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里当空姐的李梅，回村给父亲办丧事，村里没一个男人来帮忙抬棺

城里当空姐的李梅，回村给父亲办丧事，村里没一个男人来帮忙抬棺

我叫李梅，梅花的梅。

我爹说，生我那年冬天，院子里的梅花开得正盛，红艳艳的，顶着雪都不败。他说这丫头命硬，跟她娘一样，往后是个有主意的。可我跪在我爹的灵堂前，看着他那张被癌症折磨得脱了形的脸，第一次觉得，再有主意的人，也扛不住命。

我爹叫李长河，是李家坳的人。李家坳藏在沂蒙山的褶皱里，从县城坐车到镇上，再从镇上搭三轮车颠半个钟头，才能看见村口那棵歪脖子枣树。村里百来户人家，都姓李，往上数三辈都是一家人。我爹在这村里活了一辈子，种地、放羊、采石头，啥苦活都干过。我娘走得早，他是又当爹又当娘把我拉扯大的。

可就是这么一个在李家坳活了一辈子的人，死了以后，连个抬棺材的男人都凑不齐。

这话说出来寒心，但就是事实。

我接到电话的时候，正在飞往三亚的航班上。那趟航班延误了两个钟头，旅客闹得厉害，我在客舱里来回安抚，脸都笑僵了。等飞机落了地，我打开手机，堂哥李建设的电话和信息像炸弹一样涌进来——我爹走了。

我当时站在三亚凤凰机场的到达大厅里，周围全是穿着花衬衫的游客，大包小包地往外走，嘻嘻哈哈的。我穿着那身藏蓝色的空姐制服，拉着拉杆箱，站在人群中间，忽然不知道该往哪儿走了。

我请了假，买了最早一班回家的机票。从三亚飞济南，再从济南坐大巴到县城，从县城搭三轮车到镇上，等我赶到李家坳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傍晚了。

村口那棵歪脖子枣树还在，十一月的天，叶子都掉光了，光秃秃的枝丫在风里摇晃，像是老人在招手。我拉着箱子走进村子，水泥路年久失修，坑坑洼洼的，拉杆箱的轮子磕得咣当咣当响。路两边的人家有的亮着灯，有的黑着，有几家人在门口坐着，看见我走过来，先是愣了一下，然后赶紧把头低下去，假装没看见。

我能感觉到他们的目光，那些目光落在我的后背上，像针一样扎人。我不傻，我知道这目光是什么意思。

我爹的院子在最西头，三间石头房子，是八十年代盖的，墙上的白灰都快掉光了，露出里面灰扑扑的石头。院子里那棵梅花树光秃秃地站着，树下堆着一堆劈柴，劈柴上落了一层霜。堂屋的门开着，里面亮着灯，灯光昏黄昏黄的，照出门外头摆着的几个花圈。

我放下拉杆箱，站在院子门口，腿忽然就软了。

堂哥李建设从屋里出来，看见我，快步走过来，接过我手里的箱子。他比我大三岁，小时候我们一起在山上放羊，如今四十多岁的人了，脸上的皱纹比我爹的还深。他穿着一件旧棉袄，袖口磨得发亮，眼泡肿着，一看就是好几天没合眼了。

梅子，你可算回来了，他说，声音哑得厉害。

我爹呢？

建设哥没说话，只是把身子侧了侧，让我进去。

堂屋里摆着一口黑漆棺材，棺材前的香炉里插着三根香，青烟袅袅地往上飘。棺材旁边铺着一张草席，草席上跪着几个本家的婶子，穿着素色的衣裳，低着头。我走进去的时候，她们抬起头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有同情，也有别的什么东西，我说不上来。

我跪在棺材前，磕了三个头，额头撞在冰凉的水泥地上，咚的一声。然后我站起来，走到棺材旁边，往里看。

我爹躺在棺材里，穿着一身藏蓝色的寿衣，那是他最好的一身衣裳，平时舍不得穿，压在箱子底下，用塑料袋裹了一层又一层。他的脸瘦得只剩下骨头架子，颧骨高高地凸出来，眼窝深深地陷下去，嘴唇发白，紧紧地抿着。

