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刑拘的协管员与深夜摊贩：谁是这个时代的输家？

文 | 墨白（媒体人）

8月9日晚上，武汉武昌区司门口黄鹤楼天桥，一段视频刷了屏。

45岁的街道城管协管员金某在巡查时，与两名摊主发生口角。先是摊主动了手，金某挨了打，面部受伤。随后他的同事赶到，三个人围攻两名摊主。视频里，摊主已经被控制住、抱着头失去反抗能力，仍被连续击打头部和背部；金某甚至抄起摊上的硬物砸人，掀翻了摊位。

之后，武昌分局通报：金某、严某、郭某三名协管员，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刑事拘留。

一开始，这事挺让人想不通。

协管员和摊贩起冲突，不稀奇；金某一对二打不过两个摊主，也不稀奇，协管员不是运动员，打不过别人很正常。

稀奇的是他接下来的选择。

按常理，被人打了，应该报警。对方先动手，理亏的明明白白是摊贩，至少是个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问题，罚款、拘留都逃不掉。可他没报警，而是直接喊来两个同事，三打二。

这种处理方式，带着浓重的黑社会味道。

报警与喊人，一个是法治社会的规则，一个是江湖的规则。他选了后者，说明在他心里，法律排不上号。他要是真信法律，就该当场报警，让先动手的人进拘留所待几天，比什么报复都解气。

所以，我也想，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不能预设所有人都具备法治思维。或许这在他眼中，就是一种惯常的做事方式。他想要的是当场立威，让这两个摊主记住这条街谁说了算。至于报官——在街头混久了的人眼里，那是软蛋才干的事。

所以，我对武汉协管员这个群体也比较好奇。

我翻了翻武汉协管员的招聘公告。青山镇街的要求是高中及以上学历、50周岁以内、本地户籍；江汉区要求高中及以上，退伍军人、警校生优先；蔡甸区2020年的公告干脆没写学历门槛。我又问了几个武汉当地的朋友，他们说这种岗位门槛很低，“想干就能干”，实际操作中几乎没人卡学历。

所以这个群体的画像大概是：四五十岁、学历偏低、本地户口、没有编制、劳务派遣，到手工资可能不足五千。名义上是“协助”执法，实际上驱赶、扣物、起冲突，都是他们冲在最前面。

就是这样一群人，站在了城市管理的最前线。

待遇低、无编制、无晋升通道、执法权模糊、身份认同缺失——这些因素叠在一起，他们缺法治思维，不奇怪；被打了不报警、用非常规方式报复，也不奇怪。他们不觉得法律和体制会保护自己，自然不会把法治放在第一位。

这个问题，武汉不是头一份。早在2009年，武汉城管协管员的人数就是正式执法队员的两倍。放眼全国，辅警、协勤、协管员这些名字加在一起，是百万级的队伍，说法从一百多万到四百万都有。有的基层派出所，正式民警只有四个人，协警却有二十多个。

这种情况我在之前写的一篇关于辅警的文章中也提到过。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城市化的推进，我国对基层治理的要求越来越高，但编制却卡得很死，基层治理部门只能靠编外人员补位。他们收入低、没编制、没前途，手里却握着一定权力。

让这样一群人扛起“法治”两个字，本身就是在为难人。

对于武汉协管员打人事件，这或许并非一次意外，而是一次常态事件在网络上的集中爆发。

再说摊贩这边。网上有两种相反的观点。一种说，大热天晚上九点多还在摆摊，底层谋生不易，值得同情；另一种说，事发地是火爆景区旁唯一的人行通道，摆摊既堵游客，也烦居民，占道就是不对。

两个观点听着矛盾，其实都对。摊贩和市民都是基层的人，对同一件事的感受，本来就是一体的两面。

晚上九点多还守在天桥上的，可能全家就指望着这个摊子。也有可能摊主白天在单位上班，晚上摆三小时，赚两三百块，够一家人几天的菜钱。

黄鹤楼是武汉最火的景点，天桥上人来人往，一晚上摆下来，可能就是一家人的伙食费。这口饭，不好挣。

但另一方面，在这种地方摆摊确实对市容市貌、游客体验以及本地人出行都非常不利。这两种观点没有对错之分。

所以，让两种矛盾的立场和观点真正连接起来的，是另一个问题：整个城市生态有没有给底层留够生存空间？

如果城市能提供足够体面的工作、像样的制度，甚至正经规划的摆摊场所，谁愿意冒着被打、被没收的风险，去违规的地方讨生活？

当然，能不能提供岗位、提供多少，取决于经济供需的平衡。

上行期机会多，工资和岗位都多，缺口小，人没必要走这条路；经济进入新常态，日子紧了，这种现象只会更普遍。这两年，街边的摊位肉眼可见地多起来，白天是写字楼附近的快餐摊，晚上是各色夜市，连小区门口都支起了烧烤架。

一个摊子背后，往往是一家人在等这口饭。四十多岁的人被优化出来，进不了厂、跑不动外卖，摆摊可能是最后的退路。

灵活就业的盘子已经很大——官方口径超两亿，有预测说今年能到三亿多，占城镇就业人口的四成。摆摊是其中门槛最低的一种，不需要学历，不需要简历，支起架子就能开张。当这条路成了越来越多人的退路，管着这条路的却是一群没编制、拿低薪、随时可能被清退的人，矛盾能少吗？

一边是城市体面岗位与底层需求之间的落差，一边是化解这种落差所需要的治理能力——前者是经济层面的根本问题，后者却把极高的要求压在了基层治理队伍身上。而现实是，站在最前线的，是一批没有编制的临时人员。指望他们接住整个时代的落差，太难了。

这个问题，恐怕不是短期能解决的。