后来我就再不敢偷了。

说着说着就没了话，就剩蝉在头顶上叫。秀兰低着头搓衣角，搓了好一会儿才说：“卫东哥，你要是不愿意，别勉强。”

她这话说得我心里一抽。我抬头看她，她眼睛看着地面，睫毛上好像有水光。“我愿意。”我说，声音不大，但很清楚。

她猛地抬起头，眼里有惊喜又有不安：“可是……”

“没什么可是。”我打断她，“咱俩从小一起长大的，我信得过你。”

这话半真半假。真的一半是秀兰确实是个好姑娘，假的一半是我说的时候，眼前晃过的是赵小燕那双含着泪的眼睛。

婚事就这么定下来了。简单得连像样的聘礼都没置办，我妈把压箱底的一对银镯子给了秀兰，就算过了礼。婚期定在秋收后，说那时候粮食打下来了，有余粮办两桌酒席。

日子过得飞快，转眼到了八月。一天我去公社粮站交公粮，排队时听见前面几个人在说闲话。

“听说了没？赵德厚家的闺女，跟县医院的医生好上了。”

“哪个医生？”

“就去年调来的那个姓周的，家里有门路，说能给小燕弄到县医院去上班。”

“那敢情好，赵德厚这下攀上高枝了。”

我低着头，攥紧了手里的粮袋。太阳晒得后脖子发烫，跟那天在麦场上一模一样。我想赵小燕果然是有更好的人等着她，我妈的担心是对的，我们压根不是一路人。

交完粮往回走，路过公社卫生院，大门敞着，能看见院子里晾的白床单在风里飘。我加快脚步走过去，正要转弯，听见有人叫我。

“卫东！”

我站住了。赵小燕从院子里跑出来，穿着白大褂，脸上没化妆，但眼睛还是那么亮。她跑到我面前，喘了口气，开口就一句：“你要结婚了？”

“嗯。”我点头。

她咬了咬嘴唇：“跟那个秀兰？”

“嗯。”

她低下头，脚尖在地上蹭了两下，再抬起来时脸上带着笑，可那笑比哭还难看：“那恭喜你啊。秀兰我见过，挺好的姑娘。”

“谢谢。”我说，“也恭喜你，听说你要去县医院了。”

她愣了一下，随即笑得眼泪都快出来了：“谁说的？我就是去县医院进修三个月，完了还回来。那个周医生……是带我的老师，人家孩子都上小学了。”

我一下子愣住了。赵小燕往我跟前凑了半步，压低声音说：“卫东，那天在麦场，你妈说的话我都听见了。她捂着你的嘴说‘别说，他已经有人了’，是说秀兰。可你后来为什么……为什么不再来找我？”

她离得近，我都能闻见她身上来苏水的味道。后脑勺上那天被她盯着的发烫感觉又回来了，可这次我脑子里更乱。

“我爹……不，你妈说的对，我爹不会同意的。”我说。

“他同不同意是他的事，你同不同意是你的事。”赵小燕盯着我，“卫东，我就问你一句，你自己心里是怎么想的？”

远处有人喊她，她回头应了一声，再转过来时眼睛红了：“我要走了。你要是……要是想明白了，就来找我。我八月底走，进修三个月，年底回来。”

她转身跑回卫生院，白大褂的下摆飘起来，像一只急于飞走的白蝴蝶。我在原地站了不知道多久，直到太阳西斜，才拖着步子往回走。

那晚上我又没睡着。月光照在屋顶的椽子上，我翻来覆去想着赵小燕的话。她说得对，我从头到尾都没问过自己心里怎么想。我只听了我妈的，听了赵德厚的，听了村里那些闲话的，就是没听自己的。

第二天一早我去找秀兰。她正在她姥姥家院子里喂鸡，看见我来，拍了拍手上的玉米面，笑得眉眼弯弯：“卫东哥，你来得正好，我蒸了枣糕，还热着呢。”

她端出枣糕来，黄澄澄的，上面嵌着红彤彤的枣。我咬了一口，甜得发腻，噎在喉咙里咽不下去。

“秀兰，我有话跟你说。”我把枣糕放下。

她脸上的笑慢慢收了，像是预感到什么，手指绞在一起：“你说。”

我看着她的手，指节粗大，指甲缝里还有洗不掉的泥。她这些年过得不容易，我知道。可正因为知道，我才更不能骗她。

“秀兰，我对不起你。”我把赵小燕的事原原本本说了，从麦场那天到昨天卫生院门口。我说完不敢看她，等着她骂我，或者哭，或者把枣糕摔我脸上。

她半天没出声。我抬起头，看见她低着头，眼泪一颗一颗砸在衣襟上，洇出深色的圆点。

“卫东哥，”她声音颤着，“你心里有别人，你还答应娶我？”