他这一辈子，临了临了，还是这副倔强的样子。

我伸手摸了摸他的脸。冰凉的。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掉下来了，掉在他的寿衣上，洇出一个个深色的小圆点。

我娘走得早，我爹又当爹又当娘。村里人都说我爹脾气倔，不好打交道，可我知道他不是。他这个人，嘴笨，心软，别人对他好一分，他能还十分。他这辈子最大的本事就是忍，忍穷、忍累、忍别人的白眼。我考上大学那年，村里有人说风凉话，说一个丫头片子读那么多书干啥，早晚要嫁人的。我爹听了，啥也没说，只是把家里的羊全卖了，凑够了我的学费。

送我去县城坐车那天，他站在村口的枣树下，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风吹得他的头发乱糟糟的。他往我手里塞了一个塑料袋，里面是五个煮鸡蛋，还热乎着呢。

到了省城好好念书，别惦记家里，他说。

然后他就转身走了，背着手，佝偻着腰，一步一步地往回走。我看着他的背影，忽然觉得他老了，老得那么快，快得让人措手不及。

后来我毕业，考上了航空公司，当了空姐。头一回发了工资，我给他买了一双棉皮鞋，寄回村里。他打电话过来，说鞋大了，不跟脚。我说大了你就多垫双鞋垫。他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说你过年回来不？

我说回，肯定回。

可我没回。那几年正是我在公司拼命表现的时候，过年过节的排班我都抢着上，想着多飞多挣点钱，把爹接到城里来住。我给他寄钱，寄东西，逢年过节打电话，可就是没有回去过几次。

我爹也从来不催我。每次打电话，他都说挺好的，身体硬朗着呢，你在外头别惦着。我问他想不想我，他在电话那头嘿嘿笑了两声，说想啥想，你忙你的。

后来我才知道，每次我打完电话，他都会拄着拐杖走到村口那棵枣树下，站上半天。

我跪在棺材旁边，看着他那张瘦得脱了形的脸，忽然想起一件事。今年中秋节，我给他打电话，说我可能过年回来。他在电话里沉默了很久，然后说梅子啊，爹可能等不到过年了。

我当时在机场的休息室里，周围全是同事说话的声音，飞机的轰鸣声一阵一阵的。我拿着手机，心里头忽然慌得不行，我说爹你别瞎说，你身体好着呢。

他没再说什么，只是嘱咐我在外头多吃点，别光顾着减肥。后来我才知道，那时候他已经查出了胃癌，晚期。他没有告诉我，一个人扛着，扛了整整八个月。

八个月里，他瘦了四十多斤，疼得整宿整宿睡不着觉，一个人蜷在那张老木床上，咬着枕头忍着。村里有人要给我打电话，他拦着不让，说我闺女忙，别耽误她工作。

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掉在棺材沿上，顺着漆面往下淌。我跪在那儿，哭得浑身发抖，可我不敢哭出声来，怕惊着了我爹。

等哭够了，我擦了擦眼泪，站起来，开始张罗后事。

按照李家坳的规矩，老人过世要停灵三天，请阴阳先生看时辰，然后出殡。出殡的时候要有八个壮年男人抬棺材，一路抬到山上祖坟里去。抬棺材的人必须是本村的男人，外姓的不行，雇的不行。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多少年了都是这样。

可是，八个人，凑不齐。

建设哥跟我说的这话时，蹲在院子里的台阶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烟头在黑暗里明明灭灭的，映得他的脸一会儿亮一会儿暗。