“我……”我张了张嘴，发现自己什么也解释不了。

她抬起袖子狠狠擦了一把脸，吸了吸鼻子：“你走吧。那银镯子我回头让姥姥送回去。这门亲事，就当我没应过。”

我站起来想说什么，她转过身去背对着我，肩膀一耸一耸的。我知道再说什么都多余，只好转身走了。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她蹲在地上，抱着膝盖，整个人缩成小小的一团。

那团影子像针一样扎在我心里，直到今天都还记得。

接下来的日子天翻地覆。我悔婚的事传遍了整个村子，人人都在说卫东家的小子不是东西，嫌弃人家秀兰成分不好，攀高枝去了。我妈气得三天没理我，第四天终于开了口，嗓子都哑了：“你到底要作到什么时候？”

“妈，我想去找小燕。”我说。

她愣了半晌，然后长长地叹了口气。那口气像是把她一辈子的力气都叹出去了，她老了十岁：“你去吧。你爹就是活得太由着自己性子，最后把命都搭进去了。你……你好自为之。”

八月底，赵小燕去县医院进修前一天，我骑自行车赶了三十里地去公社找她。卫生院的人说她下午就走了，我疯了一样骑到汽车站，看见她正拎着个帆布包等车。

“小燕！”我从车上跳下来，车摔在地上也不管。

她转过身，看见是我，眼睛一下子亮了。可亮光只是一瞬，随即又暗下去：“你来干什么？你不跟秀兰结婚了吗？”

“退了。”我站在她面前，喘得说不出完整的话，“我跟她……说清楚了。我来找你。”

车来了，售票员喊着去县城的赶紧上车。赵小燕看看车，又看看我，拎着包的手紧了又松。

“卫东，”她终于说，“我进修完就回来，你要是真心……等我三个月。三个月后，麦场那棵歪脖子槐树底下见。你要是来了，我就信你。”

她转身上了车。车开走的时候，她隔着窗户朝我挥了挥手，我没看清她哭了没有。

我站在尘土飞扬的路边，觉得这三个月比三年还长。

三个月里我没闲着。秋天收完庄稼，我去二伯家帮工，又跟着邻村的一个瓦匠学手艺。我妈嘴上不说，可每晚都给我留饭，灶上温着一碗热腾腾的玉米糊糊。秀兰那边，后来她姥姥把银镯子退了回来，我听说秀兰经人介绍去了镇上的纺织厂做工，心里才稍微好受些。

赵德厚那边倒是出奇地安静。我本来做好了他会来找我麻烦的准备，结果他一次也没来。后来二伯告诉我，赵小燕走之前跟她爹谈了整整一夜，谈了什么没人知道，反正第二天赵德厚跟谁都没提这事，有人问起来他就黑着脸骂一句“女大不中留”。

腊月二十三，小年。我早早到了那棵歪脖子槐树底下。树叶子掉光了，光秃秃的枝桠伸在灰蒙蒙的天里，像一把把倔强的手指。我搓着手哈着气，从早上等到中午，从中午等到太阳西斜。

天擦黑的时候，路上终于出现了一个人影，裹着厚厚的棉袄，围巾围得只露出一双眼睛。可她一走近我就认出来了，那双眼睛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赵小燕解下围巾，脸冻得红扑扑的，鼻尖上挂着一滴清鼻涕。她吸了吸鼻子，笑了：“你还真来了。”

“我答应你的。”我说。

她从棉袄口袋里掏出一个东西递给我，是一双手套，毛线织的，颜色歪歪扭扭的，一看就是新手织的。“进修时候学的，”她把手揣回兜里，“戴上试试合不合适。”

我戴上手套，大小正好。手暖了，心口更暖。我想说点什么，可喉咙里像塞了团棉花，最后只说出一句：“小燕，跟我回家过年吧。”

她眼睛弯起来，点了点头。

我骑着自行车带她回村，北风刮在脸上像刀子，可我一点都不觉得冷。她坐在后座上，手搂着我的腰，脸贴在我后背上。骑到村口的时候，我看见我妈站在自家门口，手里端着一盏煤油灯，灯苗在风里摇摇晃晃的，照着她的脸。她看见我们，转过身进了院子，门却没关。

赵小燕跟着我进了家门。我妈从灶间端出一锅热腾腾的饺子，放在桌上，也没看我们，只说了句：“洗手吃饭。”

那顿饺子什么馅的我忘了，就记得赵小燕吃了一个，眼泪就掉进了醋碗里。我妈在对面坐着，低着头剥蒜，剥了好半天，一颗蒜都没剥完。

过完年开春，我跟赵小燕领了证。赵德厚没来，但托人捎了一床新棉被，说是给闺女的嫁妆。我妈把攒了半辈子的布票全换了，给赵小燕做了一身新衣裳。

结婚那天没大办，就在家里摆了两桌，请了二伯一家和几个近亲。秀兰托人送来一对枕巾，上面绣着鸳鸯，针脚细密得很。我妈要把枕巾收起来，我说：“摆上吧。”那对枕巾就铺在我们新房的枕头上，一直用到磨出了毛边。

日子就这么过下去了。我跟瓦匠师傅学了手艺，后来自己拉了个小工程队，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赵小燕在卫生院干得踏实，后来当了院长，再后来卫生院改成了镇医院，她进进出出的还是那件白大褂，可头上添了白发。

我妈老了。牙掉了好几颗，吃饭慢了，走路也慢了。但她精神很好，逢人就说我家卫东娶了个好媳妇。赵小燕给她买了软和的点心，她藏柜子里舍不得吃，最后长了毛，被赵小燕发现，又气又笑地倒掉了。

秀兰后来嫁了个厂里的技术员，日子过得也不错。每年春节她都给我家寄张贺卡，写几句客气话，寄了十几年没断过。我从不回信，但贺卡我都收着，压在抽屉最底下。

赵德厚是七年后才跟我们走动的。那年他生了一场大病，赵小燕天天往娘家跑，端汤送药的。我去看过他几次，他躺在炕上，瘦得脱了相，看见我来，眼睛转开去，过一会儿又转回来。

“卫东，”他叫我名字，声音没以前那么硬了，“那个……当年的事，是叔对不住你们。”

“啥事？”我装糊涂。

他咳了两声：“抄你家的事。还有……逼你爹写检讨的事。”

屋里静了好一会儿。我妈常跟我说，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可真的轮到自己头上，才发现有些东西不是说过就能过去的。我站在赵德厚的炕前，想起我爹死那年我才六岁，想起我妈被打断肋骨后躺在床上哼哼了三个月，想起那些年别人看我们娘俩的眼神。

“叔，”我终于说，“都过去了。您好好养病。”

他愣了一下，然后老泪纵横。我从来没见赵德厚哭过，他那么硬的一个人，老了老了，眼泪跟断了线的珠子似的。

赵小燕后来问我那天跟她爹说了什么，我说没什么。她不信，但也没追问。有些话不用说透，有些事做了就行。

今年夏天我又去了二伯家的麦场。二伯早不种地了，麦场改成了停车场，那棵歪脖子槐树倒还在，长得遮天蔽日的。我在树下站了一会儿，七月的太阳还是毒，可我戴上小燕织的那双手套——早破得不成样子了，被她补了又补——就觉着没那么热了。

村里新来的年轻媳妇在晒麦子，看见我就笑：“卫东叔，站那儿发啥呆呢？”

我笑了笑没说话。风吹过来，槐树叶子哗哗响，像是有人在笑，又像有人在哭。我转身往家走，远远看见院门口坐着两个人，一个老太太戴着老花镜在剥豆子，另一个老太太头发花白在边上择菜。是我妈跟小燕，俩人有说有笑的，不知道在讲什么开心事。

我加快步子走过去。灶间里锅开了，热气腾腾的，香味飘出来，是玉米糊糊的味道。跟我小时候我妈温在灶上的那碗一模一样，只是现在多了个等我回家的人。

那一刻我觉得，这辈子值了。

日子像麦场上的风，一年一年地吹过去，吹走了很多事，也留下了很多事。我四十岁那年，工程队已经做大了些，接了几个镇上的项目，手里有了些余钱。头一件事就是把家里的老屋翻修了。我妈站在新盖的堂屋里，摸摸雪白的墙，又踩踩平整的水磨石地面，浑浊的眼睛亮了一亮，嘟囔说：“这得花多少钱啊，浪费。”话是这么说，可她那几天走路都带着风，逢人便说我家卫东出息了。

可出息的日子没舒坦几年，我妈就病倒了。先是咳嗽，总不见好，后来说是肺上的毛病，年轻时落下的病根子。赵小燕带着她去县医院查了几回，回来脸色都不太好看，跟我说是慢阻肺，得慢慢养着，受不得累也受不得凉。我妈自己倒看得开，靠在床头喝中药的时候，还跟小燕开玩笑：“我这身子骨，当年被那么折腾都没散架，现在这点小病算啥。”