村里年轻的都出去打工了，他说，剩下的都是老的老小的小，六十岁以上的倒是有几个，可那身子骨哪抬得动棺材？

我爹那口棺材是柏木的，厚实，加上我爹的遗体，少说也有五六百斤重。山路又陡又窄，六十多岁的老头儿上去腿都打哆嗦，别说抬棺材了。

五十以下的呢？我问。

建设哥沉默了好一会儿，把烟头扔在地上，用脚尖碾了碾，然后抬起头看着我，说了句让我浑身发冷的话：村里五十以下的男人倒是还有几个，可是……他们都不愿意来。

不愿意来？我愣住了，为啥？

建设哥又沉默了。

院子里的风呼呼地吹，吹得灵堂里的蜡烛摇摇晃晃的，墙上的影子也跟着晃。堂屋里跪着的几个婶子把头埋得更低了，我看不清她们脸上的表情，但我能感觉到，她们知道答案，只是不肯说。

建设哥，我问，到底为啥？

建设哥叹了一口气，从兜里又摸出一根烟，点上，吸了一大口，然后慢慢地把烟吐出来，烟雾在冷风里打了个旋，散了。

梅子，他说，你爹在村里的人缘，不太好。

我爹人缘不好？我听到这话，脑子里嗡的一声。

我爹李长河，在李家坳活了一辈子，虽然脾气倔点，可从来没跟谁红过脸。谁家有事，他都是第一个去帮忙的。东头李大国家的院墙倒了，是我爹去帮着垒的。西头李四叔家的牛跑了，是我爹上山帮着找回来的。前年村里修路，我爹六十五了，还扛着铁锹去干了整整七天。

这样的一个人，你说他人缘不好？

为啥？我问。

建设哥犹豫了半天，最后开口了，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因为你。

因为我？

梅子，你在城里当空姐，村里人眼红了，说了不少难听话。他们说你穿得花枝招展地在天上飞，天天伺候那些有钱人，挣的钱来路不正。说你爹在村里头吹牛，说你一个月挣好几万，比他儿子在工地上挣的多十倍。有人看见你往家里寄钱，你爹隔三差五就往镇上跑，取钱、买肉、买衣裳。

建设哥顿了顿，又说：去年过年，你爹喝多了酒，在村口跟人吹牛，说你当空姐了，天天在天上飞，坐飞机都不要钱。还说你要接他去城里住大房子。

这话传开了，村里人就开始在背后嚼舌头。有人说你爹显摆，有人说你挣的钱不干净。还有人把你爹年轻时候的那些事又翻了出来——你爹当年当村长的时候，脾气倔，得罪过不少人。

我听着这些话，心里头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样，透不过气来。

我爹当村长是九几年的事了。那时候我还小，只记得爹当了两年村长就不干了。我记得他那时候天天往镇上跑，回来的时候总是一脸愁容。后来我才知道，他当村长的时候，村里搞土地承包调整，他把几块好地分给了村里最穷的几户人家，得罪了原来的既得利益者。当时有人堵在我家门口骂了整整三天，我爹愣是没改主意。

后来他不当村长了，那些被他得罪过的人就再也没有跟他说过话。二十年了，他们记恨了二十年。

可我怎么也没想到，他们把对我爹的恨，和我这个当空姐的女儿搅和在一起，变成了不肯给他抬棺材的理由。

不肯抬棺，这是多大的仇啊。

我站在院子里，浑身发冷。十一月的山风像刀子一样割在脸上，可我心里头比风还冷。我看着堂屋里那口黑漆棺材，看着我爹安静地躺在里面，忽然觉得特别特别对不起他。

梅子，建设哥站起来，拍了拍我的肩膀，你别急，我再去找找人。

那天晚上，建设哥挨家挨户地去敲门，我也跟着去了。我们从村东头走到村西头，把村子里五十岁以下的男人找了一遍。有的人家直接不开门，听见敲门声就把灯关了。有的人家开了门，看见是我，脸上露出为难的神色，找各种借口推脱。

我一个女人家，在城里飞了这么多年，什么人没见过？刁钻的旅客、难缠的领导、耍酒疯的乘客，我都应付得过来。可面对这些我从小就认识的叔叔伯伯，我忽然不会说话了。

我站在那些人的家门口，那些比我爹小不了几岁的男人，有的蹲在门口抽烟，有的靠在门框上，有的连看都不看我一眼。他们找的借口五花八门，有人说腰不好，有人说腿疼，有人说那天要赶集，有人说八字跟白事犯冲。我知道这些都是借口，可我没有办法。

四叔，我站在李四海家的院子里，尽量让自己的声音保持平稳，我爹活着的时候帮过您不少忙，您看……

李四海蹲在堂屋门口，叼着烟袋锅子，烟雾把他的脸遮得模模糊糊的。他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把烟袋锅子在鞋底上磕了磕，站起来，转身进了屋。

不去，他头也不回地说，声音冷冷的，像这个季节的石头。

我站在院子里，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门后面，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但我使劲忍着，没让它掉下来。

李二拐家的情况也差不多。李二拐跟我爹差不多年纪，当年我爹当村长的时候，他家的地被我爹重新分配了，少了两亩。二十多年过去了，他还是放不下这个仇。

给你爹抬棺材？李二拐靠在猪圈旁边的墙上，露出满口黄牙，嘿嘿笑了两声，当年他分我家地的时候，可没想着有今天。

我站在猪圈旁边，闻着那股刺鼻的臭味，看着李二拐那张幸灾乐祸的脸，心里头像被泼了一盆冰水。我知道他恨我爹，可我没想到他恨得这么深，深到连死人都不放过。

我跟建设哥走了整整一个晚上，把全村翻了个遍，最后只凑了五个人——建设哥自己算一个，他儿子算一个，还有三个实在是推脱不过去的远房亲戚。

八个人，凑不齐。

我回到我爹的院子里，已经是半夜了。灵堂里的蜡烛快烧完了，香炉里的香也快燃尽了，几个守灵的婶子歪在草席上打着瞌睡。我重新点了几根香插上，又续了一根蜡烛，然后坐在棺材旁边的地上，看着那口黑漆棺材发呆。

怎么办？八个人都凑不齐，明天怎么出殡？

阴阳先生看的日子是后天，时辰是卯时三刻，天刚蒙蒙亮的时候。过了那个时辰就得出殡，不能拖。这是我们这边的规矩，误了时辰，对逝者不好。可要是到了后天还凑不够八个人呢？

我想到了花钱雇人。可建设哥说了，外村的人不行，这是老祖宗的规矩。可本村的男人就那些，年轻的在外面打工回不来，剩下的人里，愿意来的我们已经找遍了。

我坐在那儿，看着棺材里我爹的脸。他静静地躺在里面，好像什么烦恼都没有了。我想起他活着的时候，总是皱着眉头，操心这个操心那个。现在他终于不用操心了，可他的后事却成了一个大难题。

爹，你说我该怎么办？

我爹没有回答。蜡烛的火苗晃了一下，好像是他叹了口气。

后半夜的时候，建设哥回来了。他推门进来，脸上的表情比刚才更沉重了。我抬头看着他，从他脸上读出了不好的消息。

我去找了老支书，建设哥说。

老支书叫李长福，跟我爹是平辈，今年七十八了，在村里当了三十多年支书，说话比谁都管用。他要是能发句话，也许事情还有转机。

老支书怎么说？我问。

建设哥摇了摇头，脸色铁青。

老支书说，你爹当年当村长的时候，做事太绝，得罪了半个村子的人。这些年你在外头当空姐，村里的风言风语就没断过。有些人觉得你爹显摆，觉得你们家瞧不起人了。老支书说，这事他也管不了，让你自己想办法。

我听完这话，浑身的血一下子涌到了头顶。

我爹做事太绝？我问建设哥，声音都变了调，我爹当村长的时候，把好地分给村里最穷的人家，这是做事太绝？他当了两年村长，一分钱没多拿，自己家的地还是最差的那块石头坡，这是做事太绝？我当空姐怎么了？我一不偷二不抢，凭自己的本事吃饭，凭什么就成了他们眼里的沙子？