话虽硬朗，可到底是一天不如一天了。那年冬天来得格外早，十月底就飘了头场雪。我忙完工程回来，每天夜里都去我妈屋里坐一会儿。她躺在靠窗的床上，盖着厚棉被，只露一张瘦削的脸。窗外雪花扑簌簌地打在窗纸上，屋里炉火烧得旺，赵小燕熬了冰糖雪梨，一勺一勺喂给她喝。

“卫东，”有天晚上她忽然叫我，声音轻飘飘的，“你过来坐近些。”

我搬了凳子凑到床前。她伸出手，枯柴似的手指颤巍巍地摸着我的脸，从眉毛到下巴，慢慢摸了一遍，像小时候哄我睡觉那样。

“你爹走那年你才这么高。”她比划了一下，“我那时候就想，这孩子得活着，得好好活着。现在看你这模样，我也放心了。”

我说：“妈，你说这些干啥，还得活好些年呢。”

她笑了，嘴角的皱纹堆起来，眼睛却湿了：“傻小子，活够了。我这辈子，苦过也甜过，该吃的苦都吃了，该享的福也享了。你娶了小燕，我这心里就一块石头落了地。”

她歇了口气，又拉住赵小燕的手：“小燕啊，这些年委屈你了。卫东这脾气，倔起来跟他爹一样一样的。你多担待。”

赵小燕抿着嘴摇头，眼泪已经在眼眶里打转：“妈，我委屈啥，卫东对我好着呢。”

我妈闭上眼，嘴角还带着笑。那一夜她睡得很安稳，第二天早上我端了粥进去，她已经走了，脸上还是那个笑模样。

丧事办得简单，按她生前的意思，不请吹鼓手，不摆大宴席。来吊唁的人不少，有村里的老邻居，也有我工程队上的工友。赵德厚也来了，拄着拐棍，颤颤巍巍地在灵前鞠了三个躬，走的时候我送他到门口，他拍了拍我的肩膀，什么都没说，转身走了。

那之后好一阵子我魂不守舍的。工程上的事交给手下的师傅去盯着，我整天待在家里，倒腾我妈留下的那些东西。她一辈子没什么值钱物件，就一个旧木箱子，里面装着些针头线脑、几本泛黄的毛选，还有一沓子老照片。最底下压着一张信纸，折得方正，纸边都脆了，打开一看，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几行字，是我妈的笔迹。

“卫东，妈写这封信的时候你还睡着。妈这辈子没念过多少书，写不出什么大道理。就想跟你说一句，人这一辈子，能遇到一个真心待你的人不容易。你爹当年待我好，我记了一辈子。你好好待小燕，别让她受委屈。”

信纸边角还沾着一小块黑印子，像是煤油灯熏的。我拿着那信纸在屋里坐了一整个下午，天黑透了才听见小燕下班回来的脚步声。我把信纸叠好放回箱子里，起身去给她开门。她裹着一身寒气进来，鼻子冻得通红，看见我眼圈也红着，就知道我又难受了。她把饭盒搁桌上，张开胳膊抱了抱我，什么都没说。

日子还得往下过。第二年春天，赵小燕在镇医院提了副院长，忙得脚不沾地。我这边工程队也接了个大活，要修镇上那条年久失修的老桥。两头都忙，见面的时候少了，有时候我半夜回来她已经睡了，早上她走的时候我还没醒。饭桌上渐渐多了些没有说出口的隔阂，一些小事也能惹出几句拌嘴。

有天晚上因为谁去交电费的事吵了起来，其实也谈不上吵，就是我话说重了些，她眼圈一下就红了，端着碗进了厨房，半天没出来。我坐在饭桌前，筷子戳着碗里的饭，忽然想起我妈那封信。那个年代她跟我爹被批斗、挨打、饿肚子，日子那么苦，可她写的是“你爹当年待我好，我记了一辈子”。

我放下筷子，走进厨房。赵小燕背对着我站在水池边，肩膀一耸一耸的，没有声音。我走过去从后面抱住她，下巴搁在她肩膀上。她僵了一下，慢慢软下来。

“小燕，”我说，“明天电费我去交。”

她没转身，用袖子擦了一下脸：“我不是为电费的事……”

“我知道。”我说，“我最近忙昏头了，说话没轻重。你别往心里去。”

她转过身来，眼睛还肿着，气鼓鼓地捶了我一下：“你这个人，就是嘴硬心软。你妈说得没错，倔起来跟你爹一样。”

我笑了：“那你还嫁我？”