我越说越激动，声音越来越大，把守灵的几个婶子都惊醒了，她们坐起来，看着我，脸上全是复杂的表情。

建设哥赶紧把我拉到院子里，按着我的肩膀说：梅子，你别激动，这事不是你的错，也不是你爹的错。村里这些人，就是……就是眼红。

眼红？

对，眼红，建设哥把烟头扔在地上，狠狠地踩了一脚，你是咱们李家坳第一个飞出山沟沟的人，第一个在天上飞的。你越飞越高，他们越看越不舒服。你爹的脾气你知道，他不爱跟人低头，别人越看不惯他，他越要挺着腰杆。这两年你寄回来的东西，他故意拿到村口去显摆，逢人就说我闺女买的，我闺女孝顺。他是故意的，他知道别人眼红，但他就是要让他们看着。

我愣住了。

傻丫头，建设哥的声音软了下来，你爹这辈子最骄傲的事，不是他当了两年村长，不是他干了多少活，是你。你是他这辈子最大的骄傲。他故意显摆，不是他飘了，是他想让全村人都知道，他李长河养了个好闺女。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决堤了，蹲在院子里，抱着膝盖，哭得浑身发抖。冷风呼呼地吹，吹得院子里的梅花树枝条乱摆，可我一点都感觉不到冷，只觉得心里头像被人掏了一个大洞，空荡荡的，疼得厉害。

哭了不知道多久，我站起来，用袖子擦了擦眼泪，问建设哥：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建设哥想了半天，忽然一拍大腿，说：有倒是有，但得你出面。

啥办法？

咱们村里那些出去打工的年轻男人，有不少在县城和省城干活。你要是能把他们叫回来，八个人肯定能凑够。

我想了想，觉得这是个主意。可问题是我跟那些年轻人几乎没什么联系，有的连名字都叫不上来。我在城里待了十几年，回家的次数一只手都数得过来，村里的小孩子长成了大小伙子，我根本不认识。

我把这个想法跟建设哥说了，他掏出一个皱巴巴的电话本，翻了好几页，一个一个地指着名字跟我说。这个是李大山，在县城工地开塔吊；这个是李二军，在省城送快递；这个是李小伟，刚结婚，在县城开了个修车铺……

我挨个打电话。打第一个的时候，是李大山。电话响了很久，终于有人接了，那边的声音很嘈杂，背景是轰隆隆的机器声。我自报家门，说我是李梅，李长河的女儿。那边愣了一下，半天才反应过来。

梅姐？他的声音有些意外，但还算客气，啥事啊？

我说了我爹的事，说了想请他回来帮忙抬棺。电话那头沉默了，机器声还在轰隆隆地响。

梅姐，李大山的声音变得为难起来，我这边工期紧，工头不给假……

我说路费我出，误工费我也出。电话那头又沉默了，过了好一会儿，他才说要跟工头商量商量，然后匆匆挂了电话。

我又打给李二军，这回倒是接得快，但理由更直接。他说他请不了假，平台有考核，请假多了会降信用分，降了分就接不到单了。我说我补他误工费，一天五百。他在电话那头犹豫了一会儿，最后说过两天再说，也挂了。

我一连打了七八个电话，得到的答复都差不多。要么是请不到假，要么是路太远赶不回来，要么是含含糊糊地拖着不给准话。我知道他们不见得全是在撒谎，农民工请假确实不容易，但我也知道，这里头肯定有人是听到了一些风声，不想掺和我们家的事。

放下电话，我站在院子里，看着天边渐渐泛起的鱼肚白，心里头像压了一块大石头。

天亮了，离出殡还有一天。

我在我爹的灵前守了一整夜，天亮了以后，我做了一个决定。

这个决定，是我这辈子做过的最不情愿，但也是最坚定的一个决定。

我决定，挨家挨户地去找那些拒绝了我的人，一个一个地求。

我脱下了从城里穿回来的那件黑色羊绒大衣，换上了一身素白的孝衣，头上扎了白布条，脚上换了一双布鞋。这身打扮是李家坳最重的孝服，按规矩，只有亲闺女才能穿。

建设哥看我换好衣服出来，愣了一下，然后赶紧拦住我：梅子，你这是要干啥？

我去求人，我说。

你疯了？建设哥急了，你是晚辈，穿这身衣服去求人，是要给人家磕头的！

我知道。

梅子！

我推开建设哥的手，走出了院子。

十一月的李家坳，天灰蒙蒙的，风刮在脸上像刀子。我穿着那身素白的孝衣，走过村里那条坑坑洼洼的水泥路。路两边的人家都起来了，有的在门口生火做饭，有的在喂鸡喂鸭。他们看见我走过来，穿着孝衣，都愣住了。

我走到李四海家门口。李四海正在院子里劈柴，看见我进来，手里的斧头停在了半空中。

四叔，我站在院子中间，对着李四海，双腿一曲，跪了下去。

李四海的斧头咣当一声掉在了地上。

梅子，你这是干啥！他慌忙过来要扶我。

四叔，我跪在地上，仰头看着他，我爹后天出殡，求您帮他抬一抬棺材。

李四海的手僵在半空中，脸上的表情变了好几变。他的嘴张了张，想说啥，但最终只是转身进了屋，把门关上了。

我跪在李四海家的院子里，跪了整整一刻钟。他家的院子里养了鸡，母鸡带着小鸡在我身边转来转去，咯咯咯地叫。冷风从院墙的豁口灌进来，吹得我膝盖发麻。可我没有起来。

一刻钟后，李四海家的门开了。他走出来，站在门口，看着我，眼眶有些发红。

起来吧，他说，声音沙哑得很，我去。

我给他磕了一个头，然后站起来，膝盖已经跪麻了，差点没站稳。

走出李四海家，我又去了李二拐家。

李二拐正蹲在门口喝粥，看见我穿着孝衣走过来，差点把碗给摔了。他站起来，往后退了两步，脸上的表情像是见了鬼。

二拐叔，我跪在他面前，我爹后天出殡，求您帮他抬一抬棺材。

李二拐的脸色一下子白了。他没想到我会跪下来求他，二十年前被我爹分走两亩地的时候，他堵在我家门口骂了三天三夜，我爹都没有低过头。如今，我替他低了。

院子里很安静，只有李二拐手里的粥碗在微微颤抖。

李二拐的老婆从屋里出来，看见这一幕，愣在了门口。她是个心软的妇人，当年我爹分李二拐家的地时，她还来我家闹过，被我爹劈头盖脸骂了回去。可后来她家儿子生病，是我爹半夜开着拖拉机送到镇卫生院的。

李二拐，他老婆忽然开口了，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你还记不记得那年咱家小军发高烧，是谁半夜把他送到卫生院的？要是没有长河哥，咱家小军早就烧成傻子了。两亩地的事都过去二十年了，你还没放下？你这个人，良心叫狗吃了？

李二拐被老婆骂得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端着粥碗的手抖得更厉害了。他低下头，不敢看我，也不敢看他老婆。

过了好一会儿，他把粥碗放在地上，转过身去，背对着我，说了一句话：后天几点？

卯时，我说。

他嗯了一声，头也不回地进了屋。

我一个一个地求。从村东头走到村西头，我跪了十二家，膝盖跪得青一块紫一块，布鞋磨破了底，脚趾头冻得没了知觉。有人看见我跪下，赶紧把我扶起来。有人看见我跪下，关上门假装没看见。还有人躲在窗户后头偷偷地看，等我一抬头，又赶紧缩回去。

当我从最后一家出来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我跪了一整天，浑身散了架一样疼，膝盖肿得像馒头，每走一步都钻心地疼。可我的心里头，比膝盖更疼。