她也笑了，又捶了一下：“嫁了，嫁了就认了。”

那晚我们坐在客厅里看了会儿电视，她靠在我肩上看睡着了。电视里放着什么剧，声音嗡嗡的像隔了一层棉花。我低头看她，她鬓角也有了白头发，眼角的细纹在电视光里明明暗暗的。我想起那年麦场上她盯着我看了半天，辫子那么黑，眼睛那么亮，一晃都几十年过去了。

后来日子又顺了起来。老桥修好通车那天，镇里搞了个简单的剪彩仪式，赵小燕作为卫生院的代表也去了。她站在人群里，穿着件藏青色的外套，头发别在耳后，冲我悄悄摆了摆手。我站在桥头上挥手，底下工友们起哄：“卫东哥，嫂子看着你呢！”我假装没听见，可心里是暖的。

再后来，我五十岁那年，秀兰的贺卡断了。我心里咯噔一下，托人去打听，才知道她男人前两年得病走了，她一个人拉扯着孩子，日子过得紧巴。今年开春孩子考上了大学，她来信跟我说一声，信写得短，就几句话，说孩子争气，考上了省城的师范，她心里高兴。落款还是“秀兰”。

我看了那封信好一阵子。赵小燕从旁边路过，瞥了一眼，什么也没说，转身进了里屋。过一会儿出来，手里拿着一个信封，里面装着两千块钱。

“你给她寄去吧。”她把信封放在桌上，“孩子上大学，用钱的地方多。”

我看着她，她脸上淡淡的，可眼睛里是认真的。我想说点什么，她摆了摆手：“别磨蹭了，我还要去医院呢。”

那天下午我去邮局寄了钱，回来的路上又经过那棵歪脖子槐树。树比当年粗了一圈，枝繁叶茂的，底下坐着几个下棋的老头。我停下来看了一会儿，其中一个人抬头冲我乐：“卫东，站那儿看啥呢？来下一盘。”

我说不下了，回家做饭去。往回走的时候太阳正落山，把半边天烧得通红。远处有人家院子里飘出炊烟来，麦田里的新苗绿油油的，风吹过来带着青草味。

日子就是这么平常地过着，有拌嘴也有欢笑，有劳累也有盼头。我妈说得对，这辈子能遇到一个真心待你的人不容易。我遇到了，也抓住了，这就够了。

走到家门口，赵小燕已经回来了，正站在院里收衣裳。夕阳照在她身上，把白头发染成了金色。她看见我，喊了一声：“快去洗手，饭马上好。”

灶间里咕嘟咕嘟响着，是红烧肉的香味。我应了一声，加快步子走过去。门框上贴的春联还红着，是过年时我自己写的，字不好看，但意思好——“家和万事兴”。

麦场上的那个夏天早已远去，可风吹在脸上的感觉我还记得。那时候我们都年轻，犯错、错过、又找回来，一路跌跌撞撞地走到今天。如今站在自家门口，里头有人等着吃饭，锅里炖着肉，桌上摆着热茶，我想这就是我妈说的那句话的意思——好好过日子，别让真心待你的人受委屈。

我推门进去，赵小燕正端着菜从灶间出来，热气蒙了她的眼镜片。她眯着眼喊我：“快来帮忙，碗够不着。”

我笑着走过去，从她头顶的碗柜里拿下两只碗，又顺手替她擦了擦镜片。她仰起脸冲我一笑，眼角的皱纹堆起来，跟那年麦场上的小姑娘不太一样了，可眼睛里的光还是那个光。

窗外天彻底暗下来，屋里灯亮了。我们三个人的影子映在雪白的墙上，我妈不在了，可她好像又哪里都在。灶膛里火苗舔着锅底，劈啪作响，窗外远远传来几声狗叫，再远些是谁家收音机里放着老戏文，咿咿呀呀的，听不清唱的是什么。

赵小燕把肉端上桌，又把筷子递到我手里，坐下来端起碗。我夹了块最肥的肉放进她碗里，她瞪我一眼：“你自己吃，我减肥呢。”

“减什么减，”我说，“又不胖。”

她嘴里说着讨厌，可还是把那块肉吃了。电视开着，新闻联播里正播着明天的天气预报，说明天晴，气温回升。窗外果然透进来几点星光，稀稀疏疏的，比不上城里灯光的亮，可看着就觉得踏实。

碗里的饭冒着热气，灶膛里的火还在烧。我把那盘肉往她那边推了推，她没再推回来。

这就是日子。没什么惊天动地的大故事，可每一天都得踏踏实实地过。我妈一辈子就教会了我这一件事，我想我大概做到了。（本文完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