我站在村口那棵歪脖子枣树下，看着李家坳的炊烟袅袅地升起来，在暮色里显得格外安静和祥和。我忽然想起小时候，每天傍晚，我爹就会站在这棵枣树下喊我回家吃饭。他的声音洪亮得很，能穿过半个村子。我听到喊声就会从山上一路跑下来，扑到他怀里，他把满是老茧的大手往我脸上一抹，说看你跑的这一头汗。

那时候的李家坳，邻里之间虽然也吵架拌嘴，但到了红白喜事，大家还是会互相帮忙的。谁家有白事，半个村子的男人都会来搭把手，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规矩，不用请，不用求，到时候自己就来了。

可现在呢？我跪了一整天，膝盖都跪烂了，才凑够了八个人。

到底是哪里出了错？

回到我爹的院子，灵堂里又换了一批守灵的人。几个年纪大的老人坐在草席上，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看见我进来，他们都停住了，看着我那双沾满泥巴的鞋子和红肿的膝盖，眼神里全是不忍。

我跪在棺材前，给我爹烧了一炷香。香火在黑暗里明明灭灭的，照着我爹的遗像。那张照片是他五十岁时候照的，穿着一件藏蓝色的中山装，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脸上的皱纹还不太深，看着挺精神的。

爹，我对着遗像说，人到齐了，后天送你上路。

遗像里的我爹不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我，眼神里有我熟悉的倔强和骄傲。

这天晚上，我彻夜没有睡。我坐在棺材旁边，守着那盏长明灯，时不时往里面添油。长明灯不能灭，灭了对我爹不好，这是老规矩。我把这一辈子的眼泪都快哭干了，到了这个时候，眼睛干干的，哭不出来了。但我心里头的那股劲儿还没泄，我得挺着，我爹的后事还没办完，我不能倒下。

卯时三刻，天边刚露出一线灰蒙蒙的亮光，出殡的时辰到了。

院子里聚满了人。八个抬棺的男人分两排站在棺材两边，肩上扛着碗口粗的杠子，杠子上系着麻绳。建设哥站在最前头，旁边是李四海、李二拐，还有另外几个被我求来的叔伯。他们的脸色各不相同，有的沉重，有的木然，有的低着头不看我。但不管怎么样，他们来了。

唢呐声骤然响起，凄厉而高亢，划破了清晨的寂静。那声音在山谷里回荡，像是一把刀子，把天边的晨曦割开了一道口子。

起棺！

八个人同时发力，五六百斤的棺材离了地，扛上了肩头。我穿着孝衣，头上扎着白布，手里端着我爹的遗像，走在棺材的最前面。

出殡的队伍缓缓走出了院子，走上了村里那条坑坑洼洼的水泥路。唢呐声、铜锣声、脚步声混在一起，在山村的清晨里显得格外响亮。路两边站满了人，全村的男女老少都出来看热闹了。他们站在各自的家门口，伸长了脖子看着这支队伍，嘴里头窃窃私语。

我听见有人说，李长河的闺女真行，一个人把事给办了。

也有人说，瞧把她能的，当了空姐就了不起了，回来还得跪着求人。

还有人压低了声音说，听说她给那几个抬棺的人一人塞了两千块钱呢，李家坳从来没有花钱请人抬棺的规矩……

两耳不闻，我端着遗像，一步一步地往前走。孝衣被风吹得猎猎作响，白布条在风中飘扬，像是某种无声的旗子。身后的唢呐声呜呜咽咽的，像是在替我哭。

队伍经过村口那棵歪脖子枣树的时候，我下意识地放慢了脚步。枣树的枝丫在风中轻轻摇晃，仿佛是我爹在跟我挥手告别。我忽然想起来，最后一次见我爹的时候，他送我到这棵枣树下，说梅子你路上慢点。

我端着遗像，站在枣树下，眼泪终于又掉了下来。

队伍出了村，沿着一条土路往山上的祖坟走去。山路又陡又窄，路两边是枯黄的茅草，风一吹，茅草倒伏下去，露出土里埋着的碎石。秋收后的田野空空荡荡的，只有几棵柿子树还挂着橙红色的柿子。远处的山峦层层叠叠的，笼罩在一层薄雾中，像是一幅褪了色的水墨画。

上山的路很难走，八个抬棺的人喘着粗气，脚步沉重，杠子在肩头吱呀吱呀地响。上坡的时候，前面的两个人要弯着腰，后面的两个人要踮着脚，才能保持棺材的平衡。汗水从他们的额头上流下来，滴在土路上，砸出一个个小坑。

在一个陡坡前，抬棺的队伍停了下来。那个坡实在太陡了，几个人试了好几次，都没能把棺材抬上去。

这时候，人群里忽然走出了一个人。

是老支书李长福。

他今天穿了一身干净的蓝布中山装，手里拄着一根竹拐杖，脚步有些蹒跚，但脊背挺得很直。他在人群前站定，看了看那口棺材，又看了看那八个抬棺的人，嘴唇抖了抖。

长河，他对着棺材说，声音沙哑而低沉，咱哥俩斗了大半辈子，今天我来送你了。

老支书颤颤巍巍地把拐杖放到一边，伸出手，握住了棺材旁边的一根杠子。

老支书的举动像是一块石头投进了平静的湖面，在人群中激起了一圈又一圈的涟漪。先是建设哥愣了一下，然后赶紧上去扶他。接着又有几个人从人群里站了出来，默默地走上前，伸手搭上了那根杠子。围观的人群里，有人开始往这边走。先是零零散散的几个，然后是更多的人。那些原本袖手旁观的男人们，一个接一个地走了出来，默默地从人群中站出来，走向那口棺材。

我在人群里看到了李大山，他在县城工地开塔吊，昨晚连夜赶回来的。还有李二军，从省城开了四个多小时的货车。还有李小伟，他把修车铺的门关了，带着老婆一起来的。还有更多我认识和不认识的年轻面孔，一个接一个地从人群里走出来。

不知是谁起了个头，八个、十个、二十个……越来越多的人围拢过来，把棺材团团围住。二十多双手同时伸出，握住了棺材的边缘和抬杠，密密匝匝的，像是一片森林。那口沉重的棺材几乎是被无数双手托举着，缓缓升了起来。

我来！给我爹抬棺！

不知道是谁吼了一声，然后是更多的声音响起来：

算我一个！

还有我！

李家坳的男人还没死绝呢！

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我端着遗像，站在那些粗壮的手臂中间，看着那口黑漆棺材被几十双手高高举过头顶，像是被一片人海托了起来。棺材在晨曦中缓缓移动，稳稳当当地，一步一步地朝山上走去。

那些手臂里，有几双满是老茧的，有几双还带着机油污渍的，有几双刚从工地上赶回来还没来得及洗干净的。可就是这些手臂，这些曾经拒绝过我、被我跪着求过、跟我爹有过这样那样恩怨的手臂，在这一刻，全部汇聚到了那口黑漆棺材下面，把它稳稳当当地托了起来。

棺材在他们的肩头缓缓移动，一步一步地朝山上走去。没有人喊号子，但所有人的步调却出奇地一致，像是有一根无形的绳子把所有的人连在了一起。

我端着遗像走在最前面，身后是那口被人海托举着的棺材，再身后是长长的送葬队伍。唢呐声重新响起，这一次不再凄厉，而是变得高亢激昂，像是要把整个山谷都震醒。

山路还在往上延伸，每一步都很沉重，但每一步都很坚定。

我忽然想起我爹生前最爱说的一句话。他说梅子啊，人这一辈子，不是看你挣了多少钱，当了多大的官，是看你做人做得怎么样。做人做好了，自然会有人念你的好。做人做差了，再大的本事也没人看得起。

爹，你听到了吗？这些人，都是来送你的。

我端着遗像走在最前面，身后的脚步声越来越整齐，越来越有力。那是一种无法用言语形容的力量，是泥土的力量，是根的力量，是一种被遗忘已久但从未真正断绝的东西，又重新活了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